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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岁的金建才，在与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打了22年的交道后，终于等来了一个他盼望已久的好消息。
5月4日，国家海洋局官方网站发文说，经批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将加挂“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的牌子，人员编制增至38名。
“名副其实了。”5月31日上午，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金建才边喝茶边讲述，难掩兴奋。
而此时，备受关注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7000米海试，正在江苏江阴紧锣密鼓地准备中。
作为协会秘书长，金建才并不讳言的是，随着工作内容的不断扩展，他更愿意将协会全称缩略为中国大洋协会，而新增的牌子一旦挂出去，中国大洋协会这一简称，也将逐渐淡化甚至退出。
金建才对记者说，不同于国内其他社团组织，中国大洋协会，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平台，对外代表国家去申请矿区，对内行使类似政府部门的职能，关注的领域超越了矿产资源，而它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将从国际海底扩至整个大洋。
部委联动
1979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金建才赴杭州工作，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5年后的1984年，金建才奉命进京，调职国家海洋局科技司，任工程师、副处长。其后，他密切参与了中国大洋协会早期筹备和文件起草等多项工作。
1990年4月9日，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正式成立。
按照规划，该协会的宗旨是，通过国际海底资源研究开发活动，开辟中国新的资源来源，促进中国深海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维护中国开发国际海底资源的权益，并为人类开发利用国际海底资源作出贡献。
1991年5月，金建才调任大洋协会办公室，任主任助理，1994年转任办公室主任、秘书长等职至今。期间2002年~2008年，他赴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出任中国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副代表。2008年回国后，继续主持大洋协会办公室工作。
曾有文章把中国大洋协会喻为中国大洋战略的幕后总舵手，金建才阅后深以为然。
回溯大洋协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海洋局、地矿部、冶金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等四部委的参与痕迹。
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渐次推进，后期参与者的身份略有微调。如今大洋协会办公室的业务骨干，还是从各个部门抽调来的。
比如大洋协会的副主任、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试现场总指挥刘峰。刘是金建才从北京科技大学选来的。北京科技大学的前身是前冶金部下属的北京钢铁学院。
国内大量科研机构和杰出专业人才，也在这一平台上，为中国海洋事业各尽所能。
按照中国大陆社团的管理规定，大洋协会也必须要有一个业务主管部门，国家海洋局承担了这一职责。
大洋协会的领导机构，在早期是理事长会议。
由于主管单位是国家海洋局，大洋协会的理事长便由该局分管这一领域的副局长兼任。副理事长三位，分别来自其他上述三部门。这4人，加上办公室主任，共同组成了理事长会议。理事长会议最终演化为常务理事会。
之后，陆续有更多理事单位加入到大洋协会。据统计，2011年，大洋协会理事单位已达80多家。
金建才说，大洋协会作为一个国家专项办公室，最初属国家财政一级预算，即预算并非转到下面某个部门，而是由财政部直接编制。后来转到了国家海洋局，改为由后者编制。
另外，外交部、科技部、国土资源部、国家计委、国家基金委、中编办、国务院法制办、中国地质调查局等部委的相关司长，当时也都是该协会的常务理事。
众多职能部门的介入，使得大洋协会常务理事会，实际上已经成为有关中国大洋战略的部级联席会议，常务理事会讨论拍板的方案，一般也就落定为国家战略了。
大洋协会办公室，目前下设4个处，全部工作人员20人，没有自己的专业队伍，而在成立初期，工作人员只有10人。
“无即是有。”这是金建才的说法。
他的解释是，协会虽没有专业队伍，却有强大的常务理事会，各理事单位都把协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使协会真正变成了一个国家级平台。
多部门联动似已见到成果。
1999年，中国以大洋协会的名义，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提出申请，最终在东北太平洋，获得了7.5万平方公里的多金属核勘探合同区。
2011年，大洋协会又在西南印度洋最终获得1万多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区。
在这两个矿区内，中国享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发权。
另外，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技术装备也越来越多。
继水下机器人6000米深潜之后，作为里程碑标志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从2009年开始，50米，300米，1000米，3000米，5000米，7000米，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世界先进水平靠近。
明辨短长
在金建才的办公室里，除了各种书籍和文件，在进门一侧的玻璃橱窗内，还摆放着大洋一号科考船和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模型。
“深海大洋技术是整个海洋技术的制高点和最前沿，在这一领域，中国是后来者，与海洋强国相比，差距还很明显。”金建才说。
长期研究后，金建才认为，想要强化该领域本领，中国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科学家队伍、工程师队伍以及航海家队伍，三者缺一不可。而在现阶段，中国科考船已青黄不接，几乎无船可用。
大洋一号是金建才引以为傲的科考主力舰。
1994年6月，在财政部的支持下，大洋协会以200万美元的价格，从俄罗斯购得该船。用金建才的话说，这条船是“捡漏儿捡来的”。
这是一条在1984年下水的科考船。由于当时的俄罗斯科研经费严重匮乏，此船采购前已被俄方改成货船，在远东跑了一年多的运输。
运回国内初步改装后，1995年7月，该船首次执行科考任务，协会将其命名为大洋一号。
2002年，参考全球最尖端科考船的设计，大洋一号迎来彻底改造。
耗资1亿元的改造完成后，床位从100多个压缩到75个，生活空间大为改善。同时，船上配有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如深水多波束观测系统、6000米深海拖曳观测系统、精确导航定位通信系统等，现代化水平已达到国际一流。
“我一直特别强调的是，大洋协会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国际性。”金补充说，协会在酝酿建造新船，新船床位还要再压缩，或将压至60个左右，向国际最先进的考察船看齐。
另外，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向阳红9号船，是1978年下水的旧船，如今早已超期服役，亟需淘汰了，但如果再造一条与大洋一号相同配置考察船的话，起码要6~8亿元，这笔钱很难筹措。
这是大洋协会目前面临的最大瓶颈。
按照金建才的观点，经济实力强大起来的中国，再造5艘大洋一号，甚至组成一个船队，都合情合理。而现在，向阳红9号之于蛟龙号，如老牛拉新车，极不协调。
事业发展离不开好的机制，机制问题是金建才乐于分享的内容。
大洋协会办公室，级别为正厅级，本来可以下设垂直机构，但一直没有这样做。
金建才说，多亏没有这样搞，否则，按照当时的国家体制，其他理事单位会抱有戒心，他们不会再把大洋协会当成一个国家级平台，而会觉得这是一个新成立的独立系统，业务就难办了。
事实上，大洋协会是开放的模式，只要是有能力有实力的机构，都可以承担大洋科考任务。
作为863项目，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研制，也是在大洋协会的牵头组织下完成的。该设备集合了全国上百家研究单位的智慧，包括中船重工集团、中科院系统及高校系统，相当于全国科技精英联合攻关。
大洋协会是蛟龙号的最终用户，7000米海试结束后，也即成功完成所有预定目标后，潜水器将移交大洋协会，而大洋协会对蛟龙号的管理，或可有多种模式。
据悉，国家深海基地已获批在青岛建立，蛟龙号海上试验完成后，将落户这里。因大洋协会是国家深海基地的指导单位，金建才据此给出一种可能路径是，蛟龙号所有者是大洋协会，大洋协会委托国家深海基地进行管理。另有一种可能是，协会直接把蛟龙号划归国家深海基地所有，由该基地负责组织科考等活动。
“国有资产嘛。这些都不是问题。”金建才说。
国际竞合
如金建才所言，走向深海大洋，不是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这个行业和那个行业的竞争，而是国际竞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深海资源产业化规定得非常清楚，今后海底资源一旦进入商业开发阶段，是不允许政府对企业给予补贴的，进入者必须公平竞争。
从1994年迄今，多次出任中国大洋科考首席科学家的陶春辉，已经在深海大洋研究领域工作了18年。
陶春辉是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毕业第二年，他便出海从事多金属结核调查研究了。
陶春辉的第一次出海经历颇为辛苦，他乘坐的是向阳红9号，在茫茫大海上漂了8个月才回国靠岸。
作为深海资源调查专家，陶春辉在世界三大洋洋中脊，总计发现了19处热液区，不但实现了中国在这一领域“零”的突破，还创造了3个“世界第一”，为中国获得了在西南印度洋的世界第一个硫化物矿区合同。
陶春辉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在国际海底，各国间的合作多于竞争，和平利用海底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基本共识。另外，虽然中国也已申请到了矿区，但距离开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目前仅停留在研究、认识的层面。
地球三分之二的面积是海洋，海洋大部分是公海，公海国际海底之广阔可以想见，但中国走向深海大洋，到目前为止也并没有多少年。
虽然这20年来，中国大洋协会每年都会拿出经费，安排多航次去做深海科考，但是科学界对深海的认识才刚刚开始，中国还需要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推动深海科学更快发展。
依照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规定，找到的矿区是要逐年按比例放弃的，放弃的部分由国际海底管理局接管，并将其作为保留区。因考虑到有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暂时无能力做深海科考，保留矿区留给他们。
陶春辉对记者表示，地球科学是系统科学，比如汶川地震、唐山地震，实际上是板块运动形成的，如果不将视野放宽至全球，而只看局部的地质灾害、气候灾害，是非常狭隘的，而国际海底，提供了一个国际合作的平台，各国均可做原创性研究。
走向深海大洋，将带动相关技术的发展，比如海底摄像、照相、取样、海底化学、生物传感器等。这些高精尖技术，国外也很少有成熟的产品，一般都是科学家们一边研制一边使用的，这些只能靠自己突破。
相关产业也将受到激励。比如研制海底机器人需要特殊浮力材料，这些材料，或许国内没有，国外可能也没有；或者国外有，但就是不卖给中国。这时，自主研发新材料势在必行。
金建才对记者说，海底资源，不仅仅指矿产，还包括天然气水合物即可燃冰，更包括大量的生物基因资源，如果中国大洋协会只关注矿产，或只关注资源却忽略了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则是不明智之举，大洋协会应“立足资源、超越资源”。
就此他提出的发展目标是：第一，增加国家的战略资源储备；第二，拓展国家发展空间；第三，推动中国深海科技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第四，确立中国在深海和国际海域事务中的强国地位。
“一个海洋国家，如果没有能力走向深海大洋，或者不去关注深海大洋，那它就算不上海洋强国。”金建才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5月4日，国家海洋局官方网站发文说，经批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将加挂“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的牌子，人员编制增至38名。
“名副其实了。”5月31日上午，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金建才边喝茶边讲述，难掩兴奋。
而此时，备受关注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7000米海试，正在江苏江阴紧锣密鼓地准备中。
作为协会秘书长，金建才并不讳言的是，随着工作内容的不断扩展，他更愿意将协会全称缩略为中国大洋协会，而新增的牌子一旦挂出去，中国大洋协会这一简称，也将逐渐淡化甚至退出。
金建才对记者说，不同于国内其他社团组织，中国大洋协会，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平台，对外代表国家去申请矿区，对内行使类似政府部门的职能，关注的领域超越了矿产资源，而它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将从国际海底扩至整个大洋。
部委联动
1979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金建才赴杭州工作，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5年后的1984年，金建才奉命进京，调职国家海洋局科技司，任工程师、副处长。其后，他密切参与了中国大洋协会早期筹备和文件起草等多项工作。
1990年4月9日，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正式成立。
按照规划，该协会的宗旨是，通过国际海底资源研究开发活动，开辟中国新的资源来源，促进中国深海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维护中国开发国际海底资源的权益，并为人类开发利用国际海底资源作出贡献。
1991年5月，金建才调任大洋协会办公室，任主任助理，1994年转任办公室主任、秘书长等职至今。期间2002年~2008年，他赴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出任中国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副代表。2008年回国后，继续主持大洋协会办公室工作。
曾有文章把中国大洋协会喻为中国大洋战略的幕后总舵手，金建才阅后深以为然。
回溯大洋协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海洋局、地矿部、冶金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等四部委的参与痕迹。
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渐次推进，后期参与者的身份略有微调。如今大洋协会办公室的业务骨干，还是从各个部门抽调来的。
比如大洋协会的副主任、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试现场总指挥刘峰。刘是金建才从北京科技大学选来的。北京科技大学的前身是前冶金部下属的北京钢铁学院。
国内大量科研机构和杰出专业人才，也在这一平台上，为中国海洋事业各尽所能。
按照中国大陆社团的管理规定，大洋协会也必须要有一个业务主管部门，国家海洋局承担了这一职责。
大洋协会的领导机构，在早期是理事长会议。
由于主管单位是国家海洋局，大洋协会的理事长便由该局分管这一领域的副局长兼任。副理事长三位，分别来自其他上述三部门。这4人，加上办公室主任，共同组成了理事长会议。理事长会议最终演化为常务理事会。
之后，陆续有更多理事单位加入到大洋协会。据统计，2011年，大洋协会理事单位已达80多家。
金建才说，大洋协会作为一个国家专项办公室，最初属国家财政一级预算，即预算并非转到下面某个部门，而是由财政部直接编制。后来转到了国家海洋局，改为由后者编制。
另外，外交部、科技部、国土资源部、国家计委、国家基金委、中编办、国务院法制办、中国地质调查局等部委的相关司长，当时也都是该协会的常务理事。
众多职能部门的介入，使得大洋协会常务理事会，实际上已经成为有关中国大洋战略的部级联席会议，常务理事会讨论拍板的方案，一般也就落定为国家战略了。
大洋协会办公室，目前下设4个处，全部工作人员20人，没有自己的专业队伍，而在成立初期，工作人员只有10人。
“无即是有。”这是金建才的说法。
他的解释是，协会虽没有专业队伍，却有强大的常务理事会，各理事单位都把协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使协会真正变成了一个国家级平台。
多部门联动似已见到成果。
1999年，中国以大洋协会的名义，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提出申请，最终在东北太平洋，获得了7.5万平方公里的多金属核勘探合同区。
2011年，大洋协会又在西南印度洋最终获得1万多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区。
在这两个矿区内，中国享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发权。
另外，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技术装备也越来越多。
继水下机器人6000米深潜之后，作为里程碑标志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从2009年开始，50米，300米，1000米，3000米，5000米，7000米，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世界先进水平靠近。
明辨短长
在金建才的办公室里，除了各种书籍和文件，在进门一侧的玻璃橱窗内，还摆放着大洋一号科考船和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模型。
“深海大洋技术是整个海洋技术的制高点和最前沿，在这一领域，中国是后来者，与海洋强国相比，差距还很明显。”金建才说。
长期研究后，金建才认为，想要强化该领域本领，中国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科学家队伍、工程师队伍以及航海家队伍，三者缺一不可。而在现阶段，中国科考船已青黄不接，几乎无船可用。
大洋一号是金建才引以为傲的科考主力舰。
1994年6月，在财政部的支持下，大洋协会以200万美元的价格，从俄罗斯购得该船。用金建才的话说，这条船是“捡漏儿捡来的”。
这是一条在1984年下水的科考船。由于当时的俄罗斯科研经费严重匮乏，此船采购前已被俄方改成货船，在远东跑了一年多的运输。
运回国内初步改装后，1995年7月，该船首次执行科考任务，协会将其命名为大洋一号。
2002年，参考全球最尖端科考船的设计，大洋一号迎来彻底改造。
耗资1亿元的改造完成后，床位从100多个压缩到75个，生活空间大为改善。同时，船上配有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如深水多波束观测系统、6000米深海拖曳观测系统、精确导航定位通信系统等，现代化水平已达到国际一流。
“我一直特别强调的是，大洋协会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国际性。”金补充说，协会在酝酿建造新船，新船床位还要再压缩，或将压至60个左右，向国际最先进的考察船看齐。
另外，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向阳红9号船，是1978年下水的旧船，如今早已超期服役，亟需淘汰了，但如果再造一条与大洋一号相同配置考察船的话，起码要6~8亿元，这笔钱很难筹措。
这是大洋协会目前面临的最大瓶颈。
按照金建才的观点，经济实力强大起来的中国，再造5艘大洋一号，甚至组成一个船队，都合情合理。而现在，向阳红9号之于蛟龙号，如老牛拉新车，极不协调。
事业发展离不开好的机制，机制问题是金建才乐于分享的内容。
大洋协会办公室，级别为正厅级，本来可以下设垂直机构，但一直没有这样做。
金建才说，多亏没有这样搞，否则，按照当时的国家体制，其他理事单位会抱有戒心，他们不会再把大洋协会当成一个国家级平台，而会觉得这是一个新成立的独立系统，业务就难办了。
事实上，大洋协会是开放的模式，只要是有能力有实力的机构，都可以承担大洋科考任务。
作为863项目，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研制，也是在大洋协会的牵头组织下完成的。该设备集合了全国上百家研究单位的智慧，包括中船重工集团、中科院系统及高校系统，相当于全国科技精英联合攻关。
大洋协会是蛟龙号的最终用户，7000米海试结束后，也即成功完成所有预定目标后，潜水器将移交大洋协会，而大洋协会对蛟龙号的管理，或可有多种模式。
据悉，国家深海基地已获批在青岛建立，蛟龙号海上试验完成后，将落户这里。因大洋协会是国家深海基地的指导单位，金建才据此给出一种可能路径是，蛟龙号所有者是大洋协会，大洋协会委托国家深海基地进行管理。另有一种可能是，协会直接把蛟龙号划归国家深海基地所有，由该基地负责组织科考等活动。
“国有资产嘛。这些都不是问题。”金建才说。
国际竞合
如金建才所言，走向深海大洋，不是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这个行业和那个行业的竞争，而是国际竞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深海资源产业化规定得非常清楚，今后海底资源一旦进入商业开发阶段，是不允许政府对企业给予补贴的，进入者必须公平竞争。
从1994年迄今，多次出任中国大洋科考首席科学家的陶春辉，已经在深海大洋研究领域工作了18年。
陶春辉是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毕业第二年，他便出海从事多金属结核调查研究了。
陶春辉的第一次出海经历颇为辛苦，他乘坐的是向阳红9号，在茫茫大海上漂了8个月才回国靠岸。
作为深海资源调查专家，陶春辉在世界三大洋洋中脊，总计发现了19处热液区，不但实现了中国在这一领域“零”的突破，还创造了3个“世界第一”，为中国获得了在西南印度洋的世界第一个硫化物矿区合同。
陶春辉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在国际海底，各国间的合作多于竞争，和平利用海底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基本共识。另外，虽然中国也已申请到了矿区，但距离开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目前仅停留在研究、认识的层面。
地球三分之二的面积是海洋，海洋大部分是公海，公海国际海底之广阔可以想见，但中国走向深海大洋，到目前为止也并没有多少年。
虽然这20年来，中国大洋协会每年都会拿出经费，安排多航次去做深海科考，但是科学界对深海的认识才刚刚开始，中国还需要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推动深海科学更快发展。
依照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规定，找到的矿区是要逐年按比例放弃的，放弃的部分由国际海底管理局接管，并将其作为保留区。因考虑到有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暂时无能力做深海科考，保留矿区留给他们。
陶春辉对记者表示，地球科学是系统科学，比如汶川地震、唐山地震，实际上是板块运动形成的，如果不将视野放宽至全球，而只看局部的地质灾害、气候灾害，是非常狭隘的，而国际海底，提供了一个国际合作的平台，各国均可做原创性研究。
走向深海大洋，将带动相关技术的发展，比如海底摄像、照相、取样、海底化学、生物传感器等。这些高精尖技术，国外也很少有成熟的产品，一般都是科学家们一边研制一边使用的，这些只能靠自己突破。
相关产业也将受到激励。比如研制海底机器人需要特殊浮力材料，这些材料，或许国内没有，国外可能也没有；或者国外有，但就是不卖给中国。这时，自主研发新材料势在必行。
金建才对记者说，海底资源，不仅仅指矿产，还包括天然气水合物即可燃冰，更包括大量的生物基因资源，如果中国大洋协会只关注矿产，或只关注资源却忽略了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则是不明智之举，大洋协会应“立足资源、超越资源”。
就此他提出的发展目标是：第一，增加国家的战略资源储备；第二，拓展国家发展空间；第三，推动中国深海科技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第四，确立中国在深海和国际海域事务中的强国地位。
“一个海洋国家，如果没有能力走向深海大洋，或者不去关注深海大洋，那它就算不上海洋强国。”金建才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