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词中“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两句广为人知，也给人们留下了以上4位君主比较缺乏文治和文学才华的“心理定式”。殊不知这种“定式”与历史事实和作者的主观意愿都是相矛盾的。
　　秦始皇文治不彰、不好文学，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汉武帝却向来雅好文学，也从来不缺乏文学才华和文学创作的实绩。汉武帝在位55年，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政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汉朝的国势空前强大，使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在思想领域，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因而儒家大兴，完成了思想的统一。在文学上，汉武帝主要有三大贡献。一是“立乐府”。《汉书·礼乐志》记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乐府乃当时的音乐机关，具体任务是采诗、制订乐曲和写作歌辞。“采诗”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这就使那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赵、代、秦、楚等地方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机会。这是汉武帝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贡献。二是重视文学之士。汉武帝十分重视辞赋的创作，他大量征召文人赋家入京，鼓励他们创作。据史载，严助向武帝推荐他的同乡朱买臣，朱买臣向汉武帝讲解《春秋》和楚辞，因此得到提拔。围绕在汉武帝周围的文士除严助、朱买臣外，还有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东方朔、枚皋、终军等，而公卿大夫如倪宽、孔臧、董仲舒、司马迁等也时常作赋。这一个庞大的文学侍从群体在汉武帝的鼓励下以极大热情从事辞赋创作，因此辞赋成为了汉代文学的主要体裁。三是爱好文学创作。汉武帝本人也直接从事文学创作，有《李夫人赋》、《秋风辞》两篇赋流传下来。另有《瓠子歌》二首，风格雄豪质朴，气势宏伟，为难得的帝王之作。汉武帝对文学之士的亲幸，对文学事业的热心推动以及文学创作的成就，为前代君主所不曾有。
　　宋太祖在文学上也无突出成就，因此说他“稍逊风骚”是符合实际的，但唐太宗就不是这样了。政治上，唐太宗采取了均田、租庸调、府兵、科举等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段矛盾、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生产、加强国家力量的措施,同时整顿吏治,改革政府机构,使社会很快走向安定和繁荣。从贞观到开元100多年中,国家政治、经济达到了昌盛繁荣的顶点，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初唐的诗歌创作主要是以唐太宗及其群臣为中心展开的。唐太宗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北方文人和南朝文士。北方文人如杨师道、李百药、魏征等，他们的作品多质朴刚健，风格雄浑;而南方文人如虞世南等人的创作受六朝文风影响，则多注重声律、词藻之美。唐朝政治与文化的大一统，为南北的文风融合提供了条件，因此“各去所短，合其两长”（《隋书·文学传序》），是贞观时期唐太宗及其史臣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形成的对文学发展方向的一种共识。如唐太宗的诗歌常常壮怀与华采并存，如其《经破薛举战地》诗言“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气势刚健豪迈，带有关陇的英风朗气;而“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一联，则带江南的柔媚富丽，有六朝雕琢辞采的痕迹。总之，李世民在文治武功上卓有建树，在诗歌创作上也颇有成就，他对唐代文学繁荣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汉武帝和唐太宗并不缺乏“文采”和“风骚”，我们不能将之与秦始皇和宋太祖一概而论。
　　而毛泽东在诗词中的描写，并非因为对文学史不了解。其中“略”、“稍”字即表明他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政治、思想、文化以及个人的文学才华方面的批评是有所保留的。事实上，以毛泽东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也不可能不了解汉武帝和唐太宗的文治武功与文学才华。那么，他在词中为什么又不说得更为精确一点呢?他在致陈毅的一封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他对本词也曾自我批注说:“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散文中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应追求客观理性，表达自然更为周密;而诗词中的议论，则不妨个性化一点，可以加以艺术的处理。作者以“略输文采”“稍逊风骚”这样高度凝练的话语来评价秦始皇等人，又以“只识弯弓射大雕”来形容成吉思汗，是为了适应诗词之语言与声律的需要，更是为了突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一激动人心的主题，因而不必拘泥历史的真实与细节的准确。这正是历史评论和文学创作、散文和诗歌在思维和表达上的差异。
　　编辑/王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