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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读人家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知道了东方不败在教育门徒的时候，总以“仁义英明，泽被苍生”的形象示人。如果不是看到他们滥杀无辜、欺强凌弱，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么崇高的词儿居然是魔教的口号。后来才知道，他这样教导手下人，目的是为了“千秋万代，一统江湖”。放下金庸有所隐喻不说，从教化的角度看，魔教的教育无疑另有一番见地，他们知道教育的根本是培养有用的人才，所以极力主张净化受众的灵魂。
宗教的教化如此，古今中外的社会教育也大抵如此，着眼点基本是注重培养人们的能力及情操。根据现代人普遍认同的教育理念，以科学的态度审视社会，无论高雅通俗，只要对启迪心智、增长知识、培养公民意识有益，皆可成为教材。但是，任何事都怕过犹不及，比如，继2005年《天龙八部》部分章节被选入中学语文读本之后，金庸又一武侠名作《雪山飞狐》也出现在了最近课改后的北京语文泛读备选篇目中。与此同时，在各地的课改中，鲁迅、朱自清等名家的作品数量逐渐减少。这种变化不仅再度引发了关于“金庸能否入教材”的争议，同时也让一些人发出了“金庸要取代鲁迅”的担忧。
对“金庸要取代鲁迅”的担心当然是多余的，尽管金庸的拥趸者甚众，其作品的思想深度和人生境界与鲁迅作品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学术界对于金庸的争议，实际上是能不能进入教科书的问题。早在2001年，教育部决定对初中语文教材进行改革，金庸的作品将入选，引起社会各界的激烈反应。反对者称，武侠小说作为消遣性读物，其思想境界不高，如被选入教材，难以对学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此后教育部出面表示：金庸的文章不会成为学生的必学教材。有意思的是，时隔4年，《天龙八部》却悄无声息地挤进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中，顿时引得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预料到了金庸的小说早晚成为教科书的必修课。他们如此固执地把金庸拉进教科书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所谓的“教科书应该体现多样性”就很是冠冕堂皇。其实，语文教科书的重要性无人不知，多年来随着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内容也在不断更新，但总体上仍然贯穿着“主义”的线条，延续着以“砸烂旧社会”、“反抗剥削压迫”的主导思想，这样的思维显然不仅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甚至越来越成为批判社会现实的立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时下中国的经典文学著作凤毛麟角，普及率比较高的也只能算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了，在没有选择空间的前提下，具有消遣价值的武侠小说势必成为首选。即便如此，也不要把此举视作个人偏好，他们这样做也许另有一番难以表述的心态，诚如某些媒体把娱乐新闻放在重要位置，只不过是在雷区中选择一条安全的小路而已。
教科书需要多样性当然是好事，但是把武侠小说纳入教科书就是体现“多样性”过于牵强。有论者认为，金庸的文字有情有义且有很多人喜欢，仅此就应该入选。如果真的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金瓶梅》倒是应该有一席之地，要知道，无论是情感描写还是人物鲜活程度它都比金庸的小说技高一筹。还有人说：“收录什么文章没关系，关键在于老师怎么讲。”我以为这是毫无责任感的论调，连《红楼梦》都儒家看义，道家看淫，让初谙世事的孩子去“批判性地学习”武侠小说，想必是一厢情愿了。倘若这样的逻辑公式成立，那么为什么不把足本《金瓶梅》也纳入教科书中？
从历史的认知角度分析，武侠自古就不是稳定因素，对社会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无论是胜则成王的刘邦还是败则成贼的李自成，都不曾把什么武侠精神当发迹的资本。魏征倚重的是民心向背，韩信遵从的是军事章法，即使荆轲那样的壮士也不是靠拳脚功夫刺秦的。从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分析，宣扬仗义诚信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武侠小说强调的是侠义，侠客崇尚的是个人和团伙的武功，他们蔑视社会公德，鄙弃社会秩序，骨子里散发着反人类的本性。在追求法治、民主的现代社会，这绝不是值得弘扬和继承的“先进文化”。
无须重复武侠小说对社会的危害性，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北大教授胡适就斥之为“下流”。当然，胡适的话未必句句是真理，但以韩非子“侠以武犯禁”的定义而论，恰恰被他不幸而言中。就是这种“下流”的东西，而今却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教科书。不过这倒与社会现实相匹配，因为当下那些聚众斗殴的流氓，无一不以“侠义”自诩，“黑道”都是行侠仗义者的地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如今世界各国都对高新科技趋之若鹜，地球的另一端已经把卫星制导导弹精确到了平方公尺，而我们的教育却津津乐道于冷兵器时代的童话故事。如此这般，用这样的教材会产生什么后果还用多说吗？
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让受教育者从善如流，追求真知，进而使整个民族保持一种向上的精神活力。近年来，培养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已经成为人们对教育工作的期望。在这方面有很多文章堪称范文，比如《世界人权宣言》、《民报发刊词》等等，都具有较高的文本价值。我就是不明白，何以放弃这些唾手可得的经典著作不予采纳，却偏偏抬出“武侠”来教化我们的下一代？难道宣扬武侠精神也是现代化教育的应有之意？这样的倒行逆施竟然在崇高的旗帜下招摇，还真有一股子“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邪气。
（选自网易文化论坛）
宗教的教化如此，古今中外的社会教育也大抵如此，着眼点基本是注重培养人们的能力及情操。根据现代人普遍认同的教育理念，以科学的态度审视社会，无论高雅通俗，只要对启迪心智、增长知识、培养公民意识有益，皆可成为教材。但是，任何事都怕过犹不及，比如，继2005年《天龙八部》部分章节被选入中学语文读本之后，金庸又一武侠名作《雪山飞狐》也出现在了最近课改后的北京语文泛读备选篇目中。与此同时，在各地的课改中，鲁迅、朱自清等名家的作品数量逐渐减少。这种变化不仅再度引发了关于“金庸能否入教材”的争议，同时也让一些人发出了“金庸要取代鲁迅”的担忧。
对“金庸要取代鲁迅”的担心当然是多余的，尽管金庸的拥趸者甚众，其作品的思想深度和人生境界与鲁迅作品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学术界对于金庸的争议，实际上是能不能进入教科书的问题。早在2001年，教育部决定对初中语文教材进行改革，金庸的作品将入选，引起社会各界的激烈反应。反对者称，武侠小说作为消遣性读物，其思想境界不高，如被选入教材，难以对学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此后教育部出面表示：金庸的文章不会成为学生的必学教材。有意思的是，时隔4年，《天龙八部》却悄无声息地挤进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中，顿时引得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预料到了金庸的小说早晚成为教科书的必修课。他们如此固执地把金庸拉进教科书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所谓的“教科书应该体现多样性”就很是冠冕堂皇。其实，语文教科书的重要性无人不知，多年来随着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内容也在不断更新，但总体上仍然贯穿着“主义”的线条，延续着以“砸烂旧社会”、“反抗剥削压迫”的主导思想，这样的思维显然不仅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甚至越来越成为批判社会现实的立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时下中国的经典文学著作凤毛麟角，普及率比较高的也只能算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了，在没有选择空间的前提下，具有消遣价值的武侠小说势必成为首选。即便如此，也不要把此举视作个人偏好，他们这样做也许另有一番难以表述的心态，诚如某些媒体把娱乐新闻放在重要位置，只不过是在雷区中选择一条安全的小路而已。
教科书需要多样性当然是好事，但是把武侠小说纳入教科书就是体现“多样性”过于牵强。有论者认为，金庸的文字有情有义且有很多人喜欢，仅此就应该入选。如果真的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金瓶梅》倒是应该有一席之地，要知道，无论是情感描写还是人物鲜活程度它都比金庸的小说技高一筹。还有人说：“收录什么文章没关系，关键在于老师怎么讲。”我以为这是毫无责任感的论调，连《红楼梦》都儒家看义，道家看淫，让初谙世事的孩子去“批判性地学习”武侠小说，想必是一厢情愿了。倘若这样的逻辑公式成立，那么为什么不把足本《金瓶梅》也纳入教科书中？
从历史的认知角度分析，武侠自古就不是稳定因素，对社会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无论是胜则成王的刘邦还是败则成贼的李自成，都不曾把什么武侠精神当发迹的资本。魏征倚重的是民心向背，韩信遵从的是军事章法，即使荆轲那样的壮士也不是靠拳脚功夫刺秦的。从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分析，宣扬仗义诚信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武侠小说强调的是侠义，侠客崇尚的是个人和团伙的武功，他们蔑视社会公德，鄙弃社会秩序，骨子里散发着反人类的本性。在追求法治、民主的现代社会，这绝不是值得弘扬和继承的“先进文化”。
无须重复武侠小说对社会的危害性，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北大教授胡适就斥之为“下流”。当然，胡适的话未必句句是真理，但以韩非子“侠以武犯禁”的定义而论，恰恰被他不幸而言中。就是这种“下流”的东西，而今却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教科书。不过这倒与社会现实相匹配，因为当下那些聚众斗殴的流氓，无一不以“侠义”自诩，“黑道”都是行侠仗义者的地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如今世界各国都对高新科技趋之若鹜，地球的另一端已经把卫星制导导弹精确到了平方公尺，而我们的教育却津津乐道于冷兵器时代的童话故事。如此这般，用这样的教材会产生什么后果还用多说吗？
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让受教育者从善如流，追求真知，进而使整个民族保持一种向上的精神活力。近年来，培养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已经成为人们对教育工作的期望。在这方面有很多文章堪称范文，比如《世界人权宣言》、《民报发刊词》等等，都具有较高的文本价值。我就是不明白，何以放弃这些唾手可得的经典著作不予采纳，却偏偏抬出“武侠”来教化我们的下一代？难道宣扬武侠精神也是现代化教育的应有之意？这样的倒行逆施竟然在崇高的旗帜下招摇，还真有一股子“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邪气。
（选自网易文化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