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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泛立法主义时代。据中国法院网统计，2006年1月1日，将有87部法律、法规、规章开始实施。其中，国家级法规50部，地方级法规37部。看到这则消息我是喜忧参半。建设法治国家，加强立法固然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每次人大会都通过那么多法律，每部法律都恨不得“超英赶美”。这一浪高过一浪的立法高潮，我们是否能够真正承受得起？当前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是否都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点：立一部相关的法律？！在去年的一场申请法学博士学位答辩会上，答辩委员会主席对答辩者强调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希望你能从多个角度回答我们的问题，但千万不要说：立一部法律！”后来，由于工作原因我多次到一些基层司法机关调研，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再立多少法律，而是如何能把现有的法律真正贯彻执行好。”
这一浪高过一浪的立法高潮和司法改革高潮，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立法崇拜”。“立法崇拜”会出现人们经常看不到的严重后果：一方面是大量的法律文件被制定和颁布，而为了执行和实施这些法律，就必须增加执法机构的权力或编制，从而造成过分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形势紧急难免立法粗糙，往往会破坏原有法律体系的逻辑性，甚至会造成混乱和冲突。既难以整合社会关系，又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使司法人员、执法人员、广大公民和国家都难以承受。所以“立法崇拜”的结果往往是法律权威性目标的对立面，法律秩序的好处未得，而弊病却已先发生了。这种状况往往又成为一种进一步“加强法治”的正当根据和理由，制定新的法律或修改立法，甚至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在德国历史上，萨维尼曾经极力反对制定民法典，但他并非反对民法典本身，而是反对视法典若儿戏，辄立则立，言废即废的天真与轻率。萨维尼关于法律与立法有过精彩的论述：所谓法律，不外是特定地域人群的生存智慧与生活方式的规则形式。法律并无什么可得自我圆融自洽的存在，相反，其本质乃为人类生活本身。在萨维尼眼中，法律精神一如民族的性格和情感，蕴涵并存在于历史之中，其必经由历史才能发现，也只有经由历史才能保存和光大。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随着民族对于其民族个性的丧失而消亡。因此，立法的任务不外乎找出民族的“共同信念”与“共同意识”，经由立法形式予以保存和肯定。立法可以发现并记载这一切，但却决然不能凭空制造出这一切。那种希藉有一个详尽无遗的立法制度，即刻创制出一个崭新秩序的企图，只会摧残现实，增加现实的不确定性，强化规则与事实之间的乖张，最终使得法律失却规范人事而服务人世的功用与价值。简言之，萨维尼认为法律蕴涵并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历史传统之中、民族精神之中，不能单纯地为立法而立法。
卢梭曾经形象地把人民和法律的关系比作土壤与大厦：“正如建筑家在建立一座大厦之前，先要检查和勘测土壤，看它是否能担负建筑物的重量一样；明智的创制者也并不从制订良好的法律入手，而是事先要考察一下，他要为之而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适宜于接受那些法律。”
一谈到人的承受力，在我的脑海中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小时侯爷爷讲过的一个故事——《背蒜臼》：
古时候，住在平原某村的甲、乙、丙三人，步行了很远来到了山里边。那里盛产石制品，尤其是用来捣蒜的蒜臼物美价廉。甲格外高兴，就用包袱背了十几个。乙只背了一个。而丙却无动于衷。
甲盯着丙，不解地问道：“你发什么呆？这么好的东西还不赶快多背几个！”
丙答：“我嫌沉。我准备在路上捡。”
甲大笑：“谁这么傻！这么好的东西会舍得扔？！”
又问乙：“你怎么只背一个？”
乙答：“道远没轻载！能把一个背回家就不错了。”
三人一同踏上了回家之路。
走啊走，一會儿，甲就背不动了，无奈只好扔下一个。
问丙：“你要不要？我只舍得扔一个。”
丙答：“我嫌远。”
又走了一程，甲又背不动了，只好又扔了一个，丙嫌远还不捡。
就这样，走一程，甲就扔一个，走一程，甲就扔一个……
终于，远远地望见了村子。甲只剩下了两个，可又背不动了，心疼地又扔下一个。
问丙：“你要不要？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反正最后一个我说什么也舍不得扔了。”
丙答：“嫌远。到村口我才捡。”—甲又大笑：“谁这么傻！到村口了还舍得扔！”
三人终于走到了村口。甲早已累得气喘吁吁，怎么也背不动了，只好仰天长叹，将最后一个也扔在了地上。丙捡起来高高兴兴地和乙回家去了。
我依稀记得爷爷讲完后，感慨到：人生之路面临着许多选择和取舍，就像是在背蒜臼，不看你开始“背”多少，而看你最后能把多少“背”回家。
人如此，国家亦如此。回顾西方法治国家的法律发达史，如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样，大都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渐进过程。所以庞德才说：“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我国的立法完善和司法改革也应当认真考虑公民和国家的承受力，应当慎重对待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应当立足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而不能好大喜功，搞“立法崇拜”。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的名言：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当以社会为基础。否则，再好再多的法律也会变成废纸，再好再多的制度也会形同虚设。
这一浪高过一浪的立法高潮和司法改革高潮，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立法崇拜”。“立法崇拜”会出现人们经常看不到的严重后果：一方面是大量的法律文件被制定和颁布，而为了执行和实施这些法律，就必须增加执法机构的权力或编制，从而造成过分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形势紧急难免立法粗糙，往往会破坏原有法律体系的逻辑性，甚至会造成混乱和冲突。既难以整合社会关系，又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使司法人员、执法人员、广大公民和国家都难以承受。所以“立法崇拜”的结果往往是法律权威性目标的对立面，法律秩序的好处未得，而弊病却已先发生了。这种状况往往又成为一种进一步“加强法治”的正当根据和理由，制定新的法律或修改立法，甚至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在德国历史上，萨维尼曾经极力反对制定民法典，但他并非反对民法典本身，而是反对视法典若儿戏，辄立则立，言废即废的天真与轻率。萨维尼关于法律与立法有过精彩的论述：所谓法律，不外是特定地域人群的生存智慧与生活方式的规则形式。法律并无什么可得自我圆融自洽的存在，相反，其本质乃为人类生活本身。在萨维尼眼中，法律精神一如民族的性格和情感，蕴涵并存在于历史之中，其必经由历史才能发现，也只有经由历史才能保存和光大。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随着民族对于其民族个性的丧失而消亡。因此，立法的任务不外乎找出民族的“共同信念”与“共同意识”，经由立法形式予以保存和肯定。立法可以发现并记载这一切，但却决然不能凭空制造出这一切。那种希藉有一个详尽无遗的立法制度，即刻创制出一个崭新秩序的企图，只会摧残现实，增加现实的不确定性，强化规则与事实之间的乖张，最终使得法律失却规范人事而服务人世的功用与价值。简言之，萨维尼认为法律蕴涵并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历史传统之中、民族精神之中，不能单纯地为立法而立法。
卢梭曾经形象地把人民和法律的关系比作土壤与大厦：“正如建筑家在建立一座大厦之前，先要检查和勘测土壤，看它是否能担负建筑物的重量一样；明智的创制者也并不从制订良好的法律入手，而是事先要考察一下，他要为之而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适宜于接受那些法律。”
一谈到人的承受力，在我的脑海中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小时侯爷爷讲过的一个故事——《背蒜臼》：
古时候，住在平原某村的甲、乙、丙三人，步行了很远来到了山里边。那里盛产石制品，尤其是用来捣蒜的蒜臼物美价廉。甲格外高兴，就用包袱背了十几个。乙只背了一个。而丙却无动于衷。
甲盯着丙，不解地问道：“你发什么呆？这么好的东西还不赶快多背几个！”
丙答：“我嫌沉。我准备在路上捡。”
甲大笑：“谁这么傻！这么好的东西会舍得扔？！”
又问乙：“你怎么只背一个？”
乙答：“道远没轻载！能把一个背回家就不错了。”
三人一同踏上了回家之路。
走啊走，一會儿，甲就背不动了，无奈只好扔下一个。
问丙：“你要不要？我只舍得扔一个。”
丙答：“我嫌远。”
又走了一程，甲又背不动了，只好又扔了一个，丙嫌远还不捡。
就这样，走一程，甲就扔一个，走一程，甲就扔一个……
终于，远远地望见了村子。甲只剩下了两个，可又背不动了，心疼地又扔下一个。
问丙：“你要不要？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反正最后一个我说什么也舍不得扔了。”
丙答：“嫌远。到村口我才捡。”—甲又大笑：“谁这么傻！到村口了还舍得扔！”
三人终于走到了村口。甲早已累得气喘吁吁，怎么也背不动了，只好仰天长叹，将最后一个也扔在了地上。丙捡起来高高兴兴地和乙回家去了。
我依稀记得爷爷讲完后，感慨到：人生之路面临着许多选择和取舍，就像是在背蒜臼，不看你开始“背”多少，而看你最后能把多少“背”回家。
人如此，国家亦如此。回顾西方法治国家的法律发达史，如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样，大都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渐进过程。所以庞德才说：“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我国的立法完善和司法改革也应当认真考虑公民和国家的承受力，应当慎重对待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应当立足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而不能好大喜功，搞“立法崇拜”。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的名言：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当以社会为基础。否则，再好再多的法律也会变成废纸，再好再多的制度也会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