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称量物品用的都是木杆秤。木杆秤在中国有两千多年历史了，一柄带着刻星的秤杆、一个铜盘（或秤钩）和一个砝码（秤砣），就可以用来称量东西的重量了。相传，木杆秤是木匠的祖师爷鲁班根据杠杆原理发明的，那时统一的度量衡还没有出现，鲁班夜观天象，将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在秤杆上刻制成十三颗星花，定一颗星花为一两，十三两为一斤。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秤杆上添加了“福禄寿”三星，成为十六颗星，改十六两为一斤，并颁布诏书“车同轨，书同文”，在全国统一度量衡，木杆秤就成为今天人们见到的样子。
　　称量物品重量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不论买方还是卖方，东西放进秤盘或挂上秤钩，拎起提绳，看看秤砣的位置，就知道了重量。
　　戏本《玉堂春》里有这么一段台词，玉堂春跪在地上，对堂上的三位大人（其中包括她在青楼结识的公子王金龙、眼前的主审官）说，她送给落魄的王公子一些纹银，用手一戥，约有三百两。当时以为“用手一戥”乃是方言，后来才知道还有一种戥秤，也叫戥子，是小型的杆秤，宋朝官员刘承硅创造发明的，用来称量金银、珠宝、贵重药品等。当时，一般的木杆秤计量精度只能精确到“钱”（一钱相当于今天的3.125克），不能满足贵重物品称量的需要。为了工作方便，经过几年研究，刘承硅亲手制作了历史上第一枚戥秤。戥秤设计精美，结构合理，分度值（测量精度）为一厘，相当于今天的31.25毫克，精确性在世界衡器发展史上十分罕见。
　　有这么一个故事。上世纪初，上海一位学者去欧洲学习，信手带去一杆戥子，圣诞节前夕作为小小礼物赠给院长，附了一张说明，介绍中国使用这种戥子控制特殊药物用量的精确性。出乎意料之外，第二天，院长和几位学院要员突然召见了他，他送给院长的那杆戥子就放在办公桌上，旁边还有一架天平。天平是西方的权威衡器，精确度世界领先。院长首先郑重其事地表达了感谢，然后请这位学者演示戥子操作，他用戥子称了重量后，院长再用天平复核，果然十分精确。不久，院长为这杆古老的衡器配上了精美的座子，陈列在学院收藏室的展览橱窗中，并作了这样的文字介紹：中国使用这样的衡器来控制药物用量已有几千年。
　　现在，有固定摊位的商贩用的都是电子秤，挑担游走或临时卖点什么的，很多人依然随身挂一杆简单的木杆秤。杆秤的科学性并不比电子秤差，而且更具人情味，遇到买主，歇下挑担，取下杆秤，放好买主选中的东西，称量时秤杆高高翘起，这叫“红秤”，买家见了心里喜欢，高高兴兴付钱。这样做生意便像是一次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也是咱们国情的独特之处：中国人讲究的是一定原则下的人情往来，不同于西方的精准计算。
　　自己生活中“红秤”的经历不少，短秤的经历也有。有一次卖家中的废纸，收废品的师傅称了废纸，秤杆也翘得高高的，说是18斤。18斤废纸的体量是多少心里没数，总觉得不止这点分量，恰好旁边有一袋三十斤装的大米，便让师傅称称大米，他一听脸就红了，又不能拒绝，勉强称了大米，30斤的大米在他的秤上只有18斤，秤杆也翘得高高的！
　　用天上的星宿为等分刻度，这是中国特有的方式吧。秦始皇在杆秤上加刻福禄寿三颗星，一看就知道他的深意：公平买卖、童叟无欺是古往今来的规训。福禄寿是中国人幸福的最高境界，如果成心欺瞒，在秤上耍心眼，称东西短斤少两虽然蒙混了顾客，可是少一两就少了福星，再少一两又少了禄位，若是少了三两，那么福禄寿三星就都离你而去了。这既是直观的训诫，也是微言大义的道德警示。
　　当时若给那个收废纸的讲讲秤上的福禄寿三星，他会怎么想？想起这事，就掂量出一些市场复秤台的分量了，它无言地搁在那里，是某些不良商贩心头的道德警钟。天地之间有杆秤！一杆秤，一头称的是物品，一头称的是良心（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