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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人
这家伙从出生起就吃不饱，赶上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年代。每逢开饭，他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着别人的碗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公然地抢夺堂姐碗中的那份食物，抢得涕泗横流。
那是1960年的春天，能吃的东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无一能幸免。有一次，学校拖来了一车好煤，他拿起一块就放在嘴里嚼，同学们也跟着一起嚼，都说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他们就在下边嚼煤，咯嘣咯嘣一片响，全都一嘴乌黑。
1976年，他当了兵，从此和饥饿道了别。从新兵连分到新单位时，精粉的小馒头，他一次就吃了8个，肚子里还有空，但不好意思再吃了。因为炊事员对食堂管理员说：“坏了，来了大肚汉。”
后来，日子过好了，一上宴席，他却仍是迫不急待，生怕捞不到似的猛吃。好多朋友攻击他，说他吃起饭来奋不顾身，好像狼一样。
他一次一次牢牢记着，少吃，慢吃，吃时嘴巴不响，眼光不恶，夹菜时只夹一根菜或一根豆芽，像小鸟一样。
他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见到好吃的，便立刻恢复原样。每当他从电视上看到鳄鱼一边吞食一边流泪的可恶样子，马上就联想到自己。
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他能成为一个作家，缘于有个“右派”大学生说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听说作家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儿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呼呼地往外冒。
他不相信天下竟有富贵到每天都可以吃三顿饺子的人，但大学生用蔑视的口吻对他说，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
从此他就知道了，只要当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是肥肉馅儿的。那时，他就下定了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
为了能一天三顿都吃饺子，他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后来被导演看中，改编成电影《红高粱》，并且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
他，就是著名作家莫言。
牙医的奋斗
因为父母都是医生，所以他从小就在医院里长大，他家对面就是太平间。他的内心生成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每当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树梢伸向空中，他就会发抖。
后来，因为父亲的努力，他进了镇上的卫生所，当上了一名牙医。牙医是什么工作?在过去是和修鞋的、修钟的、打铁的、理发的属于同一个工种，全都是撑起一把洋伞，将钳子、镊子和先前拔下的牙齿放在柜子上一字排开，以此招徕顾客。
他一进去只是个学徒，拔牙、治牙、做牙、镶牙是一条龙学习，需要每天手握钢钳工作8小时，准时上班，准时下班(这太难受了)。他常常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大街，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有一天，他看着看着，心头涌上一股悲凉，一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街，他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
当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因为他看见文化馆的人大多懒懒散散，他觉得这样挺不错。当时能进入文化馆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他来说，作曲和绘画太难了，就只剩下写作了。
于是，他开始写作。一边拔牙一边写作，拔牙是没有办法，写作是为了以后不拔牙，为了能进文化馆。
那天，他正在卫生所里拔一颗牙，突然电话铃响了。当时整个卫生所只有一部电话，那种手摇的电话需要通过总机转号。好不容易接通了电话，他发现这是一个北京的长途，长途电话是《北京文学》的一个女编辑打来的。女编辑告诉他，他寄给《北京文学》的三篇小说都要发表，其中有一篇需要修改一下，希望他立刻去北京。
北京一行，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当他从北京回到他所居住的那个小镇上时，小镇轰动了，因为他是镇上第一位去北京改稿的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人才，不应该再在卫生所拔牙了，于是一个月后，作为特殊人才，他到文化馆上班了。
他因他的写作而尝到了甜头，一发不可收拾，直到一个更大的甜头到来。1993年，他的长篇小说《活着》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接着他写了另一个著名的长篇《许三观卖血记》，同样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这个牙医出身的作家名叫余华。
写作是为了活着
他，曾经发了不少牢骚，百般不休地质问上帝，怎么就把他的腿给弄瘸了?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他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出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没事可做的时候，他就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一个问题，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是死呢?还是不死?
后来，他终于想通了，上帝给予“生”，同时也给予了“死”，所以死实在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因为死必然会降临，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
当然也可以干点什么，比如画彩蛋，他画过，但不喜欢。他想起小时候的作文曾得过第一名，于是他开始用笔在本子上写点什么，他是那么害羞，一看见有人走过来，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
写作对他来说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情，要不这辈子干嘛去呢?左右苍茫时，总得有条路走，这路若不能用腿去趟，便只有用笔去找。他想：你死也就死了，你写也就写了，你就走一步算一步吧!
活着不是为了写作，但写作是为了活着。写作，最终挽救了他。他因他的写作而有了名望。有记者来采访他，问他的职业，他说是生病。的确，他活了48年，这48年大约有一半的时间被他用来生病，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
更糟糕的是，没过几年他的双肾失灵，不得不以血液透析的方式维持生命。
可是他说，生病也是生活体验的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得到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他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是人?便觉天昏地暗。等到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上“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
他，一天比一天豁达，一天比一天明白生命的意义，那便是要求生命的重量。轻，最是可怕。
这个要求生命重量的人，最终用他的笔写出了沉甸甸的生命。他用他不幸的经历告诉我们：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他便是著名残疾作家史铁生。
（洪湘云摘自《今日南国》）
这家伙从出生起就吃不饱，赶上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年代。每逢开饭，他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着别人的碗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公然地抢夺堂姐碗中的那份食物，抢得涕泗横流。
那是1960年的春天，能吃的东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无一能幸免。有一次，学校拖来了一车好煤，他拿起一块就放在嘴里嚼，同学们也跟着一起嚼，都说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他们就在下边嚼煤，咯嘣咯嘣一片响，全都一嘴乌黑。
1976年，他当了兵，从此和饥饿道了别。从新兵连分到新单位时，精粉的小馒头，他一次就吃了8个，肚子里还有空，但不好意思再吃了。因为炊事员对食堂管理员说：“坏了，来了大肚汉。”
后来，日子过好了，一上宴席，他却仍是迫不急待，生怕捞不到似的猛吃。好多朋友攻击他，说他吃起饭来奋不顾身，好像狼一样。
他一次一次牢牢记着，少吃，慢吃，吃时嘴巴不响，眼光不恶，夹菜时只夹一根菜或一根豆芽，像小鸟一样。
他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见到好吃的，便立刻恢复原样。每当他从电视上看到鳄鱼一边吞食一边流泪的可恶样子，马上就联想到自己。
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他能成为一个作家，缘于有个“右派”大学生说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听说作家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儿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呼呼地往外冒。
他不相信天下竟有富贵到每天都可以吃三顿饺子的人，但大学生用蔑视的口吻对他说，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
从此他就知道了，只要当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是肥肉馅儿的。那时，他就下定了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
为了能一天三顿都吃饺子，他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后来被导演看中，改编成电影《红高粱》，并且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
他，就是著名作家莫言。
牙医的奋斗
因为父母都是医生，所以他从小就在医院里长大，他家对面就是太平间。他的内心生成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每当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树梢伸向空中，他就会发抖。
后来，因为父亲的努力，他进了镇上的卫生所，当上了一名牙医。牙医是什么工作?在过去是和修鞋的、修钟的、打铁的、理发的属于同一个工种，全都是撑起一把洋伞，将钳子、镊子和先前拔下的牙齿放在柜子上一字排开，以此招徕顾客。
他一进去只是个学徒，拔牙、治牙、做牙、镶牙是一条龙学习，需要每天手握钢钳工作8小时，准时上班，准时下班(这太难受了)。他常常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大街，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有一天，他看着看着，心头涌上一股悲凉，一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街，他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
当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因为他看见文化馆的人大多懒懒散散，他觉得这样挺不错。当时能进入文化馆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他来说，作曲和绘画太难了，就只剩下写作了。
于是，他开始写作。一边拔牙一边写作，拔牙是没有办法，写作是为了以后不拔牙，为了能进文化馆。
那天，他正在卫生所里拔一颗牙，突然电话铃响了。当时整个卫生所只有一部电话，那种手摇的电话需要通过总机转号。好不容易接通了电话，他发现这是一个北京的长途，长途电话是《北京文学》的一个女编辑打来的。女编辑告诉他，他寄给《北京文学》的三篇小说都要发表，其中有一篇需要修改一下，希望他立刻去北京。
北京一行，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当他从北京回到他所居住的那个小镇上时，小镇轰动了，因为他是镇上第一位去北京改稿的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人才，不应该再在卫生所拔牙了，于是一个月后，作为特殊人才，他到文化馆上班了。
他因他的写作而尝到了甜头，一发不可收拾，直到一个更大的甜头到来。1993年，他的长篇小说《活着》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接着他写了另一个著名的长篇《许三观卖血记》，同样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这个牙医出身的作家名叫余华。
写作是为了活着
他，曾经发了不少牢骚，百般不休地质问上帝，怎么就把他的腿给弄瘸了?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他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出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没事可做的时候，他就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一个问题，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是死呢?还是不死?
后来，他终于想通了，上帝给予“生”，同时也给予了“死”，所以死实在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因为死必然会降临，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
当然也可以干点什么，比如画彩蛋，他画过，但不喜欢。他想起小时候的作文曾得过第一名，于是他开始用笔在本子上写点什么，他是那么害羞，一看见有人走过来，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
写作对他来说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情，要不这辈子干嘛去呢?左右苍茫时，总得有条路走，这路若不能用腿去趟，便只有用笔去找。他想：你死也就死了，你写也就写了，你就走一步算一步吧!
活着不是为了写作，但写作是为了活着。写作，最终挽救了他。他因他的写作而有了名望。有记者来采访他，问他的职业，他说是生病。的确，他活了48年，这48年大约有一半的时间被他用来生病，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
更糟糕的是，没过几年他的双肾失灵，不得不以血液透析的方式维持生命。
可是他说，生病也是生活体验的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得到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他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是人?便觉天昏地暗。等到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上“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
他，一天比一天豁达，一天比一天明白生命的意义，那便是要求生命的重量。轻，最是可怕。
这个要求生命重量的人，最终用他的笔写出了沉甸甸的生命。他用他不幸的经历告诉我们：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他便是著名残疾作家史铁生。
（洪湘云摘自《今日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