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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艾米莉·狄金森，美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其大胆的突破、隐晦的语言和含混的意象引起了国内外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兴趣。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代对其作也呈现了不同的态度，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理论，考察读者对狄金森诗歌文本的接受，探讨其接受差异的根源，旨在为学界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字：艾米莉·狄金森 接受美学 接受
★基金项目：2015年赣南师范学院校级研究项目（人文社科类）：接受美学视域中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研究（项目编号： 15kyw03）
接受美学发端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由康斯坦茨学派的代表人物—德国学者姚斯和伊瑟尔倡导，将读者置于文学理论、美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并指出：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作品的意义构成并诞生于读者的动态阅读之中。姚斯认为，文学史就是文学作品的消费史，即消费主体的历史，因而必须有较为广阔的接受背景。除了外在的横向背景外，文学史还有一个纵向的、内在的背景。读者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必须与他以前读过这段作品相对比，调节现时的接受。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理解，构成作品的存在。每一次具体的阅读，都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有意识的调节。文学与读者关系的历史内涵就表现为，“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正中得以证实。在这一接受的历史过程中，对过去作品的欣赏上是通过去艺术与现在艺术之间、传统评价与当前的文学尝试之间进行着不间断的调节同时发生的”。（Jauss， 1983）
艾米莉·狄金森，这位生前默默无闻，成年后独身终老，有“艾默斯特修女”之称的女诗人，给世人留下了自成一格、独放异彩、数量可观的篇什。 而在她生前，仅公开发表十首诗歌，其他作品则是她死后30年内由亲友们整理、结集、陆续出版的。出版之初，鲜有问津。之后，她那不事雕饰的语言、具有松散格律的自由体创作手法、凝练的表现手法、多样的题材以及涵义深刻的的意象受到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诗人的推崇，被视为意象派诗歌的先驱。然而，一个多世纪的学术努力，并未穷尽狄金森作品的内涵或完全消除读者的困扰与疑惑。
狄金森的诗歌在风格与主题等方面特有的含混隐晦在引发读者经久不衰的解读兴趣的同时，也造成读者在解读过程中的重大分歧。本文借鉴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研究读者对狄金森诗歌的接受，解释其文本接受前后产生的反差，旨在为狄金森的诗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理论的提出
接受美学的思维重点在文学的接受与影响问题的研究上，而姚斯的代表作《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是接受美学的宣言性文章。他指出：“文学的历史性并不取决于对post festum（过去神圣的）‘文学事实’的组织整理，而毋宁说取决于有读者对原先作品的经验。”一部作品的艺术生命的长短，在某种意义上也取决于读者的接受。文学中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不是纯客观的，对所有时代的所有读者都完全一样的，更不是仅仅由作者意图或作品本身的结构所决定的，而是在读者的阅读中才逐步得到实现的。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无穷延伸的可变曲线，一个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的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动态实现模式。
二、狄金森诗歌在国外的接受
从狄金森诗歌首次发表以来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国外，尤其是美国，对于狄金森诗诗歌的兴趣和批评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视角。
从一八九零年到一九五四年前后，是狄金森诗歌走向经典的过程。根据富兰克林（R. W. Franklin）1998年编辑出版的艾米莉·狄金森诗集，狄金森已成创作有1789首诗，生前仅有10首出版，且全都是未经她本人同意、匿名出版的。1890年，她的第一部诗集才得以问世，之后的几年里，又有两部诗集陆续出版， 这三部诗集共收录450首诗（刘守兰，2006：338），都卖得很好。但是这三部诗集中很多首诗都被编辑更改过，诗律和节奏被改得很匀称，拼写更符合现代规范，诗歌都加了标题，破折号被删除，很多大写改成小写，一些词甚至还被替换掉，诗行转折处以及诗节的划分也有改动，而这些改动恰恰说明当时的读者还没有做好接受狄金森诗歌的准备。在文学修养、社会环境方面，狄金森的诗歌显得很另类，突破了当时读者的接受能力。而在批评界，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基于零散的文本，对于狄金森诗歌的研究在形式的力量和意义的呈现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差异。她的早期诗歌多在亲友间传阅，因此权威的评价并不多见，而其中大多更有主观色彩且以否定为主。卢波（Klaus Lubber）和巴金汉（Willis J. Buckingham）指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一八九七年间关于狄金森诗歌的评价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亲密的读者和女性评论家对其诗歌和信札显示出广泛的热情，另一方面则是由一小部分重要的男性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对其作品所持的更为混杂的接受。”如狄金森的好友、后来成为她嫂子的苏珊·吉尔伯特认为狄金森的诗歌具有很强的辨认性，而托马斯·希金森一方面并不认同对狄金森在形式方面对诗歌传统的颠覆，另一方面也承认狄金森的诗歌及书信有着“神奇的力量”。由于希金森的身份以及与狄金森的关系，他的此番评价或许有失公允，那么威廉·豪威尔斯在同年（1891）的评价就显得更有远见卓识，他认为，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诗人，狄金森的“作品……乃是对世界文学的补充，具有非凡的意义，是任何世界文学的记载都不能忽略的。”三十年后，康拉德·艾肯也表达了对狄金森“极富个性化的天才”的赞赏和肯定，他在面向英国读者编辑的《狄金森诗选》的序言中指出，狄金森的诗歌天赋和“独具的人格之美……足以使她置身该语言最优秀的诗人之列”。 布莱克默对狄金森的质疑在二十世纪很有代表性，他曾尖锐地指出，狄金森的大部分诗歌都是支离破碎的断章呓语，从整体上看不出有任何“主题”而言。这些褒贬不一的评价正是不同读者由于各自水平和欣赏角度的差异所体现出来的对狄金森作品的不同接受。 自一九五五年到七十年代末，是有关狄金森诗歌的严肃学术研究的起兴与发展阶段。此时，狄金森作为伟大诗人的地位已经确定，约翰·兰塞姆率先肯定了狄金森在美国文学史的重要地位，认定她为“19世纪美国是个的两大力量之一”。在此阶段由托马斯·H·约翰逊编辑的《艾米莉·狄金森诗集》成为学者和读者依据的权威版本。在此阶段，有关狄金森的传记作品、以狄金森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和以狄金森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性刊物应运而生。广大读者已经接受了狄金森的作品，开始运用各种理论分析其作品，主要潮流是用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方法解读狄金森的性意识和女权意识。运用精神分析来解析狄金森诗歌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狄金森拒绝与人交往，实际上是表现了某种内在焦虑压力下的精神紊乱，而她对传统性取向的背离正是引发焦虑的根源。而在女权主义学者看来，男权文化下女性作家自我身份的不确定造成了狄金森所面临的挑战与压力。这些来自不同角度的分析证明了狄金森诗歌的含混和不确定性，需要读者在阅读活动中使其明朗和确定，而读者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赋予了作品不同的意义。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狄金森研究呈现了多样化和全球化的学术趋势，也是狄金森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时期。在此期间，狄金森学术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超过了此前八十年的综合，而且八十年代后的作品以各类学术专著居多。狄金森在美国文学史上更为广泛地得到各界的认可。1987年，美国学者玛特鲁·布拉辛（Mutlu Konuk Blasting）指出坡、爱默生、惠特曼和狄金森一道构成美国诗歌传统的四个分支。然而， 狄金森生前从未发表过自己的诗作，也没有专门的论著阐述其创作意图以有关诗歌的见解，再加上她的诗歌本身表现出的主题模糊、意义含混及形式的断片性，曾引发学者对其诗歌意义与技巧连贯性的质疑与责难。大卫·波特认为狄金森虽然在书信写作中能够条理清晰、前后一致（coherent writing），但她的诗歌话语却极度缺乏连贯性，“读狄金森的诗就好像在购物广场的停车场开车，让人觉得缺乏引导、组织和总体的方向感”。相反，玛格丽特·迪基则认为自我缺少连贯性正是抒情诗有别于小说的特质，狄金森通过分离、断裂的诗歌刻画“有限、隐藏、不连贯”的自我，是为了展示自我“变化、转换和重塑”的本质。蒂莫西·莫里斯进一步指出，任何以构建狄金森作品连贯性为目的的尝试都违背了狄金森本人的初衷，如果说狄金森的诗歌表现了一定的意图，那她真正的意图就是表现某种“诗中如意的不连贯”（a consistent inconsistency）。就有关其诗歌连贯性的争论可以看出，狄金森诗歌并不是已经由作者完成的终极产品，诗人通过含混、空白及不确定性首先预设了诗歌可能对读者产生的审美效果，而读者在意义生成的过程中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狄金森诗歌在国内的接受
中国学者对狄金森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如张子清教授所说，狄金森是一个“迟到者，比他（惠特曼）迟到了差不多七十年。”与狄金森在国外的研究过程不同，狄金森作品在中国并未经历其在美国的质疑和否定，而是直接被接受并译为中文。国内学者对狄金森诗歌的译介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目前已有十几种版本，其中江枫先生的译本由于出版年代早、版本多、发行量大、译风严谨而长期受到学界人士及广大诗歌爱好者的喜爱和好评。在目前中学生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新教材中，编者在外国诗歌部分选用了江枫译的狄金森的《篱笆那边》（251）一诗，由此可见狄金森诗歌在中国的接受程度。关于狄金森诗歌风格，余光中先生指出，狄金森的诗歌“没有修辞的装饰，有骨而无肉，一切皆用利刃削成。”除了对狄金森诗歌的译介外，国内也陆续出版了狄金森评论译介，其中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的《剑桥文学指南》丛书中由马丁主编的《艾米莉·狄金森》收录了当代欧美注明的狄金森研究者的十一篇论文，为中国读者提供了研究的参考。而有关狄金森研究的高质量论文和专著数量并不多，这和狄金森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极不相称。在相关的论文中，大多关注了狄金森作品的主题、诗歌的艺术风格、诗歌创作的影响源、对狄金森诗歌译本的平息和综合性评论。虽然国内学界已经关注到狄金森，但目前我国学界的狄金森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数量稀少，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提高。
结语
文学作品的意义构建过程同时又是读者参与的解读过程，而不同读者由于不同的背景、立场、知识结构、理解力和文学倾向性，则必然导致阐释的多样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狄金森诗歌引发的不同反应，阐释过程中出现的不同见解，产生的种种分歧和矛盾，正是由于读者的差异所造成。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普通读者对诗人发生兴趣，狄金森“不再被误解为是一个在闲暇时写写诗歌的胆小怕羞、与世隔绝的老处女；相反，现代读者认为艾米莉·狄金森是一位有开拓精神的勇士，她的大胆创新和现代性的诗歌风格赢得世界各地读者的青睐”（Martin， 2008：131）。
参考文献
[1] 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 Martin，Wendy.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Emily Dickins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3] 江枫译.狄金森名诗精选[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
[4] 刘守兰.狄金森研究 （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关键字：艾米莉·狄金森 接受美学 接受
★基金项目：2015年赣南师范学院校级研究项目（人文社科类）：接受美学视域中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研究（项目编号： 15kyw03）
接受美学发端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由康斯坦茨学派的代表人物—德国学者姚斯和伊瑟尔倡导，将读者置于文学理论、美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并指出：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作品的意义构成并诞生于读者的动态阅读之中。姚斯认为，文学史就是文学作品的消费史，即消费主体的历史，因而必须有较为广阔的接受背景。除了外在的横向背景外，文学史还有一个纵向的、内在的背景。读者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必须与他以前读过这段作品相对比，调节现时的接受。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理解，构成作品的存在。每一次具体的阅读，都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有意识的调节。文学与读者关系的历史内涵就表现为，“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正中得以证实。在这一接受的历史过程中，对过去作品的欣赏上是通过去艺术与现在艺术之间、传统评价与当前的文学尝试之间进行着不间断的调节同时发生的”。（Jauss， 1983）
艾米莉·狄金森，这位生前默默无闻，成年后独身终老，有“艾默斯特修女”之称的女诗人，给世人留下了自成一格、独放异彩、数量可观的篇什。 而在她生前，仅公开发表十首诗歌，其他作品则是她死后30年内由亲友们整理、结集、陆续出版的。出版之初，鲜有问津。之后，她那不事雕饰的语言、具有松散格律的自由体创作手法、凝练的表现手法、多样的题材以及涵义深刻的的意象受到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诗人的推崇，被视为意象派诗歌的先驱。然而，一个多世纪的学术努力，并未穷尽狄金森作品的内涵或完全消除读者的困扰与疑惑。
狄金森的诗歌在风格与主题等方面特有的含混隐晦在引发读者经久不衰的解读兴趣的同时，也造成读者在解读过程中的重大分歧。本文借鉴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研究读者对狄金森诗歌的接受，解释其文本接受前后产生的反差，旨在为狄金森的诗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理论的提出
接受美学的思维重点在文学的接受与影响问题的研究上，而姚斯的代表作《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是接受美学的宣言性文章。他指出：“文学的历史性并不取决于对post festum（过去神圣的）‘文学事实’的组织整理，而毋宁说取决于有读者对原先作品的经验。”一部作品的艺术生命的长短，在某种意义上也取决于读者的接受。文学中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不是纯客观的，对所有时代的所有读者都完全一样的，更不是仅仅由作者意图或作品本身的结构所决定的，而是在读者的阅读中才逐步得到实现的。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无穷延伸的可变曲线，一个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的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动态实现模式。
二、狄金森诗歌在国外的接受
从狄金森诗歌首次发表以来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国外，尤其是美国，对于狄金森诗诗歌的兴趣和批评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视角。
从一八九零年到一九五四年前后，是狄金森诗歌走向经典的过程。根据富兰克林（R. W. Franklin）1998年编辑出版的艾米莉·狄金森诗集，狄金森已成创作有1789首诗，生前仅有10首出版，且全都是未经她本人同意、匿名出版的。1890年，她的第一部诗集才得以问世，之后的几年里，又有两部诗集陆续出版， 这三部诗集共收录450首诗（刘守兰，2006：338），都卖得很好。但是这三部诗集中很多首诗都被编辑更改过，诗律和节奏被改得很匀称，拼写更符合现代规范，诗歌都加了标题，破折号被删除，很多大写改成小写，一些词甚至还被替换掉，诗行转折处以及诗节的划分也有改动，而这些改动恰恰说明当时的读者还没有做好接受狄金森诗歌的准备。在文学修养、社会环境方面，狄金森的诗歌显得很另类，突破了当时读者的接受能力。而在批评界，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基于零散的文本，对于狄金森诗歌的研究在形式的力量和意义的呈现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差异。她的早期诗歌多在亲友间传阅，因此权威的评价并不多见，而其中大多更有主观色彩且以否定为主。卢波（Klaus Lubber）和巴金汉（Willis J. Buckingham）指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一八九七年间关于狄金森诗歌的评价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亲密的读者和女性评论家对其诗歌和信札显示出广泛的热情，另一方面则是由一小部分重要的男性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对其作品所持的更为混杂的接受。”如狄金森的好友、后来成为她嫂子的苏珊·吉尔伯特认为狄金森的诗歌具有很强的辨认性，而托马斯·希金森一方面并不认同对狄金森在形式方面对诗歌传统的颠覆，另一方面也承认狄金森的诗歌及书信有着“神奇的力量”。由于希金森的身份以及与狄金森的关系，他的此番评价或许有失公允，那么威廉·豪威尔斯在同年（1891）的评价就显得更有远见卓识，他认为，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诗人，狄金森的“作品……乃是对世界文学的补充，具有非凡的意义，是任何世界文学的记载都不能忽略的。”三十年后，康拉德·艾肯也表达了对狄金森“极富个性化的天才”的赞赏和肯定，他在面向英国读者编辑的《狄金森诗选》的序言中指出，狄金森的诗歌天赋和“独具的人格之美……足以使她置身该语言最优秀的诗人之列”。 布莱克默对狄金森的质疑在二十世纪很有代表性，他曾尖锐地指出，狄金森的大部分诗歌都是支离破碎的断章呓语，从整体上看不出有任何“主题”而言。这些褒贬不一的评价正是不同读者由于各自水平和欣赏角度的差异所体现出来的对狄金森作品的不同接受。 自一九五五年到七十年代末，是有关狄金森诗歌的严肃学术研究的起兴与发展阶段。此时，狄金森作为伟大诗人的地位已经确定，约翰·兰塞姆率先肯定了狄金森在美国文学史的重要地位，认定她为“19世纪美国是个的两大力量之一”。在此阶段由托马斯·H·约翰逊编辑的《艾米莉·狄金森诗集》成为学者和读者依据的权威版本。在此阶段，有关狄金森的传记作品、以狄金森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和以狄金森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性刊物应运而生。广大读者已经接受了狄金森的作品，开始运用各种理论分析其作品，主要潮流是用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方法解读狄金森的性意识和女权意识。运用精神分析来解析狄金森诗歌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狄金森拒绝与人交往，实际上是表现了某种内在焦虑压力下的精神紊乱，而她对传统性取向的背离正是引发焦虑的根源。而在女权主义学者看来，男权文化下女性作家自我身份的不确定造成了狄金森所面临的挑战与压力。这些来自不同角度的分析证明了狄金森诗歌的含混和不确定性，需要读者在阅读活动中使其明朗和确定，而读者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赋予了作品不同的意义。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狄金森研究呈现了多样化和全球化的学术趋势，也是狄金森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时期。在此期间，狄金森学术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超过了此前八十年的综合，而且八十年代后的作品以各类学术专著居多。狄金森在美国文学史上更为广泛地得到各界的认可。1987年，美国学者玛特鲁·布拉辛（Mutlu Konuk Blasting）指出坡、爱默生、惠特曼和狄金森一道构成美国诗歌传统的四个分支。然而， 狄金森生前从未发表过自己的诗作，也没有专门的论著阐述其创作意图以有关诗歌的见解，再加上她的诗歌本身表现出的主题模糊、意义含混及形式的断片性，曾引发学者对其诗歌意义与技巧连贯性的质疑与责难。大卫·波特认为狄金森虽然在书信写作中能够条理清晰、前后一致（coherent writing），但她的诗歌话语却极度缺乏连贯性，“读狄金森的诗就好像在购物广场的停车场开车，让人觉得缺乏引导、组织和总体的方向感”。相反，玛格丽特·迪基则认为自我缺少连贯性正是抒情诗有别于小说的特质，狄金森通过分离、断裂的诗歌刻画“有限、隐藏、不连贯”的自我，是为了展示自我“变化、转换和重塑”的本质。蒂莫西·莫里斯进一步指出，任何以构建狄金森作品连贯性为目的的尝试都违背了狄金森本人的初衷，如果说狄金森的诗歌表现了一定的意图，那她真正的意图就是表现某种“诗中如意的不连贯”（a consistent inconsistency）。就有关其诗歌连贯性的争论可以看出，狄金森诗歌并不是已经由作者完成的终极产品，诗人通过含混、空白及不确定性首先预设了诗歌可能对读者产生的审美效果，而读者在意义生成的过程中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狄金森诗歌在国内的接受
中国学者对狄金森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如张子清教授所说，狄金森是一个“迟到者，比他（惠特曼）迟到了差不多七十年。”与狄金森在国外的研究过程不同，狄金森作品在中国并未经历其在美国的质疑和否定，而是直接被接受并译为中文。国内学者对狄金森诗歌的译介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目前已有十几种版本，其中江枫先生的译本由于出版年代早、版本多、发行量大、译风严谨而长期受到学界人士及广大诗歌爱好者的喜爱和好评。在目前中学生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新教材中，编者在外国诗歌部分选用了江枫译的狄金森的《篱笆那边》（251）一诗，由此可见狄金森诗歌在中国的接受程度。关于狄金森诗歌风格，余光中先生指出，狄金森的诗歌“没有修辞的装饰，有骨而无肉，一切皆用利刃削成。”除了对狄金森诗歌的译介外，国内也陆续出版了狄金森评论译介，其中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的《剑桥文学指南》丛书中由马丁主编的《艾米莉·狄金森》收录了当代欧美注明的狄金森研究者的十一篇论文，为中国读者提供了研究的参考。而有关狄金森研究的高质量论文和专著数量并不多，这和狄金森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极不相称。在相关的论文中，大多关注了狄金森作品的主题、诗歌的艺术风格、诗歌创作的影响源、对狄金森诗歌译本的平息和综合性评论。虽然国内学界已经关注到狄金森，但目前我国学界的狄金森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数量稀少，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提高。
结语
文学作品的意义构建过程同时又是读者参与的解读过程，而不同读者由于不同的背景、立场、知识结构、理解力和文学倾向性，则必然导致阐释的多样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狄金森诗歌引发的不同反应，阐释过程中出现的不同见解，产生的种种分歧和矛盾，正是由于读者的差异所造成。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普通读者对诗人发生兴趣，狄金森“不再被误解为是一个在闲暇时写写诗歌的胆小怕羞、与世隔绝的老处女；相反，现代读者认为艾米莉·狄金森是一位有开拓精神的勇士，她的大胆创新和现代性的诗歌风格赢得世界各地读者的青睐”（Martin， 2008：131）。
参考文献
[1] 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 Martin，Wendy.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Emily Dickins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3] 江枫译.狄金森名诗精选[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
[4] 刘守兰.狄金森研究 （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