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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上加霜的是，不平等增长有可能助长政治或社会动荡，其特征通常为意识形态或种族极化，并导致剧烈的政策波动或者政策瘫痪
美国财政部前助理副部长，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家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一共17个，人们期望以此解决包括贫困、饥饿、疾病、不平等、气候变化、生态破坏等问题。显然，17个目标太多了，强调一切等于什么都没强调。因此，要通过共识制定目标。
但路上可能会有障碍。香港大学的沈联涛和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肖耿认为，这些障碍包括“技术破坏、地缘政治对立和社会不平等性加剧”，但首先是“对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在内的民族主义政策的民粹主义吁求”。
沈联涛和肖耿认为，当今世界主权国家仍拥有支配地位，国家利益始终大于共同目标。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建设全球公共品越来越不具有号召力，因为不论是民主还是极权治理，都难以实现平等发展。结论是，在一个受制于过时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模式的世界中，实现SDG也许是不可能的。毕竟，没有全球税收机制来确保全球公共品的供给，也没有全球货币和福利政策来维持价格稳定和社会和平。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马克·苏兹曼提出了另一个障碍，即“如果不更成熟地、基于数据推动地去特别关注妇女和女孩的需要，朝向广泛SDG目标的进步就会遇到阻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则警告说，只要发展中和发达经济体存在“非包容性增长模式”，我们就没有什么希望能减少贫困并充分实现健康、安全和有机会为社会作出生产性和创造性贡献的基本人类愿望。雪上加霜的是，不平等增长有可能助长政治或社会动荡，其特征通常为意识形态或种族极化，并导致剧烈的政策波动或者政策瘫痪。
康奈尔大学的考希克·巴苏哀叹印度的增长减速，这个曾经的新兴经济体中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模范，已经沦为令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严重担心的源头。为了纠正印度的航向，巴苏呼吁政府发展政策要注重卫生、教育和医疗、旅游等具体部门，并加大力度吸引资本投资。
在我看来，上述所有评论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和人民，或者说是民有政治。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要比我们祖先所生活的时代富裕得多。理论上，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圆满生活所需要的营养和医护应该不难。实现全民教育，让人们能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其他可供使用的资源，这应该是应有之义。要想让老年人获得优渥的生活，下一代能实现繁荣，就必须要求最富有的人群支付足够多的税收，以确保增长能够真正做到公平分享。
问题在于，尽管有很多人致力于SDG，但一些政治骗子在树立新的障碍，煽动那些从不平等增长中获益最多的人和错失机遇者的仇恨。在美国，福克斯新闻台每小时都有这样的报道，墨西哥汽车零件工人、萨尔瓦多难民、穆斯林、非白人美国人以及各色各样的“全球主义者”都是日常抹黑对象。当然，你在世界其他国家也能看到这些东西。
但很多坐在家里观看有线电视的人，是全球发达国家中收入前50%的人，或全球不发达国家中收入前20%的人。我们应该是真心实意感恩我们当前所处环境的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拥有得更多，但我们所有人所拥有的都要远远多于我们应得的。
同样，也许我们根本就应该不再有“应得”思维。“正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应得一切”，乌尔苏拉·勒瑰恩1947年的小说《一无所有》中的一位角色提醒我们，“所以我们所有人一切都不应得。”换句话说，實现SDG也许需要截然不同的方法。“解放思想，摆脱应得思维，摆脱赚取思维”，勒瑰恩的角色继续说道，“然后你就有了思考能力。”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7，编辑：许瑶，审译：熊静）
美国财政部前助理副部长，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家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一共17个，人们期望以此解决包括贫困、饥饿、疾病、不平等、气候变化、生态破坏等问题。显然，17个目标太多了，强调一切等于什么都没强调。因此，要通过共识制定目标。
但路上可能会有障碍。香港大学的沈联涛和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肖耿认为，这些障碍包括“技术破坏、地缘政治对立和社会不平等性加剧”，但首先是“对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在内的民族主义政策的民粹主义吁求”。
沈联涛和肖耿认为，当今世界主权国家仍拥有支配地位，国家利益始终大于共同目标。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建设全球公共品越来越不具有号召力，因为不论是民主还是极权治理，都难以实现平等发展。结论是，在一个受制于过时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模式的世界中，实现SDG也许是不可能的。毕竟，没有全球税收机制来确保全球公共品的供给，也没有全球货币和福利政策来维持价格稳定和社会和平。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马克·苏兹曼提出了另一个障碍，即“如果不更成熟地、基于数据推动地去特别关注妇女和女孩的需要，朝向广泛SDG目标的进步就会遇到阻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则警告说，只要发展中和发达经济体存在“非包容性增长模式”，我们就没有什么希望能减少贫困并充分实现健康、安全和有机会为社会作出生产性和创造性贡献的基本人类愿望。雪上加霜的是，不平等增长有可能助长政治或社会动荡，其特征通常为意识形态或种族极化，并导致剧烈的政策波动或者政策瘫痪。
康奈尔大学的考希克·巴苏哀叹印度的增长减速，这个曾经的新兴经济体中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模范，已经沦为令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严重担心的源头。为了纠正印度的航向，巴苏呼吁政府发展政策要注重卫生、教育和医疗、旅游等具体部门，并加大力度吸引资本投资。
在我看来，上述所有评论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和人民，或者说是民有政治。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要比我们祖先所生活的时代富裕得多。理论上，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圆满生活所需要的营养和医护应该不难。实现全民教育，让人们能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其他可供使用的资源，这应该是应有之义。要想让老年人获得优渥的生活，下一代能实现繁荣，就必须要求最富有的人群支付足够多的税收，以确保增长能够真正做到公平分享。
问题在于，尽管有很多人致力于SDG，但一些政治骗子在树立新的障碍，煽动那些从不平等增长中获益最多的人和错失机遇者的仇恨。在美国，福克斯新闻台每小时都有这样的报道，墨西哥汽车零件工人、萨尔瓦多难民、穆斯林、非白人美国人以及各色各样的“全球主义者”都是日常抹黑对象。当然，你在世界其他国家也能看到这些东西。
但很多坐在家里观看有线电视的人，是全球发达国家中收入前50%的人，或全球不发达国家中收入前20%的人。我们应该是真心实意感恩我们当前所处环境的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拥有得更多，但我们所有人所拥有的都要远远多于我们应得的。
同样，也许我们根本就应该不再有“应得”思维。“正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应得一切”，乌尔苏拉·勒瑰恩1947年的小说《一无所有》中的一位角色提醒我们，“所以我们所有人一切都不应得。”换句话说，實现SDG也许需要截然不同的方法。“解放思想，摆脱应得思维，摆脱赚取思维”，勒瑰恩的角色继续说道，“然后你就有了思考能力。”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7，编辑：许瑶，审译：熊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