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律与逻辑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法律逻辑的核心问题是法律推理。法律逻辑的研究，一方面应注重如何发挥逻辑作为一种论辩工具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逻辑成为一门操作性较强的应用性学科。
　　[关键词]法律逻辑　司法实践　应用
　　
　　法律逻辑的研究应注重如何发挥逻辑作为一种论辩工具的作用，要根据我们国家的司法原则，并结合法院的实际判决和法庭论辩实例来研究，从中概括出区别一个论证的好或坏、有理或无理、切题或不切题、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标准。
　　
　　法律逻辑的涵义
　　
　　法律逻辑在我国的研究始于1978年，而“法律逻辑”这一名称的出现则是在1981年。
　　法律与逻辑。法律与逻辑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早期逻辑思想的产生是与法庭论辩以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会战”紧密联系的。正是法庭辩论中对逻辑的迫切需要直接刺激了逻辑这门学科的产生，逻辑从产生时起就与法律结下了难解之缘。在社会科学领域，除哲学外，基本没有哪门学科与逻辑之间的关系像法学这样密切。逻辑学对于法学，特别是对于定罪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大概都不会像在法律领域那样，由于违背逻辑规律，造成不正确的推理，导致虚假的结论，从而引起重大的危害。推理的逻辑性，在侦查和审判案件时严格遵守正确的思维规律——对于每一个法律工作者都是基本的、不可或缺的要求。
　　法律逻辑与一般意义上的逻辑。法律逻辑研究初期，一般的研究路径就是“逻辑原理加案例”，在传统逻辑的框架中套入法律规范予以适用。如此一来，所谓的“法律逻辑”其实不过是给传统逻辑学披上了一层法律的外衣，其结果就使得法律逻辑成了传统逻辑的附庸，而并非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在广大学者的努力下，法律逻辑发展到现在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与传统逻辑相比却还有更长的路要走。那么，到底什么是法律逻辑呢?与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学相比，目前至少存在两种完全不同意义的“法律逻辑学”，即教学体系意义上的和学科意义上的。前一种法律逻辑学，是指政法类院校(系)法学、公安类等专业开设的“法律专业逻辑学”课程及其教材，其通常的做法就是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加上一些法律领域的例子，此种“法律逻辑学”不过是给逻辑披上了法律的外衣，仅仅是形式逻辑的简单应用，其实质依然是传统逻辑，所以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逻辑学”。后一种法律逻辑学，是一门交叉法学和逻辑学研究的边缘性新兴学科，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逻辑”。这样的法律逻辑既不能离开已有逻辑理论的指导，更不能与之背离，但也不能囿于某种固有的逻辑模式。
　　
　　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逻辑
　　
　　司法实践的每一个环节，都与逻辑有不解之缘。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逻辑运用，就是把逻辑的理论应用于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逻辑运用，既是对司法实践的逻辑抽象，又为司法工作者提供了思维操作的逻辑程序和方法。为更好地使法律逻辑运用于司法实践，在此结合案例进行一些法律逻辑运用的几个方面的探讨。
　　运用罪名概念定义的逻辑方法来确定罪名。我国法律所规定的种种罪名，都是运用定义对犯罪的本质或主要特征进行的概括。所谓罪名概念定义，就是用简练、明确的规范语言、压缩的形式揭示“罪名”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逻辑方法，这是区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依据，也是司法人员正确判定犯罪性质、确定罪名的有效方法。
　　案例一：被告甘某，同村于某揭发其走私黄金之事，甘某即怀恨在心。一天傍晚，甘某看见于某抱着自己一岁多的儿子在河边，甘某立即拿锄头猛击于的头部，于当场倒地，头部大出血死亡。于的儿子也掉在河里淹死。
　　在这个案例中，被告甘某明知用锄头猛击于某头部必致其死地，甘某出于报复杀人的故意，所以犯了直接故意杀人罪。但如果对甘某只认一罪则是错误的。他虽对于某之子無明确的故意杀人动机，但对小孩落水后不采取任何措施，而是听之任之，我国刑法规定，间接故意杀人罪是指，“虽不具有杀人故意，但预见到死亡结果，并有意放任其结果的发生，对死亡结果发生满不在乎、听之任之的态度，而发生致人死亡结果的。”根据甘某的行为不应以一个单纯的直接故意杀人罪论处，应以直接故意杀人罪和间接故意杀人罪两个罪名论处，属于数罪并罚。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完整地、客观地反映甘某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本质。
　　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推理过程。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不仅必须掌握证据，证据还必须确实、充分。为此，办案人员就不仅要注意收集证据，而且还必须对收集到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所以，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其实也是不断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进而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收集证据，目的在于用以证明案件事实，而要能用以证明案件事实，它就必须确实、充分。为此，对收集到的证据不但要审查判断证据本身的确实性、可靠性，更要判定证据的充分性，亦即判定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有无联系，能否用以证明案件事实。这无疑要求司法人员要特别善于思索，要有科学的思维方法。要借助于逻辑上的一系列推理，办案人员才能从已感知的证据材料中，获得关于案件事实的认识，把握犯罪分子必须具备的某项条件。
　　案例二：某晚，某地农村青年妇女徐某晚饭后，其邻居叫她端水洗澡。徐某后来只擦了身子，便关上大门点灯做活。不久之后，突然从她家厨房窜出一名歹徒，将灯吹灭并在徐身上乱砍10余刀后逃去。徐重伤未死。案发后，侦查人员发现徐倒地处有一把柴刀，上留有血迹。该刀原在厨房水缸地面上，水缸盖上面还有一把更为锋利的菜刀，歹徒未曾动用。表面看来，该菜刀同厨房里的其他物品，如水缸、板凳、碗筷等物件一样，似乎与案情没有什么联系。正是如此，侦案人员忽视了菜刀这个证据的收集，做出了“因奸情而预谋杀人”的错误判断，使案件处理走入歧途。我们设想，如果是预谋杀人，则应该自带凶器或运用更易于致人于死亡的凶器。可是，本案中作案人不仅没有自带凶器，而且，柴刀、菜刀同在一处。他为什么不选择更为锋利的菜刀呢?借助于推理，才使得看起来似乎与案情无关的菜刀同案情联系起来，推断出本案不可能是预谋杀人的性质。破案后方知，作案人是路过的中学生，听徐邻居叫她洗澡，于是潜入厨房偷窥女人洗澡，后因徐关上大门，他无法出去，这才窜出作案，以图夺路逃窜。这样奇特的作案动机，使得该案侦破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可见，在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时，必须依靠逻辑推理，即使收集证据也不能不运用逻辑推理。
　　法律推理在由前提得出结论的过程中，不是单纯的形式逻辑推演活动。法学家们普遍认为，在将一般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从而得出裁决判处结论的过程中，总是包含着两方面的推理活动，即形式法律推理和实质法律推理。依照美国法理学家波斯纳的解释：形式指法律内部的东西，实质是指法律外部的世界。所谓“法律内部”就是指法律规范本身相对于某一具体的案件事实而言，其含义清晰明确，因而使得案件事实可以无可争辩地归属于该法律规范中。法律概念指称的对象范围，所谓“法律外部的世界”，就是指不属于法律规范本身规定的内容，是来自法律规范之外的理由或根据。在适用法律的推理中，不仅包含了上述两种推理活动，而且两种推理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对较为复杂的案件，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法”与“理”之间有矛盾的案件，就不能简单机械地运用形式法律推理，不能靠纯粹的逻辑演绎。
　　案例三：2001年10月，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第三者”因遗赠纠纷状告合法妻子的案件。黄某与蒋某结婚，蒋一直未生育，双方收养一子，黄某于1994年起与比其小22岁的年轻女子张某同居，并公然以“夫妻”名义租房共同生活。2001年2月，黄某患肝癌住院，期间，他找来律师，将自己名下的财产，包括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及售住房款(4万元)和手机一部，赠送给张某，立下遗嘱且得以公证。4天后，黄某死亡。其妻蒋某拒绝按遗嘱执行，张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据《继承法》和《人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判令蒋某履行遗嘱，同时对遗产申请诉前保全。法院经过三次庭审后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他们认为，司法机关不能机械引用法律，而应充分领会立法的本意，并在此前提下引用法律。若按《继承法》的规定，支持了原告张某主张，那么就滋长了“第三者”、“包二奶”等不良社会风气，从而违背了法律需体现公平、公正的精神。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制定法为主要法律渊源，所以形式法律推理是适用法律的主要途径。但是，形式法律推理只能够实现形式上的公平正义。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实质法律推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它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只有把形式法律推理与实质法律推理巧妙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体现法律价值中的“合法”与“合理”，这才是一个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才能够真正维护司法的公平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