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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他们是热血青年，如今他们已成耄耋老者。60年前，他们踏上抗美援朝的漫漫之路。在经历残酷的战争后，比起牺牲的战友，他们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他们又比牺牲的战友不幸，他们被俘虏了。战争结束后，牺牲的战友成了烈士，而经历重重困难回国后的他们却成了被审查，被怀疑的对象……
作者：张泽石
出版：金城出版社
在那场举世瞩目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本书作者张泽石作为战地记者，随部队入朝作战，历经了受伤被俘、拼死回国、受审遭罚、不断挨整的坎坷，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昭雪恢复军籍党籍。
作为那场战争的亲历者，张泽石从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60年前那段血与火、泪与恨、爱和痛、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交织的历史，从一个战俘群体的视角，解读朝鲜战争及其对个人命运的深远影响。
张泽石一直在叩问：谁是发动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我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承受的可怕苦难究竟是为了谁？战俘营内中国人之间的那场残酷血腥争斗为什么会发生？为何在战争环境中尤其是在战俘营里人性与兽性的分化能够被推向极致？在必须维护人格尊严和心灵纯洁的关键时刻为何仁爱比仇恨、知识比盲从更有力量百倍？六千多名志愿军战俘归国后怎么会受到那么大的歧视、遭受那么多的磨难？如果再来一场类似的战争，“我”和“我”的后代还应该去为国献身么？……
著名文艺评论家顾骧说：它（志愿军归俘）是现代革命史上一出巨大悲剧，罕见的悲剧，不只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民族的一个悲剧。它不是虚构的小说，是真实的历史，摧人泪下，震撼心灵……
多年后，张泽石还在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狠下心来与敌人同归于尽，或者从巨石上掉下来摔死，那样他也就不会在被怀疑与审查中受尽折磨
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軍指战员共有2.2万余人不幸被俘。其中连排干部600人左右、营级干部30余人、团级干部5人、师级干部1人。这6名师团级干部皆来自张泽石所在的志愿军第60军180师。这是因为该师在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前，奉命在北汉江南面阻击强敌3天。在陷入重围后，在断粮少弹情况下继续顽强战斗，缠住了敌人，延缓了美第8军几个主力师向北追击的速度，胜利完成了志愿军司令部交给我180师掩护全线战略大撤退的光荣任务。但为此，180师最终仅突围出去4000人，而有约4000人伤亡和4000余人被俘。张泽石即是在这次突围时摔下陡岩昏迷中被俘——
“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抑制住心脏的狂跳，弯下腰揭开了手榴弹盖，把手指穿进引爆线环，正要向鬼子兵扔出去，我的手臂被身边队员武思聪死死抱住了。他哭喊着：“张干事，手榴弹可不能扔呀！扔了我们都得死呀！”
我环顾围在我身边这些满脸泥污、既无辜又无助的小战友们，心软了。
“跑，分散往后山跑，趁雾大躲起来再说！”我话没说完就带头跳出水沟往山上猛爬。
山势很陡，我爬了约两丈高就被一块光滑的巨石挡住了路。我把手榴弹别在腰带上，踮起脚双手抓住石缝中一棵小树用力往上攀。脚下太滑，子弹在我头边溅起的石渣擦破了我的额头。我猛一使劲，小树被我连根拔起，便头朝下摔了下去，只觉一阵剧痛就昏了过去……
我在痛楚中醒过来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一只带铁钉的大皮靴，第一声听到的是：“Ok，This fellow is alive！”（好，这个家伙还活着！）那只皮靴又踢了一下我戴着棉帽子的头：“Get up！”（起来！）
我完全清醒过来，看清是几个美国鬼子持枪围着我，一下惊坐起来。眼前冒出一片金星，我低头喘息着，下意识地向腰里摸去，发现手榴弹也丢失了。我有些不甘心地往四周搜寻，发现那颗手榴弹就躺在身旁不远。心里闪过一个念头：“那就让我们一起去见上帝吧！”便猛然伸出手去抓手榴弹，但那只大皮靴比我更快，把我的手和手榴弹一起踩在了脚下。
“完了，一切全完了，我怎么没摔死！”
这一天是1951年5月27日。几十年来，我一直牢记着这个日子，这一天我成了一个战俘。
战后，180师在向上级报告的《180师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中记载，在总计栏中，180师负伤、阵亡和情况不明的总数字为7644人，其中师级干部1人，团级干部9人，营级干部49，连级干部201人，排级干部394人，班以下6990人。有人说，180师在朝鲜战场上的惨败是我军建军以来与长征时期的血战湘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金门战役并列的惨痛记忆。
林学甫死了，李大安把他的胸部剖开，挖出他的心脏，挑在刀尖上，对集合在广场上的俘虏说：“谁要回大陆，就这样！”
张泽石被押到了巨济岛战俘集中营，这里关押着两万多名志愿军战俘。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不久，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并谈到了停战后双方遣返战俘问题。美方公然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有关停战后必须无条件全部遣返双方战俘的规定，在谈判桌上提出了所谓“停战后战俘自愿遣返原则”。与此同时，美军管理当局开始在战俘营内采取种种手段来强迫战俘背叛祖国，强迫志愿军战俘唱反动歌、喊反动口号、写“退党声明”、写“申请去台湾的血书”、强迫纹身（在肉皮上刻下永远洗不掉的诸如“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等反动字样，甚至在前胸后背刺上国民党党徽）。其目的显然是要利用战俘遣返问题在政治上打击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拿战俘的命运当做他们在谈判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为粉碎美军的阴谋，张泽石与难友们在战俘营与美方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抗争，目睹了美方残酷屠杀志愿军战俘：
1951年10月9日，张泽石所在的第86战俘营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夺旗斗争”。起因是美军“牧师”伍培礼交给叛徒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命他们必须在第二天“中华民国”的“双十节国庆日”升起来，以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战俘全都心向台湾！”张泽石与难友们获知这一重要情报后，夺取、烧毁了叛徒们手中的“青天白日旗”。但全副武装的美国兵开进营场进行血腥镇压，指挥叛徒将张泽石等80多个斗争骨干抓到警备队毒打，年仅20岁的共青团员王绍其被活活打死。
随后的斗争渐趋白热化，许许多多的战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52年4月，美军对中朝战俘强行实施血腥的“遣返甄别”。特务和叛徒们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战俘表达回国的意愿。从四川大学参军的志愿军战俘林学甫，在第72号战俘营因号召难友们回国而被叛徒挖心示众——
1952年4月7日，把持72营的败类李大安（被志愿军战俘称为“活阎王”的李大安，是原东北军区运输4团的一名司机，投敌后，成为美军的刽子手。手上沾满了志愿军战俘的鲜血，后被军事法庭处决）在美军的支持下，以大队为单位，将近3000名战俘集合起来。
李大安在打手的簇拥下欺骗大家说：“今天就开始甄别，汽车就在外面等候，凡愿意回大陆的，赶快站出来，千万别错过机会。”虽然经过长期殴打迫害和恐吓，但仍然有许多人回国信心坚定。他的话语一落，就陆续有人走出队列，几分钟后，出来几百人。李大安看到这么多人要求回国，恼羞成怒，大吼道：“要回大陆容易，先把刺在身上的字留下来。”说着从队列里拉出一个人来，手起刀落，一条血淋淋的肉条就落到他手里。他连着割了几个人，被割的人都是血染军衣，有的人还发出了痛苦的叫声。李大安疯狂地挥舞着尖刀说：“看清喽，谁要回大陆，先留下这些字再走……”
广场上的杀戮持续到半夜，李大安问战俘林学甫：“你也要回大陆？”
林学甫回答：“我回大陆！”
李大安当胸就是一刀，然后问：“还回不回？”
林学甫踉跄两步倒在地上，大声回答道：“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李大安又猛戳一刀：“还回不回？”
“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林学甫依然这样回答。
李大安连刺20多刀，刺一刀，问一次。林学甫每次都是这样回答，直到断气。林学甫死了，李大安剖开他的胸，挖出他的心脏，挑在刀尖上，对集合在广场上的俘虏说：“谁要回大陆，就这样！”
残杀到半夜，除了被杀死的，还有更多人被打伤，不能走动。还有一些人被关进了“小监狱”。到第二天，我志愿军代表在场正式“甄别”时，很多人没有到场，这就丧失了回国的机会。
71战俘营的战友为激励“72”的难友升起了岛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却遭到美军开枪镇压，三名难友受重伤。张泽石亲眼目睹了美方屠杀我手无寸铁的志愿军战俘——
1952年4月8日凌晨，雨逐渐停了，“71”地下党支部决定，天一亮就升起巨济岛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钟骏骅、何平谷被指定去升旗。天刚亮，先是军官队10名战友抬起系好绳子的旗杆冲出去把旗杆在三个汽油桶之间立起来又迅速填进砂石固定好。钟骏骅、何平谷又冲出去站在汽油桶上把旗子在绳上系好，等着升旗。
岗楼上的美军像是睡着了没有动静，值岗的韩国军人在外面还傻瞪着眼。全体战友迅速集合到旗杆下，军官队副大队长骆星一站上土坡指挥大家齐唱国歌。鲜红的旗帜在海风中，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慢慢地升上了杆顶，骄傲地飘扬起来。
这时，岗楼上的美军像是刚弄清了怎么回事，大喊起来：“降下旗子，你们这些混蛋！快降下，否则我要开枪了。”
在公路值岗的韩国军人也跟着喊叫起来，同时拉响了枪栓。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吴孝忠走上去用日语向那些南韩军人说：“根據日内瓦公约，战俘有权利保留自己的信仰和升自己的国旗。”
一位韩国军人看了看岗楼上正在用机枪瞄准国旗的美军，蛮横地嚷着：“不行，你们再不降旗，我就开枪。”
吴孝忠拍着胸膛说：“你敢！你要开枪就朝这里开吧！”
岗楼上的机枪响了，国旗上洞穿了一串机枪眼。韩国军人也扣动板机，吴孝忠捂着肚子倒了下去！任贵全、孙长青战友也倒在了血泊中！
难友们愤怒了，一些难友跑去护理伤员，许多人在地上寻找石头准备反击。营长马兴旺振臂高呼：“大家不要动，共产党员站到前面去掩护群众！”于是党团员迅速出列拉起手围起一道人墙，《解放军进行曲》的歌声更加响亮，敌人似乎被自己的枪声吓住了，暂时沉寂下来。
……
三个重伤员被战友们用临时担架抬到联队部。我跑向吴孝忠，见他脸色煞白，就伏身问他：“孝忠，孝忠，你伤着哪里了？”
他努力笑了笑，喘着气说：“大概是肚子打穿了，不要紧。”我赶忙扭过脸去不让他看见我的眼泪。我又跑过去看了孙长青，他的左腿被打断了。
这时，大门外响起了救护车的汽笛声，我忙回身去和格林一起打开大门。两位美军护士给伤员做了包扎，大家七手八脚急忙把伤员抬上救护车。鲜血一滩滩留在大门口，它那殷红的颜色多么像国旗上的红色啊！
1952年5月7日，巨济岛76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难友在志愿军战俘的配合下，冒着被血腥屠杀的危险，一举扣押了巨济岛美军战俘营总管杜德将军，迫使美方在76战俘营召开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张泽石和孙振冠作为中国战俘总代表被送往76战俘营参加大会。在代表大会上，与朝鲜战友们一起控诉了美方为胁迫战俘背叛自己的祖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杜德将军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以书面形式公开承认了对战俘进行血腥甄别的真相。“杜德事件”震惊了全世界！然而，恼羞成怒的美国当权者却对战俘们进行了残酷的报复——
杜德获释后，巨济岛战俘营新的司令立即撕毁了协议，除了女战俘代表外，所有代表全部被继续扣留在“76”听候处理。
6月10日，即释放杜德一个月之后，美方对76战俘营进行了大规模血腥镇压。他们先是以数千兵力紧紧包围了战俘营，然后用坦克从四面八方压倒铁丝网突入营内，跟在后面的特种兵部队用火焰喷射器烧毁帐篷，步兵则用机枪、冲锋枪扫射，整个战俘营火光冲天，枪声震耳，还夹杂着一些美军士兵野兽般的咆哮。
“76”的战斗队员敢死队员们高声呐喊着投入战斗，全营几千战友为鼓舞斗志，高唱《国际歌》。三辆美军坦克被我们的“燃烧弹”烧着了，一些正持枪扫射的美军被从后面战壕中突然飞来的投枪刺中嚎叫着倒下！而更多的是英勇的敢死队员们圆睁怒眼，高呼着“祖国万岁！”跃出战壕，向坦克、装甲车扔出最后一颗熊熊燃烧的汽油弹后壮烈饮弹而亡。
在这场血腥大屠杀和反屠杀斗争中，人民军战俘共伤亡300余人。这是何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场面啊！历史将怎样记载这个特殊的战场和这场特殊的战斗！
直到战斗结束，我们被美军赶出坑洞，只见整个“76”已被夷为平地，到处是燃烧着的帐篷、衣物，被焚毁的坦克还在冒烟，空中弥漫着刺鼻的硝烟、汽油味，地下到处躺着我们的伤员和烈士……
归国后的战俘成了受怀疑的对象，归管处某副指导员无情地说：“共产党员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这两个字……朝鲜有那么多的山，你怎么不学‘狼牙山五壮士’跳崖自尽呢？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经过艰苦卓著的斗争后，张泽石与6000多名被美方称之为“死硬共产分子”的难友争取到了归国的权利。从1953年8月中旬开始，这6000多名被遣返的志愿军战俘分批乘火车返回祖国，汇集到辽宁昌图县。这里组成了一个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
然而，当这些在战俘营内经过浴血斗争的战俘，终于历经千难万险回到国内后，等待他们的却是无尽的审查、怀疑……
前3个月，归管处主要是给归来者医治伤病，恢复身体。同时，通过学习、报告、电影、报纸使大家熟悉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情况。从11月中旬起，开始政审，整个过程分为动员教育、检查交待、作出结论、安置处理。
到了检查交待阶段，每个人都要按照上级布置的“交待提纲”逐条交待。同时，搞了一个“检查交待”的“示范连”，让他们对照《党员八条标准》和《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检查自己，而后把他们的“检查交待”在归管处大范围推广。示范连的很多人，在交待中给自己上纲上线，自己承认“贪生怕死，被俘投降”。最后，没有负伤被俘，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成了投降行为。
“归管处”那一套“左”的做法越演越烈。交待中，一个人一个人过关，大家大会小会“帮助”。“帮助”的人全凭想象，追查越严越“革命”。谁按领导要求讲，丑化自己、歪曲自己，给自己上纲，就受表扬，反之就会受到批评。当年在苏区打“AB团”、“改组派”的做法，再次重演。这样的结果，使得很多人违心地承认“泄露军事机密”、“有变节行为”等罪状，这又为以后不公平地处理这些战俘，提供了“事实”。
当最终的处理结果下来后，满怀信心的归来者们陷入了迷惘——
归国战俘之一的曹学良回忆说：“我以实事求是诚恳的态度向组织作了坦白交代，但归管处某副指导员说：‘你这是夸功，不是认罪。’我问：‘罪在何处？’副指导员严厉地说：‘共产党员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这两个字。你战斗到弹尽粮绝后，朝鲜有那么多的山，你怎么不学狼牙山五壮士跳崖自尽呢？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这时，我想着，‘啊！不该活着回到祖国，原来我想，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万万没有想到活着回来成了罪人！而不是共产党的人了！’”
原539团教导员李明听到归管处给他的结论是“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时，头一下子懵了。他在战俘营里，组织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带领大家冒死与美军斗争；他13岁偷着跑到游击队，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落得这样的下场，难以接受。他去找领导，领导说：“很多同志都牺牲了，你们怎么活着回来了？”30多年后，他谈起这件事情，仍然老泪纵横、失声痛哭。
不该活着回来，成了每一个归来者的心病——
在结论下达后，一位指导员来给归来者段生信做思想工作。
指导员：“段生信同志，开除你的党籍，有意见吗？”
段：“我不隐瞒，有意见！”
指导员：“有什么意见，你讲讲。”
段：“我作战听指挥，突了一夜，天明了一看，突到敌人坦克群里了，死伤数百人，剩余不多，在敌人威逼下被俘了，有什么办法？”
指导员：“你是共产党员吗？”
段：“是！”
指导员：“既然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当场战死，为何回来了？”
他眨巴着眼睛再也无话可说……
到了1954年5月份，鉴定基本结束，除30多位因伤残住院治疗、后转业外，其他回归人员大部分复员回乡。
宣布结论是以连为单位进行的，既是政审的结束，又是处理的开始。2900多名共产党员，91.8％被开除党籍，保留党籍者只有120余人，但也分别给予了警告或留党察看处分。6064名归来人员中约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在宣布结论那天，张泽石回忆道——
我听见了咽呜声，我看见一个个难友弯下腰来，蹲在地上，抱头痛哭。我的泪水也禁不住汩汩而下。我的这些抗日时期参军的战友在战场上曾是冲锋陷阵的勇士，在战俘营里又是坚贞不屈的铁汉子，他们为党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流血流汗，受苦受难，怎么就被党推出门外，成了被遗弃的孤儿了？
看着他们那悲痛欲绝的样子，一个念头出现在我脑子里：“你曾是大家的代表，曾经为大伙儿所受迫害跟美国鬼子的将军面对面地进行过辨论、抗议，今天大家受了委屈，你应该再次站出来申辨一下啊！”
我转身去到连部，连长、指导员客气地站起来让坐，我只站着说了句：“这么处理我们不公平啊……”就说不下去了。连长走到门口看看外面，向指导员摇摇头，指导员过来握着我的手轻声说：“泽石同志，你的情况我们很了解，我们连里为你报上去的处理意见是‘恢复军籍，留党查看’，可上面没有批准。”我说：“我不只是为我自己，这样处理大家都想不通，请求组织上能重新考虑一下。”连长态度诚恳地摊开手说：“你知道我们这一级组织是无权改变结论的。”
我又去到营部找到营教导员，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但教导员却很不耐烦地说：“你对别人的具体情况并不很清楚，最好只管你自己。”我也不客气地说：“我认为对我的结论也是夸大了缺点，缩小了成绩。”教导员说：“你结论上的话基本上都摘自你本人的交待材料，又不是我们随便给你定性。”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使我血往上涌，忍不住说：“你在全营大会上宣布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还算不算话？”
“当然算话！”营长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见我转过身来，他阴沉着脸继续说：“你认为自己是什么大功臣？一个革命战士在战场上有武器不抵抗,束手就擒算什么问题？没开除你军籍还不算宽大处理？”
我张了几次嘴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了，脑子一片空白，我扶着桌子停了一会儿，低头撞出门去，背后传来几声耻笑，我感到脊梁骨突发一阵颤栗……
从1954年5月起，这些历经生死劫难，幸运回到国内的战俘们，档案袋里却被装着“内控”、“特嫌”、“特殊党员”的材料，复员回乡。当初，他们肩负着亲人和祖国的希望走上抗美援朝战场的，如今却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独自往家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了大范围的拨乱反正。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80）74号文件，文件指出，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祖国”。
然而归国战俘的平反道路依然艰难——
到了1981年夏，根据各地难友们来信反映：只有少数地区说该县武装部主动找到难友们复查落实了政策。四川一位难友来信请我转告总政，该县武装部长竟斥责他说：“你在战场上当了俘虏不知羞耻，还有脸来要求给你恢复什么名誉！”
山西新绛县一位难友拒绝到武装部去领取恢复他党籍的通知书，他说我养家糊口都困难，到哪里找钱来交党费嘛！而四川成都的李正文难友因长年挨整变得胆战心惊，当家里人告诉他武装部来人通知他第二天去办事时。他以为又要去受审挨斗，竟然当晚就上吊自杀了！
编撰：一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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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荣：第一位归国的志愿军“特务”战俘
1951年5月下旬，“第五次战役”正在进行，已挺进到“三八线”以南100多公里的志愿军第180师陷入重围。在惨烈的突围战中，师部电台报务员张文荣不幸被俘。次年初，他被转送美军战俘调研处的一个情报机关接受情报活动训练。
1952年2月19日夜，张文荣被强令脱去美式军装，重着志愿军战士服装，美国人发给张文荣袖珍式收发报机、步枪、手榴弹、地图等，告知将把他们空降到朝鲜：“只要完成了规定任务、安全返回，定有重赏！”
张文荣知道决定自己生死荣辱的时刻到了！凌晨2时多，美国人带他们登上一架C－46式军用运输机。乘机舱里灯光昏暗，张文荣悄悄挪到了最后一个位置上。突然，舱内响起了“嘟嘟”的警笛声。舱门打开了，一个美军指挥着人们往下跳，终于轮到张文荣跳伞了。只见他在跳离飞机前的瞬间，突然向后退了一大步，使劲把手榴弹向机舱深处扔去。机上的美军一下子被吓呆了。而当他们明白过来拔枪向张文荣射击时，张文荣已经飞也似的跳离了机舱……
在一片絕望的嚎叫声中，这架美军间谍飞机带着烈火浓烟栽向地面……
后来，跳伞的美军驾驶员哈里森被中朝军队活捉，供词中证实了张文荣的英雄行为。但遗憾的是，当时并未获得有关部门的认可，张文荣被送回国内拘押审查。直到1958年3月29日，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处才结案，并给张文荣写了证明信：张文荣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俘去后强迫其充当特务，当张乘敌飞机降落时用身带之手榴弹将敌机炸毁，向我投案自首，有立功表现……
张文荣回到家乡辽宁省辽中县，默默地过着普通百姓的生活。2001年初张文荣去世。同年6月，北京军区政治部派专人赴辽中县，送来了恢复张文荣军籍的决定。
作者：张泽石
出版：金城出版社
在那场举世瞩目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本书作者张泽石作为战地记者，随部队入朝作战，历经了受伤被俘、拼死回国、受审遭罚、不断挨整的坎坷，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昭雪恢复军籍党籍。
作为那场战争的亲历者，张泽石从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60年前那段血与火、泪与恨、爱和痛、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交织的历史，从一个战俘群体的视角，解读朝鲜战争及其对个人命运的深远影响。
张泽石一直在叩问：谁是发动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我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承受的可怕苦难究竟是为了谁？战俘营内中国人之间的那场残酷血腥争斗为什么会发生？为何在战争环境中尤其是在战俘营里人性与兽性的分化能够被推向极致？在必须维护人格尊严和心灵纯洁的关键时刻为何仁爱比仇恨、知识比盲从更有力量百倍？六千多名志愿军战俘归国后怎么会受到那么大的歧视、遭受那么多的磨难？如果再来一场类似的战争，“我”和“我”的后代还应该去为国献身么？……
著名文艺评论家顾骧说：它（志愿军归俘）是现代革命史上一出巨大悲剧，罕见的悲剧，不只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民族的一个悲剧。它不是虚构的小说，是真实的历史，摧人泪下，震撼心灵……
多年后，张泽石还在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狠下心来与敌人同归于尽，或者从巨石上掉下来摔死，那样他也就不会在被怀疑与审查中受尽折磨
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軍指战员共有2.2万余人不幸被俘。其中连排干部600人左右、营级干部30余人、团级干部5人、师级干部1人。这6名师团级干部皆来自张泽石所在的志愿军第60军180师。这是因为该师在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前，奉命在北汉江南面阻击强敌3天。在陷入重围后，在断粮少弹情况下继续顽强战斗，缠住了敌人，延缓了美第8军几个主力师向北追击的速度，胜利完成了志愿军司令部交给我180师掩护全线战略大撤退的光荣任务。但为此，180师最终仅突围出去4000人，而有约4000人伤亡和4000余人被俘。张泽石即是在这次突围时摔下陡岩昏迷中被俘——
“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抑制住心脏的狂跳，弯下腰揭开了手榴弹盖，把手指穿进引爆线环，正要向鬼子兵扔出去，我的手臂被身边队员武思聪死死抱住了。他哭喊着：“张干事，手榴弹可不能扔呀！扔了我们都得死呀！”
我环顾围在我身边这些满脸泥污、既无辜又无助的小战友们，心软了。
“跑，分散往后山跑，趁雾大躲起来再说！”我话没说完就带头跳出水沟往山上猛爬。
山势很陡，我爬了约两丈高就被一块光滑的巨石挡住了路。我把手榴弹别在腰带上，踮起脚双手抓住石缝中一棵小树用力往上攀。脚下太滑，子弹在我头边溅起的石渣擦破了我的额头。我猛一使劲，小树被我连根拔起，便头朝下摔了下去，只觉一阵剧痛就昏了过去……
我在痛楚中醒过来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一只带铁钉的大皮靴，第一声听到的是：“Ok，This fellow is alive！”（好，这个家伙还活着！）那只皮靴又踢了一下我戴着棉帽子的头：“Get up！”（起来！）
我完全清醒过来，看清是几个美国鬼子持枪围着我，一下惊坐起来。眼前冒出一片金星，我低头喘息着，下意识地向腰里摸去，发现手榴弹也丢失了。我有些不甘心地往四周搜寻，发现那颗手榴弹就躺在身旁不远。心里闪过一个念头：“那就让我们一起去见上帝吧！”便猛然伸出手去抓手榴弹，但那只大皮靴比我更快，把我的手和手榴弹一起踩在了脚下。
“完了，一切全完了，我怎么没摔死！”
这一天是1951年5月27日。几十年来，我一直牢记着这个日子，这一天我成了一个战俘。
战后，180师在向上级报告的《180师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中记载，在总计栏中，180师负伤、阵亡和情况不明的总数字为7644人，其中师级干部1人，团级干部9人，营级干部49，连级干部201人，排级干部394人，班以下6990人。有人说，180师在朝鲜战场上的惨败是我军建军以来与长征时期的血战湘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金门战役并列的惨痛记忆。
林学甫死了，李大安把他的胸部剖开，挖出他的心脏，挑在刀尖上，对集合在广场上的俘虏说：“谁要回大陆，就这样！”
张泽石被押到了巨济岛战俘集中营，这里关押着两万多名志愿军战俘。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不久，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并谈到了停战后双方遣返战俘问题。美方公然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有关停战后必须无条件全部遣返双方战俘的规定，在谈判桌上提出了所谓“停战后战俘自愿遣返原则”。与此同时，美军管理当局开始在战俘营内采取种种手段来强迫战俘背叛祖国，强迫志愿军战俘唱反动歌、喊反动口号、写“退党声明”、写“申请去台湾的血书”、强迫纹身（在肉皮上刻下永远洗不掉的诸如“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等反动字样，甚至在前胸后背刺上国民党党徽）。其目的显然是要利用战俘遣返问题在政治上打击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拿战俘的命运当做他们在谈判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为粉碎美军的阴谋，张泽石与难友们在战俘营与美方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抗争，目睹了美方残酷屠杀志愿军战俘：
1951年10月9日，张泽石所在的第86战俘营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夺旗斗争”。起因是美军“牧师”伍培礼交给叛徒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命他们必须在第二天“中华民国”的“双十节国庆日”升起来，以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战俘全都心向台湾！”张泽石与难友们获知这一重要情报后，夺取、烧毁了叛徒们手中的“青天白日旗”。但全副武装的美国兵开进营场进行血腥镇压，指挥叛徒将张泽石等80多个斗争骨干抓到警备队毒打，年仅20岁的共青团员王绍其被活活打死。
随后的斗争渐趋白热化，许许多多的战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52年4月，美军对中朝战俘强行实施血腥的“遣返甄别”。特务和叛徒们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战俘表达回国的意愿。从四川大学参军的志愿军战俘林学甫，在第72号战俘营因号召难友们回国而被叛徒挖心示众——
1952年4月7日，把持72营的败类李大安（被志愿军战俘称为“活阎王”的李大安，是原东北军区运输4团的一名司机，投敌后，成为美军的刽子手。手上沾满了志愿军战俘的鲜血，后被军事法庭处决）在美军的支持下，以大队为单位，将近3000名战俘集合起来。
李大安在打手的簇拥下欺骗大家说：“今天就开始甄别，汽车就在外面等候，凡愿意回大陆的，赶快站出来，千万别错过机会。”虽然经过长期殴打迫害和恐吓，但仍然有许多人回国信心坚定。他的话语一落，就陆续有人走出队列，几分钟后，出来几百人。李大安看到这么多人要求回国，恼羞成怒，大吼道：“要回大陆容易，先把刺在身上的字留下来。”说着从队列里拉出一个人来，手起刀落，一条血淋淋的肉条就落到他手里。他连着割了几个人，被割的人都是血染军衣，有的人还发出了痛苦的叫声。李大安疯狂地挥舞着尖刀说：“看清喽，谁要回大陆，先留下这些字再走……”
广场上的杀戮持续到半夜，李大安问战俘林学甫：“你也要回大陆？”
林学甫回答：“我回大陆！”
李大安当胸就是一刀，然后问：“还回不回？”
林学甫踉跄两步倒在地上，大声回答道：“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李大安又猛戳一刀：“还回不回？”
“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林学甫依然这样回答。
李大安连刺20多刀，刺一刀，问一次。林学甫每次都是这样回答，直到断气。林学甫死了，李大安剖开他的胸，挖出他的心脏，挑在刀尖上，对集合在广场上的俘虏说：“谁要回大陆，就这样！”
残杀到半夜，除了被杀死的，还有更多人被打伤，不能走动。还有一些人被关进了“小监狱”。到第二天，我志愿军代表在场正式“甄别”时，很多人没有到场，这就丧失了回国的机会。
71战俘营的战友为激励“72”的难友升起了岛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却遭到美军开枪镇压，三名难友受重伤。张泽石亲眼目睹了美方屠杀我手无寸铁的志愿军战俘——
1952年4月8日凌晨，雨逐渐停了，“71”地下党支部决定，天一亮就升起巨济岛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钟骏骅、何平谷被指定去升旗。天刚亮，先是军官队10名战友抬起系好绳子的旗杆冲出去把旗杆在三个汽油桶之间立起来又迅速填进砂石固定好。钟骏骅、何平谷又冲出去站在汽油桶上把旗子在绳上系好，等着升旗。
岗楼上的美军像是睡着了没有动静，值岗的韩国军人在外面还傻瞪着眼。全体战友迅速集合到旗杆下，军官队副大队长骆星一站上土坡指挥大家齐唱国歌。鲜红的旗帜在海风中，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慢慢地升上了杆顶，骄傲地飘扬起来。
这时，岗楼上的美军像是刚弄清了怎么回事，大喊起来：“降下旗子，你们这些混蛋！快降下，否则我要开枪了。”
在公路值岗的韩国军人也跟着喊叫起来，同时拉响了枪栓。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吴孝忠走上去用日语向那些南韩军人说：“根據日内瓦公约，战俘有权利保留自己的信仰和升自己的国旗。”
一位韩国军人看了看岗楼上正在用机枪瞄准国旗的美军，蛮横地嚷着：“不行，你们再不降旗，我就开枪。”
吴孝忠拍着胸膛说：“你敢！你要开枪就朝这里开吧！”
岗楼上的机枪响了，国旗上洞穿了一串机枪眼。韩国军人也扣动板机，吴孝忠捂着肚子倒了下去！任贵全、孙长青战友也倒在了血泊中！
难友们愤怒了，一些难友跑去护理伤员，许多人在地上寻找石头准备反击。营长马兴旺振臂高呼：“大家不要动，共产党员站到前面去掩护群众！”于是党团员迅速出列拉起手围起一道人墙，《解放军进行曲》的歌声更加响亮，敌人似乎被自己的枪声吓住了，暂时沉寂下来。
……
三个重伤员被战友们用临时担架抬到联队部。我跑向吴孝忠，见他脸色煞白，就伏身问他：“孝忠，孝忠，你伤着哪里了？”
他努力笑了笑，喘着气说：“大概是肚子打穿了，不要紧。”我赶忙扭过脸去不让他看见我的眼泪。我又跑过去看了孙长青，他的左腿被打断了。
这时，大门外响起了救护车的汽笛声，我忙回身去和格林一起打开大门。两位美军护士给伤员做了包扎，大家七手八脚急忙把伤员抬上救护车。鲜血一滩滩留在大门口，它那殷红的颜色多么像国旗上的红色啊！
1952年5月7日，巨济岛76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难友在志愿军战俘的配合下，冒着被血腥屠杀的危险，一举扣押了巨济岛美军战俘营总管杜德将军，迫使美方在76战俘营召开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张泽石和孙振冠作为中国战俘总代表被送往76战俘营参加大会。在代表大会上，与朝鲜战友们一起控诉了美方为胁迫战俘背叛自己的祖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杜德将军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以书面形式公开承认了对战俘进行血腥甄别的真相。“杜德事件”震惊了全世界！然而，恼羞成怒的美国当权者却对战俘们进行了残酷的报复——
杜德获释后，巨济岛战俘营新的司令立即撕毁了协议，除了女战俘代表外，所有代表全部被继续扣留在“76”听候处理。
6月10日，即释放杜德一个月之后，美方对76战俘营进行了大规模血腥镇压。他们先是以数千兵力紧紧包围了战俘营，然后用坦克从四面八方压倒铁丝网突入营内，跟在后面的特种兵部队用火焰喷射器烧毁帐篷，步兵则用机枪、冲锋枪扫射，整个战俘营火光冲天，枪声震耳，还夹杂着一些美军士兵野兽般的咆哮。
“76”的战斗队员敢死队员们高声呐喊着投入战斗，全营几千战友为鼓舞斗志，高唱《国际歌》。三辆美军坦克被我们的“燃烧弹”烧着了，一些正持枪扫射的美军被从后面战壕中突然飞来的投枪刺中嚎叫着倒下！而更多的是英勇的敢死队员们圆睁怒眼，高呼着“祖国万岁！”跃出战壕，向坦克、装甲车扔出最后一颗熊熊燃烧的汽油弹后壮烈饮弹而亡。
在这场血腥大屠杀和反屠杀斗争中，人民军战俘共伤亡300余人。这是何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场面啊！历史将怎样记载这个特殊的战场和这场特殊的战斗！
直到战斗结束，我们被美军赶出坑洞，只见整个“76”已被夷为平地，到处是燃烧着的帐篷、衣物，被焚毁的坦克还在冒烟，空中弥漫着刺鼻的硝烟、汽油味，地下到处躺着我们的伤员和烈士……
归国后的战俘成了受怀疑的对象，归管处某副指导员无情地说：“共产党员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这两个字……朝鲜有那么多的山，你怎么不学‘狼牙山五壮士’跳崖自尽呢？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经过艰苦卓著的斗争后，张泽石与6000多名被美方称之为“死硬共产分子”的难友争取到了归国的权利。从1953年8月中旬开始，这6000多名被遣返的志愿军战俘分批乘火车返回祖国，汇集到辽宁昌图县。这里组成了一个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
然而，当这些在战俘营内经过浴血斗争的战俘，终于历经千难万险回到国内后，等待他们的却是无尽的审查、怀疑……
前3个月，归管处主要是给归来者医治伤病，恢复身体。同时，通过学习、报告、电影、报纸使大家熟悉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情况。从11月中旬起，开始政审，整个过程分为动员教育、检查交待、作出结论、安置处理。
到了检查交待阶段，每个人都要按照上级布置的“交待提纲”逐条交待。同时，搞了一个“检查交待”的“示范连”，让他们对照《党员八条标准》和《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检查自己，而后把他们的“检查交待”在归管处大范围推广。示范连的很多人，在交待中给自己上纲上线，自己承认“贪生怕死，被俘投降”。最后，没有负伤被俘，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成了投降行为。
“归管处”那一套“左”的做法越演越烈。交待中，一个人一个人过关，大家大会小会“帮助”。“帮助”的人全凭想象，追查越严越“革命”。谁按领导要求讲，丑化自己、歪曲自己，给自己上纲，就受表扬，反之就会受到批评。当年在苏区打“AB团”、“改组派”的做法，再次重演。这样的结果，使得很多人违心地承认“泄露军事机密”、“有变节行为”等罪状，这又为以后不公平地处理这些战俘，提供了“事实”。
当最终的处理结果下来后，满怀信心的归来者们陷入了迷惘——
归国战俘之一的曹学良回忆说：“我以实事求是诚恳的态度向组织作了坦白交代，但归管处某副指导员说：‘你这是夸功，不是认罪。’我问：‘罪在何处？’副指导员严厉地说：‘共产党员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这两个字。你战斗到弹尽粮绝后，朝鲜有那么多的山，你怎么不学狼牙山五壮士跳崖自尽呢？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这时，我想着，‘啊！不该活着回到祖国，原来我想，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万万没有想到活着回来成了罪人！而不是共产党的人了！’”
原539团教导员李明听到归管处给他的结论是“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时，头一下子懵了。他在战俘营里，组织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带领大家冒死与美军斗争；他13岁偷着跑到游击队，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落得这样的下场，难以接受。他去找领导，领导说：“很多同志都牺牲了，你们怎么活着回来了？”30多年后，他谈起这件事情，仍然老泪纵横、失声痛哭。
不该活着回来，成了每一个归来者的心病——
在结论下达后，一位指导员来给归来者段生信做思想工作。
指导员：“段生信同志，开除你的党籍，有意见吗？”
段：“我不隐瞒，有意见！”
指导员：“有什么意见，你讲讲。”
段：“我作战听指挥，突了一夜，天明了一看，突到敌人坦克群里了，死伤数百人，剩余不多，在敌人威逼下被俘了，有什么办法？”
指导员：“你是共产党员吗？”
段：“是！”
指导员：“既然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当场战死，为何回来了？”
他眨巴着眼睛再也无话可说……
到了1954年5月份，鉴定基本结束，除30多位因伤残住院治疗、后转业外，其他回归人员大部分复员回乡。
宣布结论是以连为单位进行的，既是政审的结束，又是处理的开始。2900多名共产党员，91.8％被开除党籍，保留党籍者只有120余人，但也分别给予了警告或留党察看处分。6064名归来人员中约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在宣布结论那天，张泽石回忆道——
我听见了咽呜声，我看见一个个难友弯下腰来，蹲在地上，抱头痛哭。我的泪水也禁不住汩汩而下。我的这些抗日时期参军的战友在战场上曾是冲锋陷阵的勇士，在战俘营里又是坚贞不屈的铁汉子，他们为党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流血流汗，受苦受难，怎么就被党推出门外，成了被遗弃的孤儿了？
看着他们那悲痛欲绝的样子，一个念头出现在我脑子里：“你曾是大家的代表，曾经为大伙儿所受迫害跟美国鬼子的将军面对面地进行过辨论、抗议，今天大家受了委屈，你应该再次站出来申辨一下啊！”
我转身去到连部，连长、指导员客气地站起来让坐，我只站着说了句：“这么处理我们不公平啊……”就说不下去了。连长走到门口看看外面，向指导员摇摇头，指导员过来握着我的手轻声说：“泽石同志，你的情况我们很了解，我们连里为你报上去的处理意见是‘恢复军籍，留党查看’，可上面没有批准。”我说：“我不只是为我自己，这样处理大家都想不通，请求组织上能重新考虑一下。”连长态度诚恳地摊开手说：“你知道我们这一级组织是无权改变结论的。”
我又去到营部找到营教导员，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但教导员却很不耐烦地说：“你对别人的具体情况并不很清楚，最好只管你自己。”我也不客气地说：“我认为对我的结论也是夸大了缺点，缩小了成绩。”教导员说：“你结论上的话基本上都摘自你本人的交待材料，又不是我们随便给你定性。”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使我血往上涌，忍不住说：“你在全营大会上宣布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还算不算话？”
“当然算话！”营长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见我转过身来，他阴沉着脸继续说：“你认为自己是什么大功臣？一个革命战士在战场上有武器不抵抗,束手就擒算什么问题？没开除你军籍还不算宽大处理？”
我张了几次嘴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了，脑子一片空白，我扶着桌子停了一会儿，低头撞出门去，背后传来几声耻笑，我感到脊梁骨突发一阵颤栗……
从1954年5月起，这些历经生死劫难，幸运回到国内的战俘们，档案袋里却被装着“内控”、“特嫌”、“特殊党员”的材料，复员回乡。当初，他们肩负着亲人和祖国的希望走上抗美援朝战场的，如今却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独自往家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了大范围的拨乱反正。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80）74号文件，文件指出，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祖国”。
然而归国战俘的平反道路依然艰难——
到了1981年夏，根据各地难友们来信反映：只有少数地区说该县武装部主动找到难友们复查落实了政策。四川一位难友来信请我转告总政，该县武装部长竟斥责他说：“你在战场上当了俘虏不知羞耻，还有脸来要求给你恢复什么名誉！”
山西新绛县一位难友拒绝到武装部去领取恢复他党籍的通知书，他说我养家糊口都困难，到哪里找钱来交党费嘛！而四川成都的李正文难友因长年挨整变得胆战心惊，当家里人告诉他武装部来人通知他第二天去办事时。他以为又要去受审挨斗，竟然当晚就上吊自杀了！
编撰：一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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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荣：第一位归国的志愿军“特务”战俘
1951年5月下旬，“第五次战役”正在进行，已挺进到“三八线”以南100多公里的志愿军第180师陷入重围。在惨烈的突围战中，师部电台报务员张文荣不幸被俘。次年初，他被转送美军战俘调研处的一个情报机关接受情报活动训练。
1952年2月19日夜，张文荣被强令脱去美式军装，重着志愿军战士服装，美国人发给张文荣袖珍式收发报机、步枪、手榴弹、地图等，告知将把他们空降到朝鲜：“只要完成了规定任务、安全返回，定有重赏！”
张文荣知道决定自己生死荣辱的时刻到了！凌晨2时多，美国人带他们登上一架C－46式军用运输机。乘机舱里灯光昏暗，张文荣悄悄挪到了最后一个位置上。突然，舱内响起了“嘟嘟”的警笛声。舱门打开了，一个美军指挥着人们往下跳，终于轮到张文荣跳伞了。只见他在跳离飞机前的瞬间，突然向后退了一大步，使劲把手榴弹向机舱深处扔去。机上的美军一下子被吓呆了。而当他们明白过来拔枪向张文荣射击时，张文荣已经飞也似的跳离了机舱……
在一片絕望的嚎叫声中，这架美军间谍飞机带着烈火浓烟栽向地面……
后来，跳伞的美军驾驶员哈里森被中朝军队活捉，供词中证实了张文荣的英雄行为。但遗憾的是，当时并未获得有关部门的认可，张文荣被送回国内拘押审查。直到1958年3月29日，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处才结案，并给张文荣写了证明信：张文荣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俘去后强迫其充当特务，当张乘敌飞机降落时用身带之手榴弹将敌机炸毁，向我投案自首，有立功表现……
张文荣回到家乡辽宁省辽中县，默默地过着普通百姓的生活。2001年初张文荣去世。同年6月，北京军区政治部派专人赴辽中县，送来了恢复张文荣军籍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