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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中国达人秀》节目文本,本文认为两性评委的性别观念有以下特点:对女性身体的态度为“好奇窥伺”与“好心安慰”,对女性的婚恋建议为“做个好妻子”与“等个好丈夫”,对孩子存在“难言爱护生命”与“忍痛爱护梦想”的预设话语;同时,在与不同阶层女选手对话时,缺乏设身处地的观照。
【关键词】《中国达人秀》 评委 性别观念
《中国达人秀》播出以来,收视率节节攀升,其评委的性别观念反映了当下主流娱乐节目中的两性形象,无论这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还是异化,都因传播平台而无限放大。诚然受众接受时可能抵抗甚至消解文本的“预想性意义”,但正如有学者指出,广播电视传播中主持人的话语不仅再现社会性别的状况,反映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同时这种媒介传播活动本身也参与了社会性别的构建过程。①以往学术界鲜有此类研究,因此分析《中国达人秀》评委性别观念具有一定意义。
一、“好奇窥伺”与“好心安慰”
在第一季第四场,23岁胖女生蔡岫勍歌声技惊四座。然而评委周立波始终调侃其体型,并在高晓松明确提出“请尊重我们微胖界”后,仍坚持“问比较敏感的问题”。选手脱下高跟鞋准备唱歌时,周更直言不讳:“你是因为需要还是怕鞋把地板踩坏?”与选手对话中,女评委伊能静较为谨慎认真。她让选手高喊“我没有高跟鞋也一样可以很漂亮”同时扔掉鞋子。
该例中,评委表现截然相反。周立波用戏谑捍卫了女性身体的审美标准;而伊能静则试图帮选手建立脱离于外在形象的自信,但她对身材的反复强调仍是一种将女性物化的贬抑。二者虽看似有异,却都基于“妇女的身体对于她在世界的处境是最重要因素之一”②的假设,尽管身体的差异不足以区分两性。这已内化成两性“关于妇女的神话”③的不争认同,不仅支持男性长期的审美主体性,使女性以此标准衡量自己,更否认女性自为的存在。
局限在女性身体的提问使身体变成了围观和消费的商品。其实身体并非不可谈论,一定限度就具有个体关照的现实意义;但当这种关照愈发生理化,便易忽视对女性整个群体生存环境的宏观关注。焦点停留在身体审美功能,这种在议程设置下的“好心安慰”与“好奇窥伺”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可喜的是,当前舆论共识是,在结婚尚非首要诉求时,女性凭事业优秀、性格阳光可获公众普遍认同,无论其是否符合传统审美标准。
体重问题同样会使男性困扰。第一季总决赛选手朱晓明因130公斤的体重初次登场就被调侃为“伟人”。足见在各种因素相互关联的复杂社会系统,没有什么仅作用于单一个体或群体,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也会伤及男性。
二、“做个好妻子”与“等个好丈夫”
上例中,伊能静首先自我定位为妻子,其次才是评委,而周立波也会劝女选手放弃事业。究其原因,乃社会共识对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过度区分所致,两性气质、性格等内在精神也因此两极化,无法相融。
对于“女性气质”的过分强调使这种女性应有之品格上升到了女性应为之行动的责任;让“贤妻良母”成为行为规范,从道德的高度将遭遇事业与家庭矛盾的女性拉回家庭,丧失生产资料,成为男性附庸,限制女性全面自由发展。
例如:在第二季第二场,宁波30岁女选手薛巧萍表演了濒临灭绝的耍牙绝技。伊能静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即尖叫喊停。随后又惊呼“你可不可以把它拿下来,因为它让你整个嘴都变形了。”“你没有一点点曾经有为过某个人愿意放下这个东西吗?”
周立波随后说:“姑娘,我给你个建议好吗,千万不要以艺术的名义去摧残自己的生活、青春和未来。希望当这个獠牙和你的婚姻产生冲突的时候,请你斩钉截铁地放下你的獠牙,拥抱你的情人。”伊能静最后祝愿:“你不需要选择獠牙或者爱你的男人,你两样都会有,你相不相信?”可见两性评委对于一位30岁女性的相同心理期待不仅仅在于事业有成,更在于家庭美满,但态度仍存在以下差异:
1、评委的女性家庭观
对于事业与家庭的关系,周立波认为女性更需要家庭;伊能静则坚持事业、家庭双丰收才是真正的幸福。事实上据智联招聘调查,62%的女性生活中工作占用时间超过50%,近两成职业女性放弃生子。④诚然调查在取样方面可能存在局限,但不可无视它所反映的现实。
2、评委的女性事业观
对于事业与生活的关系,周立波认为女性没有必要因事业妨碍自己的生活;伊能静虽尊重选手选择,却更在意身体、容貌是否毁损。可见,对于上层男性,他们所受教育转化成的性别强制力多于平等意识。同时,也无法理解普通家庭对于女性收入的依赖。而对于女性评委伊能静,她潜意识里一直认为容貌是女性最重要的财富,有美好容貌不愁没有相爱之人。当然,经理性思考,她承认事业的价值,但这种基于社会性别意识的判断显然非其首选。正如贝蒂·弗莱登所言,“女性奥秘的错误不在于看重婚姻和母亲身份,而是过分重视这两种实践方式,把这看作妇女全部人性需求和欲望的答案”。⑤
3、女性评委的两性观
在第二季第五场,38岁选手王爱奉用女童声高歌一曲,强调若没有孩子,他会永远唱歌哄老婆开心。伊能静对此评价“妻以夫贵”;在第二季第三场,吉林小伙张明奎因只能整日劳作,痛苦无人理解,遂唱出心声。伊能静奉劝他的太太“支持一个男人的梦想其实是让他生存下去的最好动力”。这两句点评,将女性的家庭责任限制为“贤内助”,将我国当今夫妻关系轻率定义为“夫唱妇随”,与现实生活和节目本身的内容相比明显滞后。
相比于评委性别观念的守旧,很多男选手用行动诠释了当代基层的性别观。经统计,在三季节目中,共有七组以反映爱情为主旨的表演,其中仅一组由女性献给伴侣,其余皆为丈夫不惜个人形象为妻子搭台或为妻子(或女友)表演,实质均属“妇唱夫随”。因此评委的这种媒介呈现不仅未能准确反映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形象,也是对男性所做争取两性平等努力的贬低。
三、“难言爱护生命”与“忍痛爱护梦想”——两性的预设话语
在第二季巡演第一场,16岁少年卢驭龙坚持强电实验引发评委杨澜质疑:“爱护他的梦想与爱护他的生命同样重要”,“如果我是他的妈妈我就不允许他做”。对于这位选手,其他评委观点各异,周立波表示敬意:“连世界都改变不了他,那我们就等待他来改变世界吧。” 杨澜对母子间异于父子的特殊关系也很强调。其实,对于是否允许他拿年轻生命冒险,已为人父的姚明有着相似的“不认同”看法,这足以说明对孩子的怜惜是人之通感,不分性别。然而,评委却在此时特意采访了孩子母亲,未提及他的父亲;镜头前,这位母亲虽说支持,眼中的担忧却显露无疑,而镜头后父亲的表达权却被扼杀。在大众媒介和文化传统中,男性形象单一而平面,素来勇敢的男性却缺乏在媒介中表达柔弱的勇气。
显然,评委预设:身为男性的父亲更希望看到儿子具有果敢、坚强等品质。其实抛开性别,这些都应是独立成熟个体的必备特质;然当进入两性对立系统,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恰是为男性所不屑的温婉、优柔。
也可设想若杨澜无保留地支持孩子冒险,可能饱受质疑,因为社会对已婚女性的定义使她必须首先承担母职、展现母爱。父权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规范造就,使整个女性群体被体制化了,种种要求已内化为思想和行为的惯性。正如阿德里安娜·里奇指出,男人使女人信服,除非她做母亲,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女人。⑥文化使然,各阶层女性都难幸免。
四、“受困物质”与“追求自由”——不同阶层女性的对话
霍尔指出,透过刻板印象,个体间的某些差异被化约、本质化、自然化与固定化。⑦提到女性,人们总倾向用脑中的定式思维进行宏观总览,仿佛不必细分。哈里亚特·泰勒曾断言,工作的母亲需要“全副武装的家庭仆人们”来帮助减负,然而这些女性从家庭解放是建立在财富的特权上的。《中国达人秀》的参赛选手来自不同阶层,他们的经历与评委大相径庭,双方不在同一层面的对话引发了进一步思考。
例如:在第三季第四场,成都37岁文盲女洗碗工杨思惠表示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攒钱买大房子。当伊能静伸出修长且长有长指甲的食指告诉她,自己第一份工作也是洗碗时,杨思惠纠正:“你第一份工作肯定是读书。”当伊能静谈到洗碗的艰辛“有一些勾芡的食物扣在盘子上洗不掉,我还得用指甲去抠”,杨思惠毫不留情地反驳:“洗碗工是没有指甲的。”
对于文化程度较低、为生计奔波的女性,“家庭主妇”的角色足以理解为解放而非压迫。相反对于女性评委,家务劳动只是一种消遣。因此当两个阶层的代表进行公开对话时,大谈女性独立势必缺乏关怀悲悯,一味强调精神价值也未免空洞。
2011年末《经济学人》发布报告称,中国近七成女性参与就业,职业女性的比例居全球首位。此处不能将数据简单理解为中国女性解放程度高,而应充分考虑社会福利体系等的不完善,导致绝大多数女性没有选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探求和践行女性主义不应过分理想化;高估社会生产水平及其造就的女性价值观,只会疏远社会最广大的女性阶层。女性真正解放在于她们有能力追求真实自我。
参考文献
①唐觐英,《中国性别传播研究的当代议题——“性别传播的国际对话与合作”研讨会述评》,《现代传播》,2009(2)
②西蒙德·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41
③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6
④http://fashion.ifeng.com/emo-
tion/topic/detail_2012_03/02/12912856_0.shtml
⑤⑥罗斯玛丽·帕特南·童 著,艾晓明 等译:《女性主义思潮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4、116
⑦Hall,Stuart(Ed.),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C].London:Sage,1997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编:叶水茂
【关键词】《中国达人秀》 评委 性别观念
《中国达人秀》播出以来,收视率节节攀升,其评委的性别观念反映了当下主流娱乐节目中的两性形象,无论这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还是异化,都因传播平台而无限放大。诚然受众接受时可能抵抗甚至消解文本的“预想性意义”,但正如有学者指出,广播电视传播中主持人的话语不仅再现社会性别的状况,反映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同时这种媒介传播活动本身也参与了社会性别的构建过程。①以往学术界鲜有此类研究,因此分析《中国达人秀》评委性别观念具有一定意义。
一、“好奇窥伺”与“好心安慰”
在第一季第四场,23岁胖女生蔡岫勍歌声技惊四座。然而评委周立波始终调侃其体型,并在高晓松明确提出“请尊重我们微胖界”后,仍坚持“问比较敏感的问题”。选手脱下高跟鞋准备唱歌时,周更直言不讳:“你是因为需要还是怕鞋把地板踩坏?”与选手对话中,女评委伊能静较为谨慎认真。她让选手高喊“我没有高跟鞋也一样可以很漂亮”同时扔掉鞋子。
该例中,评委表现截然相反。周立波用戏谑捍卫了女性身体的审美标准;而伊能静则试图帮选手建立脱离于外在形象的自信,但她对身材的反复强调仍是一种将女性物化的贬抑。二者虽看似有异,却都基于“妇女的身体对于她在世界的处境是最重要因素之一”②的假设,尽管身体的差异不足以区分两性。这已内化成两性“关于妇女的神话”③的不争认同,不仅支持男性长期的审美主体性,使女性以此标准衡量自己,更否认女性自为的存在。
局限在女性身体的提问使身体变成了围观和消费的商品。其实身体并非不可谈论,一定限度就具有个体关照的现实意义;但当这种关照愈发生理化,便易忽视对女性整个群体生存环境的宏观关注。焦点停留在身体审美功能,这种在议程设置下的“好心安慰”与“好奇窥伺”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可喜的是,当前舆论共识是,在结婚尚非首要诉求时,女性凭事业优秀、性格阳光可获公众普遍认同,无论其是否符合传统审美标准。
体重问题同样会使男性困扰。第一季总决赛选手朱晓明因130公斤的体重初次登场就被调侃为“伟人”。足见在各种因素相互关联的复杂社会系统,没有什么仅作用于单一个体或群体,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也会伤及男性。
二、“做个好妻子”与“等个好丈夫”
上例中,伊能静首先自我定位为妻子,其次才是评委,而周立波也会劝女选手放弃事业。究其原因,乃社会共识对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过度区分所致,两性气质、性格等内在精神也因此两极化,无法相融。
对于“女性气质”的过分强调使这种女性应有之品格上升到了女性应为之行动的责任;让“贤妻良母”成为行为规范,从道德的高度将遭遇事业与家庭矛盾的女性拉回家庭,丧失生产资料,成为男性附庸,限制女性全面自由发展。
例如:在第二季第二场,宁波30岁女选手薛巧萍表演了濒临灭绝的耍牙绝技。伊能静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即尖叫喊停。随后又惊呼“你可不可以把它拿下来,因为它让你整个嘴都变形了。”“你没有一点点曾经有为过某个人愿意放下这个东西吗?”
周立波随后说:“姑娘,我给你个建议好吗,千万不要以艺术的名义去摧残自己的生活、青春和未来。希望当这个獠牙和你的婚姻产生冲突的时候,请你斩钉截铁地放下你的獠牙,拥抱你的情人。”伊能静最后祝愿:“你不需要选择獠牙或者爱你的男人,你两样都会有,你相不相信?”可见两性评委对于一位30岁女性的相同心理期待不仅仅在于事业有成,更在于家庭美满,但态度仍存在以下差异:
1、评委的女性家庭观
对于事业与家庭的关系,周立波认为女性更需要家庭;伊能静则坚持事业、家庭双丰收才是真正的幸福。事实上据智联招聘调查,62%的女性生活中工作占用时间超过50%,近两成职业女性放弃生子。④诚然调查在取样方面可能存在局限,但不可无视它所反映的现实。
2、评委的女性事业观
对于事业与生活的关系,周立波认为女性没有必要因事业妨碍自己的生活;伊能静虽尊重选手选择,却更在意身体、容貌是否毁损。可见,对于上层男性,他们所受教育转化成的性别强制力多于平等意识。同时,也无法理解普通家庭对于女性收入的依赖。而对于女性评委伊能静,她潜意识里一直认为容貌是女性最重要的财富,有美好容貌不愁没有相爱之人。当然,经理性思考,她承认事业的价值,但这种基于社会性别意识的判断显然非其首选。正如贝蒂·弗莱登所言,“女性奥秘的错误不在于看重婚姻和母亲身份,而是过分重视这两种实践方式,把这看作妇女全部人性需求和欲望的答案”。⑤
3、女性评委的两性观
在第二季第五场,38岁选手王爱奉用女童声高歌一曲,强调若没有孩子,他会永远唱歌哄老婆开心。伊能静对此评价“妻以夫贵”;在第二季第三场,吉林小伙张明奎因只能整日劳作,痛苦无人理解,遂唱出心声。伊能静奉劝他的太太“支持一个男人的梦想其实是让他生存下去的最好动力”。这两句点评,将女性的家庭责任限制为“贤内助”,将我国当今夫妻关系轻率定义为“夫唱妇随”,与现实生活和节目本身的内容相比明显滞后。
相比于评委性别观念的守旧,很多男选手用行动诠释了当代基层的性别观。经统计,在三季节目中,共有七组以反映爱情为主旨的表演,其中仅一组由女性献给伴侣,其余皆为丈夫不惜个人形象为妻子搭台或为妻子(或女友)表演,实质均属“妇唱夫随”。因此评委的这种媒介呈现不仅未能准确反映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形象,也是对男性所做争取两性平等努力的贬低。
三、“难言爱护生命”与“忍痛爱护梦想”——两性的预设话语
在第二季巡演第一场,16岁少年卢驭龙坚持强电实验引发评委杨澜质疑:“爱护他的梦想与爱护他的生命同样重要”,“如果我是他的妈妈我就不允许他做”。对于这位选手,其他评委观点各异,周立波表示敬意:“连世界都改变不了他,那我们就等待他来改变世界吧。” 杨澜对母子间异于父子的特殊关系也很强调。其实,对于是否允许他拿年轻生命冒险,已为人父的姚明有着相似的“不认同”看法,这足以说明对孩子的怜惜是人之通感,不分性别。然而,评委却在此时特意采访了孩子母亲,未提及他的父亲;镜头前,这位母亲虽说支持,眼中的担忧却显露无疑,而镜头后父亲的表达权却被扼杀。在大众媒介和文化传统中,男性形象单一而平面,素来勇敢的男性却缺乏在媒介中表达柔弱的勇气。
显然,评委预设:身为男性的父亲更希望看到儿子具有果敢、坚强等品质。其实抛开性别,这些都应是独立成熟个体的必备特质;然当进入两性对立系统,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恰是为男性所不屑的温婉、优柔。
也可设想若杨澜无保留地支持孩子冒险,可能饱受质疑,因为社会对已婚女性的定义使她必须首先承担母职、展现母爱。父权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规范造就,使整个女性群体被体制化了,种种要求已内化为思想和行为的惯性。正如阿德里安娜·里奇指出,男人使女人信服,除非她做母亲,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女人。⑥文化使然,各阶层女性都难幸免。
四、“受困物质”与“追求自由”——不同阶层女性的对话
霍尔指出,透过刻板印象,个体间的某些差异被化约、本质化、自然化与固定化。⑦提到女性,人们总倾向用脑中的定式思维进行宏观总览,仿佛不必细分。哈里亚特·泰勒曾断言,工作的母亲需要“全副武装的家庭仆人们”来帮助减负,然而这些女性从家庭解放是建立在财富的特权上的。《中国达人秀》的参赛选手来自不同阶层,他们的经历与评委大相径庭,双方不在同一层面的对话引发了进一步思考。
例如:在第三季第四场,成都37岁文盲女洗碗工杨思惠表示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攒钱买大房子。当伊能静伸出修长且长有长指甲的食指告诉她,自己第一份工作也是洗碗时,杨思惠纠正:“你第一份工作肯定是读书。”当伊能静谈到洗碗的艰辛“有一些勾芡的食物扣在盘子上洗不掉,我还得用指甲去抠”,杨思惠毫不留情地反驳:“洗碗工是没有指甲的。”
对于文化程度较低、为生计奔波的女性,“家庭主妇”的角色足以理解为解放而非压迫。相反对于女性评委,家务劳动只是一种消遣。因此当两个阶层的代表进行公开对话时,大谈女性独立势必缺乏关怀悲悯,一味强调精神价值也未免空洞。
2011年末《经济学人》发布报告称,中国近七成女性参与就业,职业女性的比例居全球首位。此处不能将数据简单理解为中国女性解放程度高,而应充分考虑社会福利体系等的不完善,导致绝大多数女性没有选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探求和践行女性主义不应过分理想化;高估社会生产水平及其造就的女性价值观,只会疏远社会最广大的女性阶层。女性真正解放在于她们有能力追求真实自我。
参考文献
①唐觐英,《中国性别传播研究的当代议题——“性别传播的国际对话与合作”研讨会述评》,《现代传播》,2009(2)
②西蒙德·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41
③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6
④http://fashion.ifeng.com/emo-
tion/topic/detail_2012_03/02/12912856_0.shtml
⑤⑥罗斯玛丽·帕特南·童 著,艾晓明 等译:《女性主义思潮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4、116
⑦Hall,Stuart(Ed.),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C].London:Sage,1997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编:叶水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