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美关系重回良性发展的轨道，从内政和外交上看都是中国新领导层不得不直面的课题，加州“庄园会晤”是中国新领导人打开对美外交局面的契机。

　　“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阳光之乡’峰会都给中美关系撒下了阳光。”这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伊丽莎白·伊科纳米（Elizabeth C. Economy），在其题为《习奥会晤：足够好的峰会》文章中的开篇语。她在文章中写道，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人民，应该为这次足够好的峰会感到高兴，因为它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入了积极的能量，即强调合作而不是对抗，达成了近年来稀缺的双赢共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前，伊科纳米还不那么乐观，称此前的中美首脑会晤结果总是“可预期的失望”，这次会晤要打破“峰会困境”也并非易事。
　　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呈“高开低走”之势。在这段时期内，中美关系虽然总体上保持稳定，但两国围绕经贸、对台军售、网络安全、南海争议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歧甚至摩擦从未间断。在中美两国都开始新的执政周期的背景下，习近平与奥巴马的“庄园会晤”，不仅开启了中美互动的新模式，也可能使两国关系进入新的阶段。不过，中美关系微妙性的一面依然明显，加州“庄园会晤”前，习近平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以及墨西哥等拉美三国的访问，就引发了中国涉足美国“后院”的联想。

探访“美国后院”

　　当地时间5月31日晚，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对其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特多是面积约5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30万的岛国，但该国油气资源丰富，在传统出口对象美国页岩气产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特多也需要寻找像中国这样的新的替代市场。更为关键的是，特多在加勒比国家中地位特殊，加勒比国家联盟的总部就设在西班牙港。正因为如此，习近平访问特多期间会见了圭亚那、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等9个加勒比国家领导人，承诺向这些国家提供约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习近平访问特多，以“特殊会晤”的方式表达了中国对整个加勒比地区的重视。
　　对哥斯达黎加的访问，与其在中美洲国家中政治、经济上的“标杆”意义不无关系。哥斯达黎加2007年与中国建交，是目前唯一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中美洲国家，哥总统钦奇利亚称哥中关系“年轻但成熟”。哥斯达黎加是继智利和秘鲁后第三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拉美国家。2010年中哥签署自贸协定后，两国贸易从当年的38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62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哥斯达黎加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哥斯达黎加2014年将担任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轮值主席国，钦奇利亚表示，哥斯达黎加是中国有价值的伙伴，有可能成为中国进入北美等市场的纽带。哥外长卡斯蒂略称，中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让中美洲其他国家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充满兴趣，一些国家已经表示希望与中国接近。

习奥“庄园会晤”得以举行，与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微调”不无关系。

　　对墨西哥的访问可谓“恰逢其时”，习近平到访之际，正值新上台的培尼亚·涅托总统着手改变其前任消极的对华政策。今年4月涅托总统赴中国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是其就任后首个出访的美洲之外国家。时隔两个月，中墨两国元首再次会面，并宣布将中墨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墨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竞争关系，墨西哥曾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后一个障碍。2011年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龙会见达赖，一度让两国外交关系跌入谷底。尽管贸易不平衡依然是中墨经济关系的突出问题，但在墨西哥最大出口对象美国需求衰退的背景下，涅托总统把中国作为实现出口多元化的重要新兴市场。对于中国来说，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同属北美自贸区，是中国企业借道拉美进入北美市场的潜在选择。
　　中国目前是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2012年双边贸易额超过2600亿美元。习近平访问拉美虽有经贸方面的考虑，但在出访对象的选择上也引发外界猜测。拉美地区传统上被视为美国的“后院”，有媒体称这3个国家则是“后院”的第一道“围墙”。几乎在习近平在拉美访问的同时，美国副总统拜登也访问了哥伦比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西，5月初奥巴马总统也访问了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有媒体分析称，中国这样的外交安排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平衡”。
　　美国拉美问题专家伊文·艾利斯（R. Evan Ellis）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撰文称，习近平选择紧邻美国的3个国家作为出访对象，然后又在加州与奥巴马会晤，传递出一个微妙的信号，即中国新领导人寻求在全球范围内平等地与美国接触，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在美国的邻国中对其表示尊重。不过，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锋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习近平访问拉美三国，是中国全方位外交在拉美地区的具体实施，没必要做过度的解读。长期以来，中国对拉美的重视，更多地是基于经贸、能源等问题的考虑。”

加州“庄园会晤”

　　6月8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隆（Tom Donilon），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后的媒体吹风会上说，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积极而富有建设性，内容广泛，实现了会前预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晤”。他说：“这是美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一次非常重要、独特的会晤，所谈问题几乎涵盖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作为即将于今年7月离任的奥巴马政府核心团队成员，多尼隆对习奥加州“庄园会晤”的评价绝不仅仅是外交辞令。因为多尼隆正是这次本该于今年9月举行的中美首脑会晤“提前上演”的美方操盘手，他5月底对中国的访问是会晤得以举行的关键一环，而“庄园会晤”也被认为是他任期内的“谢幕演出”。 　　习奥“庄园会晤”得以举行，与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微调”不无关系。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主导美国亚太政策的是国务卿希拉里和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他们推行的“转向亚洲”战略锋芒毕露，且外交和军事色彩过浓，直接导致中美“战略互疑”增加。作为奥巴马外交安全政策核心幕僚的多尼隆，多次扮演中美矛盾“灭火者”的角色。多尼隆也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设计者，这一战略旨在淡化对抗色彩，注重外交、军事和经济的均衡推进。从美国角度讲，成功连任后的奥巴马也不想让中美关系继续处于“漂移”状态，习奥“庄园会晤”是利用这一战略将近年来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拉回到正常轨道的成功尝试。
　　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外交上的突出特点是更加自信和主动，大幅改变了近年来在南海、钓鱼岛等周边问题上疲于被动应付的局面。但中国外交“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原则并没有改变，而美国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关键中的关键。与美国相比，中国更承受不起中美关系的大起大落。让中美关系重回良性发展的轨道，从内政和外交上看都是中国新领导层不得不直面的课题，加州“庄园会晤”是中国新领导人打开对美外交局面的契机。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称，习近平希望通过这次峰会建立更稳定和牢固的中美关系，也想与奥巴马建立个人信任关系，他不想因负面的对美关系而拖累国内经济改革日程。

“美方着眼于具体问题的表态反映了美国商业民族特征的一面，不过中美关系现在确实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定义战略基础的时候。新型大国关系取决于中美未来的实践，中国首先提出了方向，如何实现还需要中美双方的磨合”。

　　中国外交趋于灵活、务实，是这次中美首脑峰会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加州“庄园会晤”，没有庄严的21响礼炮，没有场面宏大的国宴，更没有近年来几乎成为中国领导人国事访问“标配”的庞大采购团，有的只是不打领带的“休闲外交”。作为新上任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首次访美的这种“非正式”形式，在中美高层交往史上并不多见。日本领导人在访美问题上有“抢头彩”的癖好，比较在意自己是否第一个向白宫新主人“报到”。日本《外交家》杂志认为习奥“庄园会晤”与安倍今年2月尴尬的访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称首脑会晤成功与否，不只取决于是否“抢到头彩”。
　　美国学者戴维·蓝普顿（David Lampton）以“同床异梦”形容中美关系，伊丽莎白·伊科纳米在“习奥会”前也质疑“习奥是否会有共同语言”。还有美国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并不是没有共同语言，只是不愿意倾听对方。这次“庄园会晤”，体现了中美首脑不仅有共同语言，而且也愿意倾听对方。习近平不拘形式与会面地点与奥巴马就中美重大问题会谈，与美国政治人物热衷于“私人外交”、注重内容而非形式的务实特点高度契合。对于此前美国舆论列出的网络安全、朝核问题、经贸问题、气候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清单”，习近平在与奥巴马的会晤中，都以坦诚的态度做出了回应，而且双方在这些问题上都不同程度地达成了共识。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在与奥巴马的会晤中，习近平多次提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继习近平2012年2月作为中国国家副主席访问美国时，正式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来，这一概念在中美元首间的话语环境中首次亮相。从中国的角度看，这是针对近年来中美关系问题频出的现状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主动打出的“外交牌”。在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对华关系，先后提出过“利益攸关方”和“战略再保证”的概念。在这一点上，基本上是美国出招、中国接招，在定位中美关系的话语权上，中国向来处于被动状态。
　　在整个“庄园会晤”期间，奥巴马没有使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表述，而是说中美要开启“新型合作模式”。中国社科院学者周方银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奥巴马不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表述并不奇怪。一方面，他不希望给外界造成中美两国“平起平坐”的印象，美国也不会真正给予中国“平等”的地位，同时他还要顾忌到盟国的感受。“美国不会轻易接受任何对自己有约束的定位，但奥巴马也不能明显反对中方的这个概念，所以提出‘新型合作模式’的说法。”伊丽莎白·伊科纳米也认为，奥巴马之所以避免使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表述，是不想让中美关系超越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水平。
　　从“庄园会晤”这个外交安排来说，奥巴马首要的考虑是他的“问题清单”，因为网络安全问题、朝核问题、经贸问题等已经给他造成了现实的政治压力。奥巴马“新型合作模式”的提法，也明显带有“问题导向”的特征。多尼隆在谈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也曾表示，中美能否构建这种新型关系，取决于中方是否在经贸、军事、朝核、网络等问题上与美国展开实质性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对《南风窗》说：“美方着眼于具体问题的表态反映了美国商业民族特征的一面，不过中美关系现在确实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定义战略基础的时候。新型大国关系取决于中美未来的实践，中国首先提出了方向，如何实现还需要中美双方的磨合”。
　　与中美建交后历任美国总统相比，奥巴马对华外交最突出的挑战是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奥巴马政府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在其专著《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中，将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总结为三点，即美国“欢迎中国崛起”、“使中国的崛起符合国际规范和法律”、“以塑造亚太环境确保中国成为地区稳定因素”。从这个角度看，虽然美国的对华政策有“霸权色彩”，但中美在战略利益上是有共同点的。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rles Freeman）最近在美国国防学院发表演讲时说，“从很多方面来看，在世界现有秩序的行为准则上，中国现在是比美国更坚定的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