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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需要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论述。2014年7月,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2015年11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5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论断,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对三个重大理论命题进行深入思考。
命题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经典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理论中所预见的未来社会,应该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建立。这一未来社会的生产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分配关系上实行按劳分配;经济运行上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人与人之间是自由而平等的联合劳动关系,不存在剥削关系。然而,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民族国家中率先建立。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曾试图人为地、直接地按照上述未来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征来改造当前社会。但历史证明,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使得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得以持续地、极大地发展。人为“拔高”、“冒进”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摆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是生产力亟待发展的巨大鸿沟。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讲到,“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以及,未来社会的建立,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
经典理论和实践的主要矛盾,在于“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直接把计划体制作为唯一的经济运行机制,并且试图跨越有助于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商品经济阶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以苏联为首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依赖政府制定计划安排生产,消灭和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这一强化政府、拒绝市场的发展模式,尽管在国家工业化初期显示了积极作用,但这些国家很快陷入了全面的长期性危机,生产无效率、整个社会死气沉沉。这一切最终引发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引发了理论界对于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深刻思考。中国之所以能够从社会主义阵营中脱颖而出,在于我们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最终找到了经典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进而调整了政府(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然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其结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走向“合格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过程的理论概括。其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指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条件下,可以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市场手段来进行资源配置,进而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的市场经济,离开社会主义空谈市场经济,是对社会主义的背离。所以,我们的市场经济不能够“去社会主义化”,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
命题二: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总过程的根本原则
探索公有制为主体的有效实现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说明》中也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变化,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多方面数据显示,非公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比重早已超过50%。此种条件下,如何理解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探索其更为有效的实现形式,这不仅直接关乎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问题,而且关乎社会主义的性质问题,这是重大的历史课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与此同时,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然而,如何更好协调“党管干部原则”和“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方向”(例如,增加市场化选聘经理人等举措)之间的关系,是仍需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这实际上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如何更好结合的问题。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经常强调: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在晚年小平同志看来,社会主义制度是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的。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更多更复杂。应该说,改革开放的前半程,我们更多强调了“先富起来”,改革开放的后半程则需要突出强调“共同富裕”。一个颇受关注的指标—基尼系数,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0.2左右,到2000年前后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且高位运行至今。另一方面,社会上出现的“农二代”、“农民工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等等问题,说明了当前社会不仅呈现出两极分化现象,而且存在代际传递的固化趋势。此外,农民工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劳动力,为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然而,隨之出现的留守儿童等问题,也同时说明了农村原有家庭制度遭到重构并卷入到整个国家的财富积累过程。 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在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央文件从最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到“实现两个同步、提高两个比重”,乃至今天我们强调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这说明,党中央已然开始下决心解决这个突出问题。从“先富论”到“共富论”的时代转变,不是要回归平均主义,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则。
命题三:发挥好党总揽全局的能力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根本前提
如何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重大理论命题。一般来讲,市场经济,包括“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市场内部,则主要包括“劳动”和“资本”两大要素。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本质差别。所以,当前理论界经常强调,市场配置资源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没有错。但需要追问的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哪里体现呢?这是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党的坚强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改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发展。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两层含义。纵观近百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特别是从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以来,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与边界的确定,是一条贯穿各国经济改革实践的主线。其结果表现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承认并接受了“政府的作用”;社會主义承认并接受了“市场的作用”,发展了“市场经济”。所以,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和边界的问题。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为其创造条件。
西方经济学通常以“弥补市场失灵”来界定政府的作用,这里的“政府”是“被动”发挥其作用的。对我们国家而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失灵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存在,当然也要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然而这远远不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例如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规律,而且,它也具有特殊规律。我们不仅要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般性功能出发,来看待“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一般性”,例如:克服市场机制缺陷与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等等;更要从我们的特殊国情出发,来理解和更好发挥社会主义政府作用的“特殊性”。例如: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推进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完善、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实现赶超型经济发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