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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对汉语小说历史和文本的详熟有利于他对汉语小说类型理论的批判与重建，而深厚的小说类型理论功底又有力地促进了其小说文本和小说史的阐释和探索。更为可贵的是，陈平原追求小说史研究中理论的整体意识，让叙事学、文体学和类型学等理论相互辉映，使他对中国现当代小a说史的研究别具眼光和理论魅力。不过，目前对陈平原开创的小说类型研究重视不够，这一方面说明了类型理论，特别是小说类型理论在我国研究的薄弱，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另一方面，近年小说创作类型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涌现出惊悚小说、悬疑小说、法制小说等新的小说类型，由于缺乏相应的类型理论的期待视野，很多读者（包括评论家）产生了阅读和批评的困难。概括起来，陈平原的类型小说研究分为三个部分：小说类型基础理论建构、近现代小说史上的分类实践研究和用类型理论对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个案性实证研究。
一、问题：小说类型理论的初步建构
陈平原对小说类型理论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重申小说类研究的功能，小说分类原理探讨，寻找类型小说的叙事语法及其文化意义。
1.小说类型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小说类型研究首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一是艺术独创性和美学传统之间的矛盾关系；二是想象性文学创造的自由审美与艺术成规之间的矛盾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类型研究重要的理论命题，建立类型小说理论框架要围绕它们展开。
按照常规讲，艺术创造的生命力在于作家个性的张扬和艺术独创性的探索，而类型、模式化就成了艺术大敌。进言之，在批评界看来，做小说类型研究是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这和我们的审美诉求的原则和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可是，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和确凿的文学史事实却一次又一次警告人们，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很多人自以为是的创新或者艺术独创，不过在古人和他人那儿早已“灵光乍现”，这些自以为是的创新或独创不过是“孤陋寡闻”和夜郎自大。毛泽东当年就指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不会有《红楼梦》出现。波纳斯很严肃地指出：“莎士比亚依据现代标准是一个剽窃者，但在他的时代不是。在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和中世纪，创造力就是创造性模仿，在传统取向的社会里，这是一种表达对先人尊敬的方式。”① 这种观念虽然从浪漫主义文艺兴起时受到打击和冷漠，但是，随着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兴起，类型的观念重新得到重视。恰如福勒所言：“由于批评正开始从结构主义和分解主义的热病中康复，文学类型理论很可能会占据新的显著地位。这是因为它提供了一条向前迈进的道路。”②显然，类型的前景也包括了类型小说理论的前景。
小说史家的敏锐眼光让陈平原看到：“小说类型研究最明显的功绩：一是说明什么是真正的艺术独创性，一是更有效地呈现小说发展的总体趋向。”③ 陈平原的观点得益于大量的小说阅读经验，也受艾略特、托多罗夫等理论家影响。他抛弃了传统对创新神话的看法，承认小说只能从别的小说中产生，“一部好的小说很可能99％是旧的，可正是1%的新实现了作品的价值”④。怎么知道这1％的新呢？只要把这部小说和其他同类型的小说来一个比较，一比较，既发现了其艺术独创性，又清楚了该小说类型的艺术成规。做小说类型研究重视艺术成规并不是违反了艺术创新和审美自由，恰恰相反，它是维护艺术创新和审美自由的，为它们提供理论参照和方法论基础。“新”是从“旧”里面产生，“自由”与“不自由”相对。小说研究要是首先不清理出其内部的传统因素和成规所在，那创新和自由就象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
我国对类型理论不重视可能是传统目录学不够发达，分类实践过于倚重经验主义的结果。陈平原为了进一步拓宽小说的内部空间，扭转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盲点，把自己的研究对象锁定为小说类型而非小说体裁。从小说史研究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重要的改进。研究小说，自然要有诗歌、戏剧和散文等不同的体裁做参考，但体裁理论对小说史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进一步的小说类型理论，不然的话，怎么把握小说史上浩如烟海的小说文本，又怎么对它们进行合理的分类和描述？还有，把一个文本放在小说史上，怎么从其家族谱系中见其继承与创新呢？过往的小说史家在研究中，对小说虽有过分类的实践，不过，综观他们的分类，大抵是沿袭前人惯例（“体例可以因循”），或者是根据经验自行其事（“体例不妨杂用”），尚没有跳出经验主义的粗糙，没能上升到理论体系上的境界。陈平原改变这一似乎已成定局的小说史研究格局，用小说类型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小说史，为小说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提升了小说史研究的理论品格和研究门槛。
2.确立小说分类逻辑。小说类型研究的第一步是分类标准，这“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和描述小说发展的进程”，但事实上，其标准往往无法统一，分类也就五花八门，而随着历史的流逝，旧有的类型不断消失，新的类型时有出现。总体说来，历史上两种分类思路，即归纳法和演绎法。它们各有长短、难分轩轾，前者考察历史性文类，长于贴近文学现象；后者研究理论性文类，优点是逻辑性强。陈平原则来了个折中，“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样式必须得到文本的验证，在文学史所遇到的样式都必须交由一个前后一致的理论去说明”⑤。陈平原为了防止漏洞，在理论上自我设防：①类型设计是假设性理论，要根据发展的文学事实不断修正，以保持其活力；②警惕新古典主义的类型纯粹的复活，注重不同类型间的杂交与变形，保证类型的永久生命力和魅力；③现代类型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理解和说明，不是教育和裁判；④反对类型等级观念；⑤警惕“进化”的复活，防止过分渲染类型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这些意见非常重要，对类型研究有拨云见日之妙，刷新了过往类型研究的沉疴和一般人对它的偏见，让我们用流动的不是僵化的，用综合的而不是纯粹的，用平等的而不是等级的，用发展的但不是进化的，用阐释的而不是裁判的观念对待类型研究，以保持其鲜活性和生命力。理论上讲，陈平原在小说分类设计上，对分类的自然体系和逻辑体系折中是很好的，操作上的有效性却还有待时日检阅。
3.小说类型的叙事语法及文化意味。小说类型研究的功能还在于鉴定新的小说类型，任何成熟的小说类型从理论上讲都会在长期的艺术生涯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属性，从艺术上讲，这种属性就是该小说类型的基本叙事语法，及该语法所指向的文化意味，在陈平原看来，小说类型研究最见功底的是要为特定的小说类型能够寻求基本叙事语法，从艺术的形式出发，寻找其中的恒定因素（或主因素）和可变因素。找到了“主导因素”，也就找到了理解这一类型的钥匙。当然，决定一种小说类型性质及命运的，并非仅仅是艺术手法——起码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艺术手法”。否则的话，那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者，把类型研究仅仅作为小说技术的革命了，恰如列维·斯特劳斯对普罗普的民间童话研究。类型的研究是小说内容和形式合一的研究，任何一种成熟的类型小说都有自己独特的叙事语法，这种语法是内容和形式的一一影射，也就是说，它是内容的形式化与形式的内容化的同一，在小说类型设计理论框架和操作程序上，“寻找主导因素以建立小说类型的基本叙事语法的同时，强调这种基本叙事语法往往既指向小说的内容层面，也指向其形式层面”⑥。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还是文本意义上的要求，基本属于内部研究，小说类型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叙事语法在内部的自足性，还要打通内外，走向外面的世界，获得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阳光雨露，具有现实热情和文化关怀。所以，小说类型研究不能止步于叙事语法这样很文学化的结果，还要为叙事语法寻找文化意义，使之冲破学科的坚壁，获得意义和阐释的整体感。和时下流行的文化研究相比，小说类型研究在思维路径上走的是从内到外，而不是从外到内，坚守了文学本体的研究。
二、回溯：历史视野中的小说类型
小说类型研究的第一步是小说分类，找出具有类型意义的小说样式来。我国小说类型理论的研究较为薄弱，但对小说分类的实践却源远流长，形成了独特的自然分类体系。陈平原在梳理前人对小说分类的实践的基础上，勾勒前辈学者的小说类型观念，作为其小说类型思想的来源。
事实上，开展对小说类型研究在古代本身非常困难。这是由于：1.古代中国小说概念含混（比如明清文人把叙事文学都归入小说），实在难以进行类型分析。2.小说不像诗歌，很难从形式上入手，又找不到一套适合于小说分类的统一标准。不过，古代的小说批评家在对作品的分类和作品评价中，表明了他们的小说类型观念。古人对小说类型（体例）的研究有两种途径：一是在编辑前人或本人的小说集子进行分类，于分类中略见其类型观念；一是把小说类型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并略作探讨。最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刘知己、明人胡应麟和清人纪昀的实践。这三人对文言小说的分类对现代学者影响较大，比如鲁迅在描述文言小说发展的时候，主要用志人、志怪和传奇三类，其分类渊源就很明显。
不过，陈平原的过人之处是并不止于找出这些分类。如果这样的话，小说类型学的研究就只有目录学的意义，而不具备小说理论价值。按照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里对文体体例的设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以上分类实践多重在“原始”和“选文”，而独独在“释名”和“敷理”上语焉不详，“这不免严重影响了小说类型的理论深度”和“理论价值”。
白话小说的分类却没有文言小说那么幸运，白话小说由于被视为雕虫小技而排斥在《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学之外，没有了分类的实际需要。一些章回小说单独刊行，也不必分类编撰。这就导致了对白话小说分类研究的冷漠。在极其稀少的研究中，宋人《都城纪胜·瓦舍众伎》的说话人四家的传统很值得研究。“宋元人对小说分类有利于我们对中国小说特性的把握。因为明清以来，这一小说类型观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学者的理论探讨。”⑦ 陈平原则发现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的“小说八类”比“说话四家”对明清以来小说创作和类型研究产生影响要大。他把小说分为八类：“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姚枢、神仙”，虽不免随意，但却是“最有系统，且都举例说明”，罗烨有诗云：“辩论妖怪精灵话，分别神仙达士机，涉案枪刀并铁骑，闺情云雨共偷情”。陈平原看到了该诗包含了“清末民初新小说家喜欢谈论的中国小说三大类：神怪、英雄、儿女”，从而证明了晚清小说的深深传统印迹。
应该说，古典小说的分类状况和类型观念的水平距离现代类型学理论有很大距离。晚清的“新小说”的小说理论是连接古典和现代的重要一环，晚清小说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新小说”家们为推动创作的发展,非常热衷于对小说分类。最早完整体现新小说家类型观念的首推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他把小说分为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写情小说和语怪小说等,并为每种小说类型做了简单的界定。清末民初小说理论家欲“以西例律我国小说”，试图在理论上重建古代中国小说类型，还着重引进了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历史小说和侦探小说等小说类型，对推动我国现代小说类型发展功不可没。同时，因文化的隔膜，他们对西方小说类型往往一知半解，用西例来套中国小说是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一个有意味的过渡，新小说家欲求用小说来新民的同时，也对中国小说格局进行改造。从此，中国小说的整体面貌得到很大的革新，小说的地位也大幅度提升，其中孕育了中国现代小说或者现代小说的因素，或者说，我们从小说类型及其观念的变化上可以印证如上命题。
鲁迅不仅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还是现代中国小说史研究之父。对于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成就众所周知，后来的小说史写作多以它为范式。但是，陈平原独具慧眼地发觉以往鲁迅研究的盲点，即“将小说类型的演进作为中国小说史叙述的重点，是鲁著的一大特色”，它“使小说史的研究摆脱了作家作品点评的传统方式，走向综合性的整体把握”。⑧ 陈平原用小说类型理论的眼光考察《小说史大略》、《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廓清了鲁迅对小说类型设计的特征：1.为中国小说类型的研究创立了基本体例：“论文以衡篇”，不再仅仅停留在“原始”和“选文”的初级分类层次上，真正实践了刘勰所设想的“释名”和“敷理”等具有小说理论本体意义上的突破和提升；2.在论述小说类型的崛起上，鲁迅大都从文学传统与文化思潮两方面来考察，对小说的分类及确定类型特征不再以思想倾向为依据，而注重故事渊源及表现方式，也就是说，对小说类型的形式特征及其文化内涵都得到了重视，实行了文学与文化的并重；3.同一类型的小说，可能题材相近,表现方式相近,可艺术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同中求异，分出艺术成就高低及在小说史上的地位，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深入研究；4.类型研究切忌生搬硬套，文学在发展，小说类型也在不断演变，史家必须正视各种“变形”。把以上几点和陈平原本人对小说类型理论的基本观点对照起来，不难知道这是鲁迅和他本人小说类型观念的互渗互透。
三、实践：武侠小说类型研究
相对小说类型的历史归纳和理论建设而言，陈平原先生在小说类型研究实践中取得的成绩更为令人瞩目。他是自觉以小说类型理论为指导，在汉语小说类型研究上取得突破的第一人，部分地改变了长期以来对武侠小说处在感性经验层面的描述，或仅仅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的代码进行宽泛的文化研究的局面，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研究的理论层次，诚如吴晓东对《武侠小说类型研究》进行的评价，它“开创了中国学术界的类型学研究的先例”⑨。
《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一书的写作体例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讲武侠小说“史”，以史带论，论从史出，梳理了武侠小说在各历史阶段的具体形态，初步归纳出恒定的艺术因素和叙事语法。第二部分论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基本叙事语法和文化功能，以论带史，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范导性。第一部分为1-4章，第1章是从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角度辨析“侠”概念的形成、流行的成因和作为一个类型的演变概貌；2-4章是具体梳理武侠小说的历史演变，简述了武侠小说从唐代的豪侠小说开始，到清代侠义小说，到民国的旧派武侠小说，再到新派武侠小说这一漫长的历程。在历时的描述中，陈平原摆脱了一般小说史研究中的作家作品罗列的惯例，而是把武侠小说看作一个活的生命体，突出其由萌芽到成形到成熟的过程，牢牢抓住每一正典艺术因素定型和变异，既正本清源，又抓大放小，同时又避免了机械的生物进化论的直线演绎，而是有衰退（由唐代豪侠小说到宋豪侠小说）、有沉寂（宋以后的沉寂）。在考察武侠小说发展演变时，抓住核心要素，从历史传承和后世小说影响两个维度步步为营向深处探索，辨析其传承、创新和流变，如对唐代豪侠小说的考察，突出其在行侠主题、行侠手段、描写技巧等方面的贡献。仗义、报恩、比武的主题是在该时期确立的，这些核心要素的初步确立奠定了唐代豪侠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开端的历史地位。如清代侠义小说，则着重探讨其从公案小说借鉴长篇小说的结构技巧，从英雄传奇借鉴打斗场面的描写和侠义主题的表现，从风月传奇借鉴对于“情”的表现，从而融“情”入侠。“小说只能从别的小说中产生”，如上小说因素的交融汇合，最终导致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类型的确立。到了20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传播方式的巨变，“小说的商业化以及作家的专业化，成了这一时期武侠小说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10}。这样，比较清晰地描述了武侠小说逐渐成型的历史轨迹。
第二部分（5-9章）是对武侠小说的类型形态学研究。陈平原把武侠小说作为一个逐渐成熟的独立的小说类型来考察，把其基本叙事语法概括为“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浪迹天涯”，强调这四个陈述句在武侠小说中各有其特殊功能：“仗剑行侠”指向侠客的行侠手段，“快意恩仇”指向侠客的行侠主题，“笑傲江湖”指向侠客的行侠背景，“浪迹天涯”指向侠客的行侠过程。自然，武侠小说的基本叙事语法只是基础性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讨论叙事者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中这些“主要手法”或“核心场面”。也就是说，开掘某一小说类型基本叙事语法的文学及文化意义，才是类型研究的中心任务。指出武侠小说中充满着“仇杀”的场面，这不需要专家的艰辛考证，大部分武侠小说谜都能脱口而出。专家的任务在于分析“仇杀”这一文化符号在武侠小说这一文学系统中的功用及意义，以及武侠小说家选择这一文化符号对整个小说类型艺术发展的制约。{11} 陈平原从通俗小说可说可读的特点出发来研究武侠小说的文化意义。其可读的根源在于：“1.使用程式化的手法、规范化的语言，创造一个表面纷纭复杂而实则熟悉明朗清晰单纯的文学世界（而不像纯文学那样充满陌生变形和空白暧昧，召唤读者参与）；2.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接受是非善恶二元对立的大简化思路，体现现存的社会准则和为大众所接受的文化观念（而不像纯文学那样充满怀疑精神及批判理性）。” {12} 前者指向武侠小说的文学意义，后者指向武侠小说的文化价值。进而，他认为，武侠小说除了体现流行的审美趣味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大众文化精神。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写梦”和“圆梦”只是武侠的表面形式，内在精神是祈求他人拯救以获得新生，和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这样一种研究思路，使得武侠小说的基本叙事语法与积淀于文本中的文化模式对应起来，一方面为武侠小说建立了具有悠久的文化史背景；另一方面沟通了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文化。
显然，陈平原的武侠小说的叙事基本语法的创立受到以托马舍夫斯基（B.Tomashevsky）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的最大缺点在于割裂文本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历史研究和共时研究。陈平原对此有较好的认识和防范。在为该书设计理论框架时，“在借鉴其寻找主导因素以建立小说类型的基本叙事语法的同时，强调这种基本叙事语法往往既指向小说的内容层面，也指向其形式层面”{13}。上文的基本叙事语法就力图超越形式／内容、内部／外部的二元对立。而在下半部整体着眼共时性的分析，具体论述中又有历时性的描述。比如“仗剑行侠”一章，描述了侠客的打斗能力由唐传奇中的“宝剑”到清代豪侠小说中的“宝剑加暗器”再到“宝剑加暗器加内功”这样一个历时的过程。再如“快意恩仇”一章的行侠主题则由平不平（唐传奇）-为王前驱（清狭义小说）-报恩复仇（20世纪武侠小说）。
总之，陈平原的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不仅提升了武侠小说研究的理论层次，而且为汉语小说的类型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方法论范例。
四、展望：类型小说理论的未来
陈平原的小说类型研究既有条理明晰的历史梳理，又有扎实而新颖的理论建构，还有优秀的个案性实践范例，可谓三位一体，它们共同为中国现当代汉语小说的类型研究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自然，这并不是说陈平原的研究是完备之至，无懈可击了。事实上，陈平原的小说类型研究还是起步阶段，客观上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对武侠小说史研究中，对20世纪新武侠和旧武侠的研究过于简略，而真正使武侠小说得到飞速发展的正是这一阶段，对这一新的社会语境和小说类型发展关系明显重视不够，而新旧武侠之内容上的差异很难得到叙事语法的支撑。其次，陈平原在研究方法中虽然重视了内外结合，历时与共时的结合，却重整体轻个性，《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的下半部明显缺少具体作家和作品的位置，对其审美个性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其三，应该说小说类型理论对所有的小说类型都大致实用（至少是同一时期），可是我们发觉他考察的重点是以武侠、言情小说和科学小说等为代表的通俗类型，而对纯小说似乎就很“冷漠”。是不是因通俗小说多“具有程式化的手法、规范化的语言”容易给予类型定型，而每一部纯文学因独具“创造性”和“个性”不易做类型研究，现当代汉语小说中的纯文学整体把握还是用流派等范畴来描述恰当呢？既然如此，小说类型理论的操作性就大打折扣了。其四、对于小说分类的标准在实践中如何操作，其有效性怎样检阅？陈平原似乎没有像武侠小说那样对现当代小说来一次实践分类。而对小说类型的基本原理仅局限对小说类型研究的功能、分类原理和叙事语法上，并缺少理论的展开，对很多相关问题更是没有涉及。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陈平原确实开创了一个汉语小说类型研究的库恩意义上的“范式”。我们可以顺着陈平原开创的这个范式，思考和深化如下问题：1.小说分类原理探讨；2.小说类型更替与演变研究；3.小说类型关系研究；4.跨类小说研究；5.类型等级研究；6.小说类型与文学观念及社会语境研究；7.小说类型与类型小说关系研究；8.类型小说叙事语法研究；9.类型学价值研究；10.20世纪小说分类实践研究；11.当代汉语类型小说批评实践；12 .当代汉语小说类型批评学。可能如上课题对我们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但它们却是建立当代汉语类型小说研究无法绕过的拦路虎。挑战与机遇同在，只有攻下这些难关，小说类型的研究才能迎来它的辉煌，当前的小说创作的类型趋向才能获得坚强的理论支持，以更矫健的步伐走向黄金时代。
注释
①波斯纳著，李国庆译：《法律与文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②福勒：《类型理论的未来：功能和建构模式》，《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9页。
③④⑤⑦⑧陈平原：《小说史：理论和实践》，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第197页、第155页、第176页、第204页。
⑥⑩{11}{12}{13}陈平原：《武侠小说类型研究》，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第200页、第67页、第203页、第205页。
{9}吴晓东：《文化视野中的小说类型学》，《文学遗产》1993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中文系）
一、问题：小说类型理论的初步建构
陈平原对小说类型理论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重申小说类研究的功能，小说分类原理探讨，寻找类型小说的叙事语法及其文化意义。
1.小说类型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小说类型研究首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一是艺术独创性和美学传统之间的矛盾关系；二是想象性文学创造的自由审美与艺术成规之间的矛盾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类型研究重要的理论命题，建立类型小说理论框架要围绕它们展开。
按照常规讲，艺术创造的生命力在于作家个性的张扬和艺术独创性的探索，而类型、模式化就成了艺术大敌。进言之，在批评界看来，做小说类型研究是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这和我们的审美诉求的原则和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可是，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和确凿的文学史事实却一次又一次警告人们，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很多人自以为是的创新或者艺术独创，不过在古人和他人那儿早已“灵光乍现”，这些自以为是的创新或独创不过是“孤陋寡闻”和夜郎自大。毛泽东当年就指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不会有《红楼梦》出现。波纳斯很严肃地指出：“莎士比亚依据现代标准是一个剽窃者，但在他的时代不是。在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和中世纪，创造力就是创造性模仿，在传统取向的社会里，这是一种表达对先人尊敬的方式。”① 这种观念虽然从浪漫主义文艺兴起时受到打击和冷漠，但是，随着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兴起，类型的观念重新得到重视。恰如福勒所言：“由于批评正开始从结构主义和分解主义的热病中康复，文学类型理论很可能会占据新的显著地位。这是因为它提供了一条向前迈进的道路。”②显然，类型的前景也包括了类型小说理论的前景。
小说史家的敏锐眼光让陈平原看到：“小说类型研究最明显的功绩：一是说明什么是真正的艺术独创性，一是更有效地呈现小说发展的总体趋向。”③ 陈平原的观点得益于大量的小说阅读经验，也受艾略特、托多罗夫等理论家影响。他抛弃了传统对创新神话的看法，承认小说只能从别的小说中产生，“一部好的小说很可能99％是旧的，可正是1%的新实现了作品的价值”④。怎么知道这1％的新呢？只要把这部小说和其他同类型的小说来一个比较，一比较，既发现了其艺术独创性，又清楚了该小说类型的艺术成规。做小说类型研究重视艺术成规并不是违反了艺术创新和审美自由，恰恰相反，它是维护艺术创新和审美自由的，为它们提供理论参照和方法论基础。“新”是从“旧”里面产生，“自由”与“不自由”相对。小说研究要是首先不清理出其内部的传统因素和成规所在，那创新和自由就象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
我国对类型理论不重视可能是传统目录学不够发达，分类实践过于倚重经验主义的结果。陈平原为了进一步拓宽小说的内部空间，扭转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盲点，把自己的研究对象锁定为小说类型而非小说体裁。从小说史研究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重要的改进。研究小说，自然要有诗歌、戏剧和散文等不同的体裁做参考，但体裁理论对小说史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进一步的小说类型理论，不然的话，怎么把握小说史上浩如烟海的小说文本，又怎么对它们进行合理的分类和描述？还有，把一个文本放在小说史上，怎么从其家族谱系中见其继承与创新呢？过往的小说史家在研究中，对小说虽有过分类的实践，不过，综观他们的分类，大抵是沿袭前人惯例（“体例可以因循”），或者是根据经验自行其事（“体例不妨杂用”），尚没有跳出经验主义的粗糙，没能上升到理论体系上的境界。陈平原改变这一似乎已成定局的小说史研究格局，用小说类型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小说史，为小说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提升了小说史研究的理论品格和研究门槛。
2.确立小说分类逻辑。小说类型研究的第一步是分类标准，这“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和描述小说发展的进程”，但事实上，其标准往往无法统一，分类也就五花八门，而随着历史的流逝，旧有的类型不断消失，新的类型时有出现。总体说来，历史上两种分类思路，即归纳法和演绎法。它们各有长短、难分轩轾，前者考察历史性文类，长于贴近文学现象；后者研究理论性文类，优点是逻辑性强。陈平原则来了个折中，“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样式必须得到文本的验证，在文学史所遇到的样式都必须交由一个前后一致的理论去说明”⑤。陈平原为了防止漏洞，在理论上自我设防：①类型设计是假设性理论，要根据发展的文学事实不断修正，以保持其活力；②警惕新古典主义的类型纯粹的复活，注重不同类型间的杂交与变形，保证类型的永久生命力和魅力；③现代类型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理解和说明，不是教育和裁判；④反对类型等级观念；⑤警惕“进化”的复活，防止过分渲染类型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这些意见非常重要，对类型研究有拨云见日之妙，刷新了过往类型研究的沉疴和一般人对它的偏见，让我们用流动的不是僵化的，用综合的而不是纯粹的，用平等的而不是等级的，用发展的但不是进化的，用阐释的而不是裁判的观念对待类型研究，以保持其鲜活性和生命力。理论上讲，陈平原在小说分类设计上，对分类的自然体系和逻辑体系折中是很好的，操作上的有效性却还有待时日检阅。
3.小说类型的叙事语法及文化意味。小说类型研究的功能还在于鉴定新的小说类型，任何成熟的小说类型从理论上讲都会在长期的艺术生涯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属性，从艺术上讲，这种属性就是该小说类型的基本叙事语法，及该语法所指向的文化意味，在陈平原看来，小说类型研究最见功底的是要为特定的小说类型能够寻求基本叙事语法，从艺术的形式出发，寻找其中的恒定因素（或主因素）和可变因素。找到了“主导因素”，也就找到了理解这一类型的钥匙。当然，决定一种小说类型性质及命运的，并非仅仅是艺术手法——起码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艺术手法”。否则的话，那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者，把类型研究仅仅作为小说技术的革命了，恰如列维·斯特劳斯对普罗普的民间童话研究。类型的研究是小说内容和形式合一的研究，任何一种成熟的类型小说都有自己独特的叙事语法，这种语法是内容和形式的一一影射，也就是说，它是内容的形式化与形式的内容化的同一，在小说类型设计理论框架和操作程序上，“寻找主导因素以建立小说类型的基本叙事语法的同时，强调这种基本叙事语法往往既指向小说的内容层面，也指向其形式层面”⑥。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还是文本意义上的要求，基本属于内部研究，小说类型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叙事语法在内部的自足性，还要打通内外，走向外面的世界，获得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阳光雨露，具有现实热情和文化关怀。所以，小说类型研究不能止步于叙事语法这样很文学化的结果，还要为叙事语法寻找文化意义，使之冲破学科的坚壁，获得意义和阐释的整体感。和时下流行的文化研究相比，小说类型研究在思维路径上走的是从内到外，而不是从外到内，坚守了文学本体的研究。
二、回溯：历史视野中的小说类型
小说类型研究的第一步是小说分类，找出具有类型意义的小说样式来。我国小说类型理论的研究较为薄弱，但对小说分类的实践却源远流长，形成了独特的自然分类体系。陈平原在梳理前人对小说分类的实践的基础上，勾勒前辈学者的小说类型观念，作为其小说类型思想的来源。
事实上，开展对小说类型研究在古代本身非常困难。这是由于：1.古代中国小说概念含混（比如明清文人把叙事文学都归入小说），实在难以进行类型分析。2.小说不像诗歌，很难从形式上入手，又找不到一套适合于小说分类的统一标准。不过，古代的小说批评家在对作品的分类和作品评价中，表明了他们的小说类型观念。古人对小说类型（体例）的研究有两种途径：一是在编辑前人或本人的小说集子进行分类，于分类中略见其类型观念；一是把小说类型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并略作探讨。最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刘知己、明人胡应麟和清人纪昀的实践。这三人对文言小说的分类对现代学者影响较大，比如鲁迅在描述文言小说发展的时候，主要用志人、志怪和传奇三类，其分类渊源就很明显。
不过，陈平原的过人之处是并不止于找出这些分类。如果这样的话，小说类型学的研究就只有目录学的意义，而不具备小说理论价值。按照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里对文体体例的设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以上分类实践多重在“原始”和“选文”，而独独在“释名”和“敷理”上语焉不详，“这不免严重影响了小说类型的理论深度”和“理论价值”。
白话小说的分类却没有文言小说那么幸运，白话小说由于被视为雕虫小技而排斥在《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学之外，没有了分类的实际需要。一些章回小说单独刊行，也不必分类编撰。这就导致了对白话小说分类研究的冷漠。在极其稀少的研究中，宋人《都城纪胜·瓦舍众伎》的说话人四家的传统很值得研究。“宋元人对小说分类有利于我们对中国小说特性的把握。因为明清以来，这一小说类型观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学者的理论探讨。”⑦ 陈平原则发现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的“小说八类”比“说话四家”对明清以来小说创作和类型研究产生影响要大。他把小说分为八类：“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姚枢、神仙”，虽不免随意，但却是“最有系统，且都举例说明”，罗烨有诗云：“辩论妖怪精灵话，分别神仙达士机，涉案枪刀并铁骑，闺情云雨共偷情”。陈平原看到了该诗包含了“清末民初新小说家喜欢谈论的中国小说三大类：神怪、英雄、儿女”，从而证明了晚清小说的深深传统印迹。
应该说，古典小说的分类状况和类型观念的水平距离现代类型学理论有很大距离。晚清的“新小说”的小说理论是连接古典和现代的重要一环，晚清小说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新小说”家们为推动创作的发展,非常热衷于对小说分类。最早完整体现新小说家类型观念的首推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他把小说分为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写情小说和语怪小说等,并为每种小说类型做了简单的界定。清末民初小说理论家欲“以西例律我国小说”，试图在理论上重建古代中国小说类型，还着重引进了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历史小说和侦探小说等小说类型，对推动我国现代小说类型发展功不可没。同时，因文化的隔膜，他们对西方小说类型往往一知半解，用西例来套中国小说是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一个有意味的过渡，新小说家欲求用小说来新民的同时，也对中国小说格局进行改造。从此，中国小说的整体面貌得到很大的革新，小说的地位也大幅度提升，其中孕育了中国现代小说或者现代小说的因素，或者说，我们从小说类型及其观念的变化上可以印证如上命题。
鲁迅不仅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还是现代中国小说史研究之父。对于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成就众所周知，后来的小说史写作多以它为范式。但是，陈平原独具慧眼地发觉以往鲁迅研究的盲点，即“将小说类型的演进作为中国小说史叙述的重点，是鲁著的一大特色”，它“使小说史的研究摆脱了作家作品点评的传统方式，走向综合性的整体把握”。⑧ 陈平原用小说类型理论的眼光考察《小说史大略》、《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廓清了鲁迅对小说类型设计的特征：1.为中国小说类型的研究创立了基本体例：“论文以衡篇”，不再仅仅停留在“原始”和“选文”的初级分类层次上，真正实践了刘勰所设想的“释名”和“敷理”等具有小说理论本体意义上的突破和提升；2.在论述小说类型的崛起上，鲁迅大都从文学传统与文化思潮两方面来考察，对小说的分类及确定类型特征不再以思想倾向为依据，而注重故事渊源及表现方式，也就是说，对小说类型的形式特征及其文化内涵都得到了重视，实行了文学与文化的并重；3.同一类型的小说，可能题材相近,表现方式相近,可艺术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同中求异，分出艺术成就高低及在小说史上的地位，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深入研究；4.类型研究切忌生搬硬套，文学在发展，小说类型也在不断演变，史家必须正视各种“变形”。把以上几点和陈平原本人对小说类型理论的基本观点对照起来，不难知道这是鲁迅和他本人小说类型观念的互渗互透。
三、实践：武侠小说类型研究
相对小说类型的历史归纳和理论建设而言，陈平原先生在小说类型研究实践中取得的成绩更为令人瞩目。他是自觉以小说类型理论为指导，在汉语小说类型研究上取得突破的第一人，部分地改变了长期以来对武侠小说处在感性经验层面的描述，或仅仅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的代码进行宽泛的文化研究的局面，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研究的理论层次，诚如吴晓东对《武侠小说类型研究》进行的评价，它“开创了中国学术界的类型学研究的先例”⑨。
《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一书的写作体例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讲武侠小说“史”，以史带论，论从史出，梳理了武侠小说在各历史阶段的具体形态，初步归纳出恒定的艺术因素和叙事语法。第二部分论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基本叙事语法和文化功能，以论带史，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范导性。第一部分为1-4章，第1章是从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角度辨析“侠”概念的形成、流行的成因和作为一个类型的演变概貌；2-4章是具体梳理武侠小说的历史演变，简述了武侠小说从唐代的豪侠小说开始，到清代侠义小说，到民国的旧派武侠小说，再到新派武侠小说这一漫长的历程。在历时的描述中，陈平原摆脱了一般小说史研究中的作家作品罗列的惯例，而是把武侠小说看作一个活的生命体，突出其由萌芽到成形到成熟的过程，牢牢抓住每一正典艺术因素定型和变异，既正本清源，又抓大放小，同时又避免了机械的生物进化论的直线演绎，而是有衰退（由唐代豪侠小说到宋豪侠小说）、有沉寂（宋以后的沉寂）。在考察武侠小说发展演变时，抓住核心要素，从历史传承和后世小说影响两个维度步步为营向深处探索，辨析其传承、创新和流变，如对唐代豪侠小说的考察，突出其在行侠主题、行侠手段、描写技巧等方面的贡献。仗义、报恩、比武的主题是在该时期确立的，这些核心要素的初步确立奠定了唐代豪侠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开端的历史地位。如清代侠义小说，则着重探讨其从公案小说借鉴长篇小说的结构技巧，从英雄传奇借鉴打斗场面的描写和侠义主题的表现，从风月传奇借鉴对于“情”的表现，从而融“情”入侠。“小说只能从别的小说中产生”，如上小说因素的交融汇合，最终导致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类型的确立。到了20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传播方式的巨变，“小说的商业化以及作家的专业化，成了这一时期武侠小说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10}。这样，比较清晰地描述了武侠小说逐渐成型的历史轨迹。
第二部分（5-9章）是对武侠小说的类型形态学研究。陈平原把武侠小说作为一个逐渐成熟的独立的小说类型来考察，把其基本叙事语法概括为“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浪迹天涯”，强调这四个陈述句在武侠小说中各有其特殊功能：“仗剑行侠”指向侠客的行侠手段，“快意恩仇”指向侠客的行侠主题，“笑傲江湖”指向侠客的行侠背景，“浪迹天涯”指向侠客的行侠过程。自然，武侠小说的基本叙事语法只是基础性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讨论叙事者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中这些“主要手法”或“核心场面”。也就是说，开掘某一小说类型基本叙事语法的文学及文化意义，才是类型研究的中心任务。指出武侠小说中充满着“仇杀”的场面，这不需要专家的艰辛考证，大部分武侠小说谜都能脱口而出。专家的任务在于分析“仇杀”这一文化符号在武侠小说这一文学系统中的功用及意义，以及武侠小说家选择这一文化符号对整个小说类型艺术发展的制约。{11} 陈平原从通俗小说可说可读的特点出发来研究武侠小说的文化意义。其可读的根源在于：“1.使用程式化的手法、规范化的语言，创造一个表面纷纭复杂而实则熟悉明朗清晰单纯的文学世界（而不像纯文学那样充满陌生变形和空白暧昧，召唤读者参与）；2.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接受是非善恶二元对立的大简化思路，体现现存的社会准则和为大众所接受的文化观念（而不像纯文学那样充满怀疑精神及批判理性）。” {12} 前者指向武侠小说的文学意义，后者指向武侠小说的文化价值。进而，他认为，武侠小说除了体现流行的审美趣味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大众文化精神。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写梦”和“圆梦”只是武侠的表面形式，内在精神是祈求他人拯救以获得新生，和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这样一种研究思路，使得武侠小说的基本叙事语法与积淀于文本中的文化模式对应起来，一方面为武侠小说建立了具有悠久的文化史背景；另一方面沟通了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文化。
显然，陈平原的武侠小说的叙事基本语法的创立受到以托马舍夫斯基（B.Tomashevsky）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的最大缺点在于割裂文本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历史研究和共时研究。陈平原对此有较好的认识和防范。在为该书设计理论框架时，“在借鉴其寻找主导因素以建立小说类型的基本叙事语法的同时，强调这种基本叙事语法往往既指向小说的内容层面，也指向其形式层面”{13}。上文的基本叙事语法就力图超越形式／内容、内部／外部的二元对立。而在下半部整体着眼共时性的分析，具体论述中又有历时性的描述。比如“仗剑行侠”一章，描述了侠客的打斗能力由唐传奇中的“宝剑”到清代豪侠小说中的“宝剑加暗器”再到“宝剑加暗器加内功”这样一个历时的过程。再如“快意恩仇”一章的行侠主题则由平不平（唐传奇）-为王前驱（清狭义小说）-报恩复仇（20世纪武侠小说）。
总之，陈平原的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不仅提升了武侠小说研究的理论层次，而且为汉语小说的类型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方法论范例。
四、展望：类型小说理论的未来
陈平原的小说类型研究既有条理明晰的历史梳理，又有扎实而新颖的理论建构，还有优秀的个案性实践范例，可谓三位一体，它们共同为中国现当代汉语小说的类型研究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自然，这并不是说陈平原的研究是完备之至，无懈可击了。事实上，陈平原的小说类型研究还是起步阶段，客观上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对武侠小说史研究中，对20世纪新武侠和旧武侠的研究过于简略，而真正使武侠小说得到飞速发展的正是这一阶段，对这一新的社会语境和小说类型发展关系明显重视不够，而新旧武侠之内容上的差异很难得到叙事语法的支撑。其次，陈平原在研究方法中虽然重视了内外结合，历时与共时的结合，却重整体轻个性，《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的下半部明显缺少具体作家和作品的位置，对其审美个性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其三，应该说小说类型理论对所有的小说类型都大致实用（至少是同一时期），可是我们发觉他考察的重点是以武侠、言情小说和科学小说等为代表的通俗类型，而对纯小说似乎就很“冷漠”。是不是因通俗小说多“具有程式化的手法、规范化的语言”容易给予类型定型，而每一部纯文学因独具“创造性”和“个性”不易做类型研究，现当代汉语小说中的纯文学整体把握还是用流派等范畴来描述恰当呢？既然如此，小说类型理论的操作性就大打折扣了。其四、对于小说分类的标准在实践中如何操作，其有效性怎样检阅？陈平原似乎没有像武侠小说那样对现当代小说来一次实践分类。而对小说类型的基本原理仅局限对小说类型研究的功能、分类原理和叙事语法上，并缺少理论的展开，对很多相关问题更是没有涉及。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陈平原确实开创了一个汉语小说类型研究的库恩意义上的“范式”。我们可以顺着陈平原开创的这个范式，思考和深化如下问题：1.小说分类原理探讨；2.小说类型更替与演变研究；3.小说类型关系研究；4.跨类小说研究；5.类型等级研究；6.小说类型与文学观念及社会语境研究；7.小说类型与类型小说关系研究；8.类型小说叙事语法研究；9.类型学价值研究；10.20世纪小说分类实践研究；11.当代汉语类型小说批评实践；12 .当代汉语小说类型批评学。可能如上课题对我们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但它们却是建立当代汉语类型小说研究无法绕过的拦路虎。挑战与机遇同在，只有攻下这些难关，小说类型的研究才能迎来它的辉煌，当前的小说创作的类型趋向才能获得坚强的理论支持，以更矫健的步伐走向黄金时代。
注释
①波斯纳著，李国庆译：《法律与文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②福勒：《类型理论的未来：功能和建构模式》，《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9页。
③④⑤⑦⑧陈平原：《小说史：理论和实践》，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第197页、第155页、第176页、第204页。
⑥⑩{11}{12}{13}陈平原：《武侠小说类型研究》，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第200页、第67页、第203页、第205页。
{9}吴晓东：《文化视野中的小说类型学》，《文学遗产》1993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