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冲击，中美货物贸易自然也承受较大影响。然而，随着疫情的发展，尽管特朗普时期贸易战引发的关税冲突、出口管制等后果仍在，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下降的趋势却发生逆转，商品结构在保持长期基本规律的同时呈现新的特点。
　　受商品在途时间和原产地认证等因素影响，各国海关统计存在差异，但在本文选取的研究节点2019年3月至2021年3月期间，中美两国海关统计数据间的差别总体较小，平均值仅为3.2%，且中国外贸数据比美方提前一个月发布。本文中除特别说明的，中国对美出口额参照中国海关数据，美国自华进口额以美国海关数据为准。

疫情冲击下呈现韧性

　　中美货物贸易因双方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和强大的供需能力而保持庞大规模。比较2020年3月疫情暴发前后各一年的月度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按照美国海关统计的自华进口额，还是按照中国海关统计的对美出口额，多数月份都保持在3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
　　新冠疫情使得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呈现“V”型变化。从中国海关数据看，新冠疫情的暴发一度导致对美出口骤降。2020年2月，中国对美出口104.9亿美元，比1月下降67.7%，较2019年2月下降53.9%。按照美国海关统计，美自华进口额在2020年2月出现明显下跌后，很快在2020年3月就到达谷底，2月和3月的进口额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31.2%。数据显示，尽管疫情冲击巨大，但伴随中国疫情的有效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加快，中國制造的全球优势更加凸显，加之美国推出史无前例的强财政刺激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保持增长，中国对美出口迅速实现反弹，甚至超过了疫情暴发前的水平。
　　2020年4月，中国对美出口额320.3亿美元，重达300亿以上美元规模。此后的5～8月，中国对美出口额持续增长，分别为373.1亿美元、397.7亿美元、436.6亿美元和446.9亿美元。相比而言，在疫情暴发前的一年中，出口额最高是在2019年6月，为392.5亿美元。然而，中国对美出口额仍未达到此轮复苏的最高点。受美国感恩节和圣诞、新年市场需求的刺激，以及疫苗接种和逐步解除居家限制的影响，中国对美出口在2020年11月突破了500亿美元大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19.2亿美元。不过，按照美国海关统计，美国此轮自华进口复苏的顶点发生在2020年10月和11月，分别为448.3亿美元和448.6亿美元，都未超过2018年10月因担心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而出现囤货情况下的521.7亿美元高点。无论按照哪方统计口径，中国流向美国的商品贸易额在疫情冲击下都实现了更为强劲的反弹，“V”字的右侧明显高于左边。
　　中国自美进口基本保持与出口同步复苏的态势。2020年1月～5月，中国自美月度进口额均在100亿美元以下。2月降至疫情期间最低的85.9亿美元，但也比2019年2月高出7.5%。2020年2月，中国海关统计的中美双边贸易达到了罕见的平衡度，中国对美顺差占双边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9.9%。此后，尽管中国对美出口快速增长，但月度顺差占双边贸易总额的比重基本稳定在46%～62%之间，与疫情暴发之前的一年相比变化不大，说明疫情并未根本性地改变中美货物贸易关系。

　　对美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同样受到疫情影响，但也显示出强劲韧性。2020年2月，中国对美出口占比降至13.1%，较上年同期下降3.7个百分点，达到2017年1月以来的最低值。此后，对美出口额的占比开始快速回升，3月～5月分别为13.7%、16.1%和18.1%，恢复并超过疫情前水平。2020年11月，中国对美出口的占比达到19.5%，接近2017年以来20.7%的高点。2021年1～3月，对美出口占比分别为16.8%、17.7%和16%，均高出2020年同期约3个百分点，经济加快复苏使得美国作为中国商品出口目的地国的重要性显著增强。

新的亮点开始呈现

　　与自美进口货物相比，中国对美货物出口涉及的类别略显广泛。以2021年3月为例，中国当月对美货物出口涉及97个代码，而当月自美进口商品涉及96种商品。除明确禁止自美进口的烟草及烟草代用品制品等产品（海关编码第24章）外，其余商品都实现了中美双向贸易。但相比之下，受美国官方限制和强制引导影响，美自华进口的货物集中度较高，2019年3月～2021年3月期间，货物清单上前三大类出口商品合计占当月出口额的比重分布在48.1%至57.4%之间。其中占比最高值发生在2019年11月，最低值则发生在2019年7月，都是在疫情暴发之前。疫情暴发后，中国对美货物出口前三类商品合计占比与此前保持不变，2020年3月～2021年2月的平均值为52.9%，与2019年3月～2020年2月的平均值一致。由于疫情前一年的月出口额合计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均高于疫情暴发后，说明疫情导致中国对美主要货物贸易类别的合计占比更为稳定。
　　中国对美的货物出口主要来自中国完善的工业体系和中美产业链的紧密配合，制造产业链上下游的密切配合为中美双方提供了重要的合作基础。疫情暴发前的12个月中，海关编码属于84章（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的货物11次位居第一大商品，85章（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货物只有一次位居第一（2019年6月），位列第三的分别为94章（家具;寝具、褥垫、弹簧床垫、软坐垫及类似的填充制品;未列名灯具及照明装置;发光标志、发光铭牌及类似品;活动房屋）九次和95章（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其零件、附件）三次。2020年3月开始的12个月中，伴随远程办公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包括集成电路在内的85章商品实现逆袭，十次位居第一，84章商品则除两次位居第一外均排名第二。位居第三的商品则有着不小的变化：2020年4月～7月间，由于美国对口罩等防护用品需求量急剧增长，63章（其他纺织制成品;成套物品;旧衣着及旧纺织品;碎织物）商品连续四个月位居第三。2020年4月，口罩所在的63079000类商品的对美出口额出现井喷式增长，达17.5亿美元，是此前一年月平均出口额的9.89倍。5月又在4月的出口额基础上增加了107.7%。2020年8月～10月间，95章商品再次在中国对美出口商品排名中升至第三。 　　将观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可以看出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呈现更多新的特点。61章（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和87章（车辆及其零件、附件，但铁道及电车道车辆除外）两大类商品出口排名波动比较明显。其中，61章商品尽管排名有所下滑，但疫情后的出口额比疫情前高，且保持基本稳定。87章商品在疫情前最高曾排到第四位，疫情后雖然在2020年5月一度掉到第十，但出口额和占比均稳步上升，从2020年11月开始稳居中国对美货物出口第六位。

减少政府干预对市场的扭曲作用

　　疫情一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的坚韧表现再次证明了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厚和在全球产业链上的相互需要。2021年已过去四五个月，中美两国均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复苏，市场供给和需求的能力复苏，企业开展合作的需求强烈，消费者被疫情压抑的购买力也需要释放。中美两国数字经济在疫情下出现快速发展态势，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以及对市场预期和消费习惯的影响将会长期化，即便疫情得以控制也难以恢复原状。这些变化不仅催生传统消费品升级和物联网发展，也为创新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各国为抗击疫情向市场投放的天量货币导致通胀压力上升，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向终端消费品传导，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贸易额的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拜登政府一方面延续特朗普政府向市场撒钱的做法，1.9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法案在国会得到通过后，继续推动超过2万亿美元的大规模基建和经济复苏计划，同时还在加快疫苗接种，以期为经济活动的恢复创造条件。2021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在经历急剧收缩后出现反弹，经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化增长6.4%，经济扩张明显提速。3月的美国居民个人收入环比增长21.1%，为消费支出的增长创造了条件。同时，反映市场零售价格水平的PCE（个人消费支出）指数明显上升，3月升至0.5%，比2月增加了150%;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PCE指数升至0.4%，较2月增加了300%。与2020年3月相比，上述两个PCE指数分别增加2.3和1.8个百分点，接近美货币政策管理机构设定的通胀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目前仍未取消特朗普对自华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关税水平居高不下，大幅增加了中美企业合作和消费者购买对方商品的成本。根据美国彼得森研究所的数据，美国目前对自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率达到19.3%，远高于2018年4月之前的3.1%水平，也比当前美国对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平均关税率（3.0%）高得多。畸高的关税率及拜登政府仍不明朗的态度导致了市场预期的混乱和投资者决策的短期化，反过来降低了全球供应链的效率，推高了保证安全和可持续供应关系的成本，对于包括中美在内的各国经贸关系造成新的冲击。已延烧一段时间的全球芯片供应短缺就是因美国政府干预等因素导致预期紊乱、市场供需平衡被打破的典型实例。
　　后疫情时期的公共卫生安全和经济复苏需要各方采取共同行动。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和发展态势决定了竞合而非对抗更符合双方利益。两国理应继续探索建立更有效的对话和协调机制，稳定市场预期，减少企业决策不确定性，建立规则，推动创新发展。美国贸易代表戴琦、财长耶伦分别于5月27日、6月2日与刘鹤副总理通话，释放了一定积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