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长三角地区在发生一个区域性、产业性的调整，还是一场全面危机的前兆？
中国长三角地区的私营企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市场洗礼。2007年下半年以来，广东、浙江、江苏出口加工型企业普遍遭遇困境。在浙江温州、台州、宁波、绍兴、义乌、杭州以及江苏苏州、无锡等地区，不断传出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的消息。一些昔日的地区龙头企业，如飞跃集团、江龙控股、华联三鑫、中国金属等，或因炒期货巨亏，或因经营不善，或因不堪民间融资重负，陷入绝境。更多企业则通过减产、收缩规模以渡过难关。
长三角是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这里的企业主们，正在从这场危机中加深他们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感受。在过去的很多年间，无论是企业家、银行家还是官员们，都习惯了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中思维和行动。甚至在一年前，还有很多人以为这种增长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到2008年下半年，企业倒闭的消息越来越频繁地传出，市场对于整个长三角地区经济状况的担心在加剧。但是，这是一个区域性、产业性的调整，还是一场全面危机的前兆？对于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浙江和江苏，这是否意味着旧有发展模式和产业基础的一次彻底洗牌？
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呼吁和推动者而言，那些盲目扩张、经营不善的企业倒闭，本是市场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是中国经济转型必须承受的一部分。但随着倒闭危机的持续扩大和蔓延，中国各级政府的决策者们是否仍能而且应该泰然处之？
带着这些疑问，《财经》记者分赴浙江台州、绍兴、宁波、杭州以及江苏苏州、无锡等地，对各地倒闭企业及在当地发生的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
——编者
浙江篇
重回“小政府”
□ 本刊记者 杨彬彬/文
在《财经》记者此次对长三角的采访中，几乎所有基层政府在听闻企业“出事”后，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保”的决定。在他们看来，最坏的一种结果，就是企业破产。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企面临脱困改制，不少地方政府正是用同样的手法“捆绑”银行，救助濒于死亡的国有企业。所不同的是，这次浙江最先倒下的，地方政府出手相救的，基本上都是因扩张过度、经营不善而陷入流动性危机的大型民营企业。
最大的为何最先倒下？理论上，经营健康的大企业现金充足，抗风险能力应强于小企业。但如果是短期内“催肥”的企业则另当别论。当地商人们总结说，最先倒下的企业有三种类型：一是过于依赖银行贷款和民间信贷的；二是产品品种过于单一的；三是大客户过于集中的。
而这些“大企业”的生成，多赖于当地政府和银行近年来不遗余力地“垒大户”。与外界普遍将浙江制造业困境归结为人民币升值、能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外部因素不同，一些浙江本地学者认为，近年来政府对民营企业干预增多，“浙江模式”已经越来越走向它的反面，这为今天浙江制造业的困境埋下了病根。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就直言：“浙江中小企业不是急性病，而是慢性病！” 在他看来，浙江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扶强做大”的政策方针。政府通过土地、税收、金融、司法保护等方面的倾斜，扶持一些大型民企，导致企业竞争环境恶化；大型民企对政府的依存度提高，患上了“类国企病”。
“‘强资本’与‘强政权’结合，会对‘浙江模式’造成毁灭性打击。”姚先国称。
作为传统的民营经济强省，“大市场，小政府”曾是“浙江模式”引以为豪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以后，温州、台州地区最先出现了大量制鞋、五金家庭作坊，并迅速在浙东南、浙东等地生根开花，由此出现了以家族式、集群式、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性的“温州模式”。
随着乡镇企业体制性弊端日显，大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温州模式”在与“苏州模式”的竞争中逐步胜出，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成新的“浙江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标杆。
在“浙江模式”风靡全国、民营经济逐步成为浙江地方经济主体的过程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熟悉浙江政治、经济生态的当地人士回忆，上世纪90年代，“浙江模式”获得官方肯定，可以看做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此后，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需要，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干预日益增多，昔日的“小政府”变成了“强政府”。由于政府掌握着土地、财税、金融等最重要的市场资源，使得其有可能通过相应的政策倾斜，有选择地“催肥”一些“重点民营企业”，“草根经济”逐步烙上了“官商经济”的印记。
一些浙江当地企业家介绍，地方政府对大企业的优惠政策，有时甚至到了让企业都吃惊的地步。除了返税奖励，一些地方政府还以“工业开发区”的名义，给大企业提供大量建设用地，并要求银行对大企业贷款给予优惠。一些企业“内功”跟不上，并无做大计划，但在政府和银行的努力下，迅速膨胀。当流动性恶化后，当初低价获得的土地，变成了所谓的“大企业”最值钱的资产。
目前，浙江全省共有200多万家企业，但规模（500万元）以上企业仅有500多家。由于地方政府将财政补贴大量给了大企业、外资，中小企业无法享受到“阳光雨露”，无形中制造了一个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影响了产业集群的升级，也妨碍了市场自我调整。
浙江企业素有民间借贷、互相担保的传统，很多当地政府担心风险一旦触发，或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社会稳定，不得不出手救助。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兴元表示，企业倒闭未必会造成社会稳定问题，浙江人自己从来没有“让政府找工作”的思想，民工们有工就打，没工就返乡，不会造成当地就业负担。而且，浙江虽有不少工厂倒闭，也有很多工厂缺工人。
事实上，即使政府表态不惜动用国有资本来救助，也未必成功。到目前为止，由政府主导的南望重组已经失败，飞跃重组陷入僵局。很多当地学者指出，现在是浙江回归“小政府”的最佳时机；以往地方政府很难有勇气去主动调整，又涉及到政绩考核和中央地方财政体制的问题，现在都不复存在，反而可以借助危机让市场更合理地配置资源。因为过去几年的历史已证明，依靠政府拔苗助长式的帮扶，并不能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大企业。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主任蔡章生告诉《财经》记者，浙江企业本来就有生有死，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2005年经济环境最好的时候，平均每天也有240家企业诞生、160家企业倒闭。如果倒闭能推动体制改革，有些企业破产不一定是坏事情。
事实上，目前濒于破产的一些浙江龙头企业，多半是坏企业的典型。无论是飞跃、华联三鑫还是江龙控股，无不是在经济上升期，依靠廉价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资源大肆扩张、过度借贷。相反，一些财务稳健、对形势发展有预见性的企业，有望安全渡过这次危机。
位于宁波镇海金属园区的一位张姓企业主，5月开始卖厂房，还清了所有贷款和高利贷，现在开始花原来三分之一的钱买厂房。在很多当地企业家看来，“生意难做，但寒冬总会过去”。
浙江人的自救能力值得信任，真正令人担心的，是浙江民间金融和浙江的产业集群未来如何转型。浙江第一代企业家不乏创业精神，但文化水平不高、视野狭窄，妨碍了企业的升级换代。很多企业一旦做大，就沦为糟糕的家族管理的典型。这次危机之后，是否会带来“浙江模式”的真正转型，推动当地私企完成从家族管理向职业经理人的过渡，令人关注。
而浙江民间金融以个人信誉、宗族力量甚至暴力手段为保证，不要求抵押和担保的融资方式，是浙江中小企业创业和发展的活力之源。但它的无处不在以及缺乏规范，也在无形中放大了当地的信贷风险——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两本账，民间借贷和银行信贷间互不知底。这是这次危机中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看来，当前制约浙江产业结构转型的薄弱环节之一，就是民间金融的合法化程度过低，而这正是政府未来可以着力的空间。
案例一
绍兴：强势政府护盘
□ 本刊记者 沈乎/文
在10月20日绍兴县经济形势通报会上，绍兴市副市长陈月亮面对杭州地区18家银行和宁波市五家银行的代表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快速重组，要有时间表；重组中出现什么问题，有什么责任，市委市政府承担。”
显然是为了让银行坚定对政府护盘的信心，他引用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的话说，“哪怕是国有资产进去也没问题。”
2008年8月以来，曾经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名第八的绍兴县风波陡起，四家企业——金雄轻纺集团、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浙江江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五环氨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相继停产，引发了当地纺织业和银行业的恐慌。
其中，对外界震动最大的，是华联三鑫和江龙控股两家企业。
绍兴县政府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决定要“保”住上述四家企业。8月以来，县委县政府与各家银行走访周边省市两级各家银行，帮助企业协调应急资金。
10月9日，由浙江省政府两位副秘书长主持，在省人民大会堂召开省级银行协调会，重点讨论华联三鑫重组。10月13日，县委县政府又召开银行行长会议，对银行作出“三不”请求——不随意撤贷、不附加担保抵押条件、不增加企业贷款负担。
政府的强势介入暂时稳住了地方的恐慌情况。但是，银行及其他债权人的疑虑并未完全散去，其想法与步调亦与政府不完全一致。绍兴的这场连环危机是否完全消弭，仍待观察。
大而无当的绍兴“双雄”
事实上，无论是政府、银行还是企业内部人士，现在对于倒掉的华联三鑫和江龙控股已有定论：这是两家内部管理混乱、经营不善的企业。绍兴市银监分局局长骆有才曾将江龙控股、华联三鑫等问题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四条：“一、管理不善，已经形成了较大数额的亏损；二、企业法人或高管综合素质存在明显不足；三、民间融资比较明显；四、超速发展，财务负担加长加大，明显存在短贷长用。”
不过，在问题爆发之前，这两家企业却同为当地“明星企业”，是当地政界和金融界的宠儿。究其原因，在于它们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至惊人的规模，成为当地乃至全国之最。
始创于2003年3月的华联三鑫是国内最大的PTA生产商，也是绍兴县首家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的企业，主要生产、加工和销售与精对苯二甲酸相关的纺织化工产品和原辅材料。
成立后四个月，华联三鑫动工兴建总投资24亿元、年产量60万吨的首个PTA项目。这是浙江省首个PTA项目，也是当时绍兴县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被认为可拉长产业链，促进绍兴纺织业产业升级，受到省市领导重视。
不过，进军PTA的时机很快被证明不合时宜。全球PTA产能从2006年就开始过剩，加之国内销售环境不畅，PTA生产原料PX的价格涨幅大大高于PTA，产品利润空间被挤占。华联三鑫投产至今，除在2005年投产当年曾短暂地创造辉煌，之后一直深陷窘境。
即便如此，公司仍在2006年和2007年四处举债，大规模扩张。与此同时，公司还涉足期货市场，从今年七八月份，偏离套期保值的轨道，企图投机获利。伴随着其PTA产能的迅速扩大，距离企业崩盘也越来越近。
2007年1月，华联三鑫年生产能力达到180万吨，当年实现销售收入79.64亿元，净亏损9.60亿元。此后，企业流动资金一再告急。今年9月29日，华联三鑫突然资金链断裂，宣布停产。当地一家商业银行高层告诉《财经》记者，一家商业银行突然回抽8000万元贷款，是压垮其资金链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假如是好企业，银行一两笔贷款不能续贷，不至于到倒闭境地。”
华联三鑫一位内部人士则坦言，公司常年经营不善，是资金链断裂的根本原因。据当地一位权威人士透露，华联三鑫上报给政府的数据中，自身和其两家当地股东加佰利、展望集团信用风险敞口共计105亿元；其中加佰利和展望集团约有30多亿元，涉及债权银行18家。因华联三鑫是地方重点支持企业，其贷款多为省分行直放，少有县市级银行涉及。贷款额度最大的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民生银行、农业银行等，仅工行贷款就超过20亿元。
绍兴滨海开发区另一家企业江龙控股，则占尽科技、风投和“中国概念”之风光，投产两年即在新加坡上市。甚至在董事长陶寿龙逃跑之前，还对外宣称一家子公司将于今年10月赴美上市。
江龙控股董事长陶寿龙，江苏泰兴人。在江苏生意失败后，2003年，陶寿龙夫妇筹建浙江江龙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短短两年间，公司销售额突破6亿元人民币，并在“中国概念”的热潮下，于2006年9月赴新加坡主板上市，改名为“中国印染”。
陶寿龙由此展开大规模扩张，建立“江龙控股王国”，旗下有八家企业，涉及纺织、印染、科技、贸易等不同领域。对外称其总资产达22亿元，员工4000多人。
但在表面的繁荣之下，公司内部已千疮百孔。一位及时“逃离”了江龙印染的员工告诉《财经》记者，“去年年底公司资金链就开始紧张，拖欠工人和高管的工资，今年上半年拖得更严重。江龙上了市，又没有强有力的管理人员，当时我想可能拖不过两年。”一位遭到江龙拖欠货款的供货商表示：“我们供应商坐在一起探讨，认为他死就死在民间借款上。”该供货商说，“民间借款月息七分八分，甚至有一毛的，做生意的怎么能超过两分以上呢？”
10月初，陶寿龙的“王国”轰然倒塌，本人也携妻踏上了逃亡之路。300余家供货商自发成立债权委员会，委托11位代表与政府商谈，试图追回高达1.5亿元的货款。部分供货商愤怒地驱车围堵公司，直至10月20日陶寿龙被捕后才逐渐散去。
据绍兴县副县长孟柏干介绍，初步统计，江龙控股总负债22.17亿元，其中银行贷款12.81亿元，社会性借款5.87亿元。江龙出事后，绍兴县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支付职工工资，以维护社会稳定。
连环担保危机
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素来是“大企业，小政府”模式。绍兴政府此番如此动作，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地企业的发展长期系于互相担保、过度担保的状态。地方政府担心风险一旦被触发，恐将席卷绍兴大部分企业，绍兴将陷入全面危机。
用一家涉事银行的话来说，如果机器生锈，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四家危机企业账面各类负债146亿元，其中银行类负债113亿元，共涉及33家企业69亿元担保额。以华联三鑫为例，2005年，华联控股披露为华联三鑫担保金额15.4亿元，占净资产90％。另两家本地股东展望集团和加佰利担保额，也应在5亿元以上。
除了股东，还有绍兴不少当地企业陷身其中。浙江精工建设产业集团、浙江庆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南方控股集团、浙江新中天控股集团均曾与华联三鑫进行过互保。华联三鑫也为四家本地集团旗下十余家企业提供了担保，其中包括浙江远东化纤集团。
但这远非华联三鑫担保链条的全部。虽数额难以统计，但绍兴市法律界人士估计，绍兴县50％的企业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受到波及。另有自身涉及担保的业界人士估计，四家危机企业可能将牵动绍兴县80％的企业。
“绍兴担保圈自成一体，不一定非要生意来往，或上下游企业才能互相担保，有时仅是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需要贷款就互相帮个忙。”一位当地银行业人士说，“担保圈不仅是绍兴特色，也是整个江浙地区的特色。总行对浙江分行虽有指引，但无法解决巨大的存量。”而且，由于浙江人行信贷资信系统尚不完善，银行对企业的担保情况几乎无法准确掌握，大企业尤其如是。
然而，担保企业并不一定真有能力背负担保责任，尤其在资金短缺的当下。一位当地银行业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连环担保风险很大，危机不遭触发则风平浪静，一旦其中一环出现问题，则火烧连营，一损俱损。
正因为此，很多银行在企业问题爆发后，难以下手对企业及其担保企业收贷。个中原因，并不仅是来自地方政府的干预，也是指望在政府的担保下，企业撑过眼前难关便可万事大吉。
四家企业相继出事之后，浙江当地一些银行业内人士已在反思。前几年浙江经济发展太快了，企业盲目扩张，上了规模之后，银行送贷上门，银企地位发生了扭曲。“像华联三鑫这样的大企业，出事之前，银行定是竞相放贷，一再放低要求。”一位当地银行业内资深人士说道。而地方政府恨不得自己辖区冲出个中国五百强，世界五百强，只关心在自己任期内有多少大企业，搞出多大GDP。至于产能是否过剩，企业扩大后，是否有竞争力，都不在关心之列。
政府“三张牌”
绍兴市辖下的绍兴县，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东接宁波，西邻杭州，是全国闻名的“纺织基地”，2007年生产总值541.49亿元。但今年以来，倚重出口的绍兴县受到了次贷和汇率的双重冲击，产业和金融环境双双恶化。自三季度以来，银行放贷节奏显著放慢。绍兴县副县长孟柏干介绍，至9月末，全县贷款增加额不到存款增加额的一半。
绍兴县的一份政府文件称：“初步统计，绍兴县多数企业是微利和持平，个别企业采取限产减员等措施，来苦撑熬冬，甚至个别大的纺织印染企业出现了破产、待重组的现象。”
文件还称，“近段时间异地资金抽资加剧，仅在9月异地银行就从辖区内五家集团企业‘抽资’9.8亿元，这大大加剧企业资金链紧张程度。”这份文件称，华联三鑫引发的连锁反应已经为政府最担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敲响警钟”。
对于四家企业引发的危机，绍兴县政府开出的批量挽救药方有三：一是最快速地推进企业重组；二是稳定银行阵营；三是以政策优惠化解担保风险。
绍兴市副市长陈月亮也强调，在企业风险处理中要打击三种人，一是“地下钱庄”；二是经济上有问题的企业法人或相关人员；三是其他经济犯罪。“民营企业搞得好，自己很潇洒，搞得不好一走了之，这种情况不行。”
而绍兴县县长冯建荣曾表示，2007年县财政直接可以动用资金170亿元，今年肯定超过200亿元。“200亿调控一个县域经济，我认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说，“我们有这个财力，财大才能气粗，才能当着行长的面说这个话。”在稳定银行信心之余，绍兴县还提出具体要求，希望银行对各企业贷款恢复到年初水平。
银行目前仍在观望之中。“这（恢复年初供贷水平）只是县里自己的期望而已，省分行如何向总行交待？”一家银行方面与会人士坦承。事实上，绍兴县政府的财力虽有一定说服力，但各家银行行动并不一致。一些商业银行不愿直接与地方政府对抗，没有收缩当事企业贷款，却收缩了与担保企业相关的第三方企业的贷款。绍兴企业的问题已令一些上下游客户提高警惕，有些客户甚至直接撤单。“现在我们做生意都是现款现货，没有人再给你账期。”一位贸易公司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
不少未被卷入的当地商界人士则担心，绍兴县政府的强力救市举措会引发道德风险。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生产经营乃至倒闭清算拍卖，不应由政府越俎代庖。在政府操刀主导的过程中，纳税人的钱被拿去贴补少数本来就经营不善的企业，公平原则难以保证，难免引发寻租嫌疑。
截至目前，绍兴县并未急于用国资买单。在华联三鑫、江龙控股等四家企业的风险处置中，绍兴县提出“企业主体，政府主导”的原则，首先选择优势企业以最快速度重组，恢复生产。而政府手中的两张“王牌”，主要是减免税收，或改变土地用途返给企业部分款项。
各“问题企业”的命运并不相同。华联三鑫在获得绍兴县内的浙江远东化纤集团与绍兴县国资平台——滨海工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注资9亿元和6亿元之后，已定于11月7日复产，破产之虞不复。江龙控股则因债务过于庞大，尽管政府官员宣称要解决其涉及的担保关系，但若不先给巨额债务“瘦身”，对重组企业来说缺乏吸引力。
“自己摊子已经够多了，再去承受一个，哪里承受得起？”绍兴县一家大型印染企业的董事长说，“要‘瘦身’了，不能再搞什么扩张和发展了。以后小心一点，做小一点。”
案例二
飞跃：重组未必行
□ 本刊记者 严江宁 杨海鹏 杨彬彬/文
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工业缝纫机生产和出口企业——浙江飞跃集团，自曝出财务危机、当地政府出手救助以来，时间已过去四个月，但迄今重组仍无实质进展。
“好东西大家抢着要，东西烂掉了，肯定都不肯要。”一位当地银行高层评论说。
“比谁逃得快”
飞跃总部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由邱继宝在1986年创办，短短十几年间其销售规模便超过十亿元，成为中国缝制设备行业领头企业。该公司也被地方政府视为一家旗帜性企业。邱继宝本人亦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民营企业杰出代表等称号。
不过，2007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海外市场严重萎缩，飞跃业务遭受重创。飞跃目前负债规模约为17亿元。除几家国有银行，另有相当数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为飞跃提供异地贷款，以广东发展银行所贷数目最大，估计超过3亿元。
压垮飞跃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高达数亿元的民间高利贷。2008年以来，在银行紧缩银根背景下，飞跃难以从银行续贷，被迫转向民间寻求周转资金，即一般所说的“高利贷”。
一位接近邱继宝的人士透露，飞跃在浙江宁波民间所借资金上亿元。由于无力偿还民间借款的利息，飞跃无奈向当地政府求救，台州市政府随即接管。
但飞跃借有高利贷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刻触痛了银行的敏感神经。中信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宁波分行在收到飞跃的到期还款后，均拒绝续贷。
一位参加债权银行会议的人士则认为，飞跃的问题，一是出口退税比例下降，二是产品结构单一，三是调整能力甚差，四是市场形势不好，五是家族管理模式的问题。这些问题，短时间内难以改观。
飞跃虽经多年发展，但管理层几乎没有引进职业经理人或外部经营管理人才。该公司内部人士称，邱继海的弟弟负责生产，其妻阮云兰主管采购；质检、工程技术等主要环节，也掌控在亲戚手中。台州市政府一位官员很惊讶地发现，一个在其他缝纫机厂7元钱都不让采购的配件，在飞跃居然以22元买进。
飞跃海外摊子铺得过大，也加剧了企业的成本危机。飞跃在美国的迈阿密、洛杉矶和欧洲等地成立了18家分公司。
与飞跃这几年不断扩张相伴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慷慨“输血”。“这些钱来得实在太容易，企业想都不想就花掉了。”一家银行行长告诉《财经》记者。
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台州没有分支机构，对飞跃的真实运营情况了解甚微。一旦一家银行贷款，其他银行随之跟风，最后则是比谁逃得快，逃不走的就被套牢。
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在债权银行会议上，邱继宝承认了经营不善已有时日，甚至明言：“提供给你们银行的报表都是假的。”
据当地同行透露，台州市财政已经拨了几千万元给飞跃，主要用于安抚员工、债权人、供应商，并维持生产。
“难啃的骨头”
浙江省经济委员会报告显示，台州市是全国最大的缝制设备生产和出口基地，生产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缝纫机。当地有各种缝纫机、其他服装机械及零配件生产企业近200家，小家庭作坊超过1000家，仅为飞跃供应零配件的企业就有几百家。
另一方面，由于飞跃的贷款多采用“企业担保”形式，若失去控制，信贷危机可能蔓延到为其担保的企业。“现在正处在一个集中爆发的节点，再发展下去就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当地一位银行业人士称。
然而，由于部分民间借贷方难与飞跃达成一致，飞跃的重组止步不前。
据了解，目前已有三到五家境外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公司和产业投资基金表达过对飞跃资产重组的意愿。
“飞跃能活下去的惟一出路就是实施资产重组。成立一家新公司继续经营，以有效偿还相关债权。”台州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张瑞敏对《财经》记者表示，“但由于有部分社会债权人（即民间借贷方）已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飞跃的资产全部被法院查封。当务之急就是把资产解冻。”
在飞跃的27户民间借贷方中，来自杭州、金华、永康、宁波等地的四五户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对飞跃的全部资产进行财产保全。其中，“最难啃的骨头”是向杭州上城区人民法院提出起诉的郑幸强。郑幸强称借给飞跃2300万元资金，至今飞跃仍欠他1800万元本金和996万元违约金。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杭州上城区人民法院查封了飞跃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资产。目前，台州民间借贷的年利率达12％，是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6倍。
张瑞敏称，当前必须要赢得这部分债权人的同意，使他们撤诉。正因如此，飞跃正在与每一个债权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重新达成谅解协议及偿还计划，力保保本还息。这一过程，政府将予以协助；如不能说服对方撤封，则只能对飞跃破产清算，债权人的清算率最多为10％－20％。
在政府出手的同时，当地另一家缝纫机龙头、近期同样陷入困境的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曾一度扮演“白衣骑士”的角色，但最终中止介入。
中捷的撤出，并未打消政府推进飞跃重组的决心。10月下旬，张瑞敏在电话中向《财经》记者明确表示，“肯定不会让它（飞跃）破产的。飞跃是有还款能力的，重组就是保证还款能力的其中一部分，境外资产变现也是一部分。具体怎样重组，以企业为主，政府原则上不干预。”
不过，在不远的杭州，另一家原本是当地最大的生产安防产品的南望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尽管也获得政府大力施救，最终在经历七个月的重组无果后，于10月27日正式启动了“破产重整”的程序。破产之时，南望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初步统计的债务已经高达近15亿元，其中民间高利贷占了近7亿元，公司担保债务及一般债权人债务3亿余元。
苏州篇
“空心老二”转型
□ 本刊记者 杨彬彬/文
26岁的张建华（化名）是苏州一家中小商业银行常熟支行的业务员，因为经手的一笔数亿元贷款无法收回，他现在每天在借贷方——位于常熟工业园区的科弘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区吃住，面容憔悴。
10月8日，科弘材料的母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中国金属突然停牌，20余名台湾籍高管从常熟“集体失踪”，给当地20余家商业银行留下了总额近50亿元的财务黑洞，迄今尚无解决方案。对张建华这样的普通业务员来说，这些贷款本来是他们的“优异业绩”，现在却成了一场灾难。
中国金属财务黑洞，只是苏州外向型经济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传导效应的影响，苏州经济危机初显，尤以在GDP中比重畸高的外资为甚。由中国金属发轫，近一个月来，恐慌情绪在苏州银行圈蔓延。过去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银行对外资企业的贷款审批过于宽松，一些商业银行不得不主动加强对外资特别是台资、韩资企业贷款的风险监控，甚至每周都要派员去厂区巡查，防止管理层卷款逃跑。
“四五年前，我们就呼吁苏州经济要转型，要改变外商一支独大的局面，现在看，转型还是晚了。”10月30日，苏州市政协副秘书长徐伟荣和《财经》记者谈及危机时说。
作为原苏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他很清楚“苏州模式”一派欣欣向荣背后的隐忧。
和中国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一样，所谓“苏州模式”也是“穷则思变”的产物。
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风靡全国的苏南乡镇企业体制弊端日显，经营陷入困境，一湖之隔的浙江民营经济则一派红红火火。
民营经济本来就不发达的苏州，在这一轮长三角区域经济竞争中逐步掉队，最终选择了一条以出口加工型经济为主的输入型发展道路。
包括徐伟荣在内的多位当地人士回忆，苏州当年招商引资的“撒手锏”，除了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主要就是靠低廉的土地、人力成本和税收优惠。
一些企业主透露，当时1亩工业建设用地从完成征用到“三通一平”，成本通常要15万元左右，转让给民营企业是市场价，但很多外商只要区区5万元甚至“零地价”就能拿到。
由于政府大力扶持，不少外资还可采取“借鸡生蛋”的模式，往往只需要从境外注入少量原始资金，即可从当地银行获得大量贷款，进行滚动发展。
低廉的土地、人力和资金成本，加上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苏州经济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膨胀。
据苏州统计局数据，1995年至2007年，苏州实际利用外资额从23亿美元升至71亿美元；2007年，苏州GDP总额首次超过5000亿元，在长三角地区仅次于上海，名列第二；而同期，“两头在外”的苏州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超过1800亿美元，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九成弱。
不过，苏州为数众多的外资企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同时，在发展早期，各县区为了竞争，引入外资良莠不分。像位于苏州郊区甪直镇的和成卫浴、罗马瓷砖，均是当地污染大户；其中罗马瓷砖每年上交利税仅数百万元，而拖欠的工人工资就达上千万元。
近年来，各界对“苏州模式”的争议越来越激烈，称其“只长骨头不长肉”；不仅人均收入远远落后于GDP增速，产业结构也高度依赖制造业，服务业比重低，影响了发展后劲。
苏州经贸委信息中心主任杜文忠表示，外资“一头独大”，给苏州经济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地区产业的空心化。政府在资源分配上过度向外资倾斜，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目前，苏州本地民营经济主要以纺织服装、化纤、钢铁和机械加工为主，抗风险能力差。
一位在苏州新区从事家纺出口贸易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受能源价格上涨和下游销量受限影响，中国最大的化纤原料基地盛泽已有三分之一的织造厂停产；苏州家纺产能削减了三成，利润率下降一半。他担心随着欧美经济增长放缓，明年将会有更多企业难以为继。
杜文忠表示，苏州过去的发展模式过度依赖廉价资源。随着本地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的上升，优惠条件不复存在，企业大规模外迁是迟早的事，就像当年很多外资企业从广东迁到苏州一样。苏州在位于苏北的江苏宿迁共建了一个工业园区，聚集了大量从苏州迁来的外资企业，其中大部分是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所谓产业梯度转移，事实上很可能又是“刮一阵风，留下一堆烂摊子”。
苏州大学商学院院长万解秋认为，与广东、浙江相比，苏州两三万家外资企业问题暴露得要晚，但可能影响更深、恢复周期更长。目前政府虽然在积极施救，但手段有限。
“危机的影响还没有见底，明年苏州将面临着一个拐点。”苏州采访三日，记者不止一次听到多位政府、企业人士如此担忧。
案例
中国金属游戏
□ 本刊记者 宫靖 陈竹 赵何娟/文
在常熟科弘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科弘）的门口，现在至少张贴有六家法院的封条。数百亩土地上的现代化厂区一片沉寂。
10月8日凌晨，以科弘为主要资产的新加坡上市公司中国金属（百慕大）集团有限公司（FerroChina，新加坡交易所代码：35844，下称中国金属）20余名台籍高管，突然集体返回台湾。
翌日，中国金属在新加坡发出的公告显示，公司无力偿还约7.06亿元人民币的营运资本贷款，其已经到期和可能到期的各类借款高达52亿元之巨，10月10日起正式停牌。
体量庞大的中国金属轰然倒下，成为在这一轮长三角经济危机中的又一个出局者。此时，距离台湾商人佘春泰在大陆白手起家，不过短短五年。
五年间，佘春泰从零起步，借助中国钢铁行业从2002年初至2008年为期六年的景气周期，吸引了巨额的海内外各路资本和银行贷款，迅速膨胀成一个对外号称总资产超过百亿的庞然大物。直至全球资本紧缩、钢价近四个月巨幅下跌近40％时，这场高负债扩张游戏才戛然而止。
白手起家
对于20余名台籍高管的集体返台行为，当地政府表示“至今仍然无法完全理解”。在常熟市委宣传部向《财经》提供的一份文字材料中，对该次事件描述为：“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和钢铁行业不景气等因素影响，……因资金短缺导致经营出现严重困难。”
但对于熟悉佘春泰和中国金属历史的人，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佘的发家过程太过短暂和神奇，而根基又太过薄弱。
中国金属的实际控制人佘春泰，在台湾并无显赫资产。2001年他来中国大陆之前，职务只是台湾义联集团的中层。佘春泰现年47岁，台湾逢甲大学工业工程系本科毕业，在台湾曾先后供职盛余股份有限公司、烨辉集团等台湾钢铁企业。
2001年，佘春泰被台湾义联集团聘为其大陆企业常熟启扬新兴建材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03年年中，佘春泰离职，以镀锌钢品为主业，创办科弘。
北京钢联资讯总监徐向春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佘在大陆的创业，赶上了本轮全球钢铁景气周期。2001年底至2002年初，大陆钢铁市场复苏，需求旺盛，钢价开始上扬；此后虽间或有调整，但在2008年6月中旬前，始终未改上扬主线。
一位熟悉佘春泰的常熟当地台商认为，佘春泰商业嗅觉敏锐，来大陆工作两年后，强烈感觉到钢材市场发展势头强劲，且镀锌钢品紧缺，每年大量进口，遂决定创业。
然而，钢铁行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进入门槛高，佘春泰只有经验和眼光，没有资本。但苏州当地以土地和税收为优惠，大力吸纳外资，给佘春泰带来机会。常熟启扬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2003年佘春泰离开公司后，很快在国际上募集了数亿美元启动资金创办科弘，并以“官升一级、薪水翻倍”的政策从常熟启扬挖走了相当数量台籍中层。
当地知情台商称，佘春泰深谙镀锌钢品生产与经营，口才极好。“他很擅于用未来企业美好的愿景说服各路投资人、当地政府和银行家，当然，他也确信这些愿景能够实现。”
佘春泰借船出海，自己则凭借技术经验分得干股，后来更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控股科弘，直接、间接持有32％以上的科弘股份。
2003年年中，科弘开始建一期工程，主要是六条裁切线，加工能力60万吨/年。 2004年5月10日，第一条生产线投产，佘很快上马了二期工程。2007年年中，二期建成投产。据称，公司第一、二期投资额8934万美元。
在创办科弘同时，佘春泰还受聘担任中国金属的CEO。2005年5月19日，中国金属在新加坡上市，募得2.12亿元人民币，即4198万新元；其中，股份半数为机构投资者所购，JF资产管理（新加坡）有限公司持有7.16％的股份，后增持至9.24％。其时，佘已在中国金属直接间接持股14.15％；花旗银行也出现在股东名单中，通过旗下公司持股11.65％。
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金属，一是看好中国镀锌钢板市场，二是看好佘的个人经营能力。在他们的支持下，随后的2006年和2007年，佘春泰通过两次收购，以合计约6.65亿美元（相当于49.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将自办企业科弘和常熟常钢析材有限公司装入中国金属。
自此，佘的两大平台合二为一。他直接和间接控制了中国金属16.32％的股份。这桩收购使中国金属的市值超过10亿新元，跻身新加坡交易所前十位。中国金属总资产也从2006年的29.85亿元上升至2007年的128.99亿元，猛增99亿元。其中，至少有90亿元由科弘贡献。
2007年底，科弘宣称实现销售收入66.75亿元，预计2008年销售收入可突破100亿元。庞大的总资产加上亮丽的销售数字，帮助中国金属获得了新加坡市场投资者的认可。
泡沫越滚越大
中国金属事发后，有业界专家开始质疑科弘资产的实际价值。2007年10月，科弘三期工程——共60万吨产能两条镀锌生产线投建，科弘曾自称公司投资总额3.3亿美元。“这意味着科弘的固定资产只有20多亿元，其余60多亿元都是存货和流动资金。这可能吗？”
实际上，2007年江苏省国税局一份公告显示，科弘注册资本2.1亿美元，实到资金1.3亿美元。中国金属的财报曾披露，科弘的总资产中约有近38亿元为无形资产——商誉。
从2006年到2007年，在科弘注入中国金属的同时，对钢市坚定看多的佘春泰凭借在当地政府、银行和其他战略投资者中打下的基础，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扩张。
此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钢价继续上扬，但也有业内人士一再呼吁钢铁产能过剩，危机即将来临。
2006年6月，佘春泰以科弘名义收购位于天津新兴产业园区空港物流加工区的天津市益源钢板有限公司。该公司年镀锌钢品产能22万吨；六个月后，中国金属又以850万美元，收购常熟星海新兴建材有限公司（下称星海）和常熟星宇新兴建材有限公司（下称星宇）。这两家公司也是佘春泰在中国金属体系之外自建企业。
几乎每桩收购后，都伴随着新的产能扩张。2007年，中国金属在天津新增60万吨镀锌生产线。投资达5.1亿元。同期，在星海、星宇也各上了四五十万吨的新生产线。中国金属2007年还计划在东莞和越南收购三家工厂，后因资金原因推迟至2009年。
即使在资金链已经出现危机，即将断裂的2008年，中国金属仍在计划新的扩张。
佘春泰对新加坡《联合早报》称，2008年，中国金属将具备350万吨镀锌钢铁产能；2010年左右，产能将升至500万吨，成为全球最大的镀锌钢品生产企业。但直至此次事发，中国金属已建成产能仅约200万吨，尚有100多万吨产能在建。
在一些台商看来，此时的佘春泰已经患上了台湾人说的“大头症”。“他的扩张太快了，四五年间就要从零到万，成为全球镀锌钢品的龙头老大。”一位认识他的台商说。
“一场游戏一场梦”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知情人士称，中国金属运作中的最大问题，是主要靠银行借贷支撑生产流程，对原本不高的利润率吞噬过大。科弘注入中国金属时，带去了40余亿元银行贷款。之后，中国金属的借款额更加放大。
熟悉镀锌钢铁业的业内人士称，该行业有两大特点，一是所需资金密集，二是利润率不高，毛利率只有10％至15％，如果企业全靠贷款，根本不足以支撑正常现金流。
2006年初，花旗集团发放了1.6亿美元贷款给中国金属，以支持中国金属收购科弘，并投入二、三期工程建设。
当年3月4日，同样是支持科弘材料二、三期工程建设，由建设银行牵头，工商银行、光大、招商、泰国盘谷、浦发、中信等中外资银行共同参与，向科弘公司提供12亿元银团贷款。其中，主贷款行建设银行的贷款高达8.8亿元。
2007财年中国金属与科弘并表后，负债激增45亿元，其中，40亿属于流动负债。而在中国金属问题爆发后，仅常熟市法院受理的中资银行贷款案件就达48亿元。
江苏省银监会一位内部人士在接受《财经》采访时称，目前并未发现各家贷款银行在放贷中存在明显违规之处。因为中国金属提供了足够的抵押资产，所处行业当时前景看好，企业本身具较强竞争力。他认为，最终导致贷款出问题的原因是“经营风险”，即由于宏观环境和行业景气未及预料的改变，导致企业无法全额还贷。
但中国金属的财务报表并非表面看来那么健康。
2007年中国金属财报中，其资产负债率仅为51.4％，但去除前述的38亿元商誉，实际资产负债率达到73％左右。这在钢铁业并不健康。
中国钢铁市场的下跌从2008年6月后突然开始，至10月中旬已下跌近40％。不过，中国金属的资金链在2008年3月已现断裂迹象，比全球钢铁行业的下滑要早三个月。这表明，快速扩张的疯狂游戏在大势走低前，已是强弩之末。
当时，中国金属借花旗国际有限公司（Citicorp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6000万美元贷款到期，因中国金属无力还债，双方只好选择以新换旧，将利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
当地工行的一位内部人士则告诉《财经》，他们在去年已注意到它在还款中“拆东墙补西墙”；之后银行便逐渐回抽贷款，目前仅余1亿多元。
“这种公司，即使大环境不出问题，迟早也会出问题。环境只是导火索。因为经营的自有资金严重不足，又没有母公司，长期靠银行贷款来周转。”这位银行业人士总结说。
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坚信“钢市还将上升”的佘春泰在2008年钢价最高时，还囤积了大量冷、热轧钢卷为原材料。在钢价下跌之后，变成了难以消化的亏损。
当地一位知情台商总结称，中国金属的发展，起先是靠各路资本起步，在运行中则全靠银行贷款。一旦市场走跌，银行意识到风险准备收回即将到期贷款，并缩小贷款额度，甚至停止贷款时，这场高负债扩张的游戏便无法再玩下去。
本刊记者张伯玲、沈乎、徐和谦对此文亦有贡献
中国长三角地区的私营企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市场洗礼。2007年下半年以来，广东、浙江、江苏出口加工型企业普遍遭遇困境。在浙江温州、台州、宁波、绍兴、义乌、杭州以及江苏苏州、无锡等地区，不断传出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的消息。一些昔日的地区龙头企业，如飞跃集团、江龙控股、华联三鑫、中国金属等，或因炒期货巨亏，或因经营不善，或因不堪民间融资重负，陷入绝境。更多企业则通过减产、收缩规模以渡过难关。
长三角是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这里的企业主们，正在从这场危机中加深他们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感受。在过去的很多年间，无论是企业家、银行家还是官员们，都习惯了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中思维和行动。甚至在一年前，还有很多人以为这种增长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到2008年下半年，企业倒闭的消息越来越频繁地传出，市场对于整个长三角地区经济状况的担心在加剧。但是，这是一个区域性、产业性的调整，还是一场全面危机的前兆？对于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浙江和江苏，这是否意味着旧有发展模式和产业基础的一次彻底洗牌？
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呼吁和推动者而言，那些盲目扩张、经营不善的企业倒闭，本是市场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是中国经济转型必须承受的一部分。但随着倒闭危机的持续扩大和蔓延，中国各级政府的决策者们是否仍能而且应该泰然处之？
带着这些疑问，《财经》记者分赴浙江台州、绍兴、宁波、杭州以及江苏苏州、无锡等地，对各地倒闭企业及在当地发生的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
——编者
浙江篇
重回“小政府”
□ 本刊记者 杨彬彬/文
在《财经》记者此次对长三角的采访中，几乎所有基层政府在听闻企业“出事”后，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保”的决定。在他们看来，最坏的一种结果，就是企业破产。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企面临脱困改制，不少地方政府正是用同样的手法“捆绑”银行，救助濒于死亡的国有企业。所不同的是，这次浙江最先倒下的，地方政府出手相救的，基本上都是因扩张过度、经营不善而陷入流动性危机的大型民营企业。
最大的为何最先倒下？理论上，经营健康的大企业现金充足，抗风险能力应强于小企业。但如果是短期内“催肥”的企业则另当别论。当地商人们总结说，最先倒下的企业有三种类型：一是过于依赖银行贷款和民间信贷的；二是产品品种过于单一的；三是大客户过于集中的。
而这些“大企业”的生成，多赖于当地政府和银行近年来不遗余力地“垒大户”。与外界普遍将浙江制造业困境归结为人民币升值、能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外部因素不同，一些浙江本地学者认为，近年来政府对民营企业干预增多，“浙江模式”已经越来越走向它的反面，这为今天浙江制造业的困境埋下了病根。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就直言：“浙江中小企业不是急性病，而是慢性病！” 在他看来，浙江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扶强做大”的政策方针。政府通过土地、税收、金融、司法保护等方面的倾斜，扶持一些大型民企，导致企业竞争环境恶化；大型民企对政府的依存度提高，患上了“类国企病”。
“‘强资本’与‘强政权’结合，会对‘浙江模式’造成毁灭性打击。”姚先国称。
作为传统的民营经济强省，“大市场，小政府”曾是“浙江模式”引以为豪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以后，温州、台州地区最先出现了大量制鞋、五金家庭作坊，并迅速在浙东南、浙东等地生根开花，由此出现了以家族式、集群式、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性的“温州模式”。
随着乡镇企业体制性弊端日显，大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温州模式”在与“苏州模式”的竞争中逐步胜出，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成新的“浙江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标杆。
在“浙江模式”风靡全国、民营经济逐步成为浙江地方经济主体的过程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熟悉浙江政治、经济生态的当地人士回忆，上世纪90年代，“浙江模式”获得官方肯定，可以看做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此后，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需要，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干预日益增多，昔日的“小政府”变成了“强政府”。由于政府掌握着土地、财税、金融等最重要的市场资源，使得其有可能通过相应的政策倾斜，有选择地“催肥”一些“重点民营企业”，“草根经济”逐步烙上了“官商经济”的印记。
一些浙江当地企业家介绍，地方政府对大企业的优惠政策，有时甚至到了让企业都吃惊的地步。除了返税奖励，一些地方政府还以“工业开发区”的名义，给大企业提供大量建设用地，并要求银行对大企业贷款给予优惠。一些企业“内功”跟不上，并无做大计划，但在政府和银行的努力下，迅速膨胀。当流动性恶化后，当初低价获得的土地，变成了所谓的“大企业”最值钱的资产。
目前，浙江全省共有200多万家企业，但规模（500万元）以上企业仅有500多家。由于地方政府将财政补贴大量给了大企业、外资，中小企业无法享受到“阳光雨露”，无形中制造了一个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影响了产业集群的升级，也妨碍了市场自我调整。
浙江企业素有民间借贷、互相担保的传统，很多当地政府担心风险一旦触发，或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社会稳定，不得不出手救助。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兴元表示，企业倒闭未必会造成社会稳定问题，浙江人自己从来没有“让政府找工作”的思想，民工们有工就打，没工就返乡，不会造成当地就业负担。而且，浙江虽有不少工厂倒闭，也有很多工厂缺工人。
事实上，即使政府表态不惜动用国有资本来救助，也未必成功。到目前为止，由政府主导的南望重组已经失败，飞跃重组陷入僵局。很多当地学者指出，现在是浙江回归“小政府”的最佳时机；以往地方政府很难有勇气去主动调整，又涉及到政绩考核和中央地方财政体制的问题，现在都不复存在，反而可以借助危机让市场更合理地配置资源。因为过去几年的历史已证明，依靠政府拔苗助长式的帮扶，并不能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大企业。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主任蔡章生告诉《财经》记者，浙江企业本来就有生有死，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2005年经济环境最好的时候，平均每天也有240家企业诞生、160家企业倒闭。如果倒闭能推动体制改革，有些企业破产不一定是坏事情。
事实上，目前濒于破产的一些浙江龙头企业，多半是坏企业的典型。无论是飞跃、华联三鑫还是江龙控股，无不是在经济上升期，依靠廉价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资源大肆扩张、过度借贷。相反，一些财务稳健、对形势发展有预见性的企业，有望安全渡过这次危机。
位于宁波镇海金属园区的一位张姓企业主，5月开始卖厂房，还清了所有贷款和高利贷，现在开始花原来三分之一的钱买厂房。在很多当地企业家看来，“生意难做，但寒冬总会过去”。
浙江人的自救能力值得信任，真正令人担心的，是浙江民间金融和浙江的产业集群未来如何转型。浙江第一代企业家不乏创业精神，但文化水平不高、视野狭窄，妨碍了企业的升级换代。很多企业一旦做大，就沦为糟糕的家族管理的典型。这次危机之后，是否会带来“浙江模式”的真正转型，推动当地私企完成从家族管理向职业经理人的过渡，令人关注。
而浙江民间金融以个人信誉、宗族力量甚至暴力手段为保证，不要求抵押和担保的融资方式，是浙江中小企业创业和发展的活力之源。但它的无处不在以及缺乏规范，也在无形中放大了当地的信贷风险——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两本账，民间借贷和银行信贷间互不知底。这是这次危机中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看来，当前制约浙江产业结构转型的薄弱环节之一，就是民间金融的合法化程度过低，而这正是政府未来可以着力的空间。
案例一
绍兴：强势政府护盘
□ 本刊记者 沈乎/文
在10月20日绍兴县经济形势通报会上，绍兴市副市长陈月亮面对杭州地区18家银行和宁波市五家银行的代表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快速重组，要有时间表；重组中出现什么问题，有什么责任，市委市政府承担。”
显然是为了让银行坚定对政府护盘的信心，他引用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的话说，“哪怕是国有资产进去也没问题。”
2008年8月以来，曾经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名第八的绍兴县风波陡起，四家企业——金雄轻纺集团、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浙江江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五环氨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相继停产，引发了当地纺织业和银行业的恐慌。
其中，对外界震动最大的，是华联三鑫和江龙控股两家企业。
绍兴县政府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决定要“保”住上述四家企业。8月以来，县委县政府与各家银行走访周边省市两级各家银行，帮助企业协调应急资金。
10月9日，由浙江省政府两位副秘书长主持，在省人民大会堂召开省级银行协调会，重点讨论华联三鑫重组。10月13日，县委县政府又召开银行行长会议，对银行作出“三不”请求——不随意撤贷、不附加担保抵押条件、不增加企业贷款负担。
政府的强势介入暂时稳住了地方的恐慌情况。但是，银行及其他债权人的疑虑并未完全散去，其想法与步调亦与政府不完全一致。绍兴的这场连环危机是否完全消弭，仍待观察。
大而无当的绍兴“双雄”
事实上，无论是政府、银行还是企业内部人士，现在对于倒掉的华联三鑫和江龙控股已有定论：这是两家内部管理混乱、经营不善的企业。绍兴市银监分局局长骆有才曾将江龙控股、华联三鑫等问题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四条：“一、管理不善，已经形成了较大数额的亏损；二、企业法人或高管综合素质存在明显不足；三、民间融资比较明显；四、超速发展，财务负担加长加大，明显存在短贷长用。”
不过，在问题爆发之前，这两家企业却同为当地“明星企业”，是当地政界和金融界的宠儿。究其原因，在于它们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至惊人的规模，成为当地乃至全国之最。
始创于2003年3月的华联三鑫是国内最大的PTA生产商，也是绍兴县首家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的企业，主要生产、加工和销售与精对苯二甲酸相关的纺织化工产品和原辅材料。
成立后四个月，华联三鑫动工兴建总投资24亿元、年产量60万吨的首个PTA项目。这是浙江省首个PTA项目，也是当时绍兴县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被认为可拉长产业链，促进绍兴纺织业产业升级，受到省市领导重视。
不过，进军PTA的时机很快被证明不合时宜。全球PTA产能从2006年就开始过剩，加之国内销售环境不畅，PTA生产原料PX的价格涨幅大大高于PTA，产品利润空间被挤占。华联三鑫投产至今，除在2005年投产当年曾短暂地创造辉煌，之后一直深陷窘境。
即便如此，公司仍在2006年和2007年四处举债，大规模扩张。与此同时，公司还涉足期货市场，从今年七八月份，偏离套期保值的轨道，企图投机获利。伴随着其PTA产能的迅速扩大，距离企业崩盘也越来越近。
2007年1月，华联三鑫年生产能力达到180万吨，当年实现销售收入79.64亿元，净亏损9.60亿元。此后，企业流动资金一再告急。今年9月29日，华联三鑫突然资金链断裂，宣布停产。当地一家商业银行高层告诉《财经》记者，一家商业银行突然回抽8000万元贷款，是压垮其资金链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假如是好企业，银行一两笔贷款不能续贷，不至于到倒闭境地。”
华联三鑫一位内部人士则坦言，公司常年经营不善，是资金链断裂的根本原因。据当地一位权威人士透露，华联三鑫上报给政府的数据中，自身和其两家当地股东加佰利、展望集团信用风险敞口共计105亿元；其中加佰利和展望集团约有30多亿元，涉及债权银行18家。因华联三鑫是地方重点支持企业，其贷款多为省分行直放，少有县市级银行涉及。贷款额度最大的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民生银行、农业银行等，仅工行贷款就超过20亿元。
绍兴滨海开发区另一家企业江龙控股，则占尽科技、风投和“中国概念”之风光，投产两年即在新加坡上市。甚至在董事长陶寿龙逃跑之前，还对外宣称一家子公司将于今年10月赴美上市。
江龙控股董事长陶寿龙，江苏泰兴人。在江苏生意失败后，2003年，陶寿龙夫妇筹建浙江江龙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短短两年间，公司销售额突破6亿元人民币，并在“中国概念”的热潮下，于2006年9月赴新加坡主板上市，改名为“中国印染”。
陶寿龙由此展开大规模扩张，建立“江龙控股王国”，旗下有八家企业，涉及纺织、印染、科技、贸易等不同领域。对外称其总资产达22亿元，员工4000多人。
但在表面的繁荣之下，公司内部已千疮百孔。一位及时“逃离”了江龙印染的员工告诉《财经》记者，“去年年底公司资金链就开始紧张，拖欠工人和高管的工资，今年上半年拖得更严重。江龙上了市，又没有强有力的管理人员，当时我想可能拖不过两年。”一位遭到江龙拖欠货款的供货商表示：“我们供应商坐在一起探讨，认为他死就死在民间借款上。”该供货商说，“民间借款月息七分八分，甚至有一毛的，做生意的怎么能超过两分以上呢？”
10月初，陶寿龙的“王国”轰然倒塌，本人也携妻踏上了逃亡之路。300余家供货商自发成立债权委员会，委托11位代表与政府商谈，试图追回高达1.5亿元的货款。部分供货商愤怒地驱车围堵公司，直至10月20日陶寿龙被捕后才逐渐散去。
据绍兴县副县长孟柏干介绍，初步统计，江龙控股总负债22.17亿元，其中银行贷款12.81亿元，社会性借款5.87亿元。江龙出事后，绍兴县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支付职工工资，以维护社会稳定。
连环担保危机
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素来是“大企业，小政府”模式。绍兴政府此番如此动作，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地企业的发展长期系于互相担保、过度担保的状态。地方政府担心风险一旦被触发，恐将席卷绍兴大部分企业，绍兴将陷入全面危机。
用一家涉事银行的话来说，如果机器生锈，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四家危机企业账面各类负债146亿元，其中银行类负债113亿元，共涉及33家企业69亿元担保额。以华联三鑫为例，2005年，华联控股披露为华联三鑫担保金额15.4亿元，占净资产90％。另两家本地股东展望集团和加佰利担保额，也应在5亿元以上。
除了股东，还有绍兴不少当地企业陷身其中。浙江精工建设产业集团、浙江庆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南方控股集团、浙江新中天控股集团均曾与华联三鑫进行过互保。华联三鑫也为四家本地集团旗下十余家企业提供了担保，其中包括浙江远东化纤集团。
但这远非华联三鑫担保链条的全部。虽数额难以统计，但绍兴市法律界人士估计，绍兴县50％的企业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受到波及。另有自身涉及担保的业界人士估计，四家危机企业可能将牵动绍兴县80％的企业。
“绍兴担保圈自成一体，不一定非要生意来往，或上下游企业才能互相担保，有时仅是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需要贷款就互相帮个忙。”一位当地银行业人士说，“担保圈不仅是绍兴特色，也是整个江浙地区的特色。总行对浙江分行虽有指引，但无法解决巨大的存量。”而且，由于浙江人行信贷资信系统尚不完善，银行对企业的担保情况几乎无法准确掌握，大企业尤其如是。
然而，担保企业并不一定真有能力背负担保责任，尤其在资金短缺的当下。一位当地银行业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连环担保风险很大，危机不遭触发则风平浪静，一旦其中一环出现问题，则火烧连营，一损俱损。
正因为此，很多银行在企业问题爆发后，难以下手对企业及其担保企业收贷。个中原因，并不仅是来自地方政府的干预，也是指望在政府的担保下，企业撑过眼前难关便可万事大吉。
四家企业相继出事之后，浙江当地一些银行业内人士已在反思。前几年浙江经济发展太快了，企业盲目扩张，上了规模之后，银行送贷上门，银企地位发生了扭曲。“像华联三鑫这样的大企业，出事之前，银行定是竞相放贷，一再放低要求。”一位当地银行业内资深人士说道。而地方政府恨不得自己辖区冲出个中国五百强，世界五百强，只关心在自己任期内有多少大企业，搞出多大GDP。至于产能是否过剩，企业扩大后，是否有竞争力，都不在关心之列。
政府“三张牌”
绍兴市辖下的绍兴县，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东接宁波，西邻杭州，是全国闻名的“纺织基地”，2007年生产总值541.49亿元。但今年以来，倚重出口的绍兴县受到了次贷和汇率的双重冲击，产业和金融环境双双恶化。自三季度以来，银行放贷节奏显著放慢。绍兴县副县长孟柏干介绍，至9月末，全县贷款增加额不到存款增加额的一半。
绍兴县的一份政府文件称：“初步统计，绍兴县多数企业是微利和持平，个别企业采取限产减员等措施，来苦撑熬冬，甚至个别大的纺织印染企业出现了破产、待重组的现象。”
文件还称，“近段时间异地资金抽资加剧，仅在9月异地银行就从辖区内五家集团企业‘抽资’9.8亿元，这大大加剧企业资金链紧张程度。”这份文件称，华联三鑫引发的连锁反应已经为政府最担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敲响警钟”。
对于四家企业引发的危机，绍兴县政府开出的批量挽救药方有三：一是最快速地推进企业重组；二是稳定银行阵营；三是以政策优惠化解担保风险。
绍兴市副市长陈月亮也强调，在企业风险处理中要打击三种人，一是“地下钱庄”；二是经济上有问题的企业法人或相关人员；三是其他经济犯罪。“民营企业搞得好，自己很潇洒，搞得不好一走了之，这种情况不行。”
而绍兴县县长冯建荣曾表示，2007年县财政直接可以动用资金170亿元，今年肯定超过200亿元。“200亿调控一个县域经济，我认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说，“我们有这个财力，财大才能气粗，才能当着行长的面说这个话。”在稳定银行信心之余，绍兴县还提出具体要求，希望银行对各企业贷款恢复到年初水平。
银行目前仍在观望之中。“这（恢复年初供贷水平）只是县里自己的期望而已，省分行如何向总行交待？”一家银行方面与会人士坦承。事实上，绍兴县政府的财力虽有一定说服力，但各家银行行动并不一致。一些商业银行不愿直接与地方政府对抗，没有收缩当事企业贷款，却收缩了与担保企业相关的第三方企业的贷款。绍兴企业的问题已令一些上下游客户提高警惕，有些客户甚至直接撤单。“现在我们做生意都是现款现货，没有人再给你账期。”一位贸易公司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
不少未被卷入的当地商界人士则担心，绍兴县政府的强力救市举措会引发道德风险。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生产经营乃至倒闭清算拍卖，不应由政府越俎代庖。在政府操刀主导的过程中，纳税人的钱被拿去贴补少数本来就经营不善的企业，公平原则难以保证，难免引发寻租嫌疑。
截至目前，绍兴县并未急于用国资买单。在华联三鑫、江龙控股等四家企业的风险处置中，绍兴县提出“企业主体，政府主导”的原则，首先选择优势企业以最快速度重组，恢复生产。而政府手中的两张“王牌”，主要是减免税收，或改变土地用途返给企业部分款项。
各“问题企业”的命运并不相同。华联三鑫在获得绍兴县内的浙江远东化纤集团与绍兴县国资平台——滨海工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注资9亿元和6亿元之后，已定于11月7日复产，破产之虞不复。江龙控股则因债务过于庞大，尽管政府官员宣称要解决其涉及的担保关系，但若不先给巨额债务“瘦身”，对重组企业来说缺乏吸引力。
“自己摊子已经够多了，再去承受一个，哪里承受得起？”绍兴县一家大型印染企业的董事长说，“要‘瘦身’了，不能再搞什么扩张和发展了。以后小心一点，做小一点。”
案例二
飞跃：重组未必行
□ 本刊记者 严江宁 杨海鹏 杨彬彬/文
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工业缝纫机生产和出口企业——浙江飞跃集团，自曝出财务危机、当地政府出手救助以来，时间已过去四个月，但迄今重组仍无实质进展。
“好东西大家抢着要，东西烂掉了，肯定都不肯要。”一位当地银行高层评论说。
“比谁逃得快”
飞跃总部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由邱继宝在1986年创办，短短十几年间其销售规模便超过十亿元，成为中国缝制设备行业领头企业。该公司也被地方政府视为一家旗帜性企业。邱继宝本人亦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民营企业杰出代表等称号。
不过，2007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海外市场严重萎缩，飞跃业务遭受重创。飞跃目前负债规模约为17亿元。除几家国有银行，另有相当数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为飞跃提供异地贷款，以广东发展银行所贷数目最大，估计超过3亿元。
压垮飞跃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高达数亿元的民间高利贷。2008年以来，在银行紧缩银根背景下，飞跃难以从银行续贷，被迫转向民间寻求周转资金，即一般所说的“高利贷”。
一位接近邱继宝的人士透露，飞跃在浙江宁波民间所借资金上亿元。由于无力偿还民间借款的利息，飞跃无奈向当地政府求救，台州市政府随即接管。
但飞跃借有高利贷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刻触痛了银行的敏感神经。中信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宁波分行在收到飞跃的到期还款后，均拒绝续贷。
一位参加债权银行会议的人士则认为，飞跃的问题，一是出口退税比例下降，二是产品结构单一，三是调整能力甚差，四是市场形势不好，五是家族管理模式的问题。这些问题，短时间内难以改观。
飞跃虽经多年发展，但管理层几乎没有引进职业经理人或外部经营管理人才。该公司内部人士称，邱继海的弟弟负责生产，其妻阮云兰主管采购；质检、工程技术等主要环节，也掌控在亲戚手中。台州市政府一位官员很惊讶地发现，一个在其他缝纫机厂7元钱都不让采购的配件，在飞跃居然以22元买进。
飞跃海外摊子铺得过大，也加剧了企业的成本危机。飞跃在美国的迈阿密、洛杉矶和欧洲等地成立了18家分公司。
与飞跃这几年不断扩张相伴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慷慨“输血”。“这些钱来得实在太容易，企业想都不想就花掉了。”一家银行行长告诉《财经》记者。
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台州没有分支机构，对飞跃的真实运营情况了解甚微。一旦一家银行贷款，其他银行随之跟风，最后则是比谁逃得快，逃不走的就被套牢。
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在债权银行会议上，邱继宝承认了经营不善已有时日，甚至明言：“提供给你们银行的报表都是假的。”
据当地同行透露，台州市财政已经拨了几千万元给飞跃，主要用于安抚员工、债权人、供应商，并维持生产。
“难啃的骨头”
浙江省经济委员会报告显示，台州市是全国最大的缝制设备生产和出口基地，生产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缝纫机。当地有各种缝纫机、其他服装机械及零配件生产企业近200家，小家庭作坊超过1000家，仅为飞跃供应零配件的企业就有几百家。
另一方面，由于飞跃的贷款多采用“企业担保”形式，若失去控制，信贷危机可能蔓延到为其担保的企业。“现在正处在一个集中爆发的节点，再发展下去就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当地一位银行业人士称。
然而，由于部分民间借贷方难与飞跃达成一致，飞跃的重组止步不前。
据了解，目前已有三到五家境外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公司和产业投资基金表达过对飞跃资产重组的意愿。
“飞跃能活下去的惟一出路就是实施资产重组。成立一家新公司继续经营，以有效偿还相关债权。”台州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张瑞敏对《财经》记者表示，“但由于有部分社会债权人（即民间借贷方）已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飞跃的资产全部被法院查封。当务之急就是把资产解冻。”
在飞跃的27户民间借贷方中，来自杭州、金华、永康、宁波等地的四五户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对飞跃的全部资产进行财产保全。其中，“最难啃的骨头”是向杭州上城区人民法院提出起诉的郑幸强。郑幸强称借给飞跃2300万元资金，至今飞跃仍欠他1800万元本金和996万元违约金。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杭州上城区人民法院查封了飞跃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资产。目前，台州民间借贷的年利率达12％，是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6倍。
张瑞敏称，当前必须要赢得这部分债权人的同意，使他们撤诉。正因如此，飞跃正在与每一个债权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重新达成谅解协议及偿还计划，力保保本还息。这一过程，政府将予以协助；如不能说服对方撤封，则只能对飞跃破产清算，债权人的清算率最多为10％－20％。
在政府出手的同时，当地另一家缝纫机龙头、近期同样陷入困境的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曾一度扮演“白衣骑士”的角色，但最终中止介入。
中捷的撤出，并未打消政府推进飞跃重组的决心。10月下旬，张瑞敏在电话中向《财经》记者明确表示，“肯定不会让它（飞跃）破产的。飞跃是有还款能力的，重组就是保证还款能力的其中一部分，境外资产变现也是一部分。具体怎样重组，以企业为主，政府原则上不干预。”
不过，在不远的杭州，另一家原本是当地最大的生产安防产品的南望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尽管也获得政府大力施救，最终在经历七个月的重组无果后，于10月27日正式启动了“破产重整”的程序。破产之时，南望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初步统计的债务已经高达近15亿元，其中民间高利贷占了近7亿元，公司担保债务及一般债权人债务3亿余元。
苏州篇
“空心老二”转型
□ 本刊记者 杨彬彬/文
26岁的张建华（化名）是苏州一家中小商业银行常熟支行的业务员，因为经手的一笔数亿元贷款无法收回，他现在每天在借贷方——位于常熟工业园区的科弘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区吃住，面容憔悴。
10月8日，科弘材料的母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中国金属突然停牌，20余名台湾籍高管从常熟“集体失踪”，给当地20余家商业银行留下了总额近50亿元的财务黑洞，迄今尚无解决方案。对张建华这样的普通业务员来说，这些贷款本来是他们的“优异业绩”，现在却成了一场灾难。
中国金属财务黑洞，只是苏州外向型经济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传导效应的影响，苏州经济危机初显，尤以在GDP中比重畸高的外资为甚。由中国金属发轫，近一个月来，恐慌情绪在苏州银行圈蔓延。过去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银行对外资企业的贷款审批过于宽松，一些商业银行不得不主动加强对外资特别是台资、韩资企业贷款的风险监控，甚至每周都要派员去厂区巡查，防止管理层卷款逃跑。
“四五年前，我们就呼吁苏州经济要转型，要改变外商一支独大的局面，现在看，转型还是晚了。”10月30日，苏州市政协副秘书长徐伟荣和《财经》记者谈及危机时说。
作为原苏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他很清楚“苏州模式”一派欣欣向荣背后的隐忧。
和中国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一样，所谓“苏州模式”也是“穷则思变”的产物。
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风靡全国的苏南乡镇企业体制弊端日显，经营陷入困境，一湖之隔的浙江民营经济则一派红红火火。
民营经济本来就不发达的苏州，在这一轮长三角区域经济竞争中逐步掉队，最终选择了一条以出口加工型经济为主的输入型发展道路。
包括徐伟荣在内的多位当地人士回忆，苏州当年招商引资的“撒手锏”，除了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主要就是靠低廉的土地、人力成本和税收优惠。
一些企业主透露，当时1亩工业建设用地从完成征用到“三通一平”，成本通常要15万元左右，转让给民营企业是市场价，但很多外商只要区区5万元甚至“零地价”就能拿到。
由于政府大力扶持，不少外资还可采取“借鸡生蛋”的模式，往往只需要从境外注入少量原始资金，即可从当地银行获得大量贷款，进行滚动发展。
低廉的土地、人力和资金成本，加上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苏州经济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膨胀。
据苏州统计局数据，1995年至2007年，苏州实际利用外资额从23亿美元升至71亿美元；2007年，苏州GDP总额首次超过5000亿元，在长三角地区仅次于上海，名列第二；而同期，“两头在外”的苏州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超过1800亿美元，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九成弱。
不过，苏州为数众多的外资企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同时，在发展早期，各县区为了竞争，引入外资良莠不分。像位于苏州郊区甪直镇的和成卫浴、罗马瓷砖，均是当地污染大户；其中罗马瓷砖每年上交利税仅数百万元，而拖欠的工人工资就达上千万元。
近年来，各界对“苏州模式”的争议越来越激烈，称其“只长骨头不长肉”；不仅人均收入远远落后于GDP增速，产业结构也高度依赖制造业，服务业比重低，影响了发展后劲。
苏州经贸委信息中心主任杜文忠表示，外资“一头独大”，给苏州经济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地区产业的空心化。政府在资源分配上过度向外资倾斜，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目前，苏州本地民营经济主要以纺织服装、化纤、钢铁和机械加工为主，抗风险能力差。
一位在苏州新区从事家纺出口贸易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受能源价格上涨和下游销量受限影响，中国最大的化纤原料基地盛泽已有三分之一的织造厂停产；苏州家纺产能削减了三成，利润率下降一半。他担心随着欧美经济增长放缓，明年将会有更多企业难以为继。
杜文忠表示，苏州过去的发展模式过度依赖廉价资源。随着本地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的上升，优惠条件不复存在，企业大规模外迁是迟早的事，就像当年很多外资企业从广东迁到苏州一样。苏州在位于苏北的江苏宿迁共建了一个工业园区，聚集了大量从苏州迁来的外资企业，其中大部分是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所谓产业梯度转移，事实上很可能又是“刮一阵风，留下一堆烂摊子”。
苏州大学商学院院长万解秋认为，与广东、浙江相比，苏州两三万家外资企业问题暴露得要晚，但可能影响更深、恢复周期更长。目前政府虽然在积极施救，但手段有限。
“危机的影响还没有见底，明年苏州将面临着一个拐点。”苏州采访三日，记者不止一次听到多位政府、企业人士如此担忧。
案例
中国金属游戏
□ 本刊记者 宫靖 陈竹 赵何娟/文
在常熟科弘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科弘）的门口，现在至少张贴有六家法院的封条。数百亩土地上的现代化厂区一片沉寂。
10月8日凌晨，以科弘为主要资产的新加坡上市公司中国金属（百慕大）集团有限公司（FerroChina，新加坡交易所代码：35844，下称中国金属）20余名台籍高管，突然集体返回台湾。
翌日，中国金属在新加坡发出的公告显示，公司无力偿还约7.06亿元人民币的营运资本贷款，其已经到期和可能到期的各类借款高达52亿元之巨，10月10日起正式停牌。
体量庞大的中国金属轰然倒下，成为在这一轮长三角经济危机中的又一个出局者。此时，距离台湾商人佘春泰在大陆白手起家，不过短短五年。
五年间，佘春泰从零起步，借助中国钢铁行业从2002年初至2008年为期六年的景气周期，吸引了巨额的海内外各路资本和银行贷款，迅速膨胀成一个对外号称总资产超过百亿的庞然大物。直至全球资本紧缩、钢价近四个月巨幅下跌近40％时，这场高负债扩张游戏才戛然而止。
白手起家
对于20余名台籍高管的集体返台行为，当地政府表示“至今仍然无法完全理解”。在常熟市委宣传部向《财经》提供的一份文字材料中，对该次事件描述为：“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和钢铁行业不景气等因素影响，……因资金短缺导致经营出现严重困难。”
但对于熟悉佘春泰和中国金属历史的人，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佘的发家过程太过短暂和神奇，而根基又太过薄弱。
中国金属的实际控制人佘春泰，在台湾并无显赫资产。2001年他来中国大陆之前，职务只是台湾义联集团的中层。佘春泰现年47岁，台湾逢甲大学工业工程系本科毕业，在台湾曾先后供职盛余股份有限公司、烨辉集团等台湾钢铁企业。
2001年，佘春泰被台湾义联集团聘为其大陆企业常熟启扬新兴建材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03年年中，佘春泰离职，以镀锌钢品为主业，创办科弘。
北京钢联资讯总监徐向春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佘在大陆的创业，赶上了本轮全球钢铁景气周期。2001年底至2002年初，大陆钢铁市场复苏，需求旺盛，钢价开始上扬；此后虽间或有调整，但在2008年6月中旬前，始终未改上扬主线。
一位熟悉佘春泰的常熟当地台商认为，佘春泰商业嗅觉敏锐，来大陆工作两年后，强烈感觉到钢材市场发展势头强劲，且镀锌钢品紧缺，每年大量进口，遂决定创业。
然而，钢铁行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进入门槛高，佘春泰只有经验和眼光，没有资本。但苏州当地以土地和税收为优惠，大力吸纳外资，给佘春泰带来机会。常熟启扬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2003年佘春泰离开公司后，很快在国际上募集了数亿美元启动资金创办科弘，并以“官升一级、薪水翻倍”的政策从常熟启扬挖走了相当数量台籍中层。
当地知情台商称，佘春泰深谙镀锌钢品生产与经营，口才极好。“他很擅于用未来企业美好的愿景说服各路投资人、当地政府和银行家，当然，他也确信这些愿景能够实现。”
佘春泰借船出海，自己则凭借技术经验分得干股，后来更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控股科弘，直接、间接持有32％以上的科弘股份。
2003年年中，科弘开始建一期工程，主要是六条裁切线，加工能力60万吨/年。 2004年5月10日，第一条生产线投产，佘很快上马了二期工程。2007年年中，二期建成投产。据称，公司第一、二期投资额8934万美元。
在创办科弘同时，佘春泰还受聘担任中国金属的CEO。2005年5月19日，中国金属在新加坡上市，募得2.12亿元人民币，即4198万新元；其中，股份半数为机构投资者所购，JF资产管理（新加坡）有限公司持有7.16％的股份，后增持至9.24％。其时，佘已在中国金属直接间接持股14.15％；花旗银行也出现在股东名单中，通过旗下公司持股11.65％。
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金属，一是看好中国镀锌钢板市场，二是看好佘的个人经营能力。在他们的支持下，随后的2006年和2007年，佘春泰通过两次收购，以合计约6.65亿美元（相当于49.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将自办企业科弘和常熟常钢析材有限公司装入中国金属。
自此，佘的两大平台合二为一。他直接和间接控制了中国金属16.32％的股份。这桩收购使中国金属的市值超过10亿新元，跻身新加坡交易所前十位。中国金属总资产也从2006年的29.85亿元上升至2007年的128.99亿元，猛增99亿元。其中，至少有90亿元由科弘贡献。
2007年底，科弘宣称实现销售收入66.75亿元，预计2008年销售收入可突破100亿元。庞大的总资产加上亮丽的销售数字，帮助中国金属获得了新加坡市场投资者的认可。
泡沫越滚越大
中国金属事发后，有业界专家开始质疑科弘资产的实际价值。2007年10月，科弘三期工程——共60万吨产能两条镀锌生产线投建，科弘曾自称公司投资总额3.3亿美元。“这意味着科弘的固定资产只有20多亿元，其余60多亿元都是存货和流动资金。这可能吗？”
实际上，2007年江苏省国税局一份公告显示，科弘注册资本2.1亿美元，实到资金1.3亿美元。中国金属的财报曾披露，科弘的总资产中约有近38亿元为无形资产——商誉。
从2006年到2007年，在科弘注入中国金属的同时，对钢市坚定看多的佘春泰凭借在当地政府、银行和其他战略投资者中打下的基础，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扩张。
此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钢价继续上扬，但也有业内人士一再呼吁钢铁产能过剩，危机即将来临。
2006年6月，佘春泰以科弘名义收购位于天津新兴产业园区空港物流加工区的天津市益源钢板有限公司。该公司年镀锌钢品产能22万吨；六个月后，中国金属又以850万美元，收购常熟星海新兴建材有限公司（下称星海）和常熟星宇新兴建材有限公司（下称星宇）。这两家公司也是佘春泰在中国金属体系之外自建企业。
几乎每桩收购后，都伴随着新的产能扩张。2007年，中国金属在天津新增60万吨镀锌生产线。投资达5.1亿元。同期，在星海、星宇也各上了四五十万吨的新生产线。中国金属2007年还计划在东莞和越南收购三家工厂，后因资金原因推迟至2009年。
即使在资金链已经出现危机，即将断裂的2008年，中国金属仍在计划新的扩张。
佘春泰对新加坡《联合早报》称，2008年，中国金属将具备350万吨镀锌钢铁产能；2010年左右，产能将升至500万吨，成为全球最大的镀锌钢品生产企业。但直至此次事发，中国金属已建成产能仅约200万吨，尚有100多万吨产能在建。
在一些台商看来，此时的佘春泰已经患上了台湾人说的“大头症”。“他的扩张太快了，四五年间就要从零到万，成为全球镀锌钢品的龙头老大。”一位认识他的台商说。
“一场游戏一场梦”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知情人士称，中国金属运作中的最大问题，是主要靠银行借贷支撑生产流程，对原本不高的利润率吞噬过大。科弘注入中国金属时，带去了40余亿元银行贷款。之后，中国金属的借款额更加放大。
熟悉镀锌钢铁业的业内人士称，该行业有两大特点，一是所需资金密集，二是利润率不高，毛利率只有10％至15％，如果企业全靠贷款，根本不足以支撑正常现金流。
2006年初，花旗集团发放了1.6亿美元贷款给中国金属，以支持中国金属收购科弘，并投入二、三期工程建设。
当年3月4日，同样是支持科弘材料二、三期工程建设，由建设银行牵头，工商银行、光大、招商、泰国盘谷、浦发、中信等中外资银行共同参与，向科弘公司提供12亿元银团贷款。其中，主贷款行建设银行的贷款高达8.8亿元。
2007财年中国金属与科弘并表后，负债激增45亿元，其中，40亿属于流动负债。而在中国金属问题爆发后，仅常熟市法院受理的中资银行贷款案件就达48亿元。
江苏省银监会一位内部人士在接受《财经》采访时称，目前并未发现各家贷款银行在放贷中存在明显违规之处。因为中国金属提供了足够的抵押资产，所处行业当时前景看好，企业本身具较强竞争力。他认为，最终导致贷款出问题的原因是“经营风险”，即由于宏观环境和行业景气未及预料的改变，导致企业无法全额还贷。
但中国金属的财务报表并非表面看来那么健康。
2007年中国金属财报中，其资产负债率仅为51.4％，但去除前述的38亿元商誉，实际资产负债率达到73％左右。这在钢铁业并不健康。
中国钢铁市场的下跌从2008年6月后突然开始，至10月中旬已下跌近40％。不过，中国金属的资金链在2008年3月已现断裂迹象，比全球钢铁行业的下滑要早三个月。这表明，快速扩张的疯狂游戏在大势走低前，已是强弩之末。
当时，中国金属借花旗国际有限公司（Citicorp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6000万美元贷款到期，因中国金属无力还债，双方只好选择以新换旧，将利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
当地工行的一位内部人士则告诉《财经》，他们在去年已注意到它在还款中“拆东墙补西墙”；之后银行便逐渐回抽贷款，目前仅余1亿多元。
“这种公司，即使大环境不出问题，迟早也会出问题。环境只是导火索。因为经营的自有资金严重不足，又没有母公司，长期靠银行贷款来周转。”这位银行业人士总结说。
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坚信“钢市还将上升”的佘春泰在2008年钢价最高时，还囤积了大量冷、热轧钢卷为原材料。在钢价下跌之后，变成了难以消化的亏损。
当地一位知情台商总结称，中国金属的发展，起先是靠各路资本起步，在运行中则全靠银行贷款。一旦市场走跌，银行意识到风险准备收回即将到期贷款，并缩小贷款额度，甚至停止贷款时，这场高负债扩张的游戏便无法再玩下去。
本刊记者张伯玲、沈乎、徐和谦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