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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决策操作,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回归常识——政府是做什么的:政府是国民契约的产物,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品的,尤其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民生和公民基本权益保障。政府不应为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也不应有凌驾于公众之上的特殊利益,更不能为了特殊利益集团或政府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威严而剥夺公众利益。
《同舟共进》:您去年曾提出“应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引起很大反响。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值得总结的问题很多,您为何特别地把这一点提出来?
周瑞金:中国改革启动30多年后,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格局特别是政府决策机制,已经从改革前的意识形态之争,转为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和协调。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宪政民主的政治调适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宪政民主改革进程滞后,特别是公权力未能较为干净利落地退出社会资源配置,国有垄断资本和有权力背景的私有资本不适当地占据了过多的资源且日趋扩张,已经构成对市场自由竞争的瓶颈,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特别是严重阻碍了草根阶层通过经商创业的上升通道。这是新中国建立60年来取得经济重大发展成果的同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
我们党是以最广大人民的翻身得解放为使命,唤起工农千百万夺取全国政权的。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因与农村地主富农阶层和城市工商金融业寡头有挣脱不了的利益瓜葛,使得广大农民在封建生产关系和自然灾害双重挤压下生活赤贫化,使城市平民在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的“劫收”狂潮中生活无着。这一切导致国民党政府在城乡民心尽失,兵败如山倒,最终失去大陆政权,败逃台湾。
古人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说得严重一些,恐怕不能低估“特殊利益集团”对民众向心力、社会凝聚力甚至政权合法性的伤害。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不是首倡,其实社会上时有埋怨,党内也是私语连连。我们本着十七届四中全会“常怀忧党之心,恪盡兴党之责”的号召,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
《同舟共进》:上世纪80年代末,经济学界就讨论过“权力寻租”问题,但为何改革初期意识到的问题,到了现在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突出?这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所期望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带来竞争、繁荣、开放似乎相悖。
周瑞金:我这代报人和理论工作者,都是市场化改革的拥戴者,并在各自的媒体平台和理论领域奔走呼号,多少起了一些推进作用。近年来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提问:你们当年呼唤的市场经济,就是今天这个局面吗?
看看今天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被查处的腐败官员一人有十几套住房,另一方面是楼价高企,普通人望房兴叹;一方面是医药销售商的天价医药费,另一方面是普通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一方面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大举移民海外,另一方面是平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历尽10多年寒窗苦读,却变成“蜗居”的“蚁族”,不少人考虑逃离“北上广”(指北京、上海、广州——编者注)、退守家乡,而“农二代”在流水线的代工企业找不到人生的价值皈依,甚至弃世。当年新闻界呼唤“端掉铁饭碗”、“打破大锅饭”时,恐怕没人会想到今日中国基尼系数会高达4.7。
但我坚定地认为,这不是市场化改革的过错,只能说是大规模的市场取向改革单兵突进,没有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保驾护航,没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法律和舆论监督机制以有效制约权力寻租和不当行政。上世纪70、80年代之交,中国改革启动之初,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就鲜明地提出“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陈云同志发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警告;胡耀邦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从严治党,坚决反对领导干部亲属经商,不留情面地查处了一些高级领导人子女的违法乱纪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风波过后,政治改革着力点从防止权力腐败、制约公权力,转向了防止社会动乱、强化行政权力。维护社会稳定,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具有特殊重要性,但如果因此放松了建立法治社会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的步伐,能真正地维护好社会稳定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缺憾。
《同舟共进》:改革到了现在,已不仅仅是简单的意识形态之争,而面临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您去年提出“必须切割”,现在能否谈谈“如何切割”的问题?改革者如何克服强势利益集团过分强大的影响力?
周瑞金:“如何切割”,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决策操作,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回归常识——政府是做什么的:政府是国民契约的产物,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品的,尤其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民生和公民基本权益保障。政府不应为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也不应有凌驾于公众之上的特殊利益,更不能为了特殊利益集团或政府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威严而随意剥夺公众利益。
我们当然不要把关乎经济命脉的产业,都视为特殊利益集团的禁脔,不能一概地排斥国有经济。在现阶段,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无论在国民经济建设,还是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云南大旱和舟曲泥石流等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中,都发挥了“共和国长子”的风范,发挥了其他企业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应予充分肯定。但是,一定要清醒看到,由于近年来国企改革停滞,某些超大型资源性企业搞垄断价格制定和利润分配,把本该属于全民所有、理应全民受益的资源溢价收入,单方面地变成行业利益、企业利益、国企员工的高福利,甚至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而我国资源、资金高度集中于国企(包括银行、保险等),公权力又高度集中,在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博弈交换中,很容易相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损害广大民众利益。对这种日益增长的危害性,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
《同舟共进》:强势利益集团掌控了关乎经济命脉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份额,有人担心,如果出现大的变动,会影响社会稳定,或导致经济增速减缓,进而出现失业率上升、通胀等问题。这也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利用,用作拖延或阻挠改革的借口。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周瑞金:以“维稳”为借口阻碍改革是掩耳盗铃。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面临失业、通胀等问题,此外由于弱势群体缺乏利益诉求的渠道,草根社会中的怨愤之气也越来越严重。进入2010年以来,出现了多起砍杀幼童的事件。温家宝总理指出,要注意解决杀童案背后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我赞同胡星斗教授的警示:要警惕“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滑向边缘群体,边缘群体中的绝望者可能沦为暴力群体。”
由此可见,我们的社会已出现了严重的潜在危机。要解决这些危机,简单机械地“刚性维稳”是不能奏效的。2010年4月,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领衔的课题组撰写了一份题为《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就必须彻底转变思路,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思维,把利益表达制度化和社会稳定作为同等重要的双重目标,以法治为核心,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利益表达制度化是特殊利益集团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会使它们的“生财之道”运转失灵。特殊利益集团打着“维稳”的幌子拒绝改革,表面上是维“稳”,实际是维护它们自己的“利”。
《同舟共进》:改革初期,更多的是增量改革,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慢慢转向存量改革,出现了利益受损者,有学者认为已形成利益受损阶层。接下来的改革如何让这些利益受损阶层得到利益补偿?
周瑞金:这首先取决于建立开放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寻租,给市场上的新生代和后来者有凭借才智和勤劳脱颖而出的机会。其次是建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和社会救济的通道。
第一条是给民众以上升的机会,第二条则是为民众守住避免沉沦的底线。对于减少社会动荡和社会溃败的风险,第二条可能更为重要。
耐人寻味的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都决定捐出自己的绝大部分财产用于慈善。比尔•盖茨之所以敢于不给自己的子女留大笔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身处一个“起点平等”的环境,每一个人,包括失败者也能得到良好的社会保障。在一个起点公平、保障可靠的社会,人们更少焦虑,也更少不择手段地攫取利益,从而更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价值。
弱者无尊严则强者无安全。只有绝大多数人都过上体面的日子,富人才能安全地生活。
(本文由本刊记者曾东萍采访整理)
《同舟共进》:您去年曾提出“应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引起很大反响。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值得总结的问题很多,您为何特别地把这一点提出来?
周瑞金:中国改革启动30多年后,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格局特别是政府决策机制,已经从改革前的意识形态之争,转为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和协调。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宪政民主的政治调适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宪政民主改革进程滞后,特别是公权力未能较为干净利落地退出社会资源配置,国有垄断资本和有权力背景的私有资本不适当地占据了过多的资源且日趋扩张,已经构成对市场自由竞争的瓶颈,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特别是严重阻碍了草根阶层通过经商创业的上升通道。这是新中国建立60年来取得经济重大发展成果的同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
我们党是以最广大人民的翻身得解放为使命,唤起工农千百万夺取全国政权的。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因与农村地主富农阶层和城市工商金融业寡头有挣脱不了的利益瓜葛,使得广大农民在封建生产关系和自然灾害双重挤压下生活赤贫化,使城市平民在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的“劫收”狂潮中生活无着。这一切导致国民党政府在城乡民心尽失,兵败如山倒,最终失去大陆政权,败逃台湾。
古人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说得严重一些,恐怕不能低估“特殊利益集团”对民众向心力、社会凝聚力甚至政权合法性的伤害。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不是首倡,其实社会上时有埋怨,党内也是私语连连。我们本着十七届四中全会“常怀忧党之心,恪盡兴党之责”的号召,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
《同舟共进》:上世纪80年代末,经济学界就讨论过“权力寻租”问题,但为何改革初期意识到的问题,到了现在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突出?这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所期望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带来竞争、繁荣、开放似乎相悖。
周瑞金:我这代报人和理论工作者,都是市场化改革的拥戴者,并在各自的媒体平台和理论领域奔走呼号,多少起了一些推进作用。近年来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提问:你们当年呼唤的市场经济,就是今天这个局面吗?
看看今天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被查处的腐败官员一人有十几套住房,另一方面是楼价高企,普通人望房兴叹;一方面是医药销售商的天价医药费,另一方面是普通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一方面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大举移民海外,另一方面是平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历尽10多年寒窗苦读,却变成“蜗居”的“蚁族”,不少人考虑逃离“北上广”(指北京、上海、广州——编者注)、退守家乡,而“农二代”在流水线的代工企业找不到人生的价值皈依,甚至弃世。当年新闻界呼唤“端掉铁饭碗”、“打破大锅饭”时,恐怕没人会想到今日中国基尼系数会高达4.7。
但我坚定地认为,这不是市场化改革的过错,只能说是大规模的市场取向改革单兵突进,没有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保驾护航,没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法律和舆论监督机制以有效制约权力寻租和不当行政。上世纪70、80年代之交,中国改革启动之初,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就鲜明地提出“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陈云同志发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警告;胡耀邦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从严治党,坚决反对领导干部亲属经商,不留情面地查处了一些高级领导人子女的违法乱纪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风波过后,政治改革着力点从防止权力腐败、制约公权力,转向了防止社会动乱、强化行政权力。维护社会稳定,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具有特殊重要性,但如果因此放松了建立法治社会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的步伐,能真正地维护好社会稳定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缺憾。
《同舟共进》:改革到了现在,已不仅仅是简单的意识形态之争,而面临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您去年提出“必须切割”,现在能否谈谈“如何切割”的问题?改革者如何克服强势利益集团过分强大的影响力?
周瑞金:“如何切割”,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决策操作,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回归常识——政府是做什么的:政府是国民契约的产物,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品的,尤其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民生和公民基本权益保障。政府不应为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也不应有凌驾于公众之上的特殊利益,更不能为了特殊利益集团或政府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威严而随意剥夺公众利益。
我们当然不要把关乎经济命脉的产业,都视为特殊利益集团的禁脔,不能一概地排斥国有经济。在现阶段,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无论在国民经济建设,还是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云南大旱和舟曲泥石流等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中,都发挥了“共和国长子”的风范,发挥了其他企业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应予充分肯定。但是,一定要清醒看到,由于近年来国企改革停滞,某些超大型资源性企业搞垄断价格制定和利润分配,把本该属于全民所有、理应全民受益的资源溢价收入,单方面地变成行业利益、企业利益、国企员工的高福利,甚至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而我国资源、资金高度集中于国企(包括银行、保险等),公权力又高度集中,在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博弈交换中,很容易相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损害广大民众利益。对这种日益增长的危害性,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
《同舟共进》:强势利益集团掌控了关乎经济命脉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份额,有人担心,如果出现大的变动,会影响社会稳定,或导致经济增速减缓,进而出现失业率上升、通胀等问题。这也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利用,用作拖延或阻挠改革的借口。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周瑞金:以“维稳”为借口阻碍改革是掩耳盗铃。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面临失业、通胀等问题,此外由于弱势群体缺乏利益诉求的渠道,草根社会中的怨愤之气也越来越严重。进入2010年以来,出现了多起砍杀幼童的事件。温家宝总理指出,要注意解决杀童案背后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我赞同胡星斗教授的警示:要警惕“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滑向边缘群体,边缘群体中的绝望者可能沦为暴力群体。”
由此可见,我们的社会已出现了严重的潜在危机。要解决这些危机,简单机械地“刚性维稳”是不能奏效的。2010年4月,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领衔的课题组撰写了一份题为《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就必须彻底转变思路,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思维,把利益表达制度化和社会稳定作为同等重要的双重目标,以法治为核心,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利益表达制度化是特殊利益集团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会使它们的“生财之道”运转失灵。特殊利益集团打着“维稳”的幌子拒绝改革,表面上是维“稳”,实际是维护它们自己的“利”。
《同舟共进》:改革初期,更多的是增量改革,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慢慢转向存量改革,出现了利益受损者,有学者认为已形成利益受损阶层。接下来的改革如何让这些利益受损阶层得到利益补偿?
周瑞金:这首先取决于建立开放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寻租,给市场上的新生代和后来者有凭借才智和勤劳脱颖而出的机会。其次是建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和社会救济的通道。
第一条是给民众以上升的机会,第二条则是为民众守住避免沉沦的底线。对于减少社会动荡和社会溃败的风险,第二条可能更为重要。
耐人寻味的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都决定捐出自己的绝大部分财产用于慈善。比尔•盖茨之所以敢于不给自己的子女留大笔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身处一个“起点平等”的环境,每一个人,包括失败者也能得到良好的社会保障。在一个起点公平、保障可靠的社会,人们更少焦虑,也更少不择手段地攫取利益,从而更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价值。
弱者无尊严则强者无安全。只有绝大多数人都过上体面的日子,富人才能安全地生活。
(本文由本刊记者曾东萍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