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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岁的屈峰，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毕业生，现在是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在文物修复处做木器修复。2006年，他怀揣着希冀“与自身专业相关，在故宫博物院工作高大上”的愿望，通过了4轮考试，进入了故宫博物院。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屈峰一晃就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十年，这其间他有内心的挣扎，有看着文物在他手中被修复后的喜悦，也有对文物修复未来满满的担忧。《经济》记者见到他时，他正戴着口罩，在充满尘土味道的故宫博物院修复室里修复清代紫檀木。
修：拼图游戏
摆放整齐的古代木器、用于切割木料的现代化工具、一本厚厚的清宫档案、三张办公桌……填满了整间屋子。屈峰在自己的办公桌旁，一边眼睛盯着清代的紫檀木，一边手做着记号。“做记号表明我已经从运来的残件中找到了可拼接的另一块。”屈峰解释说。
这只是进行修复前的查找环节。屈峰介绍说，一般情况下，一件文物被分配到这里，修复人员首先要对文物进行基本清理，然后拍照留存根，随后在有伤的地方标上记号，并进行统计。之后根据送来的残件对文物进行大概拼装，确认完之后进行分析。最后形成具体的修复方案进行报备，讨论通过后才开始修复。
看起来挺复杂的一件事，在屈峰看来，修复本质就是完成一个拼图游戏。不同的是，这一件件东西必须要小心对待，不能出一丁点差错。
“所以说我们这工作属于高危嘛。”屈峰笑着说，同样是工作，做好了没事，没做好就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但我们也是普通人啊。”
说到这里，屈峰指着他办公桌上的紫檀木：“你看，这两件紫檀木原本是对称的，但另外一边的轮廓却无法从残件中找到。”
“用机器扫描，然后录入电脑行不？”记者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屈峰解释说，以前的东西大多是纯手工制作，就算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也会不一样。当在残件中找不到丢失的这一块时，屈峰采取的办法是用橡皮泥先按照已存在的那部分来捏出大体模样，再放入残缺处进行细微改动，在完全合适的情况下，再把橡皮泥模型扫描进电脑，最后用同样材质的木头做出来。
“再粘上我自制的鱼鳔胶，整个修复就完成大半了。”屈峰一边说着，一边拿来他自制的鱼鳔胶——土黄色的液体凝固在锅周围，屈峰说，“用时加点水，煮开就能用。”
在古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贵族阶级流行用鱼鳔来做胶，普通老百姓用猪皮来做胶。“我们选择与当时工艺相同的手法来完成整个拼接。”屈峰说。
难：推理和抉择
在修复行业，用这样4个字来评判修复的好坏——“修旧如旧”。“恰恰‘如旧’是文物修复工作者难做的地方。”屈峰说。
一方面是技术上的困难，屈峰指了指桌上还未修复完的木器说：“这木器啊，不好修，有时候也许折腾了一个月，才发现根本无法找到修复的办法，像这种情况也就只有搁置，等到下次有机会时再进行修复。”
另一方面，是选择的困难。木器和其他文物修复还不一样，木器经过时间的积累，会存在变形等情况，这时候的如旧到底是应该恢复到木器制作成型时的模样，还是变形之后的模样呢？
“根据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屈峰说。
让他最头疼的是2013年修复的一件紫檀嵌粉彩瓷片的椅子。这类椅子总共有14把，需要修复的这一把椅子残损比较严重：四条椅子腿中，三条都已经断了，而且椅子的压板和尾部都已经劈裂。
刚接到这个任务，屈峰就把整个椅子端详了一番，与一般椅子相比，要小一点。而且一次制作了14把，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这椅子的制作极有可能与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有关。”
这把椅子名叫坤椅，是专供宫廷女子所坐。椅维是七屏风式的构造，边框用紫檀木围绕，并在边框中嵌入黄花梨木做木板。在木板的中间再嵌入有吉祥寓意花鸟图案的粉彩瓷片，比如鹌鹑和菊花、喜鹊和梅花、牡丹和孔雀等。“这些东西都很有讲究，这样复杂的工艺更加说明这把椅子的历史价值。”屈峰这样认为。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把这椅子修复到如刚生产出来的模样还是椅子腿变形之后的模样呢？
屈峰斟酌再三，又拿来其他13把椅子进行比对，一要保持椅子的平衡感，二要保持椅子的历史感和年代感。最终屈峰决定把这把椅子恢复到如其他13把椅子一样。
“你没经历过，可能不知道，每一次的选择都很两难，不管修复到哪个年代的模样，都是文物，都有历史价值，但让我们做这个选择题，就很艰难。”屈峰说。
念：情怀？金钱？
十年来，屈峰经手的文物至少也有几百件了，无论是小器作还是大木作，都能拿来就上手。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记者在修复室待了一会，就发现喉咙很不舒服。问及屈峰等人的感受，他们说这里灰尘很大，口罩是他们的强大军团。尽管如此，对身体的伤害还是很大，而且是永久性的。这方面，屈峰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多做好防护。但他们并不因为这些而不好好修文物，“我们是有情怀的人。”屈峰略显尴尬地说。
实际上，这年头，情怀是很重要，但能生存下去更重要。这也是屈峰他们这批修文物的工作者所困惑之处——修文物的工资待遇并不高。“反正饿不死，但如果想非常体面地在北京生存，还是有些困难。”谈及此，屈峰眼神暗淡了不少。
回到刚才并未继续深入的话题，屈峰认为，一线修复人员做着在别人看来很重要的工作，每天面对着不能出一丁点差错的文物，内心压力可想而知。但毕竟人无完人，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最简单又现实的问题：如果在工作时还在为孩子的奶粉钱而发愁，谁还有心思好好修文物呢？”屈峰说。
因此，恰逢这一轮国家对文物保护的关注，屈峰希望修复工人的待遇能够好一点，“这待遇能撑得起这份想修文物的情怀就可以”。
另外屈峰比较担心的一点是修文物的接班人的培养。
“现在从学校走出来的学生，他们的实践能力远远不够。”屈峰对此十分担忧。他认为，学校对学生的学科培养上，第一，门类需要细化，不能设置一个比较笼统的学科，比如文博专业。“什么都学一点，就会导致什么也都不会。”第二，不仅要知道文物的材料，还需要知道当初制作这件文物时的加工工艺。到了今天的年代，涉及文物保护，该如何保护等。第三，要有综合的文物素养，文物的价值不仅仅在某一方面，有时候它既具有历史价值也有审美价值，或者更具有现实意义。
谈及此，屈峰又拿出了他自己制作的宝贝——鱼鳔胶。他指着鱼鳔胶对记者说，学理科的人能够分析出文物的成分，但他如果没有相关历史知识的话，就无法精确到具体的点，拿鱼鳔胶来说，他们就不知道到底是用哪种动物做出的胶。
“文物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屈峰认为，人和物互相影响，人借物抒情，物则通过人才有了生命。文物的修复，并不只是让文物这个物件存在于世，而是将自己的感受融入修复的文物中，让它能够继续保留和传播文化。
文物修复，无论是针对青铜器、雕塑、陶瓷、书画，或是玉器、钱币、家具、织物等杂项，都能归为手工艺这一类。说俗一点，是一门手艺。但是这门手艺是以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手工技艺，去恢复了历史的遗存，再现了艺术的创造。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对于身边每一件文物来说我们都是匆匆的过客，如何对待这些延续历史文明的载体，努力让它保持历史原貌，同时也保持其艺术价值和现代社会价值，使其完好地从我们手中传给后人，是广大文物修复工作者肩上的一个历史重任。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屈峰一晃就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十年，这其间他有内心的挣扎，有看着文物在他手中被修复后的喜悦，也有对文物修复未来满满的担忧。《经济》记者见到他时，他正戴着口罩，在充满尘土味道的故宫博物院修复室里修复清代紫檀木。
修：拼图游戏
摆放整齐的古代木器、用于切割木料的现代化工具、一本厚厚的清宫档案、三张办公桌……填满了整间屋子。屈峰在自己的办公桌旁，一边眼睛盯着清代的紫檀木，一边手做着记号。“做记号表明我已经从运来的残件中找到了可拼接的另一块。”屈峰解释说。
这只是进行修复前的查找环节。屈峰介绍说，一般情况下，一件文物被分配到这里，修复人员首先要对文物进行基本清理，然后拍照留存根，随后在有伤的地方标上记号，并进行统计。之后根据送来的残件对文物进行大概拼装，确认完之后进行分析。最后形成具体的修复方案进行报备，讨论通过后才开始修复。
看起来挺复杂的一件事，在屈峰看来，修复本质就是完成一个拼图游戏。不同的是，这一件件东西必须要小心对待，不能出一丁点差错。
“所以说我们这工作属于高危嘛。”屈峰笑着说，同样是工作，做好了没事，没做好就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但我们也是普通人啊。”
说到这里，屈峰指着他办公桌上的紫檀木：“你看，这两件紫檀木原本是对称的，但另外一边的轮廓却无法从残件中找到。”
“用机器扫描，然后录入电脑行不？”记者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屈峰解释说，以前的东西大多是纯手工制作，就算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也会不一样。当在残件中找不到丢失的这一块时，屈峰采取的办法是用橡皮泥先按照已存在的那部分来捏出大体模样，再放入残缺处进行细微改动，在完全合适的情况下，再把橡皮泥模型扫描进电脑，最后用同样材质的木头做出来。
“再粘上我自制的鱼鳔胶，整个修复就完成大半了。”屈峰一边说着，一边拿来他自制的鱼鳔胶——土黄色的液体凝固在锅周围，屈峰说，“用时加点水，煮开就能用。”
在古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贵族阶级流行用鱼鳔来做胶，普通老百姓用猪皮来做胶。“我们选择与当时工艺相同的手法来完成整个拼接。”屈峰说。
难：推理和抉择
在修复行业，用这样4个字来评判修复的好坏——“修旧如旧”。“恰恰‘如旧’是文物修复工作者难做的地方。”屈峰说。
一方面是技术上的困难，屈峰指了指桌上还未修复完的木器说：“这木器啊，不好修，有时候也许折腾了一个月，才发现根本无法找到修复的办法，像这种情况也就只有搁置，等到下次有机会时再进行修复。”
另一方面，是选择的困难。木器和其他文物修复还不一样，木器经过时间的积累，会存在变形等情况，这时候的如旧到底是应该恢复到木器制作成型时的模样，还是变形之后的模样呢？
“根据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屈峰说。
让他最头疼的是2013年修复的一件紫檀嵌粉彩瓷片的椅子。这类椅子总共有14把，需要修复的这一把椅子残损比较严重：四条椅子腿中，三条都已经断了，而且椅子的压板和尾部都已经劈裂。
刚接到这个任务，屈峰就把整个椅子端详了一番，与一般椅子相比，要小一点。而且一次制作了14把，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这椅子的制作极有可能与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有关。”
这把椅子名叫坤椅，是专供宫廷女子所坐。椅维是七屏风式的构造，边框用紫檀木围绕，并在边框中嵌入黄花梨木做木板。在木板的中间再嵌入有吉祥寓意花鸟图案的粉彩瓷片，比如鹌鹑和菊花、喜鹊和梅花、牡丹和孔雀等。“这些东西都很有讲究，这样复杂的工艺更加说明这把椅子的历史价值。”屈峰这样认为。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把这椅子修复到如刚生产出来的模样还是椅子腿变形之后的模样呢？
屈峰斟酌再三，又拿来其他13把椅子进行比对，一要保持椅子的平衡感，二要保持椅子的历史感和年代感。最终屈峰决定把这把椅子恢复到如其他13把椅子一样。
“你没经历过，可能不知道，每一次的选择都很两难，不管修复到哪个年代的模样，都是文物，都有历史价值，但让我们做这个选择题，就很艰难。”屈峰说。
念：情怀？金钱？
十年来，屈峰经手的文物至少也有几百件了，无论是小器作还是大木作，都能拿来就上手。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记者在修复室待了一会，就发现喉咙很不舒服。问及屈峰等人的感受，他们说这里灰尘很大，口罩是他们的强大军团。尽管如此，对身体的伤害还是很大，而且是永久性的。这方面，屈峰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多做好防护。但他们并不因为这些而不好好修文物，“我们是有情怀的人。”屈峰略显尴尬地说。
实际上，这年头，情怀是很重要，但能生存下去更重要。这也是屈峰他们这批修文物的工作者所困惑之处——修文物的工资待遇并不高。“反正饿不死，但如果想非常体面地在北京生存，还是有些困难。”谈及此，屈峰眼神暗淡了不少。
回到刚才并未继续深入的话题，屈峰认为，一线修复人员做着在别人看来很重要的工作，每天面对着不能出一丁点差错的文物，内心压力可想而知。但毕竟人无完人，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最简单又现实的问题：如果在工作时还在为孩子的奶粉钱而发愁，谁还有心思好好修文物呢？”屈峰说。
因此，恰逢这一轮国家对文物保护的关注，屈峰希望修复工人的待遇能够好一点，“这待遇能撑得起这份想修文物的情怀就可以”。
另外屈峰比较担心的一点是修文物的接班人的培养。
“现在从学校走出来的学生，他们的实践能力远远不够。”屈峰对此十分担忧。他认为，学校对学生的学科培养上，第一，门类需要细化，不能设置一个比较笼统的学科，比如文博专业。“什么都学一点，就会导致什么也都不会。”第二，不仅要知道文物的材料，还需要知道当初制作这件文物时的加工工艺。到了今天的年代，涉及文物保护，该如何保护等。第三，要有综合的文物素养，文物的价值不仅仅在某一方面，有时候它既具有历史价值也有审美价值，或者更具有现实意义。
谈及此，屈峰又拿出了他自己制作的宝贝——鱼鳔胶。他指着鱼鳔胶对记者说，学理科的人能够分析出文物的成分，但他如果没有相关历史知识的话，就无法精确到具体的点，拿鱼鳔胶来说，他们就不知道到底是用哪种动物做出的胶。
“文物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屈峰认为，人和物互相影响，人借物抒情，物则通过人才有了生命。文物的修复，并不只是让文物这个物件存在于世，而是将自己的感受融入修复的文物中，让它能够继续保留和传播文化。
文物修复，无论是针对青铜器、雕塑、陶瓷、书画，或是玉器、钱币、家具、织物等杂项，都能归为手工艺这一类。说俗一点，是一门手艺。但是这门手艺是以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手工技艺，去恢复了历史的遗存，再现了艺术的创造。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对于身边每一件文物来说我们都是匆匆的过客，如何对待这些延续历史文明的载体，努力让它保持历史原貌，同时也保持其艺术价值和现代社会价值，使其完好地从我们手中传给后人，是广大文物修复工作者肩上的一个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