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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它不仅被视为作者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成为后代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政治准则，范仲淹的历史形象也因此被定格为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儒。然而，在他身上除了有儒者积极入世的情怀之外，还有隐士安于隐逸的思想。最为关键的是，范仲淹在“隐”和“儒”的关系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并巧妙地将“隐”和“儒”的矛盾统一起来，整合成为一种安贫乐道、中庸平和的处世方式，而其自身也成为了这种新模式下的新隐士——“儒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