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我们经历的最深印象是1960年的饿肚子，那一年，国家突然变得困难起来，市场萧条，地里也不长东西，家里粮食只有每月供应的那么一点点，我们小学生每月27斤粮，早晨做的粥几颗米粒加大锅水，家家户户都在喝这种跑肚水。吃玉米面大饼子里面掺榆树叶、豆腐渣、野菜和其他东西的人家比比皆是。我们家曾吃过干地瓜秧、芹菜根、榆树皮、糠麸子等等。那一年，正赶上我哥哥准备高考，他每天夜里在灯下复习时饿急眼了就边喝开水边啃咸芥菜疙瘩，他从小爱出汗，边吃边用他自己专用的白毛巾擦汗的景象已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饿，我整天走路低头，老爹说我是垂头丧气没出息。1961年春天，老爹带二姐和我到他上班的砖厂附近开小片荒。砖厂距前郭镇八里地远，每到星期天，我们就开荒种了好几片地，我记得第一年种的是玉米、土豆、豆角等。出苗之后，老爹又带我们去铲地锄草，玉米出穗以后，老爹交给我一个光荣任务，让我和二表哥长海每到星期天每人带把小镰刀一个玉米面大饼子去看护庄稼。那年我刚9岁二表哥大我3岁，每个周日都往返16里路直到庄稼收获。秋天，我们家收获了好多玉米。摊在院子里晾晒。入冬后，每天晚上老爹下班回来我们一家人都围着一个大笸箩搓玉米。老爹发明了流水作业法，他先用螺丝刀在玉米棒子上穿开四五趟子，老妈、二姐和我接着双手一搓，效率很高。搓下的玉米粒装成一袋一袋，老妈时不时扛到四五里地外的刘家园子去磨成玉米面。从1961年秋天开始，我们家就没有饿肚子了。我爹领我们开垦的那几处小片荒我们一直种到1965年。在粮食够吃的日子里，我家也常有穿得很破、手拿一只饭碗前来讨饭的男性女性，听口音是河北河南那一带的，每当这时候我都能快速进屋拿出一两个玉米面大饼子给人家，看到这情景，隔壁的老李大嫂总是感叹：“松奇这孩子心善，将来错不了！”
　　1961年冬天，我还闯了次大祸。我们院有一口井，用手压的那种铸铁井，冬天压水后，最后一个压水人必须抠井，即把井底一个活塞拿出来，水重新落回井底。某一天，我最后一个压水，因贪玩，忘了抠井就去和邻居小孩玩去了，第二天上午有人压水时忽然发现水井冻住了，再往下看，露在地面之上一米多长的井管子已出现一条明显裂缝，这是谁干的？于是全院集合，大家回忆昨天是谁最后一个压水，结果矛头统统指向我，我也想起来了，昨天真的是我最后压水，把水倒缸里就跑出去玩了。我老爹说：“你知道打一口井得多少钱，今天我非揍死你不可。”我急急如丧家之犬逃到后院我姑姑家去避难。在姑姑家躲了一整天，傍晚吃饭时间，老妈来找我说：“回家吃饭吧，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原来是老爹找来老朋友砌井匠，他看了后说：“好办，你这井比较高，将裂缝部分用钢锯锯掉再套上丝扣，把井头安上就是了。”老爹只花费了两元钱就使我渡过了这场危机。小时候老爹从没打过我，冻井危机说要揍死我其实是说说气话。还有一次是196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老爹强迫我和他一起在院子里的南园子挖地准备种东西，我那时小学三年级，已看了很多书，我老爹不识字却在家里当惯了一家之主，他说话不论对错不喜欢别人插嘴，更不喜欢别人与他争论，那天挖园子说一件什么事我忘了，反正是运用胸中所学几句话把老爹辩得哑口无言，老爹突然挥起铁锹说了句：“小兔崽子，翅膀硬了，敢和我争论，我劈了你。”我见状撒腿就跑，老爹拎着铁锹在我身后追。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在球场和同学打小皮球，训练有素，我绕着房后大道整整跑了一大圈，老爹被我越甩越远。最后老爹笑了喊道：“别跑了，不追你了，留你一条小狗命吧。”
　　夏天放暑假时，我常常一个人走八里路去砖厂，看砖厂的每道工序，看我爹干活，我爹是码窑工。那时前郭县国营一砖厂规模已很大，新引进一台制砖机，工人推土倒进机器里注水搅拌，机器口吐出长方形泥条再由许多钢丝构成的切割线一划就变成一块块砖坯，装在板车上送去晾晒场。晾干后再推回窑内码成一定形状的砖垛，在转盘窑里，一边出砖一边码窑周而复始，直到天冷不能制砖坯时停窑。转盘窑顶是个巨大的平台，上边有一排排的炉眼。烧窑工每天在上面察看火情随时往炉眼里填煤。每个碗口大的炉眼都有个铸铁盖，铁盖中间盖钮有个圆眼，烧炉工手里拿个铁钩，不用弯腰就能察看火情。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次去那个烧煤工都能给我烧玉米吃。在砖窑上烤玉米真是太方便了，只用一根粗铁丝穿上玉米放进炉眼挂在炉眼壁上，几分钟后，一根焦黄微黑香喷喷的烤玉米即可出炉，我敢肯定以后年月无论在哪里吃过的烤玉米似乎都没有老爹砖窑上烤出来的玉米香。
　　砖厂远离前郭镇，前后左右都是农村，砖厂附近有一块瓜地，那属于前瓦房村的一个生产队。有一次我央求老爹带我去瓜地，老爹去了，看瓜的给我们摘了几个香瓜试吃一下，最后老爹问了价钱后觉得有些贵，就以瓜还没太熟为借口走了，我充满遗憾，至今当年那个瓜农的长像——脸色黑红、胡茬浓密的形象及瓜地那个甩瓜籽瓦盆里散发出的诱人香气还留在我的记忆里。从我爹拽着我离开瓜园的那一时刻起，我就树立起一个伟大理想——长大以后如果有钱，我一定常带我儿去瓜园，让他想买多少就买多少。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们的劳动课多了起来，冬天学校号召同学拣粪，每星期天每人至少要送一筐粪到学校，这时候，家住农村的同学立马显示出优势，马粪、牛粪、羊粪、鸡粪应有尽有，如果有人能挑担一次送两筐还能得到老师表扬。城里的学生大都能勉强完成任务，而我在送粪过程中出了一次丑。那些不怕脏臭的同学可以在冬天钻厕所去收集人粪便，那种活打死我也不会干，有一次我把院墙外东边大坑里人们倒尿盆洗衣水结成的厚冰刨了一筐送到学校，劳动委员专门和我作对，他问：“你这是尿冰吗？”我说：“这就是我们院各家冬天倒尿盆处刨出来的。”有个同学叫孙显臣，他抓起两块冰跑到班级的火炉盖子去融化验证，结论是：有点尿味儿，但更多的是肥皂味儿，于是劳动委员告到老师那里，老师第二天在全班大会上不点名地狠狠地批了一通，老师用挖苦语言声讨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时，很多座前的同学都扭头看我，搞得我无地自容，从此在班级的威信急剧下降。四年级时全班同学到江沿种树，当年前郭镇通往江边马路旁的柳树杨树都是我们种下的。在多次劳动生活中，我发现劳动特别突出的同学大都是学习成绩很差的同学，我们班的李长江、李士德两个经常不及格的同学，劳动就特别突出，相反学习成绩排前几名的学生没有一个是劳动突出的。 　　在小学的各门课程里，我最感兴趣的是体育课，因为体育课就是玩，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有目的地玩。活泼好动是孩子的天性。仅仅上体育课根本满足不了我们的身体锻炼需求，所以每次课间休息除了上厕所占少量时间外，大部分都是在操场玩，那时我们打小皮球、爬绳、爬杆、在平衡木上斗牛等等。冬天踢毽子更是普及性运动。在二小学里有谁运动特突出就会变得非常有名，如郝大乐我家后院邻居，原来高我三年级，到小学毕业前，已留级仅比我高一年级，上初中时又降级分到我们班。郝大乐学名郝继秋，是个运动天才，踢毽子、打篮球、摔跤等样样出色，而我那时总体情况则是学习第一、体育第二、劳动第三。这里所说的“第二”就是中游水平的意思。在体育方面，我喜欢的是打篮球。
　　我们家打篮球有一点点传统，我大姐1958年入选吉林省女篮，那是实际上的专业队；我哥哥1960年未经过高考就被吉林师范大学体育系篮球专业直接录取，我二姐也会打一点儿，当然，所有这些都归因于我们家人个子高，我老妈身高超1.7米，这在20世纪50、60年代普遍营养不良、妇女老者又以缠足的小脚老太太居多的年代真真是鹤立鸡群。俗话说爹高高一个，娘高高一窝。我们家姐弟5人个子都高原因就在于老妈个子高。大姐和哥哥都是从初中开始就打校队，我将初中进入学校篮球队当成了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之一。1962年春节我哥哥从学校给我拿回一个旧篮球，我视若珍宝将它放后屋柜下的角落里准备天暖和时充好气好好玩一玩。快到五一节时我去找这个篮球，发现它已被咬破一个裂口，原来我妈春暖花开时买了一头小猪回家，怕小猪晚上冻死，放在后屋里养了一个月左右，这小家伙闲着没事就开始咬篮球。我怒火中烧，找来一根柳条把这小猪狠狠地抽打了一顿，即使当时它的叫声很凄惨我也绝不怜悯。球咬破了，怎么办？我把破球拿到学校和几个小伙伴商量，他们的建议是：顺着裂口剪开，两边穿眼买个篮球胆塞进去打足气缝上就可以玩了，只要能拍起来就算改造成功。我如法炮制，真的能拍起，只是球体不再是规则圆还有些超重而已，对付玩吧。以后上学一个书包加一个篮球，下课打篮球放学打篮球。我记得我们常常去县医院篮球场去玩，天擦黑时才回家。
　　小学四年级时，班主任老师上语文课时讲，邻班从长春市转过来一个同学水平特别高，语文作业本的封面是幅寓意吉祥的画，一只喜鹊落在一株梅花树枝上，该学生在上面写了四句诗，语文组的老师相互传看，赞叹不已。我从小就争强好胜，有一天还特意去老师办公室，找到这个叫李恩君同学的语文作业本看了看那四句七言诗，当时的印象是一般化，没觉得有什么出彩之处。那为什么老师们都交口称赞呢？我的结论是：这证明老师的水平也不怎么样。很多很多年以后，我在读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时候才发现了马克思对这种现象说过一句最入木三分的话：在平坦的土地上，小沙包看起来像高山，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平庸完全可以用他们眼中的“伟大”、“出色”等标准来衡量。为什么敢对小学时大家公认语文水平较高的学生持低看态度，原因就是我课余对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为主要内容的大量阅读。这种阅读并非由于我天分超常，其实我智力普通，只是在家庭环境条件上有得天独厚之处。在1950年代1960年代的一个小县城里，普通工人、农民、职员、干部家庭是没有什么书籍的，而我哥哥1960年上大学后，1961年就转到了中文系，他上学时把剩余的零花钱都用来买书了，买了书放在学校怕丢都拿家来放在一个小箱子里，我平时在家没事儿时就翻腾这个箱子，然后就一本本地接着看。开始是先看小说，后来看其他类的，最后就常常看到头不抬眼不睁，家里来客人顶多呲一下牙的程度，我爹曾气愤地说：“这小子，人情世故，一点儿不懂，一辈子看不着后脑勺。”我妈则用虽粗俗但却透露出些许艺术的骂人语言：“整天捧着本破书，头不抬，眼不睁，横草不拿，竖草不摸，懒得屁股眼子里挑大蛆。”在那个饥饿年月，老爹老妈你们尽管骂，我的书照看，每日有时间就坐下来一本接一本。从小学二年级那次全班成绩排榜开始，大家都知道董焕成聪明学习成绩好。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他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三国演义》各章回的目录，很多同学都惊叹道：“我靠，太厉害了。”但到了小学四五年级随着我读书的增多，我已认识到，读书不仅在于长知识，关键在修身长见识，在学习兼济天下的本领，在所有的本领中，最上乘的是帝王术即帮助国家领导如何将国家治理好的谋略，而像董焕成这样比拼点记忆力和李恩君那样写几句小诗都不算是如何不得了之事，况且从技术角度说李恩君那首诗和我读过的唐诗宋词相比水平也相差甚远。我那时候不服气多半是嫉妒心作怪，而这种心态在西方人看来就是竞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推动我总是努力往前走，不满足现状争取更好一些的结果。 1965年7月，我参加初中考试，各科考题我觉得都简单，但在数学卷子上有一道计算圆锥体体积的考题，正确的解法是底面积乘高除以3，我又犯了粗心大意的毛病，前边都算完最后忘了除以3，结果丢了25分。这道题算错了，我的心情糟透了，干脆找地方玩去吧，于是，我跟着一个认识时间不算长却与我爹称兄道弟的农民叫张守绪的去了王府屯公社两家子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