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钟表玩物，无不毕集其中。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
每座城市都会有个市中心，即使在百年前也不例外。在这样的繁华地段中，旺铺、字号林林总总，各有特色。这种茂盛的生机似乎具有某种魔力，牵引着人们的脚步难以停歇。如此热闹的生活气息，不仅成为老百姓们纷纷来此购得生活所需的场所，也令不少或是具有商业眼光、或者原本就是为了糊口的人争相希望能在此地掘得一桶金，就连平时难以跟市井打交道的达官贵人们，有的隔三岔五地也要来逛一逛。今天我们来品味老字号，实际上就是品味一种生活气氛、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历史和一种文化。
是道风景
提到百年前商业街与老字号的繁华，首先让人容易想到的便是京、沪、广这三大城市。
当年上海哪条街的老字号最诱人，非南京路莫属。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被迫辟为通商口岸。1842年中英签定的《南京条约》打开了上海的大门。当时的上海县城在今天的城隍庙一带，英国人在这个椭圆形县城的北面至外滩开辟租界。
南京路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确立了它在上海近代商业发祥地的地位。它先是英租界，后成为公共租界。当时外国金融集团先在外滩建立起金融集中区，后沿着当时被称为“花园弄”的一条东西向“大马路”发展商业。随着“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和“中国国货”等五大著名环球公司的崛起，南京路便成为上海最热闹，最繁华的商业大街。到了20世纪30年代，“十里洋场”一般指的正是南京路步行街这一带，马路最宽，商店最大，东西最洋派。
南京路的形成与租界和跑马场是分不开的，“先路后店，街随店延”是它发展变迁的主要模式。
如今，沿着南京路一路数下来，店门挂“中华老字号”标牌的仅几家：邵万生、上海张小泉、沈大成、三阳南货??
其中的“邵万生”，从始创的咸丰二年算起，迄今百余年。其名声大噪，是在创始人邵万兴1870年将店开到南京路并更名“邵万生”之后，意为“生生不息，向前发展”。当年每逢蟹肥，邵万兴总让店员在门口，将阳澄湖运来的大闸蟹一只只当众过秤，只只足秤三两多，还必是雌蟹。这样的精挑细选，难怪后来造船大王包玉刚也年年来此购醉蟹。
而在另一端的中国南部的广州，现存的老字号企业中，历史最短的也有七八十年，历史最悠久的老字号企业陈李济，已有着四百多年的历史。
广州的老字号大多有着鲜明的岭南风格，岭南文化内涵丰富。如广州酒家、陶陶居、北园酒家、泮溪酒家，将岭南的饮食文化、园林文化、建筑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岭南餐饮业的奇葩。陈李济、潘高寿、敬修堂等老字号企业生产的药品，其产品类型和主治功能等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岭南特色，如王老吉凉茶、保济丸、夏桑菊等等，产品在岭南区域和东南亚地区，乃至国外的华人社会都很有市场。
老字号是广州古老文化的标志之一，例如早在1600年创建的陈李济药厂，被国家命名为“中华老字号”，成为迄今为止有据可查的最古老的中成药制药企业，有着浓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陈李济比著名的北京同仁堂还年长69岁，所以陈李济的各类药丸亦成为“广药”的代名词，形成广州陈李济、北京同仁堂和杭州胡庆余堂三足鼎立的局面。
是种融合
首都北京早在清代早期就已经形成了四大商业街区。这其中又以前门商业街为胜，不仅商业味浓，而且人气足、财气旺。
《日下旧闻考》中说：“正阳门前棚房比栉，百货云集，较前代尤盛”、“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钟表玩物、无不毕集其中。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据悉这里的商铺在4000家以上。而在众多商家的激烈竞争中，出现了一批原料好、做工精、服务周到的商号，比如马聚源帽店、天成斋鞋店、长春堂药店、长盛魁干果店、天蕙斋鼻烟铺等等。
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外，当年前门商业街上吃的、玩的好去处也不在少数。因为地处皇宫的正前方，这里云集了众多会馆；饭馆、钱庄、戏院一众排开，里面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手师傅，并且从中培养出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
在老字号发展历史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种融合、变通与交流。
这一点，北京地区的老字号表现最为明显。由于特殊的行政功能，就像今天我们常说的“京漂”一样，当年的京商也是来自全国。他们以各自的经营传统根植于北京市场的沃土上，掌控了北京城不同的商业行业，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业精华。
大致上，明清以来，北京的餐饮业多为山东商人，主要是登、莱州人氏，以东兴楼、天福号等为代表；药材和银号业多来自浙东商人，宁波人是其中的代表，同仁堂、鹤年堂、永安堂都在此范围；而我们所熟悉的晋商经营的行业较广，纸张、印染、银号、酱园等等皆有所涉及，并且占了很大份额和很强势的地位，比如六必居；以商业头脑发达著称的徽商则主要从事茶叶、布匹等行当，例子为张一元、森泰、吴裕泰等。
外地商业渗透北京老字号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外地商人来北京开店起家；还有一种则是原本发家于外地，后将分号开至北京。比如著名的盛锡福，从当年的外壳包装上我们能看到，其总号在天津法租界。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在此不多赘述。
是种文化
今天我们通过老字号的历史来探究其文化，暂且抛弃管理这些深层次的学问不谈，单从牌匾——这个人们最直观的感受上，就能看出个端倪。
开店铺的人们都希望将来名号能叫得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取个好名字，是商人们非常重视的事情。这个名字既要朗朗上口，容易被人记住，又要具有美好的寓意。往往在买卖正式开张之前，便开始琢磨起什么字号。不过，早年间许多做买卖的人其实自身并没有多少文化底子，但是没关系，因为那时的文人墨客跟一些买卖家保持着密切关系，自己不行，可以向文人墨客去求个字号。比如内联升。据说，创办人赵廷肚里没多少墨水。鞋店开张前，为了起个好字号，他不惜重金，四处求人，最后选定了内联升。这三个字有讲究：内指大内，也就是朝廷；联，与连谐音，体现这个字号与大内有关系；升，有步步高升、连升三级之意。
仍以老北京的字号为例，其来源不一，有直接以人的姓名为名，如“王致和”、“王麻子”、“馄饨侯”、“烤肉宛”等；还有以地名和名胜古迹做字号的，如“丰泽园”、“柳泉居”等。另外，也有顾客叫出来的字号，如“砂锅居”最早的字号叫“和顺居”，取和和顺顺之意，因为它用一口明代的大砂锅煮肉，以肉味奇香取胜，招徕食客如云，以致大家几乎都知道他家这口大砂锅，于是习惯性称为“砂锅居”，后来店家索性就用了这个名字。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存的老字号匾额中，由郭沫若题写的很多。郭老为人比较随和，题匾不收“润笔”，有时请他吃顿饭就能讨块“匾”。当然了，郭老不会随便乱题，也不会只看字号的名气大小，需要机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据说有一次，郭老和夫人到“都一处”品尝烧麦，跟经理栾寿山和几位职工聊起乾隆写的虎头匾的故事。栾寿山灵机一动，说“虎头匾只能挂在店里，我们店门口还缺块匾。”说到这里，他有意卡了壳。郭老看穿了他的心思，爽快地说：“我给你们写吧，不过，我可没皇上写得好。”没过几天，郭老果然给栾寿山打电话让他来取字，“都一处”的匾就这么挂出去了。
每座城市都会有个市中心，即使在百年前也不例外。在这样的繁华地段中，旺铺、字号林林总总，各有特色。这种茂盛的生机似乎具有某种魔力，牵引着人们的脚步难以停歇。如此热闹的生活气息，不仅成为老百姓们纷纷来此购得生活所需的场所，也令不少或是具有商业眼光、或者原本就是为了糊口的人争相希望能在此地掘得一桶金，就连平时难以跟市井打交道的达官贵人们，有的隔三岔五地也要来逛一逛。今天我们来品味老字号，实际上就是品味一种生活气氛、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历史和一种文化。
是道风景
提到百年前商业街与老字号的繁华，首先让人容易想到的便是京、沪、广这三大城市。
当年上海哪条街的老字号最诱人，非南京路莫属。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被迫辟为通商口岸。1842年中英签定的《南京条约》打开了上海的大门。当时的上海县城在今天的城隍庙一带，英国人在这个椭圆形县城的北面至外滩开辟租界。
南京路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确立了它在上海近代商业发祥地的地位。它先是英租界，后成为公共租界。当时外国金融集团先在外滩建立起金融集中区，后沿着当时被称为“花园弄”的一条东西向“大马路”发展商业。随着“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和“中国国货”等五大著名环球公司的崛起，南京路便成为上海最热闹，最繁华的商业大街。到了20世纪30年代，“十里洋场”一般指的正是南京路步行街这一带，马路最宽，商店最大，东西最洋派。
南京路的形成与租界和跑马场是分不开的，“先路后店，街随店延”是它发展变迁的主要模式。
如今，沿着南京路一路数下来，店门挂“中华老字号”标牌的仅几家：邵万生、上海张小泉、沈大成、三阳南货??
其中的“邵万生”，从始创的咸丰二年算起，迄今百余年。其名声大噪，是在创始人邵万兴1870年将店开到南京路并更名“邵万生”之后，意为“生生不息，向前发展”。当年每逢蟹肥，邵万兴总让店员在门口，将阳澄湖运来的大闸蟹一只只当众过秤，只只足秤三两多，还必是雌蟹。这样的精挑细选，难怪后来造船大王包玉刚也年年来此购醉蟹。
而在另一端的中国南部的广州，现存的老字号企业中，历史最短的也有七八十年，历史最悠久的老字号企业陈李济，已有着四百多年的历史。
广州的老字号大多有着鲜明的岭南风格，岭南文化内涵丰富。如广州酒家、陶陶居、北园酒家、泮溪酒家，将岭南的饮食文化、园林文化、建筑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岭南餐饮业的奇葩。陈李济、潘高寿、敬修堂等老字号企业生产的药品，其产品类型和主治功能等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岭南特色，如王老吉凉茶、保济丸、夏桑菊等等，产品在岭南区域和东南亚地区，乃至国外的华人社会都很有市场。
老字号是广州古老文化的标志之一，例如早在1600年创建的陈李济药厂，被国家命名为“中华老字号”，成为迄今为止有据可查的最古老的中成药制药企业，有着浓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陈李济比著名的北京同仁堂还年长69岁，所以陈李济的各类药丸亦成为“广药”的代名词，形成广州陈李济、北京同仁堂和杭州胡庆余堂三足鼎立的局面。
是种融合
首都北京早在清代早期就已经形成了四大商业街区。这其中又以前门商业街为胜，不仅商业味浓，而且人气足、财气旺。
《日下旧闻考》中说：“正阳门前棚房比栉，百货云集，较前代尤盛”、“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钟表玩物、无不毕集其中。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据悉这里的商铺在4000家以上。而在众多商家的激烈竞争中，出现了一批原料好、做工精、服务周到的商号，比如马聚源帽店、天成斋鞋店、长春堂药店、长盛魁干果店、天蕙斋鼻烟铺等等。
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外，当年前门商业街上吃的、玩的好去处也不在少数。因为地处皇宫的正前方，这里云集了众多会馆；饭馆、钱庄、戏院一众排开，里面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手师傅，并且从中培养出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
在老字号发展历史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种融合、变通与交流。
这一点，北京地区的老字号表现最为明显。由于特殊的行政功能，就像今天我们常说的“京漂”一样，当年的京商也是来自全国。他们以各自的经营传统根植于北京市场的沃土上，掌控了北京城不同的商业行业，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业精华。
大致上，明清以来，北京的餐饮业多为山东商人，主要是登、莱州人氏，以东兴楼、天福号等为代表；药材和银号业多来自浙东商人，宁波人是其中的代表，同仁堂、鹤年堂、永安堂都在此范围；而我们所熟悉的晋商经营的行业较广，纸张、印染、银号、酱园等等皆有所涉及，并且占了很大份额和很强势的地位，比如六必居；以商业头脑发达著称的徽商则主要从事茶叶、布匹等行当，例子为张一元、森泰、吴裕泰等。
外地商业渗透北京老字号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外地商人来北京开店起家；还有一种则是原本发家于外地，后将分号开至北京。比如著名的盛锡福，从当年的外壳包装上我们能看到，其总号在天津法租界。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在此不多赘述。
是种文化
今天我们通过老字号的历史来探究其文化，暂且抛弃管理这些深层次的学问不谈，单从牌匾——这个人们最直观的感受上，就能看出个端倪。
开店铺的人们都希望将来名号能叫得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取个好名字，是商人们非常重视的事情。这个名字既要朗朗上口，容易被人记住，又要具有美好的寓意。往往在买卖正式开张之前，便开始琢磨起什么字号。不过，早年间许多做买卖的人其实自身并没有多少文化底子，但是没关系，因为那时的文人墨客跟一些买卖家保持着密切关系，自己不行，可以向文人墨客去求个字号。比如内联升。据说，创办人赵廷肚里没多少墨水。鞋店开张前，为了起个好字号，他不惜重金，四处求人，最后选定了内联升。这三个字有讲究：内指大内，也就是朝廷；联，与连谐音，体现这个字号与大内有关系；升，有步步高升、连升三级之意。
仍以老北京的字号为例，其来源不一，有直接以人的姓名为名，如“王致和”、“王麻子”、“馄饨侯”、“烤肉宛”等；还有以地名和名胜古迹做字号的，如“丰泽园”、“柳泉居”等。另外，也有顾客叫出来的字号，如“砂锅居”最早的字号叫“和顺居”，取和和顺顺之意，因为它用一口明代的大砂锅煮肉，以肉味奇香取胜，招徕食客如云，以致大家几乎都知道他家这口大砂锅，于是习惯性称为“砂锅居”，后来店家索性就用了这个名字。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存的老字号匾额中，由郭沫若题写的很多。郭老为人比较随和，题匾不收“润笔”，有时请他吃顿饭就能讨块“匾”。当然了，郭老不会随便乱题，也不会只看字号的名气大小，需要机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据说有一次，郭老和夫人到“都一处”品尝烧麦，跟经理栾寿山和几位职工聊起乾隆写的虎头匾的故事。栾寿山灵机一动，说“虎头匾只能挂在店里，我们店门口还缺块匾。”说到这里，他有意卡了壳。郭老看穿了他的心思，爽快地说：“我给你们写吧，不过，我可没皇上写得好。”没过几天，郭老果然给栾寿山打电话让他来取字，“都一处”的匾就这么挂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