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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话语形象，人们已经议论得很多了。为什么政治生活的“事中人”——权力行使者的群体话语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化？
核心问题在用人机制
这一问题的根源首先就是用人机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一些基层单位开始实行“公推直选”，民主推选领导干部，群众在任用干部中的参与度逐渐加大。但是，在重要岗位重要职务的任免中，往往还是上级的意志起主导作用。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权力行使者往往把对上负责置于对下负责之上。当然，谁授权就向谁负责，这恰恰是政治原理的体现。在这一原理的客观作用下，官员讲话，首先顾及的是上级对自己的印象，而非受众的认同。照稿念，说大话套话，即使上级领导不爱听，但也不会“逾矩”，更何况某些上级领导自己也需要念稿子。
此外，在照稿念已蔚然成风的状况下，同级之间，是可以相互体谅的。选拔干部的民意测验，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本部门本单位或者是相关各级领导层之间“测验”，局外人、普通民众是没有投票权的，而局内人是懂游戏规则的，公众面前的话语形象就成为次之问题。说到底，注重在公众面前的话语形象，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只有当权力真正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时，才会把受众的认同、受众的支持、公众形象放在第一位。
官员话语形象存在三大问题
某些领导有深刻的思想认识，但不敢说具有新意的真话，惟恐犯错误被批评，结果出现了被人诟病为“没有一点儿错误，没有一点儿用处”的报告、讲话、文章。反而是某些已经退休的领导干部才敢公开说些心里话，因为已经没有职务的约束了。这既与民主氛围有关，也与用人问题相关。
我们的话语体系在相当程度上还沉浸在过去时代的遗产里，程式化、口号化的东西太多。比如，每当总结成绩时，总是这样几条：上级领导英明；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奋发努力；广大群众共同努力；工作方法科学等。类似的话语人们已经能够背诵下来了。而温家宝访问美国作演讲时，没有讲任何惯用的大话套话，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全部归于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令人耳目一新，令人感动，令人感到我们党和政府对人民作用的重视。
缺少具有独创意识、生动活泼的文风，包括某些重要的报刊社论、评论文章，基本上程式化、口号化了，老百姓基本不关注，学者关注的也不多。还有极个别地方召开“两会”时，政府的工作报告，除了数字、部分内容与上年不同外，居然有相当部分是“克隆”过去的工作报告。这固然与起草人员写作班子的作风有关，但也有领导者的责任。
民主政治时期如何重塑官员的话语形象
进一步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形成以民主、体现民意为导向的、充满活力的科学用人机制。在庞大的干部队伍中，有选举类、聘任类等不同类型的干部，那些经常在公众场合讲话的干部，恰恰大多是需要选举产生的领导干部，如书记、市长等等。在需要选举的岗位上，真正以民意为导向而不是以上级意志为导向，就可以迫使选任制干部在面向公众时，考虑其言辞表达和形象定位，这是最有用的制度导向。
培育良好的民主政治文化，形成活跃的民主氛围。民主的氛围有利于充分发表各种看法，有利于民主决策，有利于监督。对不同意见的包容，对不同个性的欣赏，都可以促进官员话语形象的改善。需要加快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民主氛围的基础。这里，难免涉及如何看待官员发表不当意见的问题。
不少人提出，由于中国官员过去很少对媒体公开讲话，因此说了错话要原谅。但笔者认为，说了错话能否原谅与民主氛围关系不太大，而与“错话”的内容、影响相关。即使在号称实行了多年民主体制的某些发达国家，如果官员发表的不当言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相关人员也会出面道歉，或予以澄清。虽然过去我们的官员很少应对媒体，可以允许其发表言论有一定限度的失误，但如果这种失误造成不良影响甚至恶劣影响，至少应向公众道歉，这恰恰是民主精神所要求的向公众负责的表现。至于突破政治道德底线的“错话”、“口误”，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允许的。
这里还有一个老问题，即党性与个性的关系。各级领导层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多年来，我们强调党性，强调不能有“杂音”。党作为一个整体，需要有整体形象整体行动，一些内部纯属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和某些人际关系的纠葛，也的确不必要在公众面前一一摆出。某些问题在已经集体作出决策的情况下，在对公众的讲话中，根据党章规定也的确不能公开发表不同意见。
但是，我们也历来强调，重视党性不等于抹煞党员个性，这里就需要在公众面前、媒体面前说话的“度”的把握。把握得好，可以既保持大政方针的一致，又保持个人的鲜明特点。以敢说真话著称的、受到媒体和公众欢迎的某些官员，如李金华、李毅中、潘岳等，都是对这个“度”把握得比较到位，即“应对媒体能力”较强的领导。但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为了保险起见，为了避免“杂音”之嫌，难免还是以念稿为主，说些大话、空话、官话、套话，导致千人一面。毕竟，个性发言是要有胆量的，说不定还要承担风险。
因此，提高应对媒体的能力，是领导者的执政能力之一。在公众面前的话语形象与媒体形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此需要提高个人的政治素养、知识素养、道德素养，而这些素养又与党性修养息息相关，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
保持党性与个性的统一，就是坚持在不违反基本纪律要求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个人特长，体现个人魅力，展现出“和而不同”的风采。当然应对媒体的能力，提高个人素养，都需要长期锻炼才能获得，才能逐渐改善官员话语形象。（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党建原理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导）
声 音
李爱彬（江苏徐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官员念稿现象的弊端一方面会使官员脱离现实生活、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也会让官员养成惰性思维，逐渐失去讲话的能力。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干部，不应该再停留在对着稿子照本宣科的层面，讲话要结合实际，讲话前要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基层第一手资料，讲话内容要真实可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敢于说真话，不仅说发自内心的、带有感情的大实话，还要将话语体系都集中在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上。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官员念稿现象的形成是由体制、机制、观念、领导方式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念稿实际上是一种“惟上”的传统体制在官员内心的映射，念稿的官员也很容易被传统体制所认可和激励。从机制上看，过去中国官员在选拔用人上，没有竞选、演讲等竞争机制，对说话能力的要求不高。从领导方式上看，旧有的领导方式主要靠公文层层传达，党政官员善于在机关内部处理上下级关系，对于如何与公众以及媒体打交道，既没有传统，也没有训练。另外，还与领导个人文化水平不高、讲话能力和知识结构有缺陷有关，在很多场合不得不让秘书准备讲稿。
要使官员从“念稿时代”过渡到“脱稿时代”，一方面，要加快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让官员直接面对公众,更多地利用软权力来执政,使官员学会说话,重塑话语形象；另一方面，官员要分场合、分内容，采用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对于正规、庄重、严肃的场合，可以自己准备讲稿，而对于谈感想、谈感受、进行讨论的场合，要大胆发表个人见解，避免让讲稿侵蚀思想。
核心问题在用人机制
这一问题的根源首先就是用人机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一些基层单位开始实行“公推直选”，民主推选领导干部，群众在任用干部中的参与度逐渐加大。但是，在重要岗位重要职务的任免中，往往还是上级的意志起主导作用。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权力行使者往往把对上负责置于对下负责之上。当然，谁授权就向谁负责，这恰恰是政治原理的体现。在这一原理的客观作用下，官员讲话，首先顾及的是上级对自己的印象，而非受众的认同。照稿念，说大话套话，即使上级领导不爱听，但也不会“逾矩”，更何况某些上级领导自己也需要念稿子。
此外，在照稿念已蔚然成风的状况下，同级之间，是可以相互体谅的。选拔干部的民意测验，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本部门本单位或者是相关各级领导层之间“测验”，局外人、普通民众是没有投票权的，而局内人是懂游戏规则的，公众面前的话语形象就成为次之问题。说到底，注重在公众面前的话语形象，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只有当权力真正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时，才会把受众的认同、受众的支持、公众形象放在第一位。
官员话语形象存在三大问题
某些领导有深刻的思想认识，但不敢说具有新意的真话，惟恐犯错误被批评，结果出现了被人诟病为“没有一点儿错误，没有一点儿用处”的报告、讲话、文章。反而是某些已经退休的领导干部才敢公开说些心里话，因为已经没有职务的约束了。这既与民主氛围有关，也与用人问题相关。
我们的话语体系在相当程度上还沉浸在过去时代的遗产里，程式化、口号化的东西太多。比如，每当总结成绩时，总是这样几条：上级领导英明；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奋发努力；广大群众共同努力；工作方法科学等。类似的话语人们已经能够背诵下来了。而温家宝访问美国作演讲时，没有讲任何惯用的大话套话，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全部归于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令人耳目一新，令人感动，令人感到我们党和政府对人民作用的重视。
缺少具有独创意识、生动活泼的文风，包括某些重要的报刊社论、评论文章，基本上程式化、口号化了，老百姓基本不关注，学者关注的也不多。还有极个别地方召开“两会”时，政府的工作报告，除了数字、部分内容与上年不同外，居然有相当部分是“克隆”过去的工作报告。这固然与起草人员写作班子的作风有关，但也有领导者的责任。
民主政治时期如何重塑官员的话语形象
进一步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形成以民主、体现民意为导向的、充满活力的科学用人机制。在庞大的干部队伍中，有选举类、聘任类等不同类型的干部，那些经常在公众场合讲话的干部，恰恰大多是需要选举产生的领导干部，如书记、市长等等。在需要选举的岗位上，真正以民意为导向而不是以上级意志为导向，就可以迫使选任制干部在面向公众时，考虑其言辞表达和形象定位，这是最有用的制度导向。
培育良好的民主政治文化，形成活跃的民主氛围。民主的氛围有利于充分发表各种看法，有利于民主决策，有利于监督。对不同意见的包容，对不同个性的欣赏，都可以促进官员话语形象的改善。需要加快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民主氛围的基础。这里，难免涉及如何看待官员发表不当意见的问题。
不少人提出，由于中国官员过去很少对媒体公开讲话，因此说了错话要原谅。但笔者认为，说了错话能否原谅与民主氛围关系不太大，而与“错话”的内容、影响相关。即使在号称实行了多年民主体制的某些发达国家，如果官员发表的不当言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相关人员也会出面道歉，或予以澄清。虽然过去我们的官员很少应对媒体，可以允许其发表言论有一定限度的失误，但如果这种失误造成不良影响甚至恶劣影响，至少应向公众道歉，这恰恰是民主精神所要求的向公众负责的表现。至于突破政治道德底线的“错话”、“口误”，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允许的。
这里还有一个老问题，即党性与个性的关系。各级领导层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多年来，我们强调党性，强调不能有“杂音”。党作为一个整体，需要有整体形象整体行动，一些内部纯属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和某些人际关系的纠葛，也的确不必要在公众面前一一摆出。某些问题在已经集体作出决策的情况下，在对公众的讲话中，根据党章规定也的确不能公开发表不同意见。
但是，我们也历来强调，重视党性不等于抹煞党员个性，这里就需要在公众面前、媒体面前说话的“度”的把握。把握得好，可以既保持大政方针的一致，又保持个人的鲜明特点。以敢说真话著称的、受到媒体和公众欢迎的某些官员，如李金华、李毅中、潘岳等，都是对这个“度”把握得比较到位，即“应对媒体能力”较强的领导。但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为了保险起见，为了避免“杂音”之嫌，难免还是以念稿为主，说些大话、空话、官话、套话，导致千人一面。毕竟，个性发言是要有胆量的，说不定还要承担风险。
因此，提高应对媒体的能力，是领导者的执政能力之一。在公众面前的话语形象与媒体形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此需要提高个人的政治素养、知识素养、道德素养，而这些素养又与党性修养息息相关，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
保持党性与个性的统一，就是坚持在不违反基本纪律要求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个人特长，体现个人魅力，展现出“和而不同”的风采。当然应对媒体的能力，提高个人素养，都需要长期锻炼才能获得，才能逐渐改善官员话语形象。（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党建原理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导）
声 音
李爱彬（江苏徐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官员念稿现象的弊端一方面会使官员脱离现实生活、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也会让官员养成惰性思维，逐渐失去讲话的能力。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干部，不应该再停留在对着稿子照本宣科的层面，讲话要结合实际，讲话前要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基层第一手资料，讲话内容要真实可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敢于说真话，不仅说发自内心的、带有感情的大实话，还要将话语体系都集中在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上。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官员念稿现象的形成是由体制、机制、观念、领导方式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念稿实际上是一种“惟上”的传统体制在官员内心的映射，念稿的官员也很容易被传统体制所认可和激励。从机制上看，过去中国官员在选拔用人上，没有竞选、演讲等竞争机制，对说话能力的要求不高。从领导方式上看，旧有的领导方式主要靠公文层层传达，党政官员善于在机关内部处理上下级关系，对于如何与公众以及媒体打交道，既没有传统，也没有训练。另外，还与领导个人文化水平不高、讲话能力和知识结构有缺陷有关，在很多场合不得不让秘书准备讲稿。
要使官员从“念稿时代”过渡到“脱稿时代”，一方面，要加快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让官员直接面对公众,更多地利用软权力来执政,使官员学会说话,重塑话语形象；另一方面，官员要分场合、分内容，采用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对于正规、庄重、严肃的场合，可以自己准备讲稿，而对于谈感想、谈感受、进行讨论的场合，要大胆发表个人见解，避免让讲稿侵蚀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