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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国际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新闻媒体仍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由于美国媒体在国际传播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涉华报道必将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起到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回顾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并通过对两篇《纽约时报》上的报道进行分析，讨论了媒体报道中反映的新闻报道者的意识形态因素，并揭示了意识形态偏见在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形象报道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培养一种综合性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意识，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新闻报道。
关键词： 中国形象 《纽约时报》 批评性话语分析 意识形态
一、引言
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综合实力日益增强，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也日益增多。新闻报道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传播形式，在为人们提供信息的同时也约束着人们的思想，已成为“上层建筑领域中控制、操纵社会意识的得天独厚的一种意识形态，人们没有理由、也无法回绝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刘建明，1991）。
语言和语篇中的意识形态意义可以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前者较易识别，因为它们主要体现在词汇的概念意义和句子的命题意义中。但隐性的意识形态意义却不容易被察觉，它们往往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其中大部分已经被自然化，变成了貌似常识性的东西，对语言使用者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因此，新闻报道受到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特别关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揭示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增强人们的语言意识，提高他们对语言运用的鉴赏和批评能力。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是语篇分析研究的一种，主要研究语言、权利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又叫批评语言学，它的主要理论和方法来源于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同时也吸取了诸如言语行为理论等其他语言理论。CDA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通过对语篇形式的分析研究话语、权力及意识形态之间关系，并旨在研究文本如何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产生和制造了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现象，并使之合理化。
本文通过对美国主流媒体之一的《纽约时报》关于汶川地震的两篇新闻报道进行分析，揭示意识形态偏见在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形象”塑造中所起的作用。
二、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
批评性话语理论首先是由英国语言学家Fowler(1979)等人在《语言与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中提出的。在批评性话语分析框架下语篇被看作是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对它的分析强调其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
Fairclough(1989)提出了批评性话分析的三大论点：(1)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它是社会秩序的一种永恒的介入力量，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2)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权力关系之间是一种互为影响的关系。(3)语言的使用可以促使话语改变与社会的变革。
Fairclough(1992)还提出了语篇研究三维度框架：语篇(text)、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和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话语是社会实践的语言，这说明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而话语则是该社会的表征。他还指出，语言与社会实践是相互联系的，语言实践是由社会决定的。语言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它受社会、文化、政治、历史、权力、意识形态等条件的制约。与话语的三维概念相对应，语篇分析也分为三个层次，即语篇层次、话语实践层次和社会文化实践层次。
批评性话语分析最主要的语言学基础是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韩礼德(Halliday)提出语言有三个主要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是代表或反映或解释世界的功能，人际功能是交际参与者分配角色和对语篇作出判断的功能，语篇功能是用各种语言手段将语篇中的各个句子连接成一篇连贯的文章的功能(Halliday，1994)。
三、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分析工具
Fairclough(1992)提出了如下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用来表示话语的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表明，语篇是交际过程或者话语实践的产物。这个过程包括语篇的生成(production)、传播(distribution)和接受(consumption)，所有这些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实践条件决定的。在此基础上，Fairclough(1992)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三个方面或者三个步骤：(1)描写(describe)语篇的形式结构特征；(2)阐释(interpret)语篇与生成、传播和接受它的交际过程的关系；(3)解释(explain)交际过程和它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
批评性话语分析通常可以通过如下四个方面或过程来揭示语篇的意识形态意义。
1.分类(classification)
辛斌(1996)指出，分类是通过语言赋予外部世界以秩序，它是人类最重要的认知手段。语篇的分类体系往往最能反映发话人的世界观，因而也最具有意识形态意义。认真考察语篇中对核心过程和人物的描述会帮助我们清楚了解发话人的态度和立场。语篇的分类系统是指语篇对人和事物的命名和描述，主要通过词汇的选择来实现。但是，语言并不总是一种客观的分类工具，人们用它给事物加贴的标签不一定反映事物本身固有的特征，且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认知水平和思想情感的影响，即对事物和经验的不同看法会导致不同的分类原则。
2.及物性(transitivity)
及物性(transitivity)是英语中表现概念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与传统意义上的及物性有着根本的区别。传统语法中的及物性是指句法上的区别，即句子带不带宾语；及物性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与及物性小句(clause)如何表现概念功能有关，其作用是把经验世界分成易操作的一组过程，并表明各种过程的参加者和情景成分。Halliday将及物性放在了概念元功能的范畴之下，认为它是一个语义范畴，其作用是把人类的经验分析为六个过程(在词汇层面上表现为动词)：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行为过程(Behavioral process)、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和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 (Halliday，1985)。
3.情态(modality)
情态系统表达人际功能。考察语篇的情态系统主要有两个目的：（1）弄清说话者对话语命题真实性所承担的责任的程度和对未来行为做出的承诺或承担的义务；（2）了解说话者对听话者和情景成分的态度，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距离和权利关系等。在英语里，除了情态动词、情态形容词和情态副词之外，人称代词、实义动词、时态和直接/间接引语都可以表达情态意义(Halliday，1985)。
辛斌(2005)提出，情态的考察着重于转述引语形式的选择。戴炜华(2002)也提出，直接引语是新闻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通常引用当事人或者权威人士的话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从而影响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4.转换(transformation)
英语语篇中的转换主要是指名物化(nominalization)和被动化(passivization)的运用。动词的名物化通过删除情态成分和模糊时间概念等创造一种“非人格化”的效果，能有效削弱语篇的动作感，同时隐瞒动作的执行者。被动语态的动机多种多样，除了隐瞒动作发出者，同时也有强调动作受事者所遭受的迫害，以突出动作发出者行为的恶劣和残暴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批评性话语分析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来研究控制、支配、制度、现实、秩序、社会、文化、政治、历史、权力、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它不仅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研究方法。它与其他的分析方法不同,它不仅描述和解释某种语境下的语篇，同时还对语篇为什么和如何产生该影响做出解释。
四、实例分析
本文选取的语料分别为刊登在2008年5月18日和2009年5月6日《纽约时报》上的两篇题为“Sichuan Earthquake”（《四川地震》）和“Earthquake Opens a Crack in Chinese Censorship“（《地震为中国审查制度打开缺口》）的新闻报道。这两篇文章从受灾情况、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和中国的监管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报道。
本文采用系统功能语法作为理论框架，从分类、转换和情态三方面对这两篇新闻报道进行分析，旨在帮助读者提高对那些隐晦的、潜在的、有失偏颇的文章的批评阅读的意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文本信息。掌握了这些常用手段后，读者可以理解新闻背后的真实意图。
1.分类
我将刊登在2009年5月6日的《纽约时报》上题为“Sichuan Earthquake”（《四川地震》）的报道中描述受灾情况和政府双方的词汇总结如下：
在这条消息中，报道者在对地震受灾情况进行描述时，集中在遇难者为在校学生、学校建筑质量低下等方面；在提到中国政府时，使用了“压制”、“批评”、“拒绝公开死亡学生数量”、“换取沉默”、“担心对其统治形成挑战”、“禁止媒体报道”等词语。从报道者对词汇的选择上可以看出，与美国媒体惯用的方法相同，该报道仍然致力于寻找天灾中的人祸因素，并力图表达中国政府为维护其统治，采取用武力压制等手段遏制人民言论自由的意图。
在“Earthquake Opens a Crack in Chinese Censorship”（《地震为中国审查制度打开缺口》）一文中，同样充满了批评中国政府限制人民言论自由的词语，例如：sometimes sophisticated，sometimes heavy-handed propaganda system（时而复杂、时而过分严厉的宣传系统），overly restrictive propaganda controls（过于严厉的对媒体宣传活动的控制），restrict the leeway（限制这一余地），jump in（跳出来），slow to pick up（迟迟不报道）等。通过使用这些词汇，报道者向读者展示的中国宣传部是一个时而复杂，时而严厉，过分限制报道自由，一发生重大事件，就立即跳出来制止记者自由报道，迟迟不反映真实情况的部门。
此外，在词汇的选择上，一些报道对一些有汉语特色的词汇也会采取有意识的误译。例如，在“Earthquake Opens a Crack in Chinese Censorship”（《地震为中国审查制度打开缺口》）一文中，有这样的例子：
Two and a half hours after a huge earthquake struck Sichuan Province on Monday，an order went out from the powerful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to newspapers throughout China.
在周四的四川省大地震发生两个半小时后，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宣传部向全国新闻部门发出命令。
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汉语“宣传”一词一律被译为“propaganda”。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中，“propaganda”一词被解释成：ideas or statements that may be false or exaggerated and that are used in order to gain support for a political leader，party，etc.（有可能是错误的或夸张的思想或言语，其目的是为政治领导人或政党等获取支持。）该词明显带有贬义色彩，而将汉语的“宣传”译成英语的“propaganda”，是一种严重的误译，对此国内外翻译界已形成共识。如果将“中央宣传部”译为“Central Publicity Department”则更为妥当。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记者当然清楚“propaganda”一词的负面意义，而在《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仍坚持使用该词，这无疑反映了记者的意识形态偏见。
2.情态
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记述人们所说的话以及他们是怎样说这些话的。新闻语篇大量应用别人的话，主要目的在于为报道增添真实感，显示报道的客观性，使读者确信报导者未掺杂个人观点。但是绝对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是不存在的，在转述别人的话时，报道者也往往掺杂个人的感情色彩。
在题为“Earthquake Opens a Crack in Chinese Censorship”（《地震为中国审查制度打开缺口》）的报道中，报道者给出了多处引用。举例如下：
“No media is allowed to send reporters to the disaster zone,” it read，according to Chinese journalists who are familiar with it.
据熟悉该事件的有关中国新闻记者所说，上面写道，“禁止任何媒体向灾区派遣记者。”
One reporter from The Oriental Morning Post，who spoke on the condition that he not be identified because the workings of the propaganda system are often treated as state secrets，described the widespread defiance as “stepping beyond the boundaries collectively.”
一位来自《东方早报》的记者将这种普遍的无视政令的行为描述为“集体出界”。这位记者是在他的身份不会被透露的前提下发表言论的，因为宣传部门的工作机制通常被看做是国家机密。
Even so，efforts have been made in recent years to restrict the leeway the news media have to report on major events viewed as having the potential to “disrupt social order，” reporters and editors say.
记者和编辑们说，即使如此，近年来，宣传部门还是努力限制媒体部门报道那些被视为有可能“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事件。
An editor with the Shanghai Media Group，a television company，conveyed the intensity of interest in earthquake news in terms of viewership，saying interest levels were too high to heed orders from above to discourage frontline reporting.
一位来自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一家电视集团公司）的编辑从收视率方面报道了民众对地震这一事件的关注。他说，由于民众的高度关注，上面禁止前方报道的政令也就无人问津了。
通过使用这几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该报道者多次强调了中国政府一直努力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但是由于人们对受灾情况持续关注，在舆论的压力面前，政府的禁令也就随之失效了。然而，通过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其转述内容的消息来源都来自Chinese journalists who are familiar with it（熟悉该事件的有关中国新闻记者），one reporter from The Oriental Morning Post who spoke on the condition that he not be identified（一位来自《东方早报》的不愿透露身份的记者），reporters and editors（记者和编辑们），an editor with the Shanghai Media Group（一位来自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编辑）等，其可靠性值得怀疑。辛斌(2006)通过对新闻报道消息来源的调查，也发现《纽约时报》经常不给出确定的消息来源。他发现，《中国日报》在引述他人的话语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提供了“具体确切的消息来源”，而“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和“不提及消息来源”的情况合计只占全部消息来源的12.6 % ，而在《纽约时报》中，后两者的比例是38.2 % 。从分布看，在《中国日报》的51 篇报道中“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和“不提及消息来源”相加超过“具体确切的消息来源”的只有3 篇，而在《纽约时报》的19 篇中就有5 篇。使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能够体现文章的客观性，增强消息的可靠性。但是，《纽约时报》记者使用如此隐晦的、不确定的消息来源，只能说明其报道是蛊惑和道听途说。
3.转换
转换在这两篇文章中的实例不多，但仍有迹可寻。例如，在报道“Sichuan Earthquake”（《四川地震》）中，作者使用了名物化，实例如下：
a payment of about $8,800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从当地政府获得大约8,800美元赔偿金）
a guarantee of a pension
（保证支付抚恤金）
in exchange for silence
（换取沉默）
harassment by police
（受到警方的骚扰）
threats of imprisonment...
（以监禁相威胁）
通过使用名物化，文章作者把“赔偿”、“支付抚恤金”、“威胁关押”等动作当成事实来看待，弱化了这些动作感，而没有给出细节具体说明。所以说，通过使用名物化，作者模糊了整个过程的因果关系。名物化的使用仍然体现了新闻报道者的意识形态立场。
五、结语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日益深化、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美国媒体对中国也日益关注。由于美国媒体在国际传播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涉华报道必将影响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然而，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偏见的左右。报道者往往通过词汇的选择、语言的转换，以及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运用等手段，向大众展现的中国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不惜采用武力压制等手段压制人民的形象。
传播批评语言学的目的是揭示语篇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尤其是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偏见、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并解释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在权利斗争中的作用(辛斌，2005)。通过对这两篇新闻报道的分析，我们明确了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语言运用，语言运用又是如何来传播和强化特定意识形态的。
新闻报道无法摆脱报道者意识形态的性质，也必然会体现一定的政治态度。读者在阅读西方的新闻报道时，应培养和加强批评性话语分析意识，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西方新闻报道，进一步了解文本背后的真相。
参考文献：
［1］Fairclough，N.Language and Power［M］.London/New York:Longman，1989.
［2］Fairclough，N.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2.
［3］Fowler，R.，Hodge，B.，Kress，G.，and Trew，T.Language and Control［M］.London: Longman，1979.
［4］Fowler，Roger.Language in the News: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M］.London: Routledge，1991.
［5］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 Edward Arnold，1985.
［6］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M］.London: Edward Arnold，1994.
［7］戴炜华，高军.批评语篇分析：理论评述和实例分析［J］.外国语，2002，（6）：42-48.
［8］刘建明.宏观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9］辛斌.语言、权利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J］.现代外语，1996，（1）：21-61.
［10］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11］辛斌.《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中转述方式和消息来源的比较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3）：1-4.
关键词： 中国形象 《纽约时报》 批评性话语分析 意识形态
一、引言
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综合实力日益增强，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也日益增多。新闻报道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传播形式，在为人们提供信息的同时也约束着人们的思想，已成为“上层建筑领域中控制、操纵社会意识的得天独厚的一种意识形态，人们没有理由、也无法回绝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刘建明，1991）。
语言和语篇中的意识形态意义可以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前者较易识别，因为它们主要体现在词汇的概念意义和句子的命题意义中。但隐性的意识形态意义却不容易被察觉，它们往往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其中大部分已经被自然化，变成了貌似常识性的东西，对语言使用者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因此，新闻报道受到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特别关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揭示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增强人们的语言意识，提高他们对语言运用的鉴赏和批评能力。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是语篇分析研究的一种，主要研究语言、权利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又叫批评语言学，它的主要理论和方法来源于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同时也吸取了诸如言语行为理论等其他语言理论。CDA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通过对语篇形式的分析研究话语、权力及意识形态之间关系，并旨在研究文本如何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产生和制造了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现象，并使之合理化。
本文通过对美国主流媒体之一的《纽约时报》关于汶川地震的两篇新闻报道进行分析，揭示意识形态偏见在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形象”塑造中所起的作用。
二、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
批评性话语理论首先是由英国语言学家Fowler(1979)等人在《语言与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中提出的。在批评性话语分析框架下语篇被看作是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对它的分析强调其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
Fairclough(1989)提出了批评性话分析的三大论点：(1)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它是社会秩序的一种永恒的介入力量，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2)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权力关系之间是一种互为影响的关系。(3)语言的使用可以促使话语改变与社会的变革。
Fairclough(1992)还提出了语篇研究三维度框架：语篇(text)、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和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话语是社会实践的语言，这说明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而话语则是该社会的表征。他还指出，语言与社会实践是相互联系的，语言实践是由社会决定的。语言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它受社会、文化、政治、历史、权力、意识形态等条件的制约。与话语的三维概念相对应，语篇分析也分为三个层次，即语篇层次、话语实践层次和社会文化实践层次。
批评性话语分析最主要的语言学基础是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韩礼德(Halliday)提出语言有三个主要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是代表或反映或解释世界的功能，人际功能是交际参与者分配角色和对语篇作出判断的功能，语篇功能是用各种语言手段将语篇中的各个句子连接成一篇连贯的文章的功能(Halliday，1994)。
三、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分析工具
Fairclough(1992)提出了如下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用来表示话语的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表明，语篇是交际过程或者话语实践的产物。这个过程包括语篇的生成(production)、传播(distribution)和接受(consumption)，所有这些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实践条件决定的。在此基础上，Fairclough(1992)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三个方面或者三个步骤：(1)描写(describe)语篇的形式结构特征；(2)阐释(interpret)语篇与生成、传播和接受它的交际过程的关系；(3)解释(explain)交际过程和它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
批评性话语分析通常可以通过如下四个方面或过程来揭示语篇的意识形态意义。
1.分类(classification)
辛斌(1996)指出，分类是通过语言赋予外部世界以秩序，它是人类最重要的认知手段。语篇的分类体系往往最能反映发话人的世界观，因而也最具有意识形态意义。认真考察语篇中对核心过程和人物的描述会帮助我们清楚了解发话人的态度和立场。语篇的分类系统是指语篇对人和事物的命名和描述，主要通过词汇的选择来实现。但是，语言并不总是一种客观的分类工具，人们用它给事物加贴的标签不一定反映事物本身固有的特征，且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认知水平和思想情感的影响，即对事物和经验的不同看法会导致不同的分类原则。
2.及物性(transitivity)
及物性(transitivity)是英语中表现概念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与传统意义上的及物性有着根本的区别。传统语法中的及物性是指句法上的区别，即句子带不带宾语；及物性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与及物性小句(clause)如何表现概念功能有关，其作用是把经验世界分成易操作的一组过程，并表明各种过程的参加者和情景成分。Halliday将及物性放在了概念元功能的范畴之下，认为它是一个语义范畴，其作用是把人类的经验分析为六个过程(在词汇层面上表现为动词)：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行为过程(Behavioral process)、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和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 (Halliday，1985)。
3.情态(modality)
情态系统表达人际功能。考察语篇的情态系统主要有两个目的：（1）弄清说话者对话语命题真实性所承担的责任的程度和对未来行为做出的承诺或承担的义务；（2）了解说话者对听话者和情景成分的态度，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距离和权利关系等。在英语里，除了情态动词、情态形容词和情态副词之外，人称代词、实义动词、时态和直接/间接引语都可以表达情态意义(Halliday，1985)。
辛斌(2005)提出，情态的考察着重于转述引语形式的选择。戴炜华(2002)也提出，直接引语是新闻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通常引用当事人或者权威人士的话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从而影响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4.转换(transformation)
英语语篇中的转换主要是指名物化(nominalization)和被动化(passivization)的运用。动词的名物化通过删除情态成分和模糊时间概念等创造一种“非人格化”的效果，能有效削弱语篇的动作感，同时隐瞒动作的执行者。被动语态的动机多种多样，除了隐瞒动作发出者，同时也有强调动作受事者所遭受的迫害，以突出动作发出者行为的恶劣和残暴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批评性话语分析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来研究控制、支配、制度、现实、秩序、社会、文化、政治、历史、权力、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它不仅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研究方法。它与其他的分析方法不同,它不仅描述和解释某种语境下的语篇，同时还对语篇为什么和如何产生该影响做出解释。
四、实例分析
本文选取的语料分别为刊登在2008年5月18日和2009年5月6日《纽约时报》上的两篇题为“Sichuan Earthquake”（《四川地震》）和“Earthquake Opens a Crack in Chinese Censorship“（《地震为中国审查制度打开缺口》）的新闻报道。这两篇文章从受灾情况、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和中国的监管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报道。
本文采用系统功能语法作为理论框架，从分类、转换和情态三方面对这两篇新闻报道进行分析，旨在帮助读者提高对那些隐晦的、潜在的、有失偏颇的文章的批评阅读的意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文本信息。掌握了这些常用手段后，读者可以理解新闻背后的真实意图。
1.分类
我将刊登在2009年5月6日的《纽约时报》上题为“Sichuan Earthquake”（《四川地震》）的报道中描述受灾情况和政府双方的词汇总结如下：
在这条消息中，报道者在对地震受灾情况进行描述时，集中在遇难者为在校学生、学校建筑质量低下等方面；在提到中国政府时，使用了“压制”、“批评”、“拒绝公开死亡学生数量”、“换取沉默”、“担心对其统治形成挑战”、“禁止媒体报道”等词语。从报道者对词汇的选择上可以看出，与美国媒体惯用的方法相同，该报道仍然致力于寻找天灾中的人祸因素，并力图表达中国政府为维护其统治，采取用武力压制等手段遏制人民言论自由的意图。
在“Earthquake Opens a Crack in Chinese Censorship”（《地震为中国审查制度打开缺口》）一文中，同样充满了批评中国政府限制人民言论自由的词语，例如：sometimes sophisticated，sometimes heavy-handed propaganda system（时而复杂、时而过分严厉的宣传系统），overly restrictive propaganda controls（过于严厉的对媒体宣传活动的控制），restrict the leeway（限制这一余地），jump in（跳出来），slow to pick up（迟迟不报道）等。通过使用这些词汇，报道者向读者展示的中国宣传部是一个时而复杂，时而严厉，过分限制报道自由，一发生重大事件，就立即跳出来制止记者自由报道，迟迟不反映真实情况的部门。
此外，在词汇的选择上，一些报道对一些有汉语特色的词汇也会采取有意识的误译。例如，在“Earthquake Opens a Crack in Chinese Censorship”（《地震为中国审查制度打开缺口》）一文中，有这样的例子：
Two and a half hours after a huge earthquake struck Sichuan Province on Monday，an order went out from the powerful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to newspapers throughout China.
在周四的四川省大地震发生两个半小时后，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宣传部向全国新闻部门发出命令。
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汉语“宣传”一词一律被译为“propaganda”。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中，“propaganda”一词被解释成：ideas or statements that may be false or exaggerated and that are used in order to gain support for a political leader，party，etc.（有可能是错误的或夸张的思想或言语，其目的是为政治领导人或政党等获取支持。）该词明显带有贬义色彩，而将汉语的“宣传”译成英语的“propaganda”，是一种严重的误译，对此国内外翻译界已形成共识。如果将“中央宣传部”译为“Central Publicity Department”则更为妥当。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记者当然清楚“propaganda”一词的负面意义，而在《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仍坚持使用该词，这无疑反映了记者的意识形态偏见。
2.情态
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记述人们所说的话以及他们是怎样说这些话的。新闻语篇大量应用别人的话，主要目的在于为报道增添真实感，显示报道的客观性，使读者确信报导者未掺杂个人观点。但是绝对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是不存在的，在转述别人的话时，报道者也往往掺杂个人的感情色彩。
在题为“Earthquake Opens a Crack in Chinese Censorship”（《地震为中国审查制度打开缺口》）的报道中，报道者给出了多处引用。举例如下：
“No media is allowed to send reporters to the disaster zone,” it read，according to Chinese journalists who are familiar with it.
据熟悉该事件的有关中国新闻记者所说，上面写道，“禁止任何媒体向灾区派遣记者。”
One reporter from The Oriental Morning Post，who spoke on the condition that he not be identified because the workings of the propaganda system are often treated as state secrets，described the widespread defiance as “stepping beyond the boundaries collectively.”
一位来自《东方早报》的记者将这种普遍的无视政令的行为描述为“集体出界”。这位记者是在他的身份不会被透露的前提下发表言论的，因为宣传部门的工作机制通常被看做是国家机密。
Even so，efforts have been made in recent years to restrict the leeway the news media have to report on major events viewed as having the potential to “disrupt social order，” reporters and editors say.
记者和编辑们说，即使如此，近年来，宣传部门还是努力限制媒体部门报道那些被视为有可能“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事件。
An editor with the Shanghai Media Group，a television company，conveyed the intensity of interest in earthquake news in terms of viewership，saying interest levels were too high to heed orders from above to discourage frontline reporting.
一位来自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一家电视集团公司）的编辑从收视率方面报道了民众对地震这一事件的关注。他说，由于民众的高度关注，上面禁止前方报道的政令也就无人问津了。
通过使用这几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该报道者多次强调了中国政府一直努力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但是由于人们对受灾情况持续关注，在舆论的压力面前，政府的禁令也就随之失效了。然而，通过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其转述内容的消息来源都来自Chinese journalists who are familiar with it（熟悉该事件的有关中国新闻记者），one reporter from The Oriental Morning Post who spoke on the condition that he not be identified（一位来自《东方早报》的不愿透露身份的记者），reporters and editors（记者和编辑们），an editor with the Shanghai Media Group（一位来自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编辑）等，其可靠性值得怀疑。辛斌(2006)通过对新闻报道消息来源的调查，也发现《纽约时报》经常不给出确定的消息来源。他发现，《中国日报》在引述他人的话语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提供了“具体确切的消息来源”，而“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和“不提及消息来源”的情况合计只占全部消息来源的12.6 % ，而在《纽约时报》中，后两者的比例是38.2 % 。从分布看，在《中国日报》的51 篇报道中“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和“不提及消息来源”相加超过“具体确切的消息来源”的只有3 篇，而在《纽约时报》的19 篇中就有5 篇。使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能够体现文章的客观性，增强消息的可靠性。但是，《纽约时报》记者使用如此隐晦的、不确定的消息来源，只能说明其报道是蛊惑和道听途说。
3.转换
转换在这两篇文章中的实例不多，但仍有迹可寻。例如，在报道“Sichuan Earthquake”（《四川地震》）中，作者使用了名物化，实例如下：
a payment of about $8,800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从当地政府获得大约8,800美元赔偿金）
a guarantee of a pension
（保证支付抚恤金）
in exchange for silence
（换取沉默）
harassment by police
（受到警方的骚扰）
threats of imprisonment...
（以监禁相威胁）
通过使用名物化，文章作者把“赔偿”、“支付抚恤金”、“威胁关押”等动作当成事实来看待，弱化了这些动作感，而没有给出细节具体说明。所以说，通过使用名物化，作者模糊了整个过程的因果关系。名物化的使用仍然体现了新闻报道者的意识形态立场。
五、结语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日益深化、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美国媒体对中国也日益关注。由于美国媒体在国际传播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涉华报道必将影响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然而，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偏见的左右。报道者往往通过词汇的选择、语言的转换，以及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运用等手段，向大众展现的中国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不惜采用武力压制等手段压制人民的形象。
传播批评语言学的目的是揭示语篇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尤其是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偏见、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并解释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在权利斗争中的作用(辛斌，2005)。通过对这两篇新闻报道的分析，我们明确了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语言运用，语言运用又是如何来传播和强化特定意识形态的。
新闻报道无法摆脱报道者意识形态的性质，也必然会体现一定的政治态度。读者在阅读西方的新闻报道时，应培养和加强批评性话语分析意识，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西方新闻报道，进一步了解文本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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