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这些年我对母亲的思念日益增长，经常梦到母亲——母亲在老家，或是休闲散步，或是坐着闲聊，与抽烟的父亲正享清福哩。
　　母亲生于一九三三年农历五月初六，兄弟姊妹七人，她排行老大，仅读了一两年书就和大人一样参加生产劳动了。母亲心灵手巧，不知跟谁学的裁缝手艺，成家后更是里里外外地忙碌。她以裁缝为职业，缝制衣服经常熬夜熬到公鸡叫头遍。因为她加工的衣服合身、美观，我们杨赵大队的社员，附近的颜勒、吴勒，甚至更远的张胡大队的社员都会到我家做衣服，有时拿衣服的时间要排到二十天至一个月。加工费每件衣服也就几角钱。为本生产队社员做衣服是不收钱的，算出工，抵工分。至于如何抵法，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母亲一生带出十多名徒弟，有时甚至有两三名徒弟在我家学手艺。父亲虽是在外工作的公社干部，但工资不高，又抽烟，用母亲的话说，只能“自糊自己”。我们兄弟姊妹穿衣吃饭、读书上学主要靠母亲做裁缝挣钱。
　　母亲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母親会计划着过日子。生产队分到的小麦、玉米等口粮根本不够吃，夏天，母亲会在门口小园里种上各种蔬菜，秋天会腌“酸菜”，做山芋干储存在家里以备过冬。在最艰难的时期，母亲还会熬制那难以下咽的酸浆稀饭。平时母亲会养一两头猪、几只羊，秋天还要磨山芋粉“漏粉条”卖钱买点粮食，补贴家用。那时候，我们最喜欢吃的是过年时母亲做的“胡炸鱼”（将面团放在油锅里炸成的饼）。
　　勤劳家庭的生活是有规律的。母亲是一家之主，对子女要求极严。母亲明白“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常对人说：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读书。记得我小时候就因贪玩不肯学习而被母亲拽着头发痛打一顿，其他姊妹也因偷懒、不爱读书等原因被打骂过。按照现在的标准，母亲绝对有“虎妈”之嫌。正因为母亲要求我们好好读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后的几年里，我们兄弟姊妹五人中三人考上了大学、中专，端上了“铁饭碗”，两个人高中毕业，也走上工作岗位，这在我们高渡乡东南片几个村是绝无仅有的，令人刮目相看。
　　母亲不仅让我们读成书，还培养我们爱劳动的习惯。放寒假了，我们兄弟要早起迎着刺骨的寒风去拾粪；暑假里，要跟着姐姐冒着酷暑到洪泽湖边割草。平时放学，还要挑猪菜、放羊，有一次弟弟竟产生要挑毒草药死猪的想法。每天谁抬水做饭，谁刷锅洗碗，母亲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任何人别想偷懒。现在想来，劳动真有许多好处，不仅让我们有了强健的身体，也磨炼了我们的意志。一个没有经过劳动历练的人，是难以懂得生活真谛的。
　　母亲爱学习。她天天收听广播，了解国内外大事，家中特地花三十多元买了一台大音箱收音机。母亲凭着学习到的知识向群众解释“云腾致雨”之道，鼓励大家多听天气预报，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连续下雨吃烂小麦，就是天老爷的惩罚等。凭着自悟母亲也能看报纸，写出到我家做衣服的社员名字。一本裁剪书直到晚年还带在身边时常翻看，反复琢磨。
　　母亲善待他人，知道人间甘苦。她借邻居一瓢面粉，叫我们还人家时要多给些，堆到尖子。对于上门要饭的，她总会比别人家多给些，还要了解人家出来要饭的原因。做衣服剩余的布料，即使是一块布头，也要交还人家。母亲同情贫苦的人，乡亲们有难事总爱和她商量，让她想办法，拿主意。母亲明辨是非，过去农村发生家庭、邻里纠纷，双方往往自愿到我家讲理，母亲常常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矛盾，双方都能接受。母亲有恩必报，曾帮我家盖堂屋的二爹生病时，已在城里生活的母亲还不忘经常买点茶食去看望他。
　　六年前，母亲病逝，我的心绪如潮般翻涌，在《祭母文》中写道：“椿枝已折十一载，今朝萱草又摧枯。”我知道：世界上慈怜温柔的恩福是永远没有我们的份了，从此宇宙中有补不尽的缺憾，心灵上有填不满的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