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前夕，清华大学的一位老师告诫我说：“德国是法西斯专政的国家，一定要谨言慎行，对政治不要随便发表意见。”
　　到了德国以后，抵制犹太人的高潮已经接近尾声。老百姓绝大多数拥护希特勒，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希特勒的内政外交，我们可以存而不论，但他说世界上只有他们所谓的北方人是文明的创造者，而中国人等则是文明的破坏者。这种胡说八道的谬论引起了中国留学生的极大愤怒，但我们寄人篱下，只有敢怒而不敢言了。
　　在我认识的德国人中间，确实也有激烈地反对希特勒的人，不过人数极少，而且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都隐忍不露。我同德国人在一起，不管是多么要好的朋友，我都嚴守“莫谈国事”的座右铭。日子一久，他们也都看出了这一点。有的主动跟我谈希特勒，先是谈，后是骂，最后是破口大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退休的法官，岁数比我大一倍。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他无不激烈反对。他好像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汉，只有同我们在一起时，才敢讲几句心里话发泄一下。
　　一般说起来，德国人在政治上并不敏感，而且有点儿迟钝。能认识一两个人，也就很不错了，我也很满意。我们几个常在一起的中国学生不常同他们往来。有时候，在星期天，我们相约到山上林中去散步。我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大概也一样。记得有几次在春天，风和日丽，林泛新绿，鸟语花香，寂静无人。我们坐在长椅上，在骀荡的春风中大骂希特勒，也确实是人生一乐。林深人稀，不怕有人偷听，每个人都敢于放言高论，胸中郁垒，一朝涤尽。此时，虽然身边眼前美景如画，我们都视而不见了。
　　讲到反对希特勒的人，我不禁想到伯恩克一家。所谓一家，只有母女二人。我和伯恩克小姐都学习斯拉夫语言学。她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风闻伯恩克小姐的父亲是1/4或1/6犹太人，已经越过了被屠杀、被迫害的临界线，所以才能安然住下去。母女二人形影相依，感情极其深厚。伯恩克小姐的母亲谈吐风雅，样样精通，下厨房做饭也是行家里手，在缺粮的情况下也能烹制出一桌颇为像样的饭菜。
　　她们对法西斯的一切倒行逆施，无不痛恨。正如我在上面讲到的那样，有这种想法的德国人只能忍气吞声，但是，一旦同我们在一起，她们就能够畅所欲言，一吐为快了。
　　当时的日子确实是非常难过的。张维、陆士嘉和我，我们几个中国人，除了忍受德国人普遍必须忍受的一切灾难之外，还有更多的灾难，我们还有家国之思。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到了伯恩克家里，我才能暂时忘忧，仿佛找到了一个安全岛，一个桃花源，一个避秦乡。因此，我们往往不顾外面响起的空袭警报，尽兴畅谈，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一直谈到深夜才蓦地想起我应该回家了。一走出大门，外面漆黑一团，寂静无声，宇宙间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离开德国以后，曾给她母女二人写过一封信，回国以后，没有再联系。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我见到张维，他告诉我说，伯恩克小姐嫁了一个瑞典人，母女搬到北欧去住。母亲九十多岁去世，女儿仍在瑞典。今生还能见到她吗？希望可以说是渺茫了。
　　（摘自《季羡林自传》武汉出版社 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