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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社会日益泛起中国式“圈子文化”之时，王石却崇尚西方式的“交圈文化”，他有自己的朋友，且觉得西方人之间互相认识的方式非常好，他将79岁的东京建物株式会社的会长南敬介当成是良师益友；称呼在古稀之年东山再起的褚时健为“褚厂长”；指点今年39岁的云南地产商李俊如何经营自己的企业。
在这些人面前，王石是谦虚的学生、懂得雪中送炭的朋友，又是生意场上的精明导师。当63岁的王石与这些人见面和相谈甚欢时，他作为企业家的个性和特点，也在不经意之中表露无遗。
良师益友南敬介
2014年春节后的第二天，王石从剑桥飞到东京，两天后他要在无印良品的全球年会上对其全体中高层管理人员做一场演讲。
在越洋飞机上，王石就在修改演讲稿，显然他很重视这场演讲。但他还是决定在此之前去见一位朋友，这是在伦敦就想好了的。七八年来，王石几乎每年都要见他两三次。王石这位朋友就是日本拥有118年历史的房地产公司：东京建物株式会社的会长南敬介。
王石和南敬介的相识，开始于东京建物株式会社与万科的合作。2006年，东京建物重新进入中国市场（上一次是1906年，一百年前）。
在刚相识时的一次谈话中，王石问南敬介：“东京建物是一百多年的房地产开发商了，我想知道当质量和利润发生冲突的时候，东京建物是如何选择的？”南敬介听罢，蓦地愣了一下，然后回答：“当然是质量，毫无疑问。”他又补充一句：“没有质量，公司不可能存在下去，利润又在哪里呢？”
南敬介不知道，这个问题他听得突兀，王石问得却并不冒失。中国房地产界伴随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春风得意了近20年，利润第一是大多数房企不言自明的目标；质量问题在极大需求的市场面前，早就被冲挤到角落，被开发商们遗忘。
万科在国内同行中一直强调质量、住宅产业化和行业专业化，但呼应声寡。南敬介恰恰适时给出了王石内心渴望的答案。自此，王石视南敬介为良师益友。
王石没有料到的是，南敬介一早得知他的研究课题，已经写好了一篇《江户时期的日本经济》长文，里面详尽讲述自己对江户时期工商阶层的生存、地位的看法；江户时期社会结构如何在现今日本社会的对应延续，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如何能顺利在日本社会实施……
这些，正是王石近期对东亚日本历史和中国工商阶层地位的兴趣所在。在历史这一横切面上，一桥大学毕业的南敬介，和王石又找到了共同的思考点。
惺惺相惜褚时健
“王石的确是个好人。”每当身边的人在说褚橙大卖、媒体关于他的各种报道开始出现时，褚时健总会拿着报纸不经心地说上一句。其实报纸上写的不是他和王石，但大家都明白他什么意思。
2003年，褚时健还是一个失落者、被打倒者。而就在那年，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王石带着裤腿上的泥点子上哀牢山看望了他，算得上第一批去看望褚时健的企业家。那个时候的橙园刚刚起步，王石在往山上走的时候，褚时健正蹲在山路边和修理水管的工人讲价：“80太贵，60吧？”这句话和褚时健身上发灰的白色大汗衫让当年的王石不胜唏嘘。
最让王石印象深的是褚时健对自己境遇的一句带过：“改革嘛，总要付出代价。”
王石的那次拜访在企业界和媒体圈影响甚大，王石对褚时健最准确的评价——“跌到最低点的反弹力”成为这之后十来年国内媒体报道褚时健的主调，也成为褚橙上市后成为“励志橙”的品牌根基。
“我们7年没见了。”在山脚下小饭馆，据说是村子里最“豪华高档”的饭馆里等待王石时，褚时健对身边的人说。待王石下车，褚时健拖着不方便的腿走到饭館门口，两人便紧紧握手。
王石愿意称呼褚时健为“褚厂长”，而不愿随大流称其为“褚老”。
褚时健从手握利润300亿的企业到成为负债的“保外就医”服刑人员，跌到人生低点且年过古稀时再创业而获得成功，绝地反弹，是一种和生命、和自己较劲的力量。王石被打动的，正在于此，所以和褚时健才如此惺惺相惜。从另一层面，王石与褚时健的默契更在于两代中国企业家对自我身份的寻求。
王石再次拜访褚时健，有重聚的意义，也有再一次思考企业家身份的意义。这几年他不断提出“企业家精神”，其实质内涵意义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此次云南再访褚氏，料想应该有新的回答。
“徒弟”李俊
从云南玉溪褚时健的褚橙庄园回到昆明后，王石直接就到了李俊这里，停留几小时后再赶往机场。李俊在公司的27层设午宴欢迎王石。
富二代李俊在2000年认识王石时，自己名下有二手汽车公司，有房地产公司，甚至也有洗浴桑拿中心，当然，都非常赚钱。但李俊还是有商业理想，所以在听说自己的偶像王石来云南登梅里雪山，他便踏踏实实地贴身陪了王石7天，“陪游”是形式，实质是请教。
最后一天王石专门找李俊聊了15分钟，中心意思是：1.房地产行业有前景，但要集中精力做，专业化；2.家族企业本身不是发展障碍，但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产权要界定清晰；3.政商关系向来有风险，需谨慎，企业自身要阳光开放。说完后，王石就登上飞机返回深圳，心里并没怎么记这件事。
两个月后，王石接到25岁的李俊的电话，说自己已经把房地产以外的其他公司全部处理了，从此专心只做房地产，并且，自己正着手请职业经理人。他还郑重邀请王石出任自己房地产公司的独立董事。
这非常出乎王石的意料。和所有人的观点类似，王石对富二代企业家并没有太在意，因为大多数的富家子弟心态上容易轻慢人，行事上容易任性而为。李俊是标准的这种身份，但他对王石所言的反应却很与众不同。
王石立即接受了李俊的邀请，任俊发集团的独立董事，同时将自己一直欣赏的袁昆介绍给了李俊做俊发集团的管理者。李俊一直对外说自己是王石的弟子，这便是师徒关系的开始。
在这个社会日益泛起“圈子文化”时，王石几乎从来不混企业家圈子。我们看不到王石与某位企业家插科打诨，交际频频；更甚少看到他出现在充当人际润滑剂的各种商业PARTY场合；他也从不组织什么企业家俱乐部，尽管他随手就可以呼来一堆人。他的身边，更多是一些专业人士，大都不具浮名，但王石和他们却经久交往。
这种独立的、自由的姿态不免让人想起深圳企业家的群体特点，在那个城市不断成长出顶级企业的同时，这些企业背后的掌门人几十年如一日都是创业者的姿态：讷言、谨慎、努力、不凑热闹。
在这些人面前，王石是谦虚的学生、懂得雪中送炭的朋友，又是生意场上的精明导师。当63岁的王石与这些人见面和相谈甚欢时，他作为企业家的个性和特点，也在不经意之中表露无遗。
良师益友南敬介
2014年春节后的第二天，王石从剑桥飞到东京，两天后他要在无印良品的全球年会上对其全体中高层管理人员做一场演讲。
在越洋飞机上，王石就在修改演讲稿，显然他很重视这场演讲。但他还是决定在此之前去见一位朋友，这是在伦敦就想好了的。七八年来，王石几乎每年都要见他两三次。王石这位朋友就是日本拥有118年历史的房地产公司：东京建物株式会社的会长南敬介。
王石和南敬介的相识，开始于东京建物株式会社与万科的合作。2006年，东京建物重新进入中国市场（上一次是1906年，一百年前）。
在刚相识时的一次谈话中，王石问南敬介：“东京建物是一百多年的房地产开发商了，我想知道当质量和利润发生冲突的时候，东京建物是如何选择的？”南敬介听罢，蓦地愣了一下，然后回答：“当然是质量，毫无疑问。”他又补充一句：“没有质量，公司不可能存在下去，利润又在哪里呢？”
南敬介不知道，这个问题他听得突兀，王石问得却并不冒失。中国房地产界伴随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春风得意了近20年，利润第一是大多数房企不言自明的目标；质量问题在极大需求的市场面前，早就被冲挤到角落，被开发商们遗忘。
万科在国内同行中一直强调质量、住宅产业化和行业专业化，但呼应声寡。南敬介恰恰适时给出了王石内心渴望的答案。自此，王石视南敬介为良师益友。
王石没有料到的是，南敬介一早得知他的研究课题，已经写好了一篇《江户时期的日本经济》长文，里面详尽讲述自己对江户时期工商阶层的生存、地位的看法；江户时期社会结构如何在现今日本社会的对应延续，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如何能顺利在日本社会实施……
这些，正是王石近期对东亚日本历史和中国工商阶层地位的兴趣所在。在历史这一横切面上，一桥大学毕业的南敬介，和王石又找到了共同的思考点。
惺惺相惜褚时健
“王石的确是个好人。”每当身边的人在说褚橙大卖、媒体关于他的各种报道开始出现时，褚时健总会拿着报纸不经心地说上一句。其实报纸上写的不是他和王石，但大家都明白他什么意思。
2003年，褚时健还是一个失落者、被打倒者。而就在那年，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王石带着裤腿上的泥点子上哀牢山看望了他，算得上第一批去看望褚时健的企业家。那个时候的橙园刚刚起步，王石在往山上走的时候，褚时健正蹲在山路边和修理水管的工人讲价：“80太贵，60吧？”这句话和褚时健身上发灰的白色大汗衫让当年的王石不胜唏嘘。
最让王石印象深的是褚时健对自己境遇的一句带过：“改革嘛，总要付出代价。”
王石的那次拜访在企业界和媒体圈影响甚大，王石对褚时健最准确的评价——“跌到最低点的反弹力”成为这之后十来年国内媒体报道褚时健的主调，也成为褚橙上市后成为“励志橙”的品牌根基。
“我们7年没见了。”在山脚下小饭馆，据说是村子里最“豪华高档”的饭馆里等待王石时，褚时健对身边的人说。待王石下车，褚时健拖着不方便的腿走到饭館门口，两人便紧紧握手。
王石愿意称呼褚时健为“褚厂长”，而不愿随大流称其为“褚老”。
褚时健从手握利润300亿的企业到成为负债的“保外就医”服刑人员，跌到人生低点且年过古稀时再创业而获得成功，绝地反弹，是一种和生命、和自己较劲的力量。王石被打动的，正在于此，所以和褚时健才如此惺惺相惜。从另一层面，王石与褚时健的默契更在于两代中国企业家对自我身份的寻求。
王石再次拜访褚时健，有重聚的意义，也有再一次思考企业家身份的意义。这几年他不断提出“企业家精神”，其实质内涵意义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此次云南再访褚氏，料想应该有新的回答。
“徒弟”李俊
从云南玉溪褚时健的褚橙庄园回到昆明后，王石直接就到了李俊这里，停留几小时后再赶往机场。李俊在公司的27层设午宴欢迎王石。
富二代李俊在2000年认识王石时，自己名下有二手汽车公司，有房地产公司，甚至也有洗浴桑拿中心，当然，都非常赚钱。但李俊还是有商业理想，所以在听说自己的偶像王石来云南登梅里雪山，他便踏踏实实地贴身陪了王石7天，“陪游”是形式，实质是请教。
最后一天王石专门找李俊聊了15分钟，中心意思是：1.房地产行业有前景，但要集中精力做，专业化；2.家族企业本身不是发展障碍，但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产权要界定清晰；3.政商关系向来有风险，需谨慎，企业自身要阳光开放。说完后，王石就登上飞机返回深圳，心里并没怎么记这件事。
两个月后，王石接到25岁的李俊的电话，说自己已经把房地产以外的其他公司全部处理了，从此专心只做房地产，并且，自己正着手请职业经理人。他还郑重邀请王石出任自己房地产公司的独立董事。
这非常出乎王石的意料。和所有人的观点类似，王石对富二代企业家并没有太在意，因为大多数的富家子弟心态上容易轻慢人，行事上容易任性而为。李俊是标准的这种身份，但他对王石所言的反应却很与众不同。
王石立即接受了李俊的邀请，任俊发集团的独立董事，同时将自己一直欣赏的袁昆介绍给了李俊做俊发集团的管理者。李俊一直对外说自己是王石的弟子，这便是师徒关系的开始。
在这个社会日益泛起“圈子文化”时，王石几乎从来不混企业家圈子。我们看不到王石与某位企业家插科打诨，交际频频；更甚少看到他出现在充当人际润滑剂的各种商业PARTY场合；他也从不组织什么企业家俱乐部，尽管他随手就可以呼来一堆人。他的身边，更多是一些专业人士，大都不具浮名，但王石和他们却经久交往。
这种独立的、自由的姿态不免让人想起深圳企业家的群体特点，在那个城市不断成长出顶级企业的同时，这些企业背后的掌门人几十年如一日都是创业者的姿态：讷言、谨慎、努力、不凑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