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有关自民国黑白影社到20世纪80年代，潜心专研、实践于摄影的重要摄影家——卢施福先生的专题制作过程中，适逢一位年轻的摄影教师到访编辑部，她默默地看完这上百页的打样后，平静地甩下一句话：这就是《中国摄影》该干的事！
　　有这样专业的读者以及他们的期待，甚至是批评，一直是编辑部工作的动力。
　　三四个月前，编辑部经过反复论证，确定选题后，专题编辑便多次前往合肥了解情况，反复查阅、分析卢施福存世的约六千多张底片及照片、实物等，采访相关人员及机构。在此过程中，编辑部又邀请国内摄影史研究的老中青三代专家，对这些文本进行分析、论证，并撰写相关文章。9月下旬，来自北京、南京、福州及杭州等学术机构的专家汇聚合肥，与当地的专家学者及卢施福生前的亲朋好友同事一道，共同讨论交流相关的诸多问题。令人感动的是，研讨会准备充分、扎实，会议开始前即有多项成果、共识，加之现场亲朋同事的感性讲述，大家都觉得收获颇丰，补正多个空缺。自然，编辑部更是把专题制作的思路推进了一大步。
　　编辑过程中，又有广东、上海等地的学者参与进来，或传来书面发言材料，或主动帮助制作年表等，卢施福先生的儿子卢天恭更是倾心尽力，配合编辑部工作，反反复复地接待远道而来的编辑部人员。同期，在北京编辑部会议室内，一次次的讨论、争辩也在进行。
　　打样出来时，虽然浸染多时，但编辑人员还是很感动，一则，卢施福先生存世影像之多，摄影生涯之长，實践类型之丰富、多元，这在那一代摄影人中具有代表性。这也可成为我们树立影像文化自信的生动一例。二则，通过这一案例，让编辑部体悟到，民国期间的摄影人，除了从广东、上海等地奔赴红色战场的那一群体外，还有诸多前往内地，或在后来的岁月里彻底隐没、割断自己早年实践经历的这些人，他们成为今之主流摄影话语体系的局外人，需要特别引起关注—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摄影样貌及至个人生活史，构成了我们所述及的中国摄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摄影之于革命、战争等话题之外，更有和平、日常，传统与现代性，乃至个人趣味等等，其个体的丰富性有待于更进一步挖掘、探索。
　　写到这里，生出一些感概。上述文字似乎讲述的是一个传统的编辑部故事：编者、作者、读者，链条完整；合作、互补、建构，调理清晰；专家学者、亲朋好友、生前同事，齐聚一堂；不计投入、不计报酬、各尽其能。对于纸媒来说，这是一个美好而又让人心生感动的老故事，而精明的人早已放弃了这种讲述方式。但愿我们的讲述能够持久，且愈讲愈新。
　　本期还有一些重要的选题。
　　如：《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介于掩蔽性记忆与重建之间的影像》《考古学家、早期摄影与对时间的追寻》《摄影之于考古是什么—观‘遗址与图像：牛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两个研究计划’》《摄影不需介入当代艺术—观‘第四届美术文献展/应力场’》等。
　　另外，关于平遥摄影大展的话题，话题与案例同在，也颇有新意。谁能说，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规模的摄影节，平遥摄影大展未尝不是一个大成交集的盛事呢？
　　《中国摄影》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