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李井泉重回解放区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领导晋绥军民战胜特大自然灾害，竭尽全力支援前线，为西北和华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晋绥成为陕甘宁的唯一后方和保障中心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发起重点进攻后，陕甘宁97%的地区都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摧残和破坏。与之一河之隔的晋绥，成了唯一后方和保障中心。
　　鉴于敌我兵力悬殊，中共中央曾计划全部迁往晋绥，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在此之前，驻扎在瓦窑堡至清涧一带的中共中央机关，已陆续向晋西北转移。
　　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两天后，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通知晋绥军区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和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中央决定全部先后转移到晋绥，晋绥军区第3纵队独立第5旅过河接应，保障转移安全。
　　25日，中共中央通电晋察冀、晋绥和晋冀鲁豫各地负责人，告知：“我中央和军委机关除留极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以外，其余部分和老弱妇孺包括董老、吴老等均移到晋西北柳林、临县、兴县地区。”
　　当天，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西北野战军前身），取得了青化砭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第31旅主力并活捉旅长李纪云，陕北战场首战告捷。
　　27日，中共中央致电贺龙、李井泉，并告彭德怀、习仲勋（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改变全部迁往晋绥的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随后，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等领导，途经晋绥前往华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4月11日，中共中央电告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和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等人：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织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
　　中央后委的工作机构，包括中央军委情报、通信、机要、秘书等单位，如军委一局（小部）、二局、三局，中央机要处、秘书处、办公厅、立法委员会、城市工作部、情报部、外事组、总卫生部、交际处、妇女工作委员会等。杨尚昆回忆，中央后委有3000人，“绝大部分住在临县三交镇的三个行政村和十二個自然村”。
　　除了中央后委，还有其他一些中央直属机关单位和家属，总数超过了2万人。一时间，晋绥解放区黄河东岸一带，电报声声，炊烟袅袅，人来车往，热闹空前。
　　如此众多机关单位来到晋绥，其安全、办公、交通、粮食、战勤、马匹、草料等方方面面，都要依靠晋绥。李井泉和晋绥分局做了大量工作，从选址到生活，从警卫到运输，调配有限资源统筹安排，在不影响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前提下，努力做好服务。
　　事后，叶剑英和杨尚昆向中央汇报说：“此次大批人马来到晋绥，当然使晋绥的粮草、财政等增加支出，同时动员（晋绥）军区、分区、各机关牲口（分局决定不动员老百姓的牲口，免误农事），使各机关的运输计划不无搞乱一些。总的说来，晋绥方面对中央直属机关的照顾，是尽了自己的力量。”
　　此时晋绥成为陕甘宁的大后方。8月，国民党军占领了陕甘宁边区全部县城和大部村镇，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也东渡黄河撤到了临县。

救济灾民，是摆在李井泉和晋绥分局面前的又一道难题

　　1947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在国民党军队疯狂破坏下，加之特大自然灾害，遭到毁灭性打击。
　　时任晋绥联防军后勤部部长的白如冰在《后勤会议汇报提纲》中说：“由于敌人的残酷及其初期的优势，差不多全边区百分之九十七的地区（只有几个镇子未到）都遭到敌人的摧残蹂躏，老百姓多年来辛辛苦苦建立的家务——盆盆罐罐、粮食牲口，被敌人吃的吃、抢的抢、烧的烧，差不多糟蹋殆尽。”
　　时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在华北财经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十年建设，一年便打垮和打烂了。在某种意义上，差不多又回复到苏维埃时期的困难状态了。”
　　陕甘宁《边区政报》曾记载：“边区十分之九以上的地区和一百五十万人民，惨遭胡匪洗劫与蹂躏。”
　　与1946年相比，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减少约25%，粮食产量大致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减少70%以上，劳力减少20%左右，畜力约减少30%。作为边区主要副业的家庭纺织业，减少70%以上。
　　除了国民党军破坏，1947年西北遭遇40年不遇大旱，陕甘宁边区粮食严重歉收。“据各地报告，今年边区耕地面积减少约三百五十万亩，收成不及去年一半”。加上国民党军大肆破坏，灾民断粮，不得不纷纷逃向河东。
　　贺龙通报：“仅（绥德）警备区受灾人口超过四十万，到河东的就有好多万。”贾拓夫报告说：“神府新老区之灾荒，亦不下榆林一带。”“现在完全没有粮食。公家没有吃的，老百姓也纷纷向河东逃荒。”
　　《晋绥革命根据地史》记载，至1948年初，“陕北葭县、镇川、米脂等地数万灾民相继渡河逃难至晋西北兴县、岚县、临县等地”。从河西进入河东的灾民，高达数万人。
　　灾情不分地域。此时的晋绥，同样受灾严重。
　　晋绥边区专员会议决议中写道：“边区今年遭受普遍旱灾，入秋以后，有些地方又遭到风雹水灾与冻灾，因而粮食收成大量减少”，“有的地区收成仅及二成，灾情轻的地区收成可达五成、六成，一般收成仅及三成半到四成”。
　　贺龙介绍说：“朔县十几万人口，一点收成都没有。神府、平鲁也没有收成。偏关、神池有一部分地也没有收成。岚县最好，也只收到二成。” 　　《晋绥日报》曾报道：“晋西北（包括陕北之神木、府谷、神府三县）由于一九四七年春夏亢旱，入秋早冻，加上虫雹灾，以致约四十六万人口地区没有或极少收成，一百九十余万人口地区普遍歉收，造成数十年来所未有的灾荒。加以新区及边缘区受国民党匪军毁灭性的破坏，人民生产资料和生产的损失严重。一九四八年春初，即有不少灾民完全绝粮，大部分灾区人民因缺少口粮和种子，不能进行春耕。”
　　天下农民是一家，接济灾民不分彼此。大灾之年，“晋绥边区行署向有关专员、县长发出通令，决定在陕甘宁、晋绥两区未定出有组织的移民办法之前，各地对已移来或陆续移来之难民，均应予以接济安置，争取不饿死一人”。
　　1948年初，贾拓夫从陕北去晋察冀开会，途经兴县时向中央报告：“此间分局每天招待灾民吃饭人数已超过机关人数。我亲眼看到在兴县政府门口，灾民纷纷不断要求救济，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此间分局”指中共中央晋绥分局。
　　救濟灾民，是摆在李井泉和中共晋绥分局面前的又一道难题。

晋绥经济面临的困境

　　急需钱粮之际，晋绥经济正承受重压，入不敷出。
　　1947年初，国民党傅作义部、阎锡山部与胡宗南部配合进攻延安，分别将晋北大同、左云、右玉和晋中平原占去，使晋绥“无论在公粮税收上均遭很大损失，即在物资调剂上也受很大困难”。晋绥边区当年实际财政收入还不到预算收入的60%。
　　一边是支出大幅增加，一边是收入严重缩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晋绥分局面临严峻考验。
　　1947年6月至7月，晋绥分局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有许多地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又被称为“地书会议”。
　　李井泉和晋绥分局在会上决定，为战胜灾荒救济灾民，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精简机构，减少公费开支，核减党、政、民各单位日常经费，少发直至停发伙食费，号召减少每日伙食定量，节省粮食。
　　按照分局部署，7月1日晋绥行署发布了《关于降低供应标准的通令》：
　　自入春以来，久旱无雨，最近虽已降雨，但夏已无收成，秋禾仍难保捉苗，虽有些地区落了透雨，但收成亦已大减。
　　关于行政村自然村公什费之决定自七月份起，按照原规定米的标准，行政村降低百分之五十，自然村降低百分之四十（即原规定行政村每月小米三十五斤，现减为十七斤半，自然村原规定每月小米二十斤，现减为一十二斤），同时于减低标准后，仍要尽量节约。

　　实际情况是，即便按照降低后的标准，仍然无法保证足额发放，地方部队只能发到37%的伙食费：“少发伙食费占应发伙食费的百分之六十三。”后方党、政、民机关只能发到20%，“少发占应发的百分之八十”。
　　就算欠发，也没能维持多久，随之而来的，是党政军民各单位伙食费、津贴费一律停发，公家人吃饭全靠自己解决。
　　8月，晋绥边区行署和晋绥军区联合发布通知：
　　根据生产供给会议时的生产贸易情况，各项供给是可以按标准发给的。但由于延安撤退，土产不能输出，贸易断绝，有些税收亦为之减少。
　　且入春以来，雨水奇缺，全边区形成旱灾，致使财政供给相当困难，刻以贯彻节约救荒，经过地书会议的讨论，补充以下数点于第四季执行（1947年8、9、10月，1948年标准另行规定）。
　　伙食费：（1）野战军伙食费仍按原规定实物标准供给。（2）地方军及党政民机构之伙食费均要由各单位自己解决。
　　现已有许多单位能够生产自给，有些单位一时尚不能全部生产自给，因此特规定凡一时不能完全自给之单位，除肉、菜仍要生产自给外，党政民及军队后方人员，每人每月最多由财政统筹发给本币400元，地方军及经常与地方军一起活动之县区干部每人每月最多发给600元。各系统各单位，何时始能全部自给，要求边区发至何时，在以上限度内发多少，要迅速报来，以便核发。
　　出差人员不论军政地方或过往人员，亦不论成年或小孩，均停止中餐费，一律一日按两餐（早晚两餐各收1/2，不准多要或少付）计发。
　　津贴费：野战军及地方战斗部队7月份以前之津贴照发，但7月份以后之津贴，及党政民、部队后方（指野战军的后方人员，地方军的司政供，边区级各军事机构），10月份以前的津贴均不再发。
　　与此同时，晋绥边区“号召党政军民人员自动降低生活标准，最低每人每天减至食粮十四两小米，省出粮食。机关部队抽出历年自力更生的积存共合小米一千三百七十大石，在缺粮时期按地区籴出或贷出”。
　　“十四两”，用的是16两合1斤的旧制，折合8两7钱5，即每人每天食粮标准还不到1市斤。

晋绥分局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全体军民共同努力，将灾害损失减到最小

　　大灾之年，需要救助的除了晋绥本地人，还有陕甘宁解放区及晋中敌占地区逃荒过来的大量灾民。
　　《晋绥日报》报道：“为有计划安置自陕北葭县、米脂等地移来的灾民，沿黄河各渡口都组成临时招待所，负责发放给口粮，分别介绍到收成较好的地区。”
　　“沿大道的党政军民机关省出粮食，招待过往灾民食宿。这样使邻区灾民得到适当的安置，都免于饿死。”
　　灾荒严重青黄不接时期，晋绥分局曾发出《救灾救死紧急动员令》，要求各级单位竭尽全力救灾救命：
　　“首先在灾情严重地区，集中全力做到不饿死或少饿死人”，“以夏收前一个半月计算，每人每天给一合米即不致饿死，一个半月也至多不过五升米即可救活一个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