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创作的辉煌时期，在摆脱了新中国建立后电影创作的过分歌颂赞扬的局面后，第四、五代电影人本着现实主义及影像美学的审美要求创作出大批优秀的电影作品。而当下电影创作却处在一个娱乐至上的时代，浮躁空虚的精神内涵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审美观念。所以，电影人有必要将精神回归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电影创作当中去，从中汲取营养，吸收精神，从而有效地改变当下电影的创作风气。
　　[关键词] 八十年代 电影创作 现实主义 影像美学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4.007
　　
　　第83届奥斯卡金像奖离我们似乎越来越远了，这项令全世界电影人所期盼的盛事总会伴有中国电影人的几分尴尬，连续八年的失落，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言说的痛。
　　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106年的风风雨雨。纵观其风貌，无论是三、四十年代对于人民生活痛苦的揭示，对于当权者丑恶嘴脸的讽刺，还是五、六十年代受政策导向影响严重的浪漫现实主义作品，以及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对于传统文化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探索，都异常生动地表现出中国电影所具备的灵动的民族特性。可正是这些优秀、生动的民族品性却“湮没”在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同时，人民的精神生活却停滞不前，通俗甚至是低俗迅速成为快节奏生活下的快餐便当。乃至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好莱坞大片的引进更是将中国电影冲击得犹如岸上无力挣扎的小鱼，毫无方向的宣泄与热闹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被电影人突然领悟到的“大片时代”的来临所替代。2003年张艺谋的《英雄》之后，中国电影界中“亿元俱乐部”、明星、大片，慢慢占据了所有人的眼珠，纯之又纯的娱乐观充斥在银幕上。电影产业的辉煌现实被高举，多少个名利和头衔被重重地扣在了中国电影头上。
　　中国电影本有的洞穿现实的犀利“眼光”被四处充满假像的现实童话所遮蔽，被高高举起的票房利益使人们眼花缭乱。静心展开电影创作的人可谓是少之又少。这与80年代中国电影创作的繁荣、认真、严谨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巨大的现实童话终有一天会被现实自身所吹灭。所以，我认为新世纪以来的电影产业必须有所改变，在创作上有所进步，才可以使电影业真正地发展。在实现娱乐功能的同时应重新拾起电影作为一门艺术而具有的独特审美特质和精神情趣。中国电影的真正创作高峰是上世纪是八十年代，在经历了文革那段岁月后，人们对于人性的渴望、对于理想的追求是前所未有的，那种积极面对生活的精神状态是今人无法体会到的。虽然时代对于电影人的创作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但我认为中国电影创作上的革新和发展趋向应该借鉴八十年代电影人的创作，敢于直面现实，直击现实社会中的阴暗与残酷，感受现实生活的常态与温情，而非爱情童话、都市神话的虚情假意。要敢于塑造多面的人物，直击人类心灵深处的矛盾，以及快速发展的社会对于人的影响，而非停留于表面与肤浅。同时可以向近年来优秀的电视剧学习，多题材选择，多点开花，而不是将技术置于故事之前。
　　就八十年代的电影创作而言，主要是在四个方面对中国电影有所创新和发展。
　　一、精神层面
　　第四、五代电影人重拾中国传统文化，并迅速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批判。在对传统文化的依依不舍中，着眼于传统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他们重新回到人的精神世界，探索人性复苏以及自我矛盾的痛苦与煎熬。如果说第四代导演还在受现实的局限而在表现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中有所胆怯的话，那么第五代导演则是大踏步的进入状态。人性复苏，善恶难辨、自我矛盾、理想追求与现实生活的迷茫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十七年电影的是非明辨，无限歌颂式的浪漫情怀，夸大现实的电影风气被完全的抛在了脑后。当然这一切的一切最根本的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电影创作根据观众的需求迅速转向，走向了过分娱乐出新，不择题材，不择风格的道路。不可否认观众的需求是电影作为商品意义的第一大要素，但这样一个“惊天大逆转”真是令人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二、影像本体层面
　　八十年代电影创作中，特别是第五代电影人对于电影本体影像世界的探索是值得称赞的。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电影人才真正意识到音乐、色彩、构图等造型因素对于电影主题内涵的影响。代表作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艺谋的《红高粱》便是对于影像作用的成功印证。黄色代表着土地，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赖以生存的地方。而正是土地，却成为了象征传统文化对于人性束缚的符号。人们似乎被永久地“困”在了这里，无法去寻找自己的生活。红色代表着热情奔放，红色便是“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我爷爷”放荡不羁，狂野奔放却可以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奶奶”温柔、贤淑，在那样一个传统的年代却可以敢爱敢恨，勇敢地接受了“我爷爷”。从她出嫁还带着剪刀的细节便可以看出，“我爷爷”抢走了“我奶奶”，这是对于传统道德秩序的公然反抗。庄重严肃的野合场景则是两人对于爱情、对于自身欲望的勇敢表达。红红的高粱酒，象征着热情，激荡的情感。张艺谋对于色彩、对于造型的敏感是毋庸置疑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老谋子早期电影借用造型对于人性的开掘。然而正是这两位不流于俗的第五代导演中的大将，在新时期到来后的十年里流于了俗套。陈凯歌留恋于文化，却拍出了不伦不类的《无极》，张艺谋将造型运用到了极致，却再也赶不上他早期所拍摄的那一部部优秀影片。奥斯卡也许会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某些控制，但作为一项世界级的电影奖项，它更多的看重的还是电影的思想，电影的本质。一部优秀的影片应该代表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可以得到一代人的认同。就今年的获奖影片《国王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出，一部电影在技术的炫目，色彩耀眼之外，必须有其自身的艺术人性魅力。我们不管他是否有意在美化英王乔治六世，但英王作为一个凡人形象在战胜内心胆怯，通过自身努力最终超越自我战胜口吃的故事却成功的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这部电影所带给我们的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勇气与毅力。回过头来，细观当下的中国电影，无非就是小众化的自顾自怜或者是主流市场的影像暴力与娱乐。也许我们会因为那一个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而痛哭流涕，会因为一个个动作技术奇观而惊叹不已，可是影像是暂时性的，在这些影像过去之后，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这也正是当下影人所必须再次思考的问题。
　　三、题材改革层面
　　当下的电影创作无法体会到文革后的那股创作热情，并且中国电影产业也不再像刚刚改革开放时期那样“单纯”。虽然那是时代的产物，但对于人性的关注，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应该是共通的。当下电影中特别是在题材的选择上都呈现出一种急迫的粗制滥造，以及普遍跟风的创作心态，并且所拍摄的题材也非常的局限。例如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在银幕上逐渐销声匿迹。这个中国最广大群体的人生命运被集体性的忽视了。中国农民的形象是极具有民族性的，是我们民族品性的根本所在。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民经受着中国传统文化，封建伦理道德的深刻影响，在现实快速发展的社会夹缝中艰难生存着。本应有着自己的理想追求，却为了顺应现实生活的残酷而活着，而徘徊着，他们面对这个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的社会而显得茫然失措，不知方向。当下，有这样一个农民群体是特别值得去表现的，既所谓的“农二代”更具备时代性的特点。在社会化大潮中他们接受了基础教育，可以很快的接受城市所带来的新鲜事物，但由于自身那无法“褪去”的农村印记又使他们无所适从，这些都应该是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相较于当下创作的无人问津，上世纪的八十年代，电影人在刻画农民形象，描绘农村景象上可谓是浓墨重彩数量可人。早期的《人生》中的高加林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却在现实生活中痛苦挣扎徘徊，巧珍完美体现了依顺和仁义的妇德，却不能不局限于低层次的一厢情愿的情感沉溺，影片深入地展现了变革社会乡村青年的情感矛盾。[1]《黄土地》中因为那世世代代沿袭的“习俗”，翠巧必须在四月份出嫁，在逐渐接受八路军采集民歌员顾青的“新思想”的熏陶下，翠巧内心人性自由意识开始复苏，她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求助于顾青，可面对封建传统道德的巨大的压力，代表着新事物，新社会的顾青都在此面前软弱了。陈凯歌在表现传统道德思想对人性压抑迫害的同时也成功塑造了顾青这样一个内心矛盾的“新青年”的人物形象。《黄土地》的晦涩难懂可能在当时没有造成多大的社会影响，但究其艺术特质，作为第五代早期作品，它以其独特的造型运用，在表达黄土地的恢弘壮阔上，特别是思想内涵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对在其后的电影人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现在的陈凯歌可能再也难以拍出这样一部让人“惊心动魄”的电影了。
　　四、社会功能层面
　　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在其审美意义的传达下，也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纵观西方电影史，可能电影在意义的表述上更多的是个人化的，个人情感意志因素在电影叙述中都占据看很大一部分。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大地上，电影自诞生起更多地肩负着社会历史使命。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两千年封建思想、道德、文化的影响下，以广大农民为基础的中国人的思想还是愚昧而落后的，所以早期中国电影人还肩负着教化的使命。随着电影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进步，人们思想文化的提升，在经历了新中国建立，甚至是历史倒退的文革，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之后，今天，电影的身份变得复杂起来。特别是1988年集体性娱乐的大举到来之际，电影身上所肩负的职责渐渐被淡忘，电影从人们的精神食粮变为了茶余饭后的消遣。当然我们无法逃避电影自身的娱乐性，可过分的娱乐却带来道德、理想的缺失，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是可怕的。中国人在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愤愤中也不得不承认西方电影中那种可以反映出整个人类所共有的精神内涵。在这样一个娱乐大潮下的中国电影业中，导演娱乐，观众娱乐，发行娱乐，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中国电影那五光十色的气球，终有一天会吹破。那样所带来的灾难将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当然从电影发展的一百多年来看，电影是商业性与艺术性，娱乐性与文化性的多重结合体，绝不可能单纯为了体现艺术而抛弃商业，体现文化而摒弃娱乐。而且受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中国电影长期以来都承担着意味浓重的社会教化作用，所以在社会转型期才会特别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度的商业化和娱乐化。而如何正确地把握这个度将会成为电影创作的一个难题。一切艺术是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的，电影也不例外。创作者们还是应该立足于现实，挖掘现实，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可贵的“材料”，经过必要的艺术加工来反馈于观众，从而最终形成中国电影特有的品质与民族风格，这样才可以立足于世界影坛，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电影大国，电影强国。
　　
　　参考资料
　　《中国电影艺术史》周星著
　　
　　作者简介
　　胡广牧，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在读本科大三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