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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产业转移角度，以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战略层面的产业转移示范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示范区内承接产业转移的10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定量评估。揭示了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中心城市金融生态环境品质的差异分布状态，提出了进一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皖江城市带；金融生态环境；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作者简介：郑兰祥（1965—），男，安徽凤台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金融运行与管理。
中图分类号：F2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4.1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4-20-03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经济的区域差异日益明显。消除这种差异，必须加快在各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由于产业转移的各个环节都需要金融支持，因而资金要素是实现产业转移目标和提升产业转移绩效的关键。由于金融支持的力度与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呈正相关，所以金融生态环境是产业转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仿生概念，是指对金融的生态特征和规律的系统性抽象，本质上反映了金融内外部各因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价值关系。从广义上讲，金融生态环境是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金融生态环境对产业转移的作用主要体现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实现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之间资金、信息的科学流动，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产业转移风险。
近年来，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考察的文献较多。郭伟（2007）分别从定量和定性两种角度，对武汉市和上海市的金融生态环境作出量化评价并做对比；陈学华、张文政（2007）以井研县近10年来金融生态环境变化和经济金融发展情况为基础，探讨了金融生态环境变化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欧阳宗旨、常庆（2009）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19个省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考察；胡滨（2009）以黑龙江省13个地市为例，采用多元统计因子分析法，评估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水平。这些研究只是对局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单纯考察，未能与产业转移相联系。尽管有些学者研究了金融生态环境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如张荣刚、梁琦（2006）；也有些学者提出承接产业转移必须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如吴成颂（2009）；但这些研究只是定性的逻辑分析，缺乏实证分析的支持。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将金融生态环境与产业转移联系起来，运用实证方法考察产业转移中的金融生态环境问题。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1、分析对象。2010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准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简称示范区）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战略层面的产业转移区域性规划。它承东启西、连南接北，作为长三角产业发展共生圈的组成部分，既是长三角城镇体系的延伸和补充，也是沿长江经济带中发达地区进一步扩张延伸与带动发展的纽带；它依托相对政策优势，集聚国内外发展要素，加速规模扩张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进结构升级，进一步增强产业辐射能力，有利于实现跨越式发展。可见，示范区在我国承接产业转移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适合作为考察对象。
2、分析思路。为了对示范区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实证分析，首先需要收集各个渠道的数据并进行处理形成数据集，然后选取相关指标，以此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包括因子和聚类分析），最后根据实证得到的结论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思路可以用下图表示。
3、分析方法。金融生态环境具有属性多样、结构复杂的特性，这需要建立多指标、多层次的考察系统。其中，几何移动平均法最为常用，优点是简单易行，但也存在明显缺点，即选取权重时存在较大的主观性，使结果有偏。在研究结构复杂的层次系统中，也可以采用层次分析法，但它在赋予各层次因子权重时也带有较大的非客观性。相比之下，属于降维方法的因子分析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缺陷。因子分析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为同类，这样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之所以称为因子，是因为它是不可观测的，即不是具体的变量），从而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始资料的大部分信息。其最大优势是各综合因子的权重不是主观赋值而是根据各自的方差贡献率来确定，这避免了人为确定权重的随意性，使结果唯一且较为客观。聚类分析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性研究个体分类的方法。聚类分析的原则是根据同一类中的个体有较大相似性，不同类中个体差异很大。本文采取的是样本聚类（Q型），是对事件进行聚类或者是说对观测量进行聚类，是根据被观测对象的各种特征进行分类。
三、实证分析
1、生态环境考察指标体系的构建。本文选取了示范区10市（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城和六安）2009年区域经济的横截面数据。模型选取经济基础、政府行为、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及社会环境5大类要素计18项指标，构建生态环境考察指标体系。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每10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占人口比例选取的是2008年数据。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
2.因子分析。由于原始数据量纲不一致，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了保持指标一致（除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外的指标均可以视为正向指标），需要对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进行正向化处理，本文采用的是对标准化后的数据取倒数的方法。因子分析要求指标数目远远超过样本数目，由于样本数目不足，本文分要素运用因子分析法。首先利用相关矩阵对各要素进行因子提取并计算因子得分。表2给出了因子分析的特征值与方差贡献率。公共因子的选择标准为特征值大于1。其中，经济基础、政府行为、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都只需要提取1个公共因子，而社会环境需要提取2个因子。可以看到，方差贡献率比较可观，能够反映大部分信息。另外，经过旋转后的因子方差贡献已经发生变化，但累积方差贡献率并没有改变。
在一个因子情况下，要素得分即为因子得分。在两个因子情况下，需要根据方差贡献率赋予权重，构建层次得分函数。
至此，得出示范区10市的金融生态环境各要素得分，如表3所示。
最后，以经济基础、政府行为、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要素得分为主要对象，再次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抽取1个因子。由于方差贡献率达到85.952%，所以该因子得分即为最后的金融生态环境得分，降序排列结果如表4所示。
3、聚类分析。根据以上因子得分，可以对示范区10市进行聚类分析。聚类方法选取系统聚类中的组间联接，度量标准区间选取欧式距离平方，标准化方法为Z得分，聚类范围为2—4。聚类结果表明：合肥单独一类，芜湖、马鞍山、铜陵属于一类（铜陵较为特殊），安庆、巢湖、滁州、六安、宣城、池州属于一类。
4、实证结论。示范区各地市金融生态环境存在很大差距，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市与较差的地市之间差别很大，导致区域间金融业务发展不平衡，金融风险差异较大。一般来说，金融发展与经济水平相关，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生态较好，经济落后地市的金融生态较差。金融生态环境得分示意图直观反映了这一点。整体金融发展状况排名靠后的地市，基本上都是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初级化、缺乏优势产业群的地区。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经济落后地市在某些因子上得分却很高，这说明其具有自己的相对优势。
除合肥外，金融生态环境总体水平都不高。合肥作为省会城市，其金融生态环境水平遥遥领先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内的其他地市。在第二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中，合肥首次上榜，排名第10位，超过北部沿海区域内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天津。在合肥滨湖金融城竣工后，合肥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得以实现，并将形成立足安徽、辐射周边、服务长三角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但由于地处内陆，而且金融基础较差，示范区内其他地市的金融生态环境并不乐观。
四、政策建议
1、加快经济发展，实现中部欠发达地区经济与金融和谐。安徽近年来在经济保持较高增速的同时，金融业发展特别是信贷投放不尽理想，贷款增速相对于经济增速偏低。经济金融发展不和谐的突出表现是银行“贷款难”和企业“难贷款”。研究表明，银行资金配置受经济环境特别是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较为显著。这说明像安徽这样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相对较低，金融业也处于初始阶段，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状况对金融资源总量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因此，加快经济发展与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仍是当前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最佳切入点。这样，才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的信贷有效需求，带动银行配置资金总量的扩大，从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真正解决经济金融发展不和谐问题。
2、转变政府职能，提高金融资源配置质量。由于在处理相关金融问题时地方自由裁量度较大，金融纠纷案件诉讼和执行周期长、成本高、效果差等问题，给金融机构拓展业务带来了极大困扰，阻碍了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因此，地方政府在地方立法、执法的权限范围内，应尽可能解决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平衡维护市场原则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首先，适当减少行政干预，增强金融部门独立性，实现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走出“小金融”圈子，树立“大金融”意识，将主要职能转变到公共服务上来。其次，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不可能由市场机制解决其供给问题，政府的推动是一种自然和必然的选择。地方政府要从社会整体资源长期配置的角度看待金融系统资金使用问题，强调对金融机构权益的保护和金融资源的涵养。最后，在承接产业转移中要发挥地市相对优势，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升城市竞争力，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3、稳步改善企业治理机制，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细胞，也是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微观基础，企业治理机制的健全与否，决定了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高低。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推动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财务制度，使企业能够紧跟市场形势。而企业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治理机制，明晰产权结构，实行科学管理，提高综合竞争力。要牢固树立诚信意识，强化信用观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处理银企关系，提高企业偿还银行贷款的自觉性；不断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信用形象，争取银行支持；此外，各企业应主动和银行对接，规范各类财务报表，塑造自身重诺守信的新形象，努力提高信用等级，依法加大信息披露力度，扩大银行贷款投放空间。企业负责人要注重学习金融知识，研究金融政策、信贷政策，掌握金融产品和资金市场运作规律，遵循信贷管理和其他各类金融服务产品的运行规则，为自身融资创造有利条件。
4、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推进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更是金融生态环境的核心。健全地区社会信用基础，必须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信用征信与评价体系，建立政府监管部门、金融、商业、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全方位信用监督及失信惩戒机制。一是突出信用在金融生态环境中的核心地位，继续深入开展诚信宣传，积极培育企业资信评级市场；二是逐步建立独立、公正的中介服务体系，完善信用担保机制，注重增强信用担保基金实力，充分发挥信用扩张效力，降低银企交易成本，切实解决贷款难问题；三是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完善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充实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增强信用信息透明度，充分发挥其在提高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水平、便利企业融资、加强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坚实的信用基础。倡导政府部门带头守信，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诚信企业的支持，加强政府和司法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协调沟通，实现金融安全区和社会信用建设的良性互动，为金融机构的安全生存创造和谐的社会信用环境。
（责任编辑：方涵）
参考文献：
［１］ Bossone B， Mahajan S，Zahir F.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Group Interest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M].IMFWorking Paper，2003.
［2］ Beck，Thorsten，Financial Economics D-kunt and Levine，Ross，“Law，endowments，and fin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70）.
［3］ 周小川.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N].金融时报，2004-12-07.
［4］ 李扬、王国刚、刘煜辉.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 徐诺金.论我国的金融生态问题[J].金融研究，2005，（02）.
［6］ 胡滨.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方法与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09，（06）.
［7］ 何立胜、汪桂霞.产业转移、产业承接、产业升级[J].当代经济，2006，（06）.
［8］ 张荣刚、梁琦.催化·搭桥·根植·外部性——金融生态环境与产业集聚的可持续发展分析[J].生态经济，2006，（04）.
［9］ 蒋满元.有效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金融政策选择[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08）.
[10]王佳、潘昊.低碳背景下皖江城市带上市公司竞争力的实证研究[J].时代金融，2010，（06）.
关键词：皖江城市带；金融生态环境；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作者简介：郑兰祥（1965—），男，安徽凤台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金融运行与管理。
中图分类号：F2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4.1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4-20-03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经济的区域差异日益明显。消除这种差异，必须加快在各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由于产业转移的各个环节都需要金融支持，因而资金要素是实现产业转移目标和提升产业转移绩效的关键。由于金融支持的力度与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呈正相关，所以金融生态环境是产业转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仿生概念，是指对金融的生态特征和规律的系统性抽象，本质上反映了金融内外部各因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价值关系。从广义上讲，金融生态环境是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金融生态环境对产业转移的作用主要体现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实现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之间资金、信息的科学流动，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产业转移风险。
近年来，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考察的文献较多。郭伟（2007）分别从定量和定性两种角度，对武汉市和上海市的金融生态环境作出量化评价并做对比；陈学华、张文政（2007）以井研县近10年来金融生态环境变化和经济金融发展情况为基础，探讨了金融生态环境变化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欧阳宗旨、常庆（2009）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19个省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考察；胡滨（2009）以黑龙江省13个地市为例，采用多元统计因子分析法，评估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水平。这些研究只是对局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单纯考察，未能与产业转移相联系。尽管有些学者研究了金融生态环境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如张荣刚、梁琦（2006）；也有些学者提出承接产业转移必须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如吴成颂（2009）；但这些研究只是定性的逻辑分析，缺乏实证分析的支持。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将金融生态环境与产业转移联系起来，运用实证方法考察产业转移中的金融生态环境问题。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1、分析对象。2010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准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简称示范区）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战略层面的产业转移区域性规划。它承东启西、连南接北，作为长三角产业发展共生圈的组成部分，既是长三角城镇体系的延伸和补充，也是沿长江经济带中发达地区进一步扩张延伸与带动发展的纽带；它依托相对政策优势，集聚国内外发展要素，加速规模扩张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进结构升级，进一步增强产业辐射能力，有利于实现跨越式发展。可见，示范区在我国承接产业转移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适合作为考察对象。
2、分析思路。为了对示范区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实证分析，首先需要收集各个渠道的数据并进行处理形成数据集，然后选取相关指标，以此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包括因子和聚类分析），最后根据实证得到的结论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思路可以用下图表示。
3、分析方法。金融生态环境具有属性多样、结构复杂的特性，这需要建立多指标、多层次的考察系统。其中，几何移动平均法最为常用，优点是简单易行，但也存在明显缺点，即选取权重时存在较大的主观性，使结果有偏。在研究结构复杂的层次系统中，也可以采用层次分析法，但它在赋予各层次因子权重时也带有较大的非客观性。相比之下，属于降维方法的因子分析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缺陷。因子分析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为同类，这样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之所以称为因子，是因为它是不可观测的，即不是具体的变量），从而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始资料的大部分信息。其最大优势是各综合因子的权重不是主观赋值而是根据各自的方差贡献率来确定，这避免了人为确定权重的随意性，使结果唯一且较为客观。聚类分析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性研究个体分类的方法。聚类分析的原则是根据同一类中的个体有较大相似性，不同类中个体差异很大。本文采取的是样本聚类（Q型），是对事件进行聚类或者是说对观测量进行聚类，是根据被观测对象的各种特征进行分类。
三、实证分析
1、生态环境考察指标体系的构建。本文选取了示范区10市（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城和六安）2009年区域经济的横截面数据。模型选取经济基础、政府行为、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及社会环境5大类要素计18项指标，构建生态环境考察指标体系。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每10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占人口比例选取的是2008年数据。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
2.因子分析。由于原始数据量纲不一致，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了保持指标一致（除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外的指标均可以视为正向指标），需要对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进行正向化处理，本文采用的是对标准化后的数据取倒数的方法。因子分析要求指标数目远远超过样本数目，由于样本数目不足，本文分要素运用因子分析法。首先利用相关矩阵对各要素进行因子提取并计算因子得分。表2给出了因子分析的特征值与方差贡献率。公共因子的选择标准为特征值大于1。其中，经济基础、政府行为、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都只需要提取1个公共因子，而社会环境需要提取2个因子。可以看到，方差贡献率比较可观，能够反映大部分信息。另外，经过旋转后的因子方差贡献已经发生变化，但累积方差贡献率并没有改变。
在一个因子情况下，要素得分即为因子得分。在两个因子情况下，需要根据方差贡献率赋予权重，构建层次得分函数。
至此，得出示范区10市的金融生态环境各要素得分，如表3所示。
最后，以经济基础、政府行为、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要素得分为主要对象，再次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抽取1个因子。由于方差贡献率达到85.952%，所以该因子得分即为最后的金融生态环境得分，降序排列结果如表4所示。
3、聚类分析。根据以上因子得分，可以对示范区10市进行聚类分析。聚类方法选取系统聚类中的组间联接，度量标准区间选取欧式距离平方，标准化方法为Z得分，聚类范围为2—4。聚类结果表明：合肥单独一类，芜湖、马鞍山、铜陵属于一类（铜陵较为特殊），安庆、巢湖、滁州、六安、宣城、池州属于一类。
4、实证结论。示范区各地市金融生态环境存在很大差距，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市与较差的地市之间差别很大，导致区域间金融业务发展不平衡，金融风险差异较大。一般来说，金融发展与经济水平相关，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生态较好，经济落后地市的金融生态较差。金融生态环境得分示意图直观反映了这一点。整体金融发展状况排名靠后的地市，基本上都是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初级化、缺乏优势产业群的地区。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经济落后地市在某些因子上得分却很高，这说明其具有自己的相对优势。
除合肥外，金融生态环境总体水平都不高。合肥作为省会城市，其金融生态环境水平遥遥领先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内的其他地市。在第二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中，合肥首次上榜，排名第10位，超过北部沿海区域内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天津。在合肥滨湖金融城竣工后，合肥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得以实现，并将形成立足安徽、辐射周边、服务长三角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但由于地处内陆，而且金融基础较差，示范区内其他地市的金融生态环境并不乐观。
四、政策建议
1、加快经济发展，实现中部欠发达地区经济与金融和谐。安徽近年来在经济保持较高增速的同时，金融业发展特别是信贷投放不尽理想，贷款增速相对于经济增速偏低。经济金融发展不和谐的突出表现是银行“贷款难”和企业“难贷款”。研究表明，银行资金配置受经济环境特别是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较为显著。这说明像安徽这样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相对较低，金融业也处于初始阶段，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状况对金融资源总量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因此，加快经济发展与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仍是当前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最佳切入点。这样，才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的信贷有效需求，带动银行配置资金总量的扩大，从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真正解决经济金融发展不和谐问题。
2、转变政府职能，提高金融资源配置质量。由于在处理相关金融问题时地方自由裁量度较大，金融纠纷案件诉讼和执行周期长、成本高、效果差等问题，给金融机构拓展业务带来了极大困扰，阻碍了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因此，地方政府在地方立法、执法的权限范围内，应尽可能解决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平衡维护市场原则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首先，适当减少行政干预，增强金融部门独立性，实现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走出“小金融”圈子，树立“大金融”意识，将主要职能转变到公共服务上来。其次，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不可能由市场机制解决其供给问题，政府的推动是一种自然和必然的选择。地方政府要从社会整体资源长期配置的角度看待金融系统资金使用问题，强调对金融机构权益的保护和金融资源的涵养。最后，在承接产业转移中要发挥地市相对优势，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升城市竞争力，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3、稳步改善企业治理机制，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细胞，也是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微观基础，企业治理机制的健全与否，决定了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高低。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推动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财务制度，使企业能够紧跟市场形势。而企业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治理机制，明晰产权结构，实行科学管理，提高综合竞争力。要牢固树立诚信意识，强化信用观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处理银企关系，提高企业偿还银行贷款的自觉性；不断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信用形象，争取银行支持；此外，各企业应主动和银行对接，规范各类财务报表，塑造自身重诺守信的新形象，努力提高信用等级，依法加大信息披露力度，扩大银行贷款投放空间。企业负责人要注重学习金融知识，研究金融政策、信贷政策，掌握金融产品和资金市场运作规律，遵循信贷管理和其他各类金融服务产品的运行规则，为自身融资创造有利条件。
4、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推进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更是金融生态环境的核心。健全地区社会信用基础，必须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信用征信与评价体系，建立政府监管部门、金融、商业、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全方位信用监督及失信惩戒机制。一是突出信用在金融生态环境中的核心地位，继续深入开展诚信宣传，积极培育企业资信评级市场；二是逐步建立独立、公正的中介服务体系，完善信用担保机制，注重增强信用担保基金实力，充分发挥信用扩张效力，降低银企交易成本，切实解决贷款难问题；三是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完善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充实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增强信用信息透明度，充分发挥其在提高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水平、便利企业融资、加强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坚实的信用基础。倡导政府部门带头守信，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诚信企业的支持，加强政府和司法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协调沟通，实现金融安全区和社会信用建设的良性互动，为金融机构的安全生存创造和谐的社会信用环境。
（责任编辑：方涵）
参考文献：
［１］ Bossone B， Mahajan S，Zahir F.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Group Interest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M].IMFWorking Paper，2003.
［2］ Beck，Thorsten，Financial Economics D-kunt and Levine，Ross，“Law，endowments，and fin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70）.
［3］ 周小川.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N].金融时报，2004-12-07.
［4］ 李扬、王国刚、刘煜辉.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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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胡滨.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方法与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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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蒋满元.有效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金融政策选择[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08）.
[10]王佳、潘昊.低碳背景下皖江城市带上市公司竞争力的实证研究[J].时代金融，2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