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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曲艺，源远流长，绚丽多彩。曲艺紧跟时代，来自人民，也折射时代，反哺人民。时代性与人民性，是曲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要求。曲艺是文学艺术的一种，旧时曲艺的创作靠民间口头传授方式继承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曲艺创作者的风格流派不同，曲艺创作不断与时俱进，化蛹为蝶，出现新的气象和崭新风貌。但无论曲艺如何变化，怎样创新，都离不开时代和人民，都不能缺失宝贵的时代性与人民性。可以说，时代性与人民性是曲艺的生命之根和生存之本，正如鱼之于水、鸟之于林，须臾也不可分离。
曲艺的时代性与人民性，体现在它包蕴着丰富多样的攸关民众利益及情感诉求的时代社会历史内容上。从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王昭君变文》，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孟姜女变文》到反映时事的《张议潮变文》等，都不同程度地揭露了封建制度下丑恶的社会现象，歌颂了真挚的爱情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精神。由宋至明，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俗文学有了进一步发展。《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和爱憎情感。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根据宋元话本加以整理和文人拟话本的合集。清代与民初的主要文学成就是对久已流传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以及晚出的《精忠说岳》《隋唐》《西汉》等优秀书目进行不断丰富加工。文学名著如《聊斋志异》的出现，为中华曲艺的推进贡献了更为经典的样板性作品，其内容显然也蕴涵着鲜明的时代性、人民性，彰显了时代与人民的义理与情感诉求。
曲艺的时代性与人民性，还体现在曲艺家在民间艺人丰富多彩的创作实践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上。如中篇说唱鼓词《三全镇》《对花枪》等，短篇鼓曲作品《红月娥做梦》《借髢髢》《偷石榴》《闹天宫》《打黄狼》等，都具有清新朴实的民间艺人风格，且传唱一时。现代曲艺作品，以鼓词为例，有《大劝国民》《早婚害》，单弦《秋瑾就义》等，对当时的思想启蒙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艺术方面还显得比较稚嫩。1927年以后，进步曲艺家继承“五四”革命文化传统，使曲艺得到了发展。如早期革命家、作家瞿秋白不仅在文艺理论上有独到的建树，还亲自参与修改了鼓词《王大嫂》；女战士李素娇编唱的五句落板《白军士兵出路歌》和很多歌颂土地革命、歌颂红军的小唱，起到了很大的革命鼓舞作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作家赵树理、王亚平，战士毕革飞，民间艺人王尊三、韩起祥、沈冠英等人创作的文艺作品，如《晋察冀小姑娘》《刘巧团圆》《考神婆》《大生产》《王丕勤走南路》等，思想性与艺术性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进步作家也积极创作适合演唱的曲艺作品，如老舍的鼓词《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新女性》等。当代作家有意识地借鉴民间文艺如评书的艺术表现手法，创作出一批长篇小说，如刘流的《烈火金刚》、曲波的《林海雪原》等。凡此种种，都彰显了文艺来源于人民，反过来又服务于人民，带有强烈的人民性的特点。
曲艺的时代性与人民性，更体现在新世纪以来曲艺家们自觉深入人民群众之中，不断为老百姓送去欢笑与温暖的行动上。比如，曲艺界“送欢笑到基层”活动，就是彰显曲艺人民性的强有力实践。参加“送欢笑到基层”活动的艺术家们，用真心、真情投入到生产生活第一线，自觉融入火热生活，认真感受老百姓的冷暖甘苦，赢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欢迎和赞誉。正如中国曲协主席姜昆所说：“我们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曲艺家跋山涉水将欢笑送到千家万户，用辛勤的付出和真情的演绎，在曲艺工作者和基层群众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成为温暖的使者和快乐的使者。”
曲艺丰富多元的艺术形式，决定了与时代和人民的紧密联系。当曲艺家们真正走到基层，看到老百姓的一张张笑脸，听到他们发自心底的肺腑之言，甚至为了一个作品、一场演出与作家艺术家倾心交流，提供诸多方便和条件的时候，任何一个曲艺工作者都一定会为之感动，进而倾心创作，力争拿出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我们的父老乡亲。有人民的需求，才有曲艺家的奉献。曲艺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曲艺。曲艺创作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真正创作出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曲艺家渴求的双向互动新局面，成为曲艺工作者落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心任务，践行“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它必将推动新世纪曲艺创作的大繁荣和文艺事业的大发展。
在此，有个例子亦可作为曲艺时代性与人民性的重要性的阐释与背书。“公式相声”曾经引起大家关注并在媒体上刷屏。一对上海交大博士夫妻以自创“公式相声”来挑战传统相声，主创称能通过这些复杂的运算公式，创作出最好笑的相聲。在主创看来，逻辑搞笑比形象搞笑更好笑，他认为，“逻辑搞笑的包袱需要现场观众有很高的专注度，台词需要写得很精细，并富有层次……”
创新是曲艺的生命所系，这是不会错的。博士夫妇积极热忱介入相声创演事业，并且致力于相声创新，在上海交大校园部分观众中受到欢迎，值得嘉许，亦应认真总结经验。然而，博士夫妇自身也需要有一个取长补短、继续进步的积极反思。归根结底，相声创新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根据观众变化了的审美需求有序进行，而不能停留在片面追求“笑果”的多少、频率、密度上，不能把相声搞成一种少数人开心的高级知识游戏，不能让相声远离最广大人民群众。一句话，相声创新，必须把“人民性”放在首位，必须让相声成为平民百姓喜欢听、听得懂、叫得响、传得开的真正的大众艺术。“公式相声”的不足在于，它偏于高端知识的运用，在语言上难以为更多平民百姓所接受，这多多少少影响了观众对它的接受度。相声原本就是一种草根艺术、通俗艺术，这也正是它曾经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相声只有在通俗、平凡的生活内容表现中传达出感动，才能具有真正感人的力量。历史上的相声经典、精品昭示我们，相声的价值不只是逗乐，而应该具有人性批判与灵魂净化的崇高意义，向下汲取生活艺术营养、向上提升精神境界，整合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健全人格。因此，相声人要有高远的人文情怀，要学习侯宝林、马季等相声表演艺术家，运用相声艺术的特长，艺术地展示给观众一种先进文化理念，使之成为提升观众精神境界、净化观众灵魂、令人们赏心悦目的文化正能量。我愿意把“公式相声”纳入创新的范畴，但审视“公式相声” ，感觉它玩弄现代高科技或专业知识概念、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成分更多一些，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我们生活着的这块土地交融的东西还太少。 “公式相声”主创者需要做的是，能够更多地与我们这块土地亲近起来，与最广大人民群众亲近起来，赋予相声作品更多的民族文化内涵，提供给观众更多属于心灵的东西，为当代相声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切实的贡献。
绵延不绝的中华曲艺，在数千年积淀传承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提振人们精神的作用。但自我国文化呈现多元化的新世纪以来，由于曲艺深厚植根的社会土壤发生变化，传统曲艺进入曲折坎坷、命运多舛的艰难尴尬境地。其间，无论是呼吁拯救、创新努力、转型奋争，还是气馁恨怨、意冷心灰、贬损否定，都已转化为当今中华曲艺界的经验借鉴、教训汲取。要延续中华传统曲艺文化血脉并从历史传统中获取精神养料，唯一的选择与正确的态度，就是实现中华传统曲艺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事实上，正是“两创”原则，为中华曲艺发展提供了巨大正能量与不竭驱动力。
以深圳曲艺发展为例，亦能说明问题。有一种观念认为，以粤语为方言的广东与北方曲艺风马牛不相及，曲艺在南粤大地很难有其生存之地。但以北方移民为主体的深圳曲艺人不怕难、不气馁，他们凭着对曲艺始终不渝的热爱与执着，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创造性地将北方曲艺与南方语言环境、曲艺品种相融合，逐渐形成南北杂糅的深圳曲艺特色。深圳曲艺风格鲜明，特色独具，以传统的曲艺形式如快板、相声、山东快书、评书等为基础，加入南方粤语、粤曲、评弹、曲调，以及当下流行的情景剧、小品、舞台剧、话剧等现代姊妹艺术，更兼时尚的B-BOX、踢踏舞、街舞等潮流元素。“深派曲艺”的中西合璧、南北杂糅，极大地拓宽了曲艺表现视阈，让当代观众耳目一新。凭着一种艺术精神，深圳曲艺人硬是将北方曲艺一点一点地植入到了岭南深圳的红土地上，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十多年来，深圳曲艺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本土曲艺人的勠力同心不懈努力下，已然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打造具有深圳移民城市特点的曲艺强市，使深圳曲艺形塑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曲艺创演形态。深圳曲艺人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作为融贯南北尤其以北方民间说唱艺术为主体的中华曲艺，要融入传统文化基础薄弱的南粤深圳，就必須要把目光紧盯住时代与人民，跟上时代与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节奏和步伐。换言之，曲艺要存在与发展，就要实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能数典忘祖，要努力汲取与传承曲艺传统中有生命力的精华部分，在此基础上，结合并利用其他姊妹艺术，利用和融合现代高科技技术，谋求现代性的创造与创新。也就是说，继承传统不是把老套陈旧说唱形式原封不动照搬过来，而是立足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根据新时代的观众变化了的审美需求，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创新。
传统也好，创新也罢，都不是目的，目的仍在于创造优秀的曲艺艺术。而优秀的曲艺艺术，必将归宿于思想与艺术的高度统一。曲艺要创新，就要致力于现在，抓住现在，表现今天，弘扬现实主义精神，直面当下牵动社会神经的各种问题，积极探索各种问题及其产生的成因，帮助人们认识严峻的社会课题。与此同时，要不断冲刺有难度、有高度的曲艺艺术，讲求创作技巧，打磨曲艺精品，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引领人们奔向真善美的精神境界。曲艺家们要迈开双腿，睁开双眼，深入社区、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更多了解基层群众，采集民俗民风，亲眼目睹当代城乡特点和动态变化，不纠缠于身边琐事、杯水风波、小情小景、微观世界，脚踏实地走进浸染着人民喜怒哀乐情绪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努力为市民观众撑开更为广阔的曲艺天地，创演更多更好具有时代性、人民性、艺术性、审美性，能在群众中产生强烈共鸣的曲艺作品，从而让曲艺真正成为市民受众喜闻乐见的美味精神佳肴，进而推动当代中华曲艺艺术高质量地健康发展。
（作者：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责任编辑/邓科）
一
曲艺的时代性与人民性，体现在它包蕴着丰富多样的攸关民众利益及情感诉求的时代社会历史内容上。从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王昭君变文》，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孟姜女变文》到反映时事的《张议潮变文》等，都不同程度地揭露了封建制度下丑恶的社会现象，歌颂了真挚的爱情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精神。由宋至明，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俗文学有了进一步发展。《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和爱憎情感。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根据宋元话本加以整理和文人拟话本的合集。清代与民初的主要文学成就是对久已流传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以及晚出的《精忠说岳》《隋唐》《西汉》等优秀书目进行不断丰富加工。文学名著如《聊斋志异》的出现，为中华曲艺的推进贡献了更为经典的样板性作品，其内容显然也蕴涵着鲜明的时代性、人民性，彰显了时代与人民的义理与情感诉求。
曲艺的时代性与人民性，还体现在曲艺家在民间艺人丰富多彩的创作实践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上。如中篇说唱鼓词《三全镇》《对花枪》等，短篇鼓曲作品《红月娥做梦》《借髢髢》《偷石榴》《闹天宫》《打黄狼》等，都具有清新朴实的民间艺人风格，且传唱一时。现代曲艺作品，以鼓词为例，有《大劝国民》《早婚害》，单弦《秋瑾就义》等，对当时的思想启蒙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艺术方面还显得比较稚嫩。1927年以后，进步曲艺家继承“五四”革命文化传统，使曲艺得到了发展。如早期革命家、作家瞿秋白不仅在文艺理论上有独到的建树，还亲自参与修改了鼓词《王大嫂》；女战士李素娇编唱的五句落板《白军士兵出路歌》和很多歌颂土地革命、歌颂红军的小唱，起到了很大的革命鼓舞作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作家赵树理、王亚平，战士毕革飞，民间艺人王尊三、韩起祥、沈冠英等人创作的文艺作品，如《晋察冀小姑娘》《刘巧团圆》《考神婆》《大生产》《王丕勤走南路》等，思想性与艺术性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进步作家也积极创作适合演唱的曲艺作品，如老舍的鼓词《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新女性》等。当代作家有意识地借鉴民间文艺如评书的艺术表现手法，创作出一批长篇小说，如刘流的《烈火金刚》、曲波的《林海雪原》等。凡此种种，都彰显了文艺来源于人民，反过来又服务于人民，带有强烈的人民性的特点。
曲艺的时代性与人民性，更体现在新世纪以来曲艺家们自觉深入人民群众之中，不断为老百姓送去欢笑与温暖的行动上。比如，曲艺界“送欢笑到基层”活动，就是彰显曲艺人民性的强有力实践。参加“送欢笑到基层”活动的艺术家们，用真心、真情投入到生产生活第一线，自觉融入火热生活，认真感受老百姓的冷暖甘苦，赢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欢迎和赞誉。正如中国曲协主席姜昆所说：“我们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曲艺家跋山涉水将欢笑送到千家万户，用辛勤的付出和真情的演绎，在曲艺工作者和基层群众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成为温暖的使者和快乐的使者。”
二
曲艺丰富多元的艺术形式，决定了与时代和人民的紧密联系。当曲艺家们真正走到基层，看到老百姓的一张张笑脸，听到他们发自心底的肺腑之言，甚至为了一个作品、一场演出与作家艺术家倾心交流，提供诸多方便和条件的时候，任何一个曲艺工作者都一定会为之感动，进而倾心创作，力争拿出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我们的父老乡亲。有人民的需求，才有曲艺家的奉献。曲艺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曲艺。曲艺创作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真正创作出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曲艺家渴求的双向互动新局面，成为曲艺工作者落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心任务，践行“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它必将推动新世纪曲艺创作的大繁荣和文艺事业的大发展。
在此，有个例子亦可作为曲艺时代性与人民性的重要性的阐释与背书。“公式相声”曾经引起大家关注并在媒体上刷屏。一对上海交大博士夫妻以自创“公式相声”来挑战传统相声，主创称能通过这些复杂的运算公式，创作出最好笑的相聲。在主创看来，逻辑搞笑比形象搞笑更好笑，他认为，“逻辑搞笑的包袱需要现场观众有很高的专注度，台词需要写得很精细，并富有层次……”
创新是曲艺的生命所系，这是不会错的。博士夫妇积极热忱介入相声创演事业，并且致力于相声创新，在上海交大校园部分观众中受到欢迎，值得嘉许，亦应认真总结经验。然而，博士夫妇自身也需要有一个取长补短、继续进步的积极反思。归根结底，相声创新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根据观众变化了的审美需求有序进行，而不能停留在片面追求“笑果”的多少、频率、密度上，不能把相声搞成一种少数人开心的高级知识游戏，不能让相声远离最广大人民群众。一句话，相声创新，必须把“人民性”放在首位，必须让相声成为平民百姓喜欢听、听得懂、叫得响、传得开的真正的大众艺术。“公式相声”的不足在于，它偏于高端知识的运用，在语言上难以为更多平民百姓所接受，这多多少少影响了观众对它的接受度。相声原本就是一种草根艺术、通俗艺术，这也正是它曾经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相声只有在通俗、平凡的生活内容表现中传达出感动，才能具有真正感人的力量。历史上的相声经典、精品昭示我们，相声的价值不只是逗乐，而应该具有人性批判与灵魂净化的崇高意义，向下汲取生活艺术营养、向上提升精神境界，整合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健全人格。因此，相声人要有高远的人文情怀，要学习侯宝林、马季等相声表演艺术家，运用相声艺术的特长，艺术地展示给观众一种先进文化理念，使之成为提升观众精神境界、净化观众灵魂、令人们赏心悦目的文化正能量。我愿意把“公式相声”纳入创新的范畴，但审视“公式相声” ，感觉它玩弄现代高科技或专业知识概念、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成分更多一些，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我们生活着的这块土地交融的东西还太少。 “公式相声”主创者需要做的是，能够更多地与我们这块土地亲近起来，与最广大人民群众亲近起来，赋予相声作品更多的民族文化内涵，提供给观众更多属于心灵的东西，为当代相声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切实的贡献。
三
绵延不绝的中华曲艺，在数千年积淀传承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提振人们精神的作用。但自我国文化呈现多元化的新世纪以来，由于曲艺深厚植根的社会土壤发生变化，传统曲艺进入曲折坎坷、命运多舛的艰难尴尬境地。其间，无论是呼吁拯救、创新努力、转型奋争，还是气馁恨怨、意冷心灰、贬损否定，都已转化为当今中华曲艺界的经验借鉴、教训汲取。要延续中华传统曲艺文化血脉并从历史传统中获取精神养料，唯一的选择与正确的态度，就是实现中华传统曲艺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事实上，正是“两创”原则，为中华曲艺发展提供了巨大正能量与不竭驱动力。
以深圳曲艺发展为例，亦能说明问题。有一种观念认为，以粤语为方言的广东与北方曲艺风马牛不相及，曲艺在南粤大地很难有其生存之地。但以北方移民为主体的深圳曲艺人不怕难、不气馁，他们凭着对曲艺始终不渝的热爱与执着，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创造性地将北方曲艺与南方语言环境、曲艺品种相融合，逐渐形成南北杂糅的深圳曲艺特色。深圳曲艺风格鲜明，特色独具，以传统的曲艺形式如快板、相声、山东快书、评书等为基础，加入南方粤语、粤曲、评弹、曲调，以及当下流行的情景剧、小品、舞台剧、话剧等现代姊妹艺术，更兼时尚的B-BOX、踢踏舞、街舞等潮流元素。“深派曲艺”的中西合璧、南北杂糅，极大地拓宽了曲艺表现视阈，让当代观众耳目一新。凭着一种艺术精神，深圳曲艺人硬是将北方曲艺一点一点地植入到了岭南深圳的红土地上，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十多年来，深圳曲艺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本土曲艺人的勠力同心不懈努力下，已然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打造具有深圳移民城市特点的曲艺强市，使深圳曲艺形塑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曲艺创演形态。深圳曲艺人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作为融贯南北尤其以北方民间说唱艺术为主体的中华曲艺，要融入传统文化基础薄弱的南粤深圳，就必須要把目光紧盯住时代与人民，跟上时代与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节奏和步伐。换言之，曲艺要存在与发展，就要实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能数典忘祖，要努力汲取与传承曲艺传统中有生命力的精华部分，在此基础上，结合并利用其他姊妹艺术，利用和融合现代高科技技术，谋求现代性的创造与创新。也就是说，继承传统不是把老套陈旧说唱形式原封不动照搬过来，而是立足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根据新时代的观众变化了的审美需求，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创新。
传统也好，创新也罢，都不是目的，目的仍在于创造优秀的曲艺艺术。而优秀的曲艺艺术，必将归宿于思想与艺术的高度统一。曲艺要创新，就要致力于现在，抓住现在，表现今天，弘扬现实主义精神，直面当下牵动社会神经的各种问题，积极探索各种问题及其产生的成因，帮助人们认识严峻的社会课题。与此同时，要不断冲刺有难度、有高度的曲艺艺术，讲求创作技巧，打磨曲艺精品，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引领人们奔向真善美的精神境界。曲艺家们要迈开双腿，睁开双眼，深入社区、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更多了解基层群众，采集民俗民风，亲眼目睹当代城乡特点和动态变化，不纠缠于身边琐事、杯水风波、小情小景、微观世界，脚踏实地走进浸染着人民喜怒哀乐情绪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努力为市民观众撑开更为广阔的曲艺天地，创演更多更好具有时代性、人民性、艺术性、审美性，能在群众中产生强烈共鸣的曲艺作品，从而让曲艺真正成为市民受众喜闻乐见的美味精神佳肴，进而推动当代中华曲艺艺术高质量地健康发展。
（作者：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责任编辑/邓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