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社会发展阶段研究商品经济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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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句老话:“欲速则不达”,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过去一下子取消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是急于求成。实践已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在发展商品经济,大步迈进,甚至想一步实行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时才可施行的政策、措施、方案,恐怕也属于急于求成。
其他文献
近闻不少教授为看病而犯愁,因为每一次上医院,挂号、诊治、取药要花去大半天时间。这对于视时间为黄金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实难忍受。许多以事业为重的高级知识分子只得小病忍,中病耐,大病挺,以至诊治不及时而英年早逝。
19世纪60至90年代,在兴办洋务的风潮影响下,中国社会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然而,伴随着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也暴露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和一些社会问题。拐卖人口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岁末年初,读沈关宝先生的新著《一场悄悄的革命——苏南乡村的工业与社会》,我仿佛自己也置身于苏南乡村的历史巨变之中,一股时代赋予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基本形态是气一元论。这种唯物主义形态不同于西方的原子论,它主要与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等相联系,并曾对哲学思维的发展及科学的进步起了推动作用。然而,在肯定其历史作用的同时,人们往往忽视了这种哲学形态本身包含着内在的理沦缺陷。一些论著虽然也一般地提到了它的某些局限性,但它们所指出的,不外是气一元论体系中的若干唯心主义杂质,或形而上学倾向,而没有进一步揭明这些局限与气一元论固有缺陷的逻辑联系。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初步的探索。
期刊
系统论作为人们观察世界和考察历史的一种思维方式,在古代中国早已萌发。《周岛》的八卦说和《洪范》的五行说都认为宇宙和人事的变易井然有序,循环不已,有律可循。由于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成熟得较早,所以就有可能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农作规律进行数学模拟,并以此来规范政事和其它行为方式。董仲舒揉合了阴阳家和儒家思想,以宇宙——人事的循环系统,作为他倡言改制的理论依据。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坚持改革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同时也证明,改革本身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是长期的艰巨复杂的事业,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各种干扰,在不断探索和开拓中前进。我感到当前很有必要进一步搞清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关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仅1945年9月到1948年12月批发物价就暴涨了782倍。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连续军事溃败,隔江分而治之梦想破灭以后,被迫将全面崩溃的“政权”南迁台湾,给当时台湾的财政经济造成很大压力。人口猛增、恶性通胀、物资匮乏、民不聊生,经济状况十分困难。严峻的局面迫使台湾当局实施全面改革。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控制住了台湾恶性的通货膨胀。
1988年6—7月举行的苏共19次代表会议拉开了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苏联最高苏维埃制度的改革是继1936年斯大林对苏维埃制度改革后的一次最重大的改革,举世瞩目。
一、独特的斯堪的纳维亚道路 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指出了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三种主要道路: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例如英国),最终形成法西斯主义的、由上层发动的保守的革命的道路(例如德国和日本),以及导致共产主义的农民革命道路(例如俄国和中国)。他还分析了对向议会制民主成功转变十分重要的四项条件:第一,必须出现王室和贵族之间的权力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