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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与我国一衣带水。从我国福建省厦门市乘坐飞机出发，将近两个小时即可到达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市。
早在唐、宋时期，我国福建、广东沿海的一些人就开始移居菲律宾，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目前，在菲律宾的华侨有100万人，祖籍主要是福建、广东省，尤以福建省闽南地区为最多。
菲律宾华侨与全世界的爱国侨胞一样，他们虽远居异国他乡，但念念不忘祖国故土，时刻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强烈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具有爱国和革命传统的菲律宾华侨，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心系祖国，同仇敌忾，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筹募捐款，抵制日货，开展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从各方面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菲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新四军
新四军组建后，菲律宾华侨立即组织两批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新四军。
第一批是1938年1月，由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民武会”）发动、组织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一行28人（其中广东省籍6人，其余都是福建省人），他们于这年2月经厦门抵达闽西龙岩，更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后被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
第二批是1939年8月，由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发动、组织的“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慰劳团”20人（他们都是福建省泉州地区华侨青年，其中晋江县16人，惠安县3人，南安县1人），他们于同年5月底到达香港，因广州已被日军占领，海面被封锁，无法直接从广州乘火车北上，便改从越南的海防、河内进入祖国，经桂林、湖南、江西到9月份才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慰劳新四军后，即全部参加新四军。
此外，还有一些早期回国参加革命，由组织上安排或单独去参加新四军的菲律宾华侨，如：李子芳，福建省晋江县永宁镇人，1921年到菲律宾谋生，1927年回国求学，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11月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派到江南参加组建新四军，担任新四军组织部部长。
叶飞，原名叶启亨，福建省南安县金淘镇人，1914年出生于菲律宾，1919年回国求学，1928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书记，共青团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中共闽东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兼政委等职，1938年2月率闽东独立师1300多人北上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团长。
张极生（张清）、张道时、安岱（施纯亮）是1938年从菲律宾回国到延安参加抗日，后由组织上安排来新四军工作的。
洪涛（洪志成）则是从菲律宾回国求学，单独参加新四军的。
菲华侨踊跃为国内抗战捐钱捐物
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属下有锌器、家器、建筑、理发、餐馆等各行业劳工组织30多个，还有以地区为单位的职工团体，以文化娱乐为主的戏剧、音乐团体和以互助为目的的团体等共40多个社团。“劳联会”除发动各社团的会员积极捐款给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统一缴交给中国国民政府外，还要捐助一些给坚决抗日、英勇杀敌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协会”曾建议将常月捐拨一点给抗战最得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得到的答复是此事要由中央（指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统一收款，统一分配，不得另外安排。
华侨们得知他们的捐款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得不到时，他们只好另外筹募一些特捐来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些女会员发动华侨妇女，组织“怡朗华侨妇女救国协会”，挨家挨户向侨胞们募捐，又发动女会员在星期六、星期日赶制救伤袋，然后将这些物资寄给在香港的宋庆龄女士，由她转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分发。
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主席李清泉，对八路军和新四军也给予积极支持。当时，一些菲律宾爱国青年要回国参加新四军或八路军，又担心国民党政府阻挠。为此，菲律宾中华总商会（李清泉是该会的主席）或其地方组织开具证明和写介绍信让他们顺利前往，并在经济上给予积极支持。他所领导的粤侨联合会曾专门汇2万元给新四军购买药品和制作寒衣。1940年10月27日，李清泉不幸病逝于美国，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闻讯，立即联名致电吊唁。
李清泉夫人颜受敕（习惯只称她颜敕），响应宋庆龄女士的号召，组织“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妇慰会”），并担任该会主席。她领导的菲律宾分会，也经常捐献一些物资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1938年3月，菲律宾华侨“妇慰会”曾汇国币1万元给八路军将士购买雨具，并由颜敕亲自以“妇慰会”主席的名义，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朱德将军，称颂他“公率三军，捍卫北疆，捷报频传，侨众欣慰……”同年8月，又汇1万元港币购买医药捐赠给新四军。
菲华侨愤怒谴责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菲律宾华侨工人运动领袖许敬诚（即许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领导的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及其所属的各劳工团体，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共同对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及全国军民痛击日本侵略者，揭露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劳联会”还搜集和拍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照片100多幅，到各劳工团体和各地巡回展览，在侨胞中影响很大，使他们了解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祖国抗日最坚决的两支武装队伍。
1941年1月7日，新四军由皖南北移途中，国民党顽固派突然出动七个师八万余兵力，包围袭击新四军，致使新四军遭受严重损失，军长叶挺被扣，大批新四军指战员惨遭杀害，其中包括菲律宾归国华侨、新四军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和1939年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新四军的华侨蒋仁坚、郑耿昌、杨民生、张伯钩、傅友志、应咏民等人。
皖南事变消息传到菲律宾时，侨众哗然。广大侨胞对这种分裂团结、破坏抗战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群起谴责。1941年1月19日，由许敬诚主持的马尼拉《建国报》发表周恩来同志为皖南事变愤怒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发表社论《枪口一致对外》，指出：“亲日分子盘踞军政要津，迫令坚持大江南北敌后抗战的英勇部队——新四军离开防地。新四军为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不惜委曲求全，答应将江南部队调至江北（见朱、彭、叶、项致何、白电），而且实际上已大部分离开江南而北上，然而电讯传来，亲日分子向调动未完之新四军江南部队，煎迫更甚，直欲扩大事态，造成全国内战，弄到国亡种灭而后甘心。凡我爱国同胞，无论其属于任何党派或无党派者，均不愿看见我们国家民族由分裂而灭亡。我们再一次地大声疾呼，枪口一致对外！”
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还发出通电和《告侨胞书》，揭露事件真相，要求释放叶挺军长。菲律宾的31个福建省籍的华侨社团，则火速召开联席会议，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一致决议：“向中枢当局紧急呼吁，恳其立即释放政治犯，明令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火速全国撤销一切防共部署，承认一切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援助敌后方之抗日民主政府，恢复抗日有功之武装。”菲律宾华侨歌咏队也加紧排练，到处演唱祖国的抗日歌曲，尤其是大唱《新四军军歌》，宣传新四军英勇抗日的业绩，抨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
菲律宾侨胞对新四军的支持和关怀，中共中央非常重视。1941年2月2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华侨对国民党挑动内战的反映的通知》中提出：“……菲岛侨胞曾给新四军以极大援助，如捐助款项、医药，派遣服务团等。皖南事变消息传来，菲岛侨胞无不万分关切，义愤填膺，有些救国团体领袖已有通电要求释放叶挺之举。” （责任编辑 徐银山）
早在唐、宋时期，我国福建、广东沿海的一些人就开始移居菲律宾，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目前，在菲律宾的华侨有100万人，祖籍主要是福建、广东省，尤以福建省闽南地区为最多。
菲律宾华侨与全世界的爱国侨胞一样，他们虽远居异国他乡，但念念不忘祖国故土，时刻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强烈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具有爱国和革命传统的菲律宾华侨，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心系祖国，同仇敌忾，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筹募捐款，抵制日货，开展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从各方面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菲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新四军
新四军组建后，菲律宾华侨立即组织两批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新四军。
第一批是1938年1月，由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民武会”）发动、组织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一行28人（其中广东省籍6人，其余都是福建省人），他们于这年2月经厦门抵达闽西龙岩，更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后被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
第二批是1939年8月，由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发动、组织的“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慰劳团”20人（他们都是福建省泉州地区华侨青年，其中晋江县16人，惠安县3人，南安县1人），他们于同年5月底到达香港，因广州已被日军占领，海面被封锁，无法直接从广州乘火车北上，便改从越南的海防、河内进入祖国，经桂林、湖南、江西到9月份才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慰劳新四军后，即全部参加新四军。
此外，还有一些早期回国参加革命，由组织上安排或单独去参加新四军的菲律宾华侨，如：李子芳，福建省晋江县永宁镇人，1921年到菲律宾谋生，1927年回国求学，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11月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派到江南参加组建新四军，担任新四军组织部部长。
叶飞，原名叶启亨，福建省南安县金淘镇人，1914年出生于菲律宾，1919年回国求学，1928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书记，共青团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中共闽东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兼政委等职，1938年2月率闽东独立师1300多人北上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团长。
张极生（张清）、张道时、安岱（施纯亮）是1938年从菲律宾回国到延安参加抗日，后由组织上安排来新四军工作的。
洪涛（洪志成）则是从菲律宾回国求学，单独参加新四军的。
菲华侨踊跃为国内抗战捐钱捐物
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属下有锌器、家器、建筑、理发、餐馆等各行业劳工组织30多个，还有以地区为单位的职工团体，以文化娱乐为主的戏剧、音乐团体和以互助为目的的团体等共40多个社团。“劳联会”除发动各社团的会员积极捐款给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统一缴交给中国国民政府外，还要捐助一些给坚决抗日、英勇杀敌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协会”曾建议将常月捐拨一点给抗战最得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得到的答复是此事要由中央（指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统一收款，统一分配，不得另外安排。
华侨们得知他们的捐款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得不到时，他们只好另外筹募一些特捐来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些女会员发动华侨妇女，组织“怡朗华侨妇女救国协会”，挨家挨户向侨胞们募捐，又发动女会员在星期六、星期日赶制救伤袋，然后将这些物资寄给在香港的宋庆龄女士，由她转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分发。
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主席李清泉，对八路军和新四军也给予积极支持。当时，一些菲律宾爱国青年要回国参加新四军或八路军，又担心国民党政府阻挠。为此，菲律宾中华总商会（李清泉是该会的主席）或其地方组织开具证明和写介绍信让他们顺利前往，并在经济上给予积极支持。他所领导的粤侨联合会曾专门汇2万元给新四军购买药品和制作寒衣。1940年10月27日，李清泉不幸病逝于美国，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闻讯，立即联名致电吊唁。
李清泉夫人颜受敕（习惯只称她颜敕），响应宋庆龄女士的号召，组织“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妇慰会”），并担任该会主席。她领导的菲律宾分会，也经常捐献一些物资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1938年3月，菲律宾华侨“妇慰会”曾汇国币1万元给八路军将士购买雨具，并由颜敕亲自以“妇慰会”主席的名义，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朱德将军，称颂他“公率三军，捍卫北疆，捷报频传，侨众欣慰……”同年8月，又汇1万元港币购买医药捐赠给新四军。
菲华侨愤怒谴责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菲律宾华侨工人运动领袖许敬诚（即许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领导的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及其所属的各劳工团体，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共同对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及全国军民痛击日本侵略者，揭露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劳联会”还搜集和拍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照片100多幅，到各劳工团体和各地巡回展览，在侨胞中影响很大，使他们了解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祖国抗日最坚决的两支武装队伍。
1941年1月7日，新四军由皖南北移途中，国民党顽固派突然出动七个师八万余兵力，包围袭击新四军，致使新四军遭受严重损失，军长叶挺被扣，大批新四军指战员惨遭杀害，其中包括菲律宾归国华侨、新四军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和1939年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新四军的华侨蒋仁坚、郑耿昌、杨民生、张伯钩、傅友志、应咏民等人。
皖南事变消息传到菲律宾时，侨众哗然。广大侨胞对这种分裂团结、破坏抗战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群起谴责。1941年1月19日，由许敬诚主持的马尼拉《建国报》发表周恩来同志为皖南事变愤怒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发表社论《枪口一致对外》，指出：“亲日分子盘踞军政要津，迫令坚持大江南北敌后抗战的英勇部队——新四军离开防地。新四军为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不惜委曲求全，答应将江南部队调至江北（见朱、彭、叶、项致何、白电），而且实际上已大部分离开江南而北上，然而电讯传来，亲日分子向调动未完之新四军江南部队，煎迫更甚，直欲扩大事态，造成全国内战，弄到国亡种灭而后甘心。凡我爱国同胞，无论其属于任何党派或无党派者，均不愿看见我们国家民族由分裂而灭亡。我们再一次地大声疾呼，枪口一致对外！”
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还发出通电和《告侨胞书》，揭露事件真相，要求释放叶挺军长。菲律宾的31个福建省籍的华侨社团，则火速召开联席会议，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一致决议：“向中枢当局紧急呼吁，恳其立即释放政治犯，明令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火速全国撤销一切防共部署，承认一切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援助敌后方之抗日民主政府，恢复抗日有功之武装。”菲律宾华侨歌咏队也加紧排练，到处演唱祖国的抗日歌曲，尤其是大唱《新四军军歌》，宣传新四军英勇抗日的业绩，抨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
菲律宾侨胞对新四军的支持和关怀，中共中央非常重视。1941年2月2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华侨对国民党挑动内战的反映的通知》中提出：“……菲岛侨胞曾给新四军以极大援助，如捐助款项、医药，派遣服务团等。皖南事变消息传来，菲岛侨胞无不万分关切，义愤填膺，有些救国团体领袖已有通电要求释放叶挺之举。” （责任编辑 徐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