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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作为400多年前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其墓地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凭证，见证着上百年来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利玛窦墓地这一有着如此重要符号学意义的历史遗迹，在当今却被人遗忘在角落，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深思、去探寻。笔者正是基于此点，从利玛窦生平与利玛窦墓地的变迁；历史与现实之间文化悖论机理的总结；基于文化悖论对遗产旅游开发的突破点试论，这三方面展开，深入剖析利玛窦墓地在历史与现状之间的文化悖论。
一、利玛窦生平与利玛窦墓地的变迁
（一）利玛窦生平
“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二里沟（今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市委党校院内）”[1]的利玛窦陵园中的“耶稣会士利公之墓”碑文写到：
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玛窦在他五十九个春秋之中究竟因何事而产生深远影响，笔者针对此点将利玛窦生平进行了梳理，生平简表1如下：
根据利玛窦生平简表和利玛窦所在地时间分布，笔者将利玛窦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从1552年到1580年，共计28年；第二，从1580年到1601年，共计11年；第三，从1601年到1610年，共计10年（图1）。
之所以将利玛窦的一生分为这三个阶段，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从客观上讲，利玛窦所处的地点不同；从主观上讲，利玛窦所从事的活动不同。虽然利玛窦的一生可以看作是客观上——地理轨迹与主观上——行为轨迹两种不同的路线，但就其人生轨迹而言，却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可以找寻到其中的契合点，那就是文化。这种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它不是某种因历史的沉淀而形成的固有文化，而是因各种不同文化交流形成的广义上的文化，它具有着开放、大气和包容的特点。至于这种关系，我认为可以用下面的结构图来展现（图2）。
无论是在地理轨迹上，他经历了西方、京外、北京的历程，还是在行为轨迹上，他践行着学习、应用、推广的理念，这一切都是围绕文化展开的。正是由于他有着西方文化的积累，才使得他有机会被选为传教士去远赴中国；进入中国后，他又不断地深入社会、接触并领悟儒家传统文化，发现唯有让天主教教义以儒家的文化形式呈现出来才能被当时的民众所接受；当利玛窦来到北京之后，感受到皇权文化后，他开始走上层路线，改变装束、尊崇儒家，主动理解、适应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在天子脚下建立了北京的第一座教堂——天主教北京宣武门教堂，为他的传教事业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为他日后文化交流鼎盛局面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利玛窦的一生，就是围绕文化而展开的一生，是汇集了各种文化之后，经自身的理解与感悟，又将文化传播出去的一生。
（二）利玛窦墓地的变迁
公元1610年5月11日，为耶稣会传教奠定基业，并对当时中国社会上层集团、文化学术界人士具有重大影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京城北京去世。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上奏朝廷，申请赐地，下葬北京（依旧例，外国死者皆移葬澳门）。明神宗破例令顺天府“查给地亩，收葬安插，昭我圣朝柔远之仁”[7]。从那时起，滕公栅栏官地就成为了在北京的西方传教士的第一块公共墓地，而在其中的利玛窦墓地就开始了一段曲折的经历。
通过上述图3表不难看出，在利玛窦逝后，其墓地的命运可谓是一波三折，由于像汤若望等人对传教事业的进一步推动，使得利玛窦及其墓地都享有良好的声誉及待遇。好景不长，在1704年，由于罗马教廷发布了禁止祀孔、祭祖的7条禁约，与起初利玛窦尊孔的观点相悖，康熙皇帝态度鲜明地回答道，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尊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12]从那时起，利玛窦墓地的命运也就发生了改变，从重视逐渐走向忽视，等到了1900年，这一切都由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而发生了彻底性的改变，使得墓地被夷为平地。
390年的历史风云变幻，将一个昔日无限荣光的、具有着重要文化交流贡献的传教士利玛窦，从神台之上重重地摔向深渊。时过境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稳定的政治环境，为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提供先决条件，才使得利玛窦墓地重新受到重视。然而“文革”的爆发，使得利玛窦墓地又同60多年前一样，再次被夷为平地。文化终究是会觉醒的，一次赴意访问的偶然对话，重新打开了中意文化乃至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利玛窦墓地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之中。
从“文革”时期的文化断裂到如今的文物申遗，短短30多年的时间，让人们对文化、对遗产产生了颠覆性的认识观念的转变，这一转变我认为可以称作是民众对文化的觉醒与觉悟。
30多年的时间并不算漫长，但是人们对待传统文化、历史文化的态度变迁却是显而易见，民众的这种觉醒与觉悟在我看来源于以下几点：
第一，中华文化的内在力。民众能够对文化有如此的觉醒、觉悟是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背景有着密切关联的。中华儿女向来对于自己拥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引以为豪，而这种自豪感也势必会流淌在每个人的血脉之中。因此，民众的觉醒只不过是对先贤传统的一种继承、一种延续。
第二，内在情感的驱动力。当人们摆脱了那样一种激进的年代之后，恢复到了一种平稳的生活状态之时，他就会追求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而这种精神上的享受只能来自于文化、来自于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遗产。因此正是由于有着这样一种内在情感的驱动力，使得人们自发的产生了这样一种觉醒与觉悟。
第三，外部环境的激发力。1978年的改革开发为我们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开放的外部环境以及开放的政策引导，使得我们的文化迎来了全新的、稳定的、和谐的外部环境，否则即使人们心中产生了对文化的觉醒之意，恐怕也只会在黑暗中蹒跚前行。
青石无言，但却见证着兴衰更迭的命运起伏。利玛窦墓地不仅成为了明末清初中西方文化深入交流的永恒符号，也记录着王朝更迭给民众、给文化带来的伤痛与冲击，更见证了新中国对待传统文化、历史文物的态度变迁。 二、历史与现实之间文化悖论机理的总结
（一）利玛窦墓地的历史意义
利玛窦墓地是中国大地及华夏儿女同外国友人在文化上友好交流的典范，是当代中国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文化开明政策的体现，同时也彰显了文化交往的成果在中西方外交、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显著作用。
1.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标志
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了给西方民众的精神，利玛窦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开发的时期来到中国。他是首位将西方近代文明介绍到中国的西方人，也是首位主动学习、领悟儒家传统文化的西方人。他巧妙地将天主教教义以儒家的方式展现，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认同，开启了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大门。利玛窦的到来不仅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天主教的教义，更为中国输入了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
利玛窦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使者，作为沟通东西方文化与经济交流的代表，使得今天，我们依然沿着利玛窦为东西方文明和谐交流构建起的桥梁，在共同合作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2.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文化开明政策的体现
在相对封闭的中国，将西方的天主教成功的传入中国并使其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这在中国的历史上而言，实属罕事。这距离唐代的丝绸之路与西域交流已经过去七八百年了，距离马可波罗来访中国也已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
由于利玛窦的上层路线、尊崇儒家文化，以及一系列“曲线传教”行为，才使得他在中国、在京师拥有了立足之地，而这一点也恰恰体现出了当时明朝政府对西方历史、科学以及宗教文化的开明政策。
或许可以这样说，文化开明的时代成就了利玛窦的来华及其传教事业，而利玛窦也造就了明末中国文化上的又一次腾飞。
3.文化交往的成果在中西方外交、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显著作用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利用欧洲流行的记忆术、自鸣钟等敲开中国上层的大门，打入热衷于科举考试、熟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群体，逐渐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13]。利玛窦来华的历史行为以及利玛窦墓地这一历史性实物，不仅是对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交往的成果，它具有着深远的影响。笔者呼吁，要高度重视和重新认识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互动中的历史作用和突出贡献。
在外交上，它构架起了中意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桥梁，使得在许涤新先生率团赴意大利参加会议时，意方主动表示愿意出资重修利玛窦墓地。在政治上，正是由于有着明朝允许天主教存在并发展的先河，才使得新中国成立后依旧奉行着宗教信仰自由的开明政策，也促进了各宗教信仰人士之间平等、友好、和谐的关系。在文化上，更是起到了双向互动、广泛传播、影响深远的作用。
文化的影响同经济、政治等方面而言，往往更加深远、更加持久，而通过文化影响升华得到的文化交往的成果，更是如此。利玛窦以其个人之力，承载了厚重的文化使命，产生了在中西方外交、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影响。
（二）利玛窦墓地的现实价值
如今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利玛窦墓地，一直沉睡在北京市委党校院内，未被唤醒也并没有要将其唤醒的征兆。历史，如果不被人提起，就会被人遗忘。利玛窦墓地在当今依旧有其现实价值，而这价值就体现在它具有着历史价值、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
1.历史价值
利玛窦墓地是对自利玛窦来华以来直至今日，不同历史时期对其不同历史态度的真实写照，是400多年来华夏大地对待西方文化的真实体现。利玛窦墓地如同西方文化的缩影，无论是清朝闭关锁国的封闭政策，还是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无论是八国联军的侵华行径，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百废待兴；无论是“文革”时期的“破四旧”，还是改革开放后对外来文化的逐渐认同。利玛窦墓地，以其无言的青石，见证着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迭、文化的曲折前行。
从文化交往的角度看，利玛窦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遵照文化交流的规律，主动地了解中国、适应中国并且学习中国文化，以较为积极的态度从事西学东渐。正是他如此的做法，为中国的历史文明描绘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社会价值
利玛窦墓地包含的社会价值更多的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文化传播使者的利玛窦及文化交流成果的利玛窦墓地，在中意两国甚至是中欧各国的外交活动中，都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文化的契合让彼此之间找到了认同感。而天主教与利玛窦在明末的顺利进入中国，也使得我们当下对待外来文化、对待外国友人时，有经验可循，仍能保持一种开放平和的态度，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良好交融、使之与中华大家庭友好相处。
利玛窦墓地虽不像那些高等级的文化遗产那样容易进入政府层面保护的视野，但它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并且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3.学术价值
利玛窦墓地所具备的学术价值不仅仅表现在其墓地结构方面，它还涉及到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旅游学、遗产学、国际关系、文化交流等众多门类。可以说，利玛窦及其墓地所蕴含的东西包罗万象，我们必须重视这种学术价值。
对于利玛窦墓地的学术价值，我们不应当只认识到它在理论上的研究价值，更要注重其实践中的研究价值，即通过学术上的研究，为其实际价值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通过学术的影响力，将这种价值传播出去，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并应用于实际之中，使得学术的理论研究能够立足与实践。从而让利玛窦墓地的价值不仅在学术界更要在广大社会群众之中拥有更大、更强的影响力，而这一影响力的扩大无论对其本身知名度而言，抑或是对其的开发保护政策，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利玛窦墓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文化悖论
利玛窦墓地虽然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宝贵的历史遗产，但是在现实中除学术界外，很少被人知晓。学术与民间的巨大落差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巨大更迭造就了利玛窦墓地的文化悖论。对于这种关系，笔者用下面的结构图展现（图4）。
正如上图所示，利玛窦墓地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呈此种关系发展，文化交流的开启诞生了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文化开明政策，正是由于这样的政策才孕育出了文化交往的优秀成果，使其在中西方外交、政治、文化等领域发挥着显著的作用；而这些文化交往的成果构成了利玛窦墓地的历史价值，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将这一历史价值应用于社会层面形成了社会价值，而在当下，利玛窦墓地的社会价值更多的是体现在了学术价值的层面。 正因为这种动态的发展关系呈单向运动，产生了断层，而不是循环往复的，呈螺旋式上升的，并且其影响力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反而是逐渐衰弱，再加上利玛窦墓地现如今主要体现的是学术价值，它与文化交流的初衷——扩大其普世价值产生了矛盾，而这一矛盾扩大到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的层面，就形成了文化上的悖论。简而言之，就是利玛窦墓地的现实价值仅停留在学术层面，而被有扩大到实际的社会大众当中，与文化交流的初衷相违，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悖论。
三、基于文化悖论对遗产旅游开发的突破点试论
现如今我们的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太过重视民族的特色与特征，太过注重自身的价值观，而忽略了在人类文明中的先进性与他人对文化的认同性，造成了自我感觉与他人认同之间的落差。针对利玛窦墓地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寻找遗产旅游开发的突破点：
（一）建立相应的保护管理机制
要想使类似于利玛窦墓地这样处于沉睡状态的文化遗产焕发生机，首先应得到北京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将对其保护和发展的工作列为一项重点工程，由专门机构或部门专项管理，避免历史对其摧残的惨剧再次发生。
除保护措施以外，我们还应当着眼于对它的发展。首先要在外部环境上提供相应的便利，就拿利玛窦墓地来说，要破除它被党校大铁门封锁禁止参观的局面，在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以后，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公众、面对社会，为了能够让公众对利玛窦及利玛窦墓地有更深入的认识与了解，建议能够在利玛窦墓地旁修建一座专题博物馆，来专题介绍利玛窦及其他传教士的相关历史，弘扬他们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二）多方筹集专项保护管理资金
对于此种处于长期沉睡状的众多历史遗迹而言，保护管理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因此资金问题至关重要。单靠政府的财政拨款肯定不能满足需求，因此需要通过多方面筹集资金来解决利玛窦墓地的保护管理的经费来源。来源之一是通过一些企业的投入资金，在利玛窦墓地周边来进行与中外文化交流相关或者与中意两国相关的文化产业或者文化商品的日常相关经营；来源之二就是争取国外政府或者企业及相关人士的援助，由于文化的桥梁，可以将两个国度相连找到契合点；来源之三则是适当地收取相应的利玛窦墓地参观维护费，从而补充协调财政补贴不足的问题。
（三）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宣传教育与引导
在大多数百姓眼中，似乎只有故宫、天坛、长城、颐和园等世界级文化遗产才值得我们去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保护、去修缮，而那些遗产的保护工作却非自身所能及也。殊不知，类似于利玛窦墓地这样同样具有着很高历史价值的文化遗产，处境十分艰难，然而却并不被大众所知晓。因此加强对于像利玛窦墓地这样一直处于沉睡状态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宣传教育与引导就尤为重要。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这些文化遗产同样需要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且也具有着很高的艺术欣赏性、文化内涵性以及历史意义性时，才能够真正打破这一文化悖论，找寻到遗产旅游开发的突破点。
文化只有不断传承、不断交流、不断发展，才能够具有永久的活力，才能够使其影响力不断扩大，才能够使其更加深入人心。利玛窦及利玛窦墓地作为明末东西方文化深入交流的典范，具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然而时至今日，却因历史的发展、人们观念的变化，让其陷入了一种文化悖论之中，这不禁让人感到慨叹，也感到悲哀。在当下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准确把握住时代的机遇，通过建立制度、投入资金以及扩大宣传三个方面的努力，定能够让沉睡的历史焕发出新的生命与活力。
【稿件来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遗产地铭刻时代痕迹与旅游发展研究（12CJY08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GL04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CZH084）、2011年度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中青年骨干人才资助（PHR201108319）、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BG125YB012）、2012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级教改项目“我校本科生逃课调查：机理分析与教学改进”、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课题“北京文化遗产的教育发掘与实施途径研究”、2012年北京市编办委托课题“北京市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研究”科研成果之一。
张祖群指导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大学生科研与创新训练重点项目“北京南北中轴线遗产旅游研究：空间格局、遗产保护、合理开发与产品推出”（2011年），“北京帝都（皇陵）文化空间因子的遗产旅游研究——基于实地调查与文献解读的结合”（2012年）科研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北京志·文物卷·文物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第436页
[2]马丽：《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西洋使者》，《中国民族报》2010年5月11日第8版：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纪念专刊·文化
[3]肖佳：《利玛窦和他的墓地》，《炎黄春秋》1999年第8期，第68—69页
[4]谢贵安：《利玛窦：“全才工匠师”》，《中国民族报》2010年5月11日第8版：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纪念专刊·文化
[5]疏仁华：《利玛窦传教的文化透析》，《中国民族报》2010年5月11日第6版：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纪念专刊·论坛
[6]林华：《西方传教士与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党校教学》1988年第1期，第21—24页
[7]晓马：《滕公栅栏天主教士墓地的变迁》，《党校教学》1984年第6期，第27—29页
[8]余三乐：《利玛窦墓地：历经沧桑数百年》，《中国民族报》2010年5月11日第7版：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纪念专刊·历史
[9]余三乐：《利玛窦墓地修复的前前后后》，《新视野》1994年第3期，第56—57页
[10]陈一鸣：《外国传教士墓地》，《南方周末》2004年3月11日第7版
[11]高智瑜：《苍石碑魂──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第127—131页
[12]王和平：《明清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北京墓地考略（上）》，《历史档案》2004年第2期，第55—60页
[13] [美]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著，陈恒、梅义征译：《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上海：上海远东出版，2005 年
【作者简介】
张祖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博士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系党支部书记、副教授、硕士导师。
邓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贸易经济系2010级本科学生。
利玛窦作为400多年前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其墓地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凭证，见证着上百年来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利玛窦墓地这一有着如此重要符号学意义的历史遗迹，在当今却被人遗忘在角落，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深思、去探寻。笔者正是基于此点，从利玛窦生平与利玛窦墓地的变迁；历史与现实之间文化悖论机理的总结；基于文化悖论对遗产旅游开发的突破点试论，这三方面展开，深入剖析利玛窦墓地在历史与现状之间的文化悖论。
一、利玛窦生平与利玛窦墓地的变迁
（一）利玛窦生平
“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二里沟（今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市委党校院内）”[1]的利玛窦陵园中的“耶稣会士利公之墓”碑文写到：
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玛窦在他五十九个春秋之中究竟因何事而产生深远影响，笔者针对此点将利玛窦生平进行了梳理，生平简表1如下：
根据利玛窦生平简表和利玛窦所在地时间分布，笔者将利玛窦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从1552年到1580年，共计28年；第二，从1580年到1601年，共计11年；第三，从1601年到1610年，共计10年（图1）。
之所以将利玛窦的一生分为这三个阶段，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从客观上讲，利玛窦所处的地点不同；从主观上讲，利玛窦所从事的活动不同。虽然利玛窦的一生可以看作是客观上——地理轨迹与主观上——行为轨迹两种不同的路线，但就其人生轨迹而言，却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可以找寻到其中的契合点，那就是文化。这种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它不是某种因历史的沉淀而形成的固有文化，而是因各种不同文化交流形成的广义上的文化，它具有着开放、大气和包容的特点。至于这种关系，我认为可以用下面的结构图来展现（图2）。
无论是在地理轨迹上，他经历了西方、京外、北京的历程，还是在行为轨迹上，他践行着学习、应用、推广的理念，这一切都是围绕文化展开的。正是由于他有着西方文化的积累，才使得他有机会被选为传教士去远赴中国；进入中国后，他又不断地深入社会、接触并领悟儒家传统文化，发现唯有让天主教教义以儒家的文化形式呈现出来才能被当时的民众所接受；当利玛窦来到北京之后，感受到皇权文化后，他开始走上层路线，改变装束、尊崇儒家，主动理解、适应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在天子脚下建立了北京的第一座教堂——天主教北京宣武门教堂，为他的传教事业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为他日后文化交流鼎盛局面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利玛窦的一生，就是围绕文化而展开的一生，是汇集了各种文化之后，经自身的理解与感悟，又将文化传播出去的一生。
（二）利玛窦墓地的变迁
公元1610年5月11日，为耶稣会传教奠定基业，并对当时中国社会上层集团、文化学术界人士具有重大影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京城北京去世。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上奏朝廷，申请赐地，下葬北京（依旧例，外国死者皆移葬澳门）。明神宗破例令顺天府“查给地亩，收葬安插，昭我圣朝柔远之仁”[7]。从那时起，滕公栅栏官地就成为了在北京的西方传教士的第一块公共墓地，而在其中的利玛窦墓地就开始了一段曲折的经历。
通过上述图3表不难看出，在利玛窦逝后，其墓地的命运可谓是一波三折，由于像汤若望等人对传教事业的进一步推动，使得利玛窦及其墓地都享有良好的声誉及待遇。好景不长，在1704年，由于罗马教廷发布了禁止祀孔、祭祖的7条禁约，与起初利玛窦尊孔的观点相悖，康熙皇帝态度鲜明地回答道，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尊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12]从那时起，利玛窦墓地的命运也就发生了改变，从重视逐渐走向忽视，等到了1900年，这一切都由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而发生了彻底性的改变，使得墓地被夷为平地。
390年的历史风云变幻，将一个昔日无限荣光的、具有着重要文化交流贡献的传教士利玛窦，从神台之上重重地摔向深渊。时过境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稳定的政治环境，为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提供先决条件，才使得利玛窦墓地重新受到重视。然而“文革”的爆发，使得利玛窦墓地又同60多年前一样，再次被夷为平地。文化终究是会觉醒的，一次赴意访问的偶然对话，重新打开了中意文化乃至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利玛窦墓地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之中。
从“文革”时期的文化断裂到如今的文物申遗，短短30多年的时间，让人们对文化、对遗产产生了颠覆性的认识观念的转变，这一转变我认为可以称作是民众对文化的觉醒与觉悟。
30多年的时间并不算漫长，但是人们对待传统文化、历史文化的态度变迁却是显而易见，民众的这种觉醒与觉悟在我看来源于以下几点：
第一，中华文化的内在力。民众能够对文化有如此的觉醒、觉悟是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背景有着密切关联的。中华儿女向来对于自己拥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引以为豪，而这种自豪感也势必会流淌在每个人的血脉之中。因此，民众的觉醒只不过是对先贤传统的一种继承、一种延续。
第二，内在情感的驱动力。当人们摆脱了那样一种激进的年代之后，恢复到了一种平稳的生活状态之时，他就会追求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而这种精神上的享受只能来自于文化、来自于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遗产。因此正是由于有着这样一种内在情感的驱动力，使得人们自发的产生了这样一种觉醒与觉悟。
第三，外部环境的激发力。1978年的改革开发为我们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开放的外部环境以及开放的政策引导，使得我们的文化迎来了全新的、稳定的、和谐的外部环境，否则即使人们心中产生了对文化的觉醒之意，恐怕也只会在黑暗中蹒跚前行。
青石无言，但却见证着兴衰更迭的命运起伏。利玛窦墓地不仅成为了明末清初中西方文化深入交流的永恒符号，也记录着王朝更迭给民众、给文化带来的伤痛与冲击，更见证了新中国对待传统文化、历史文物的态度变迁。 二、历史与现实之间文化悖论机理的总结
（一）利玛窦墓地的历史意义
利玛窦墓地是中国大地及华夏儿女同外国友人在文化上友好交流的典范，是当代中国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文化开明政策的体现，同时也彰显了文化交往的成果在中西方外交、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显著作用。
1.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标志
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了给西方民众的精神，利玛窦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开发的时期来到中国。他是首位将西方近代文明介绍到中国的西方人，也是首位主动学习、领悟儒家传统文化的西方人。他巧妙地将天主教教义以儒家的方式展现，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认同，开启了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大门。利玛窦的到来不仅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天主教的教义，更为中国输入了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
利玛窦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使者，作为沟通东西方文化与经济交流的代表，使得今天，我们依然沿着利玛窦为东西方文明和谐交流构建起的桥梁，在共同合作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2.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文化开明政策的体现
在相对封闭的中国，将西方的天主教成功的传入中国并使其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这在中国的历史上而言，实属罕事。这距离唐代的丝绸之路与西域交流已经过去七八百年了，距离马可波罗来访中国也已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
由于利玛窦的上层路线、尊崇儒家文化，以及一系列“曲线传教”行为，才使得他在中国、在京师拥有了立足之地，而这一点也恰恰体现出了当时明朝政府对西方历史、科学以及宗教文化的开明政策。
或许可以这样说，文化开明的时代成就了利玛窦的来华及其传教事业，而利玛窦也造就了明末中国文化上的又一次腾飞。
3.文化交往的成果在中西方外交、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显著作用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利用欧洲流行的记忆术、自鸣钟等敲开中国上层的大门，打入热衷于科举考试、熟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群体，逐渐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13]。利玛窦来华的历史行为以及利玛窦墓地这一历史性实物，不仅是对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交往的成果，它具有着深远的影响。笔者呼吁，要高度重视和重新认识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互动中的历史作用和突出贡献。
在外交上，它构架起了中意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桥梁，使得在许涤新先生率团赴意大利参加会议时，意方主动表示愿意出资重修利玛窦墓地。在政治上，正是由于有着明朝允许天主教存在并发展的先河，才使得新中国成立后依旧奉行着宗教信仰自由的开明政策，也促进了各宗教信仰人士之间平等、友好、和谐的关系。在文化上，更是起到了双向互动、广泛传播、影响深远的作用。
文化的影响同经济、政治等方面而言，往往更加深远、更加持久，而通过文化影响升华得到的文化交往的成果，更是如此。利玛窦以其个人之力，承载了厚重的文化使命，产生了在中西方外交、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影响。
（二）利玛窦墓地的现实价值
如今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利玛窦墓地，一直沉睡在北京市委党校院内，未被唤醒也并没有要将其唤醒的征兆。历史，如果不被人提起，就会被人遗忘。利玛窦墓地在当今依旧有其现实价值，而这价值就体现在它具有着历史价值、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
1.历史价值
利玛窦墓地是对自利玛窦来华以来直至今日，不同历史时期对其不同历史态度的真实写照，是400多年来华夏大地对待西方文化的真实体现。利玛窦墓地如同西方文化的缩影，无论是清朝闭关锁国的封闭政策，还是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无论是八国联军的侵华行径，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百废待兴；无论是“文革”时期的“破四旧”，还是改革开放后对外来文化的逐渐认同。利玛窦墓地，以其无言的青石，见证着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迭、文化的曲折前行。
从文化交往的角度看，利玛窦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遵照文化交流的规律，主动地了解中国、适应中国并且学习中国文化，以较为积极的态度从事西学东渐。正是他如此的做法，为中国的历史文明描绘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社会价值
利玛窦墓地包含的社会价值更多的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文化传播使者的利玛窦及文化交流成果的利玛窦墓地，在中意两国甚至是中欧各国的外交活动中，都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文化的契合让彼此之间找到了认同感。而天主教与利玛窦在明末的顺利进入中国，也使得我们当下对待外来文化、对待外国友人时，有经验可循，仍能保持一种开放平和的态度，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良好交融、使之与中华大家庭友好相处。
利玛窦墓地虽不像那些高等级的文化遗产那样容易进入政府层面保护的视野，但它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并且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3.学术价值
利玛窦墓地所具备的学术价值不仅仅表现在其墓地结构方面，它还涉及到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旅游学、遗产学、国际关系、文化交流等众多门类。可以说，利玛窦及其墓地所蕴含的东西包罗万象，我们必须重视这种学术价值。
对于利玛窦墓地的学术价值，我们不应当只认识到它在理论上的研究价值，更要注重其实践中的研究价值，即通过学术上的研究，为其实际价值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通过学术的影响力，将这种价值传播出去，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并应用于实际之中，使得学术的理论研究能够立足与实践。从而让利玛窦墓地的价值不仅在学术界更要在广大社会群众之中拥有更大、更强的影响力，而这一影响力的扩大无论对其本身知名度而言，抑或是对其的开发保护政策，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利玛窦墓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文化悖论
利玛窦墓地虽然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宝贵的历史遗产，但是在现实中除学术界外，很少被人知晓。学术与民间的巨大落差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巨大更迭造就了利玛窦墓地的文化悖论。对于这种关系，笔者用下面的结构图展现（图4）。
正如上图所示，利玛窦墓地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呈此种关系发展，文化交流的开启诞生了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文化开明政策，正是由于这样的政策才孕育出了文化交往的优秀成果，使其在中西方外交、政治、文化等领域发挥着显著的作用；而这些文化交往的成果构成了利玛窦墓地的历史价值，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将这一历史价值应用于社会层面形成了社会价值，而在当下，利玛窦墓地的社会价值更多的是体现在了学术价值的层面。 正因为这种动态的发展关系呈单向运动，产生了断层，而不是循环往复的，呈螺旋式上升的，并且其影响力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反而是逐渐衰弱，再加上利玛窦墓地现如今主要体现的是学术价值，它与文化交流的初衷——扩大其普世价值产生了矛盾，而这一矛盾扩大到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的层面，就形成了文化上的悖论。简而言之，就是利玛窦墓地的现实价值仅停留在学术层面，而被有扩大到实际的社会大众当中，与文化交流的初衷相违，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悖论。
三、基于文化悖论对遗产旅游开发的突破点试论
现如今我们的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太过重视民族的特色与特征，太过注重自身的价值观，而忽略了在人类文明中的先进性与他人对文化的认同性，造成了自我感觉与他人认同之间的落差。针对利玛窦墓地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寻找遗产旅游开发的突破点：
（一）建立相应的保护管理机制
要想使类似于利玛窦墓地这样处于沉睡状态的文化遗产焕发生机，首先应得到北京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将对其保护和发展的工作列为一项重点工程，由专门机构或部门专项管理，避免历史对其摧残的惨剧再次发生。
除保护措施以外，我们还应当着眼于对它的发展。首先要在外部环境上提供相应的便利，就拿利玛窦墓地来说，要破除它被党校大铁门封锁禁止参观的局面，在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以后，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公众、面对社会，为了能够让公众对利玛窦及利玛窦墓地有更深入的认识与了解，建议能够在利玛窦墓地旁修建一座专题博物馆，来专题介绍利玛窦及其他传教士的相关历史，弘扬他们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二）多方筹集专项保护管理资金
对于此种处于长期沉睡状的众多历史遗迹而言，保护管理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因此资金问题至关重要。单靠政府的财政拨款肯定不能满足需求，因此需要通过多方面筹集资金来解决利玛窦墓地的保护管理的经费来源。来源之一是通过一些企业的投入资金，在利玛窦墓地周边来进行与中外文化交流相关或者与中意两国相关的文化产业或者文化商品的日常相关经营；来源之二就是争取国外政府或者企业及相关人士的援助，由于文化的桥梁，可以将两个国度相连找到契合点；来源之三则是适当地收取相应的利玛窦墓地参观维护费，从而补充协调财政补贴不足的问题。
（三）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宣传教育与引导
在大多数百姓眼中，似乎只有故宫、天坛、长城、颐和园等世界级文化遗产才值得我们去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保护、去修缮，而那些遗产的保护工作却非自身所能及也。殊不知，类似于利玛窦墓地这样同样具有着很高历史价值的文化遗产，处境十分艰难，然而却并不被大众所知晓。因此加强对于像利玛窦墓地这样一直处于沉睡状态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宣传教育与引导就尤为重要。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这些文化遗产同样需要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且也具有着很高的艺术欣赏性、文化内涵性以及历史意义性时，才能够真正打破这一文化悖论，找寻到遗产旅游开发的突破点。
文化只有不断传承、不断交流、不断发展，才能够具有永久的活力，才能够使其影响力不断扩大，才能够使其更加深入人心。利玛窦及利玛窦墓地作为明末东西方文化深入交流的典范，具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然而时至今日，却因历史的发展、人们观念的变化，让其陷入了一种文化悖论之中，这不禁让人感到慨叹，也感到悲哀。在当下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准确把握住时代的机遇，通过建立制度、投入资金以及扩大宣传三个方面的努力，定能够让沉睡的历史焕发出新的生命与活力。
【稿件来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遗产地铭刻时代痕迹与旅游发展研究（12CJY08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GL04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CZH084）、2011年度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中青年骨干人才资助（PHR201108319）、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BG125YB012）、2012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级教改项目“我校本科生逃课调查：机理分析与教学改进”、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课题“北京文化遗产的教育发掘与实施途径研究”、2012年北京市编办委托课题“北京市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研究”科研成果之一。
张祖群指导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大学生科研与创新训练重点项目“北京南北中轴线遗产旅游研究：空间格局、遗产保护、合理开发与产品推出”（2011年），“北京帝都（皇陵）文化空间因子的遗产旅游研究——基于实地调查与文献解读的结合”（2012年）科研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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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著，陈恒、梅义征译：《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上海：上海远东出版，2005 年
【作者简介】
张祖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博士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系党支部书记、副教授、硕士导师。
邓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贸易经济系2010级本科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