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导演张黎从一开始就认定李雪健是扮演张作霖的最佳人选：“五十多岁的男演员演这个角色，容易匪气有余，侠气不足。雪健身上有侠气。”
　　读完剧本，李雪健去了一趟沈阳的张家大院。在那里，他看见的四件东西是张作霖一生的提纲：一进门的张作霖雕像，瘦小干枯，“像一个算命先生，又像一个会计”。进了客厅，沙发旁一具东北虎标本，虎头上有醒目的“王”字。标本旁边是张作霖与子嗣的合影。后院有一间供奉关羽的祠堂——张作霖在世时，外人不得入内。后门外是张家开办的银行，“挺大的，里头好多蜡像”。
　　李雪健觉得，把这家银行和张作霖雕像放在一起想特别有意思。当地人告诉他，在东北，张作霖的名声比较好，因为在张作霖手上，东北没丢过一寸土地。
　　张家大院之行，让李雪健有很多感受，他找到张黎：你给我提点要求吧。张黎给了李雪健五个字：天、地、君、亲、师。这五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戏里磨。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李雪健对“五字真言”的揣摩己烂熟于胸：
　　“天是什么？天时。那个年代什么年代？乱世，各种思潮，各种势力。天也是天命，六子出生之前，他算过一卦：这小子跟他是今生父子，前世冤家。他抽到这个签以后，这个孩子就一直在他的第一个老婆身边，他就没有让这个孩子在他身边待过！”
　　“地是什么？当时的中国一盘散沙，军阀征战，大多数人的信念都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這个‘君’，你说是君子也好，帝王也好，当时政府无能，到了君不君的地步，没了是非，没了道统。于是江湖出焉。江湖文化在张作霖身上反映最强烈的就是拜把子兄弟、骗子文化。他对日本玩的就是骗子文化，日本人在他身上什么也没得到。”
　　“亲是什么？我说是基本的民族情感，他没有丢失一寸国土。弥留之际，他对六子说的话是：六子，六子……回奉天，回奉天……”
　　“师是什么？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他统一了东北三省。秦始皇会为了他的政权焚书坑儒，张作霖会绞杀李大钊，他为了达到个人的利益会不择手段。六子回到他身边之后，他让他当年的老师教六子，那个老师被六子给气跑了，后来他在自己的司令部里给儿子找了两个老师：郭松龄和杨宇霆，他死后，这两个人还在影响着张学良。”
　　这套“天地君亲师”的世界观并没有给主旋律男一号李雪健带来违和感：“这是艺术创作。对演员来说，好人也好，坏人也好，大都是职业责任，都要鲜活。你演一个概念性的人物，他就没有力量陪衬主角，不会加分，反而会拉分。”
　　走红毯，“确实有些头晕”
　　李雪健很早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是一幅油画，可以摆屋里百看不厌。“我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要不停地变换。”他演过林彪，演过李大钊，演过宋江，演过李鸿章，演过秦始皇，演过北京胡同里的好人宋大成，演过老舍笔下的鼓书艺人，演过1980年代的实验话剧《WM》，演过焦裕禄等党员干部，也演过国民党的省长李培基，并因此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
　　在被记者问到如何在表演中做到“无我”时，李雪健给出的是一系列老派的答案：“用角色跟观众交朋友”；“准确的表演就是最好的表演”。“合理特别重要，不合理性就是玩、娱乐一下，一个角色要能活起来，必须是合理的”；“斯坦尼、布莱希特、梅兰芳、卓别林，风格不同，但合理性是贯通的”。同时，他坚信：好的表演一定有即兴的成分，“比如这个茶杯，按照设计，你应该摔碎它，你摔一下没碎，接下来怎么办？你怎么‘圆’过去，让没摔碎这件事变得合理？”
　　李雪健在与观众的近距离接触中，理解了即兴表演的堂奥：同一个戏，打同一个点，给小学演、给工人演、给大学生演、给部队演，观众的反应可能完全不同，表演者必须随机应变。“赵树理去给老农民念鲁迅的东西，他听不懂，所以赵树理才写《小二黑结婚》。”琢磨这些道理的时候，李雪健是贵州凯里210厂业余宣传队的队员、解放军第二炮兵7784部队业余文艺宣传队的队员、总政话剧团的借调演员、空政文工团的大龙套。
　　凭着“傻小子睡凉炕”的劲头，大龙套在1980年的话剧《九一三事件》中崭露头角。为了扮演林彪，李雪健在一个月里饿瘦二十斤，为了找“手冰凉”的感觉，每次上台前还要少吃。同事说：把这小子化装后搁天安门上能把人吓死。演出结束，王光美上台慰问，坚决不与“副统帅”握手。
　　这是成功的开始。十年之后红遍大江南北的《渴望》和当年的主旋律票房奇迹《焦裕禄》让李雪健尝到了走红地毯的滋味，“确实有些头晕。”1991年，京、津三次举行李雪健表演艺术研讨会。
　　“我走到这步不容易，我是业余出身，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专业演员。我真的就差感谢了。”李雪健说过：吃盒饭的时候最幸福——因为吃盒饭证明他又能演戏，又能挣钱了。之所以是“又”，是因为他患过鼻咽癌。放疗中，兄弟姐妹怕他瞎想，让他画画、写字。李雪健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逞能雪健”，因为儿子李亘经常问他：“你又逞能了吧？”
　　老年题材，“在我们这儿没人看”
　　2002年，李雪健复出，表哥田壮壮夸他的表演有了很大变化。“我自己没有这种感觉，但我有一个念头特别强烈：珍惜每次机会，拍一个少一个了，我还想多拍几个。”
　　2015年，李雪健在电视剧《嘿，老头！》里扮演老年痴呆症患者刘二铁。这不是李雪健第一次扮演阿尔茨海默病患者。1993年，与张艾嘉合演的电影《往事如烟》中，李雪健扮演一个1949年从天津漂泊到台北的相声艺人，晚年患上老年痴呆，只记得年轻时的事情，从台北回到天津。二十年后再演老年痴呆症患者，李雪健想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谁都躲不了”，“这个题材像一面镜子，放在家里，让每个家庭成员照一照”。
　　按照剧情，刘二铁是个酒鬼，因此夫妻分离，父子不睦。察觉到自己患病后，他给儿子打电话，对方没有接听。为了演出刘二铁的懊恼、伤心、倔强、无力，李雪健设计了一场戏：二铁想喝酒，却无法把酒倒进酒杯，用酒瓶对着嘴灌也不行，后来他索『生把酒瓶倒扣进搪瓷缸——一个精细的动作被下一个不那么精细的动作取代，二铁始终没有喝到酒，他的手不住地颤抖，酒杯磕碰着酒瓶，酒瓶磕碰着搪瓷缸。
　　有一场戏是剧本里没有的，二铁的儿子跟青梅竹马的女友出现感情危机时，患上老年痴呆的父亲突然唱起儿子和女友小时候常唱的儿歌：“你伸手指头＼我伸手指头＼拉拉钩＼咱们都是好朋友”。这个让观众飙泪的华彩段落，传递出明确的信息：主人公是一个病人，但他也是一个父亲。
　　出品方担心老年题材观众不爱看，在《嘿，老头！》里加了很多年轻人谈恋爱的戏。这让李雪健略感遗憾，尽管他也知道，“大家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之前老年题材的法国电影《爱》很深刻，很人性，在我们这儿照样没人看。”
　　“我是一个死不回头的人”
　　对李雪健来说，演焦裕禄就是演自己的父辈。
　　“我在山东巨野生活了十多年，那地方挨着兰考，黄河古道、盐碱地、逃荒要饭、饿死人。《一九四二》里的张国立就是我姥爷，只不过他是年年逃荒，不是因为哪一年遭了灾。一提焦裕禄，我们那的人不叫书记，叫伯伯。”在巨野，李雪健的父亲是公社书记，除他之外全家人都是农村户口。父亲经常讲的家史是自己14岁时，爷爷的头被日本鬼子砍下来，吊在城门楼上。李雪健小时候，父亲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带他下乡去工作，顶着风沙，走了东村走西村。1960年代，全国选一千名地方干部，支援三线建设，父亲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少年李雪健在火车道旁边捡串联知青扔的甘蔗头，到大山上挖一种叫“雷公屎”的野菜，采不知名的野果。
　　“我懂得焦裕禄，那一代人中像他这样的人不少，满怀热忱，受苦受累，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不谋私利，一心全在工作上，想着让大伙都过上好日子。我就是想在银幕上把那一代人肯定下来，这个念头让我激动。”电影取得的成功一度让李雪健微醺：“一开始是组织看，后头就不用组织了，好多人自己买票去看，而且有人看二遍。在上海特别火，一开始我们以为是穷地方火。”
　　拍电影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儿，妻儿时时为他揪心。但这担心没有太大效果。“我是一个死不回头的人，骨子里有‘再来’的念头。不吃香不怕，努力，再来！”李雪健戴着助听器，放疗损伤了他的听力。他的两腮有些凹陷，但眼睛很明亮。回答问题时，他经常重重地“嗯”一声并点头，笑起来会眯起眼睛、缩起脖子。（资料来源：壹读、腾讯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