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默默耕耘三十多年，今天终于收获了一份厚重丰饶的果实——《中国新诗编年史》。这部新诗编年史从1918年1月开始，到2000年12月为止，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它囊括了这期间在中国发生的和新诗有关的众多事件——包括新诗运动、社团流派活动、诗人行迹、重要诗集的出版和诗作的发表，以及诗学理论、新诗批评的言论集粹，使一个世纪以来，新诗演变的方方面面得到全景呈现。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庞大的工程，这部书的出版震动了学术界，被认为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完成这项辉煌工程的，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福春。
　　小县城走出来的大学者
　　一部书，265万字，堪称一部巨著。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地做着一项艰苦而其乐无穷的工作，堪称伟大。
　　刘福春，1956年出生在吉林省一个叫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小县城里，从小酷爱读书，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新诗写作，以分行的文字记录东北边远小县城里一个文学青年的青春梦想。因为是家里的独子，中学毕业后免于下乡，幸运地留在城里做了一名临时工。他做过运输公司的乘务员，当过木器厂的工人，1977年高考恢复，他因为平时坚持读书，从不放弃学习，所以顺利地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分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刘福春主要从事新诗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新诗史研究工作。刘福春那时候还是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但他酷爱学习，加上工作极其认真，又肯吃苦，1984年前后承担了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的《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的编撰工作，1993年与夫人徐丽松合作完成《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2006年完成《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除书目整理和新诗史研究，他还编校了多种全集（文集），有《冯至全集》诗歌卷，金克木《梵竺庐集》，《牛汉诗文集》，《谢冕编年文集》等十几部文集。其中《冯至全集》2001年获国家图书奖，《牛汉诗文集》2013年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
　　2013年3月，在经历了辛苦而漫长的整理编选之后，《中国新诗编年史》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265万字，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展现了上一世纪新诗创作的成就和问题。该书出版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诗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报道和评论。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讲：“《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出版是中国学界、特别是中国新诗研究界的一件大事。这部学术巨著的出版，不仅标志着中国新诗史料工作的新高度，而且标志着新诗百年历史研究的新高度。刘福春对我们的启示不仅是在学术的层面，而且是在人生和事业的层面，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以毕生之力勇往直前、坚持始终。他是真正的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他以一人之力，造百年之功。可以说，《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出版不仅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奇迹。”
　　成绩是丰硕的，过程却是漫长而辛苦的。为了这项工作，刘福春教授阅读了文学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1949年前的全部和1949年后的大部分新诗书刊与其他文学期刊，曾访查全国50多家图书馆，与诗作者通信近万封，收集诗集、诗刊、诗报、诗论集、书信等新诗文献几万件。当年那个从小县城走出来的酷爱读书的年轻人，已经成为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刘福春先后担任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研究员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2002～2004年又担任过韩国东亚大学招聘教授，在韩国任教两年。他还曾获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和王瑶学术奖二等奖。
　　书痴的“黄金屋”
　　刘福春教授对诗集的收藏要从他的中学时代开始说起。1972年高中毕业前后，刘福春忽然有了写诗的冲动。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冲动影响了他的一生。虽然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诗人，但研究、收藏新诗几乎成了此后他生活的全部，当初在他生活的小县城的新华书店里买到的仅有的几本新出版的诗集也成了他最初的藏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刘福春从东北来到北京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他的爱好幸运地变成了职业，而职业又引发了收藏的更大兴趣，他开始有意识地大量收藏新诗书刊及相关文献。
　　北京是一个淘书的好地方，刘福春虽没赶上那让人羡慕的淘书好时代，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旧书店中旧书也还不少，尤其是新诗集，买的人不多，又便宜，《诗刊》创刊号毛边本他只用了一角钱就买到了。那时跑旧书店也成了他的一大乐事，骑着自行车一转大半天，可以接连转几家旧书店，收获或大或小每次都有一些。刘福春说现在最怀念的还是每年都要举办几次的古旧书市，开市那天他必是早早赶去，大家焦急地挤在大门外，时间一到蜂拥而上，先抢下一抱书再细细挑选。因为诗集不很抢手，还能比较从容一些。每逢书市都要去几趟，多的话可以淘得一二捆旧诗集，如果幸运的话，遇到一本突然让你眼睛一亮的书也说不定。记得一次书市上，在一堆五六十年代的诗集中发现了一本汪铭竹的《纪德与蝶》，书品之好，价格之廉，拿在手上激动得直抖，就怕卖书的发现不卖，保险起见又胡乱挑了十几本其他诗集把这本夹在中间一起结的账。让刘福春教授怀念的还有初期的潘家园旧货市场，虽然有些“脏乱”，但那里也是书友每周聚会的地方，不仅能淘到一些好书，还能结交到一些爱书的朋友。
　　刘福春总觉得自己与书有着很深的缘分。一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他就给唐弢先生当助手，唐弢先生是著名的藏书家，虽然那时没有更多地专门请教，但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不小。他收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及之前的新诗书刊主要淘自旧书店和旧书摊。进入九十年代，诗集的出版由出版社的行为逐渐变成了个人行为，不要说旧书店，就是新书店也见不到几本新出的诗集。好在有“工作之便”，因为编撰《新诗书刊总目》与很多作者建立了联系，所以每周都可带回一大包作者寄来的书刊。加之大家知道他有此好，都将家中的很多新诗书刊割爱给了他。记得那时邵燕祥老师还住在虎坊路，有一次刘福春去取书，多得放在自行车上不能骑，只得推着走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