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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贵阳女孩莎莎（化名）1月3日做隆鼻手术时去世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一个认为自己鼻子有些“塌”的女孩子，却因为一次“微整形手术”，导致自己整个人生塌陷。调查发现，近年来，整容整形行业呈现井喷式发展，但问题也层出不穷。
中途进修和挂证的“医生”
隆鼻手术，同样给天津女孩赫珺带来了无尽烦恼。
2018年9月，赫珺在天津市蓟州区某小区自己家里完成了假体隆鼻加耳软骨的手术，“当时由于朋友的推荐，也是自己无知，在没有任何无菌操作的客厅完成的，手术做了将近5个小时。”
之后不久，赫珺在蓟州区的韩素美肌皮肤管理美容机构进行微针美容，具体操作是在脸上用针滚动，“当时商家告诉我的原理是刺激皮肤再生和激发细胞组织的二次生长，从而使胶原蛋白再生。”
“开始的时候没什么不良反应，直到12月份，在做完微针后鼻子开始红肿，并且化脓，咨询正规医院后，大夫的建议是把假体取出，因为鼻子属于三角区，不然会出现脑炎或者眼睛失明。”赫珺说。
此时的赫珺能做的，似乎只有取出假体，别无他法。
“我是开服装店的，经常来店里的人介绍了这名姓孙的整形医生，村里人说她已经干了很多年，而且动手术不需要在专业的美容医院进行，有时甚至在需要动手术的人家里就行。”赫珺说，“现在自己后悔死了，术前没有任何协议，直到出现问题才知道要了解是否有执业资格证什么的，但这些我至今也都没有找到答案。”
根据更美APP发布的《2017年医美黑皮书》，全国正规医美诊所只有9500多家，而黑医美诊所是前者的6倍，约有6万家，它们往往规模小、隐蔽性强，常隐身于生活美容店、住宅区与酒店中。黑诊所的手术量是正规机构的2.5倍，非法执业者是合规执业者的9倍，有15万人之多。
按照正常流程，一名专业的整形外科医生，在独立执业之前，要经过至少十年的培训。以在北京执业的专科医生韩娟（化名）为例，她在哈尔滨的医学院读了8年书，再接受了两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培训，和一年的科室轮转，才能独立执业，这中间经过了将近十年。
除了整形外科的嫡系正规军，还有一部分醫美医生是从皮肤科、妇科、口腔科乃至普外科改行而来。“有些进修生差不多也是四十多岁。这些半路出家的医生，成了后来医美行业医生的另一主要来源。”韩娟介绍说，还有一种现象需要警惕——挂证。
此前，联合丽格医疗美容投资连锁集团董事长李滨曾指出，尽管没有具体数字，但业内人士估计，现在，国内医美执业医生的数量比正规医美机构的数量还要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医美机构就会租借医美医生的执照去骗申资质。
换句话说，医美机构虽然有合法资质，但其实是一个空壳，其名下的医生都是空挂，真正行医的可能只是护士或者是根本没有行医资格的社会人员。对此，李滨表示，这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黑医美，而且在业界并不少见。
非法诊疗难以查处之痛
2017年5月，国家卫计委（现国家卫健委）、中央网信办、公安部、人社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总局与国家食药监总局7部门联合开展了打击非法医美专项行动。
然而，业界人士向记者坦言，只有发生医疗责任事故，那些非法医美的从业人员才会承担刑事责任，一般情况下，黑医美诊所被发现后的处罚都很轻——没收医疗器械，处以最高两万元的罚金。在这种情况下，黑医美很难杜绝。
非法行医带来的问题多多，不过，韩娟也一再表示，医美事故听起来虽然很可怕，但发生率都很低，远远低于传统医疗领域的手术风险，否则国家也不会批准大规模商业化了。
理论上，由于医疗美容属于医疗范畴，所有的医疗行为都有风险。韩娟说，比如，割双眼皮的一个副作用是干眼症，有的没割好，还会导致闭不上眼。抽脂手术听起来毫无风险，但如果术前检查不严格，遇到身体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会导致手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还有肥胖患者需要进行大量抽脂的“环吸术”，“你可以理解为就像烤鸭在炉子里那样转着圈地吸脂”，由于抽脂量大，会造成皮肤与身体组织的分离，实际上就是大面积的创伤，造成体液在短时间内的大量丧失，搞不好会休克甚至当场死亡。
而现在的问题是，消费者一旦出现问题，即便是想向卫生部门举报，但很多都会面临取证难问题。赫珺即是如此。
赫珺曾经在鼻子出现问题后求助整形大夫，“她听到我的鼻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有些害怕，让我取出来，给我找的北京正规微整医院，那家医院的院长看到我的情况后，拒绝了我的手术。当我再次找到那名给我隆鼻的大夫，让她给我承担医药费取出假体的时候，她当时在电话里就拒绝了，并且还把我拉黑了，从此之后电话也不接。”
而赫珺向卫生部门进行举报，也是无功而返：卫生部门找不到隆鼻大夫本人，在美容院进行调查时，包括麻醉、微针等相关器械也是不见踪影。
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邓利强认为，取证困难乃至无法查处，或者说没有能力去查处，造成了微整形现在遍地开花的状况。
“我们真的见过一些非常惨痛的教训，把美容变毁容。维权难的出现，是因为正规的医疗机构有积累证据的意识，所有的医疗行为都可以回溯，能检查，能处理问题。非法机构恰恰是为了规避这些，根本没有办法回溯，这也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在。”邓利强说，消费者在选择这种机构时就已经把自己置于风险之中。消费者要自觉自愿地，从选择之日起，就把自己的健康置于法律的范畴之内，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
中途进修和挂证的“医生”
隆鼻手术，同样给天津女孩赫珺带来了无尽烦恼。
2018年9月，赫珺在天津市蓟州区某小区自己家里完成了假体隆鼻加耳软骨的手术，“当时由于朋友的推荐，也是自己无知，在没有任何无菌操作的客厅完成的，手术做了将近5个小时。”
之后不久，赫珺在蓟州区的韩素美肌皮肤管理美容机构进行微针美容，具体操作是在脸上用针滚动，“当时商家告诉我的原理是刺激皮肤再生和激发细胞组织的二次生长，从而使胶原蛋白再生。”
“开始的时候没什么不良反应，直到12月份，在做完微针后鼻子开始红肿，并且化脓，咨询正规医院后，大夫的建议是把假体取出，因为鼻子属于三角区，不然会出现脑炎或者眼睛失明。”赫珺说。
此时的赫珺能做的，似乎只有取出假体，别无他法。
“我是开服装店的，经常来店里的人介绍了这名姓孙的整形医生，村里人说她已经干了很多年，而且动手术不需要在专业的美容医院进行，有时甚至在需要动手术的人家里就行。”赫珺说，“现在自己后悔死了，术前没有任何协议，直到出现问题才知道要了解是否有执业资格证什么的，但这些我至今也都没有找到答案。”
根据更美APP发布的《2017年医美黑皮书》，全国正规医美诊所只有9500多家，而黑医美诊所是前者的6倍，约有6万家，它们往往规模小、隐蔽性强，常隐身于生活美容店、住宅区与酒店中。黑诊所的手术量是正规机构的2.5倍，非法执业者是合规执业者的9倍，有15万人之多。
按照正常流程，一名专业的整形外科医生，在独立执业之前，要经过至少十年的培训。以在北京执业的专科医生韩娟（化名）为例，她在哈尔滨的医学院读了8年书，再接受了两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培训，和一年的科室轮转，才能独立执业，这中间经过了将近十年。
除了整形外科的嫡系正规军，还有一部分醫美医生是从皮肤科、妇科、口腔科乃至普外科改行而来。“有些进修生差不多也是四十多岁。这些半路出家的医生，成了后来医美行业医生的另一主要来源。”韩娟介绍说，还有一种现象需要警惕——挂证。
此前，联合丽格医疗美容投资连锁集团董事长李滨曾指出，尽管没有具体数字，但业内人士估计，现在，国内医美执业医生的数量比正规医美机构的数量还要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医美机构就会租借医美医生的执照去骗申资质。
换句话说，医美机构虽然有合法资质，但其实是一个空壳，其名下的医生都是空挂，真正行医的可能只是护士或者是根本没有行医资格的社会人员。对此，李滨表示，这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黑医美，而且在业界并不少见。
非法诊疗难以查处之痛
2017年5月，国家卫计委（现国家卫健委）、中央网信办、公安部、人社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总局与国家食药监总局7部门联合开展了打击非法医美专项行动。
然而，业界人士向记者坦言，只有发生医疗责任事故，那些非法医美的从业人员才会承担刑事责任，一般情况下，黑医美诊所被发现后的处罚都很轻——没收医疗器械，处以最高两万元的罚金。在这种情况下，黑医美很难杜绝。
非法行医带来的问题多多，不过，韩娟也一再表示，医美事故听起来虽然很可怕，但发生率都很低，远远低于传统医疗领域的手术风险，否则国家也不会批准大规模商业化了。
理论上，由于医疗美容属于医疗范畴，所有的医疗行为都有风险。韩娟说，比如，割双眼皮的一个副作用是干眼症，有的没割好，还会导致闭不上眼。抽脂手术听起来毫无风险，但如果术前检查不严格，遇到身体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会导致手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还有肥胖患者需要进行大量抽脂的“环吸术”，“你可以理解为就像烤鸭在炉子里那样转着圈地吸脂”，由于抽脂量大，会造成皮肤与身体组织的分离，实际上就是大面积的创伤，造成体液在短时间内的大量丧失，搞不好会休克甚至当场死亡。
而现在的问题是，消费者一旦出现问题，即便是想向卫生部门举报，但很多都会面临取证难问题。赫珺即是如此。
赫珺曾经在鼻子出现问题后求助整形大夫，“她听到我的鼻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有些害怕，让我取出来，给我找的北京正规微整医院，那家医院的院长看到我的情况后，拒绝了我的手术。当我再次找到那名给我隆鼻的大夫，让她给我承担医药费取出假体的时候，她当时在电话里就拒绝了，并且还把我拉黑了，从此之后电话也不接。”
而赫珺向卫生部门进行举报，也是无功而返：卫生部门找不到隆鼻大夫本人，在美容院进行调查时，包括麻醉、微针等相关器械也是不见踪影。
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邓利强认为，取证困难乃至无法查处，或者说没有能力去查处，造成了微整形现在遍地开花的状况。
“我们真的见过一些非常惨痛的教训，把美容变毁容。维权难的出现，是因为正规的医疗机构有积累证据的意识，所有的医疗行为都可以回溯，能检查，能处理问题。非法机构恰恰是为了规避这些，根本没有办法回溯，这也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在。”邓利强说，消费者在选择这种机构时就已经把自己置于风险之中。消费者要自觉自愿地，从选择之日起，就把自己的健康置于法律的范畴之内，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