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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7日,是我国著名导演艺术家张骏祥诞生100周年纪念。张骏祥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不仅以他的《胜利重逢》、《鸡毛信》(改编、创作)、《翠岗红旗》、《燎原》、《白求恩大夫》、《大泽龙蛇》(导演)等影片彪炳史册,而且是我国话剧史上一位卓越的导演艺术家。1927年张骏祥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36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生,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专攻导演,兼学编剧、剧场建筑以及布景灯光等多种课目。1939年毕业获硕士学位,随即远涉重洋,返回硝烟弥漫、抗日烽火遍地的祖国。
张骏祥的导演成就,与剧作家曹禺休戚相关。以下截取的镜头,生动记录了两位大师的友情。
八仙桌下开始的友谊
1940年初,张骏祥由美国回国,应曹禺之邀来到剧校(以下简称“剧专”)任教。
1936年夏天,张骏祥考取庚款赴美留学生,专攻“戏剧演出”。行前曾到南京新创办的国立戏剧学校参观。因为曹禺是张骏祥清华时的前后同学,校长余上沅便对曹禺说:“家宝,我已去信请他来校执教,至今尚无回音,你能不能再为我催一催?”于是,曹禺又写了一封信,转告剧校翘首盼望他光临的急切愿望。这封信也促成了张骏祥下决心回国执教。
曹禺接到张骏祥从海外归国的信,获悉他已绕道海防转昆明飞到重庆,立即邀请正在重庆一起聚会的凤子到张骏祥下榻的旅馆去接他。
老友重逢,曹禺邀张骏祥去黄家垭的一心饭店。“你来得正巧,今天有重庆戏剧界的朋友请客,借此大家认识认识。”到了一心饭店,张骏祥才知道是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为了开拍《白云故乡》设宴招待文化界有关人士。
曹禺向大家介绍说:“诸位,向大家介绍一位新近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张骏祥先生。他是我的同学,赴美专攻戏剧。”
接着,曹禺一一向骏祥介绍在座的朋友:
“这位是司徒慧敏先生,《白云故乡》的导演。这是本片女主角凤子小姐。这是郭沫若先生,阳翰笙先生,马彦祥先生……”
张骏祥第一次同这么多文艺界同仁及左翼文艺界前辈相识,十分激动,也十分感激好友曹禺的热心引见。
宴会上,曹禺告诉张骏祥,剧校已迁往江安。从重庆回江安,轮船挤得惊人,船票十分难买,托人费力才买到两张统舱票(这种票没有固定舱位,随地摊开铺盖即可睡觉)。
拿着这样的两张票,曹禺感到很为难,上了船便设法同船上的管理人员商议,花了些钱,才取得了两个人在餐厅的一张八仙桌下面睡觉的权利。餐厅很小,总共只摆得下两张桌子。到开饭的时候,他们两人还得在餐厅外面等。到晚上两人只能将就在八仙桌下,同被而睡。曹禺苦笑着对张骏祥说:“骏祥,真太委屈你了。”
“家宝,太感谢你了,看你忙得这一头汗,快擦擦吧。”张骏祥递一块手帕给曹禺。
入夜,曹禺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初春的嘉陵江还有阵阵寒意,被子不大,他将一大半盖在骏祥身上,自己只盖了一小半。他想,骏祥在国外学了不少戏剧知识,从导演到舞台美术,从舞台照明到剧场设计,满腔热忱要报效祖国,想不到一入国内,竟睡在八仙桌下,太对不住他了。
月光如水,清澈地洒在两个久久未能入睡的青年身上。江轮疾驶向前,在滚滚的江面上荡起阵阵波浪……
半个世纪后,张骏祥回忆起这段往事还满怀深情地说:“曹禺对我的友谊,我是永远忘不了的。我和他的友谊,可以说就是从那张八仙桌下面开始的。每次想起来,总感到无比的温暖,觉得这是人一生中难得的美好的事。”
江安城赶排《蜕变》
到四川江安后,曹禺将张骏祥安排在与他家同一条街的一家居住。两人异常亲密,出则结伴,一天三顿饭都在曹禺家吃。他们常常纵论天下大事,切磋戏剧艺术,有说不完的话。曹禺告诉骏祥,他有个计划,想在抗战胜利后,由他、作霖(佐临)和骏祥三个人带上一批学生,在上海办个莫斯科小剧院式的小剧场。
“我们学好戏,演好戏,说老百姓要说的话,你看如何?”曹禺问骏祥。
“这太好了,这正是我孜孜以求的目标。可惜作霖不在这儿,不然我们可以具体商量商量了。”
“是吗,真不凑巧。原先他们夫妇也在这儿任教,因为韵之(即丹尼)要生孩子,绕道回上海了。同你走的路线不同,错过了,不然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谈谈说说就带劲了。”
一天晚饭后,曹禺同骏祥谈起“七七”事变以来自己的感受,向他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他在长沙听徐特立报告时的激动心情,和见到徐特立勤务兵的深刻印象。他说:“骏祥,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深极了。你想,一个年过五十的老人,一讲就是五六个钟头。我现在还记得他讲的题目是‘抗战必胜,日本必败’。内容精彩极了。会场里掌声一阵又一阵,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激动人心的报告。第二天,听小勤务员告诉我,老人待他亲如父子,晚上帮他盖被子,还教他识字。真感动人。官兵之间这么融洽,这是我闻所未闻的。一连好几天,我都没睡好觉。一上床,脑子里出现的就是徐特立、小勤务员这两个人的形象。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样的老人,我非写出来不可。”
张骏祥仔细地听曹禺讲,直到他讲完徐特立的事迹,才认真地对曹禺说:“家宝,你既有这样的触动,为什么不写下来?”
“我是想写。打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积累有关的素材。还有,在重庆的时候,有一件事也让我激动不已。在一张小报上,我看到了白求恩事迹的报道。一个外国人,万里迢迢赶到中国,援助我们抗战,这种精神真是太崇高了。”
曹禺越说越兴奋,张骏祥也越听越有兴趣。最后,他直截了当地对曹禺说:
“这样吧,家宝,你赶快写。这个戏就交给我排,就作为我回国后排的第一个大戏。”
“交给你排,我一百个放心。我再琢磨琢磨,写个大纲再同你聊。”
接连几天,曹禺陷入紧张的构思之中。
1940年2月初曹禺快要构思完毕,正准备进入写作阶段,接到妇女工作队的邀请,赴重庆作劳军公演。学校决定四月赴渝公演,演出两个现成的大戏,一个是顾一樵先生的《岳飞》,一个是余上沅与王思曾先生合作的《从军乐》。余上沅觉得一次旅行公演,带两个戏太少了,希望曹禺把正在酝酿的新戏赶写出来。在朋友们信任的催促下,曹禺推托不过,只好答应赶一赶。
曹禺家吃饭,原先有曹禺、郑秀、女儿万黛和张骏祥四个人,现在又加了一个帮着刻钢版的学生季紫剑。每天总是饭碗一丢,师生两个便干了起来。往常,饭前饭后曹禺与张骏祥总要谈谈天,自从《蜕变》排演任务确定之后,一个忙排练的事,一个要赶写剧本,谁也顾不上聊天了。
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张骏祥一进门就对曹禺说:“家宝,你的第二幕第一段没有写好。第一幕梁专员虽未出场,但他的形象已在观众心中立起来了。可现在第二幕一开幕,医院还是同第一幕一样疲疲遢遢,没有生气,这样到第三幕来一个彻底改变,就缺少一个过渡。”
“这一层我倒没有想到。骏祥,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补救一下?”曹禺感到张骏祥讲得有理,便问道。
“现在大改也来不及了,你能不能加一场戏,”张骏祥一边想一边说,“气氛要显示出梁专员来后医院工作作风上有所转变,节奏、速度也比以前要快一些。”
两人边吃边谈,饭吃完了,修改方案也商议妥了。曹禺说:“下午我就动手改。”
张骏祥感到曹禺今天讲话的声音瓮声瓮气,便问:“家宝,你今天是不是病了?”
正在收拾碗筷的航嫂插了一句:“万先生今天睡了一上午,有点发烧了。”
“噢——下午你还是休息吧,明天改也行,下午我再将第一幕多排几遍。”
“不,不,这点小病不碍事。”曹禺漫不经心地摆了摆手。
午饭后,曹禺叫季紫剑将钢板准备好,又开始干了起来。
到吃晚饭时,曹禺将改好的稿子递给张骏祥:“骏祥,你看看,这样改,行不行?”张骏祥一看,曹禺将第二幕的布置作了重新描写。诊断室内不再是乱七八糟。墙上半洋式的大窗,悬挂着的是洁净的白布窗帷,旧书桌上,铺着一条白布,很整齐地放着文件;医院的人们已经开始按时上班,准时办公了;人们工作、说话的节奏也明显加快,面貌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
“好!改得好。家宝,你不愧是大家,笔头来得真快!”
3月初,三个戏的排演均有了眉目。余上沅派校工张贵先至重庆接洽租国泰戏院,并筹备其他事宜,准备4月公演。4月份,正是重庆各剧团争演话剧的旺季,场租费特别贵。经张贵等几次磋商,戏院经理同意4月1日起租借十二天,租金需一千元。因金额巨大,张贵等不敢擅自拍板。
3月下旬的一天黄昏,下着绵绵细雨,余上沅收到张贵拍来的急电,请示定夺。因为事情紧迫,剧校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会上,曹禺说:“三台戏均已排练就绪,如果不演,损失更大。”
张骏祥说:“张贵他们所定的时间还是比较适宜的,不致影响后面的教学。”
最后,众人商定忍痛签订合同。
散会时,已半夜二时。曹禺和张骏祥一同回家。
“家宝,你的本子我又琢磨了一下,排下来还嫌长了些,我想再删几段。”张骏祥征求曹禺的意见。
“你尽管大胆地删,本子到了你手里,由你做主。”
“我的剧本《小城故事》你看完了没有,觉得如何?”
“看完了。真不错。有几个小地方,我在本子旁边用铅笔画了画。我想把它推荐给巴金,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小城故事》是张骏祥创作的一个大型话剧,前几天曹禺就看过了。他敬佩地说:“骏祥,你又搞导演,又搞舞美设计,还抽空写剧本,精力真充沛。我不如你。”
“哪儿的话。我不如你,不像你那么专一。我东摸摸,西摸摸,一样也不精。”
两个好友同撑一把伞,在雨中谈谈说说,漫步在濛濛的雨夜。
8月24日,江安的江边码头驶出了三只木船,沿着嘉陵江顺流而下。这一段川江,江面不宽,水也比较枯浅,但仍然是湍急地曲折迂回,波翻浪滚地向前奔流。在船工的紧张号子声中,三只木船随着水流像箭一般急驶而下。
这次《蜕变》的首演,梁公仰由蔡松龄扮演,丁大夫由沈蔚德扮演。他们两位都是剧校的青年教师。其余角色均由二年级学生担任。张骏祥利用空隙时间帮助演员分析研究角色思路的层次和转折,尤其对重点场面,更是一丝不苟地帮助演员理解、体会。他辅导沈蔚德说:“第四幕丁大夫阳台上的一段讲演,一定要注意人物情感的起伏和变化。声调的抑扬,字音的轻重快慢,哪里宜停顿,哪里应流畅,都要字斟句酌。”有时,张骏祥亲自作示范表演,使演员获益不少。
工作之余,师生们做各种游戏以消永昼,并编写“水上新闻”传阅,内容诙谐百出,足慰旅途寂寥。在船工疲劳时,同学们也帮助划桨,三条木船互相竞赛。第一天到泸州;第二天到合江;第三天一天竟行了二百七十里,直达江津;第四天中午就隐隐绰绰看见山城了。
张骏祥与曹禺望着浓雾中时隐时现的山城,隐隐有些担心:《蜕变》在重庆公演的命运会怎样呢?……
一场轩然大波
剧校大队人马于3月28日傍晚抵达剧院;后因租费太贵,迁至长江浴室楼上清唱书场旧址。剧组全体在日新餐室集体包伙。张骏祥、曹禺与师生们居住偏僻小城一年之久,已习惯于僻壤宁静的生活。这次重来陪都,恍同隔世。大街上车水马龙,令人眼花缭乱;市场嘈杂,扰人心绪。
一天傍晚,曹禺正在日新餐室用餐,季紫剑从外面进来,说:“万先生,门外有人找您。”曹禺一看,原来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戏剧组的编辑胡绍轩。
“郑先生,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万先生,”胡绍轩看了看四周,然后请曹禺到大门边说话。原来,胡绍轩新近调到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工作。他告诉曹禺,他到职后负责初审的第一个剧本就是《蜕变》。
“您的这个戏我非常喜欢,我初审签署的意见是‘照原稿通过’。谁知戏剧审查委员会6名委员开会时,把我的意见否决了,责备我没有看出问题。”
“他们说这个剧本有什么问题?”曹禺急忙问。
“他们说:第一,剧中第一幕那个乌烟瘴气、贪污腐化的后方医院为什么要写成是‘省立’的?这不是影射整个政府的行政机构吗?第二,省立医院院长的小老婆外号为什么偏要叫‘伪组织’?第三,丁大夫的儿子丁昌为什么要唱《游击队之歌》?而且随战地服务团到西北?那不明明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吗?第四,剧中人物的一个小道具——丁大夫欢送抗日战士伤愈重返前线时挥动的小肚兜,为什么偏偏是红色的?”
听了胡绍轩转告的这几条意见,曹禺、张骏祥哭笑不得,默然无语:怎么办?遵命改,就要牵一发动全身,失去原意;如果不改,就会“不得上演”。
“万先生,我先给您透个风,您赶快找人疏通。要不然这个戏就演不成了。”胡绍轩急着要走,最后说。
“好,好,谢谢您。我同余校长再商量一下。”
过了一会儿,余上沅回来了。曹禺将刚得知的情况说了一遍,余上沅气愤了:“还有这样的事?太岂有此理了!不管他,我们排我们的。看看他们明天怎么正式对我们说。”
第二天,“戏剧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下来了,同胡绍轩透露的几乎一模一样,并且明确宣布:“不作修改,不得上演!”
师生们闻讯,群情激愤。
“不是说宣传抗战是天经地义、理直气壮的吗?怎么这么好的戏也不让演?”一个同学气愤地说。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咱们就不改,看他怎么样!”
“算了,算了,排了一个月,算咱们白干!”
“我看,万先生,我们还是要据理力争,必要的时候,作些让步,尽量争取上演吧。”季紫剑同学向万先生建议道。
曹禺觉得季紫剑的话有道理,便同余上沅、张骏祥商量:“这么办,你们看如何?咱们再同当局交涉,作一些让步:就将省立伤员医院,改成受公家津贴的私人开的医院;‘伪组织’这个外号也不提;演出时一面嘴说‘这个’,一面用动作——一手竖起小指来表示她是秦院长的小老婆,你们看如何?”
“受公家津贴的私人开的医院,这根本不像台词嘛!又累赘,又拗口。”张骏祥不满意地说。
“我也觉得这么改疙里疙瘩。不过,咱们第一幕第二场先这么唬弄唬弄他们,过后还照演咱们的。”曹禺说。
“好吧,事已至此,就这么办吧。”张骏祥显得无可奈何。
“那么,家宝,又要辛苦你了,将本子改一改,再送上去。通过了咱们就如期公演。”余上沅说。
油印修改本送上去了。因为通了关节,很快退回本子,回复道:“可以,就照审查过的本子演。不过,公演之前,还要审查演出。”
师生们憋着一肚皮气,根据修改本,又重新排了一遍。
一天晚上,审查演出开始。一间空空荡荡大屋里,靠墙放了一张长条木桌,上面放着一些茶杯、烟灰缸。长桌后面,坐着六个审查委员老爷,有的似笑非笑带着一副油腔滑调的样子,有的板着脸,一副假正经的神情,手里拿着一本油印本《蜕变》,有一个瘦子戴着副眼镜,斜眼看人,专向女学生身上瞄。
余上沅、曹禺、张骏祥在长桌后面一旁陪着。
长桌前一大块空地就是学生们演出的地方。尽管审查老爷们搭着“三堂会审”的架子,但学生们却一点也不买账。演出场地一无布景,二无灯光,只有几张桌椅、台阶和一些简单的道具,演员们既不化妆,也不穿剧中人物服装。
“张先生,怎么没有布景。”一个审查老爷阴阳怪气地问导演道。
“时间太匆促,来不及置景。”张骏祥冷冷地说。
“演员们怎么不穿服装,不化妆?”又一个审查老爷问道。
“油彩涨价了,为了节省一点开支,这次我们出来开支十分窘迫。”余上沅回答说。
“再说,你们主要是看看内容,化妆不化妆无所谓。”张骏祥又补充了一句。
几句话回得几位审查老爷无言答对。
演员们憋着一肚子气演出,脸上毫无表情,只是上场、下场和走走位置,冷冰冰地背背台词,既无戏的情绪,也无戏的气氛,就这么一幕又一幕地唬弄。
渐渐地审查老爷们也觉察到了:这是消极抵制。但他们也不好说什么。于是只好懒懒地打呵欠,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变得呆头呆脑起来。有个瘦子忍不住下意识地咂咂嘴,仿佛吃了什么苦药似的。一个胖子后来干脆伏在桌上呼噜呼噜打起鼾来了。瘦子用手推了他半天,他这才强打起精神往下看。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几个小时,审查演出就算通过了。
4月15日,《蜕变》在国泰戏院举行首场演出。开演之前,曹禺、张骏祥来到后台看望师生。只见扮演梁专员的蔡松龄还在反复琢磨着梁专员的台词,其他同学也都沉浸在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气氛之中。演出时,满台高涨的抗战热情深深地吸引了全场观众,尤其是两位主人公的表演更让观众感受到时代的气息。第三幕,医院治疗伤员急需要的蚊帐、药品,温宗书副院长强调客观困难,迟迟不予解决,梁公仰闻讯,拍案而起,怒目而视,像一只雄鹰逼视一只猥琐的病鸡,滚雷似地一口气说出了一大段话:
“怎么叫不可能?你从上面一时领不来,你就找省内医药管理处;省内医药管理处要不来,你该找动员委员会;动员委员会弄不来,你要找人民团体;人民团体找不来,你该求殷实商家;殷实商家借不来,你再托人写文章在报纸上喊。要!要!要我们的蚊帐!卡车!金鸡纳霜!哪怕这三件东西你要从地里面挖出来,你得完全办到,你才算完!”
这段台词,经张骏祥的点拨,蔡松龄念的时候,用传统戏曲的快板或垛字板一样急促有力的节奏吐出,真如一阵滚雷在观众耳边轰响,震得人不由得不惊醒振奋起来。尤其是说到最后一句话时,蔡松龄用两只有力的大手,伸开钢钳似的十指,自下而上一抓,真像从地上能挖出无限宝藏似的。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由于张骏祥精心的导演,蔡松龄的出色表演,在重庆舞台上出色地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带有农民气质的、朴素、慈祥而又果断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借旧宅开排《北京人》
三幕话剧《北京人》虽说是曹禺为了支持中央青年剧社赶写出来的,却绝非匆促的应景之作,曹禺撰写此剧十分认真,前后写了十稿。剧本的构思、酝酿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张骏祥1940年在江安执教那一年,天天和曹禺生活在一起,连一天三顿都搭伙在曹禺家里(即江安张乃赓的那个住宅里,曹禺住的是楼上楼下两间屋)。关于《北京人》这个戏的构思和写作,两个人谈得很多。对曹禺在这个戏里准备写什么、怎么写,张骏祥了如指掌。张骏祥先生在50年后,同笔者谈起《北京人》的剧作时,认为“曹禺在这个戏里,有力地揭露了他从小就亲身感觉到的封建家庭的腐朽、没落和顽固,对于那种令人窒息的、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哭不能哭、喊不能喊的牢狱深恶痛绝,对在这个制度下无辜牺牲的人寄予无限的同情。应该说,他是流着眼泪唱这个家庭的挽歌的。剧中塑造的几个人物文清、愫方、曾皓等写得十分成功。我看应该说是中国话剧史上塑造得最好的形象中的几个。”
排戏地点选哪儿呢?张骏祥想最好物色一个没落地主的半荒芜的旧宅,好让这些年轻的演员们领略一下封建世胄家庭的古老气氛。反复考虑,感到重庆市郊盘溪石家最合适。石家有一个地主庄园,主人的一个儿子就是剧专的第三届毕业生石永国。张骏祥将石永国找来了,对他说:“石永国,我们排《北京人》想占用你家大花厅用一用,行不行?”
“这个,恐怕我爹不同意。”石永国面有难色。
“不要紧,你就说我们是排戏,决不损坏你们家一件东西。况且,你又是剧校的学生,老师、同学你都熟悉,你就给你爹爹介绍介绍,鼓动鼓动嘛!”
“那,我去试试看。”石永国说。
“不是试试看,要一定争取能去。”张骏祥又叮嘱了一句。
果然,石老太爷起初不乐意“戏班子”到他家来排戏,但禁不住儿子软磨硬说,又碍于是儿子的老师、同学、同事,不便薄人家的面子。加上听儿子介绍说,写本子的曹禺很有学问,是南开、清华的高材生,现在各地讲演、教书,是个名流;“提线子的”(导演)张骏祥还出过洋,留美回国不久,能说外国话,便勉强同意了。不过,他又给儿子叮嘱了几句:“你要给张先生讲明,排戏归排戏,屋子里的东西可一件不能损坏,这都是祖宗留下的产业!”
儿子欣喜地说:“知道,坏不了。”
一天,曹禺从沙坪坝的石门过江来到盘溪石家,看望正在排练的师生。一看,这座大花厅还真有曾家的味儿。古色古香的楠木雕花桌椅,吊穗子的宫灯,沿窗是一列书橱,里面装满了线装书,案子上摆着笔筒画砚,瓷器古董,真像个古玩店。
曹禺笑着对张骏祥说:“骏祥,亏你有办法,居然在四川找到了一个曾家!”
张骏祥刚招呼曹禺坐定,石永国从边门跑了过来:“张先生,万先生,我爹听说万先生来了,特地来看看你们。”
说话间,一位六十多岁头发斑白的老翁拄着拐杖,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张骏祥、曹禺忙迎了上去。
“爹!这就是张先生、万先生。”石永国介绍说。
“久仰久仰。老朽久闻万先生的大作《雷雨》、《日出》,誉满海内外,今日一睹风采,幸甚幸甚。”石老太爷同曹禺、张骏祥拉了拉手,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话,将周围的年轻人都逗乐了。
曹禺忙说:“老先生,谢谢您借给我们这么好的地方。”
张骏祥也说:“石老先生,以后欢迎您常来看我们排戏,给我们多多指点。”
“岂敢岂敢,老朽乃昏聩之人,老眼昏花,不敢班门弄斧。”
寒暄了几句,老头似乎得到了满足,就在石永国的搀扶下,颤颤悠悠地走了出去。
他前脚刚走,扮演曾皓的沈扬忙尾随其后,模仿他的老态龙钟的步伐,一手作扶拐杖的动作,一手捋捋胡须,也跟着一步一步地走,嘴里还用漏风的声音说:“岂敢岂敢,老朽乃昏聩之人,老眼昏花,不敢班门弄斧。”
他的动作、念白学得维妙维肖,引起在场演员哄堂大笑。一见张先生与万先生送罢老人返回了,这才收住了笑。
“现在继续排练,开始吧!”
张先生一声令下,舞台监督将小锣敲了一下。演员们顿时各就各位,作好了开排的准备。
“剧务来了没有?”
“来了。”刘厚生应道。
“效果来了没有?”
“我在。”李天济把手举了一下。
接着,张骏祥一个一个点名。点完名,他宣布几条纪律:从开排起,效果、剧务每次都要跟着,全体演员不论这场戏有没有你,均需到场。
“张先生,我们过去在剧团排戏是排到谁谁才来,不排到你的戏你就可以做自己的事。这样不是可以节省时间吗?”一位从剧团来的演员不满地问道。
“那是过去。我排戏要搞正规化,整个一台戏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没有排到自己的戏,也应该坐在旁边看着整个戏的进行。这一条,不论主角、配角,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张骏祥斩钉截铁地说。
要求之严,演员们背后开玩笑,给张骏祥偷偷起了一个“雅号”:“法西斯导演”。
抓音响一丝不苟
排演时,张骏祥对剧务的要求也相当严格。有些剧校如四川省立戏剧学校(校长熊佛西)没有剧务这一教学内容,许多人是从张先生那儿开始学到的。张先生要求剧务不仅要管演出的总务,更要负责一些艺术方面的工作,作场记。在每一页剧本下面附一张白纸,记录演员动作,导演对语言节奏、舞台调度的要求。在张先生的训练下,有的剧校毕业生经过剧务工作的锻炼,以后便能胜任副导演、导演的工作。
《北京人》的剧务,起初张骏祥让剧校毕业生张家浩担任。张家浩是张骏祥亲自培养、十分喜爱的学生。在剧校任教时,一次班上分三组排小品,有一组排得很差,张先生很生气,批评道:“怎么搞的,排成这个样子,这像个什么?”张家浩顿时站出来说:“张先生,不怪他们演得不好,这是我排的,我排得不好。”张骏祥见这个学生敢于承担责任、不文过饰非,留下了好的印象。以后在接触中,又发现这个学生能干、肯负责。因此,他到中央青年剧社任社长后,就写信要他到剧社工作。此时,张家浩已留在江安国立戏剧学校任助教。接到张先生的信,要不要到重庆去?张家浩举棋不定,便同他敬重的曹禺先生商议。曹禺说:“当然应该去中青剧社,跟着张先生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于是张家浩毅然决定去重庆工作。此时,《北京人》已由剧校学生季紫剑刻印出一、二幕。油印本出来后,委托季紫剑邮寄两份,一份给正在沙坪坝的巴金,一份给远在香港的萧乾。另外,让张家浩带了几十本捎给张骏祥。
正在“等米下锅”的张骏祥和剧组成员,一见家浩捎来了剧本,尽管还缺第三幕,仍感喜出望外,立即开始了排练工作。张骏祥分派家浩担任剧务,认为他一定能胜任这一工作。不料,排练时,张骏祥发现家浩工作不如以前那么认真负责(此时张家浩正谈恋爱),大为生气。一天,他当众宣布将张家浩撤换下来,让他负责前台工作,以观后效。剧务工作由另一位剧校毕业生刘厚生担任。50年后,张家浩回忆起这段往事,对张骏祥先生严肃认真、不徇私情的精神表示无限敬佩。张骏祥先生直到年过八旬,也仍十分喜爱这位已近七旬的老学生,时常邀他叙旧,可见两人深厚的情谊。
负责效果、道具的李天济对张骏祥先生的严格也印象极深。他说:“张骏祥先生批评人是很厉害的,我也被他批评过。但是他批评得再怎么凶,我也服,因为他批评得对,而且他确确实实是在搞艺术,是有真水平的艺术家。”负责效果的除了李天济,还有肖锡荃。肖锡荃这时已是师长辈,另有所好,不大过问这一工作,具体的设计要靠李天济去做。《北京人》的效果特别复杂,鸽哨声、台钟声、乌鸦叫声、水车吱扭声、瞎子算命的铜锣声……各种声响犹如一个不出场的角色,起着营造环境气氛、烘托人物心情的重要作用,不可等闲视之。张骏祥对各种声响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李天济问:“这些效果具体如何做?”张骏祥说:“怎么做?你自己开动脑筋,大胆放手搞。”比如鸽哨声,如何制作?这就是一个大难题。曹禺在《北京人》公演时,专程到重庆抗建堂来观看,除了对导演处理、演员表演十分满意之外,对效果的成功制作和运用也大加赞赏。这次演出的鸽哨声确实处理得别具一格:上场门鸽哨的临近声,中间来回的盘旋声,下场门鸽子飞远了鸽哨的消逝声,都十分逼真。声音嘹亮悦耳,让观众想象到天际有五六只鸽子一齐在飞,犹如充满了青春的欢笑。演出结束后,曹禺向张骏祥提出到后台看一看鸽哨声是怎么做出来的。于是,张骏祥向曹禺介绍了李天济,这也是李天济第一次见到曹禺。他向曹禺介绍了制作方法,曹禺很赞赏。待曹禺走后,李天济用四川话对旁边的人开玩笑地说:“这个龟儿子,原来是会写不会做啊!他哪里晓得,他写上那么几句,我做这玩意,要花多少心血唷!”
原来李天济是江苏镇江人,长期生活在南方,从未听过鸽哨声。为了完成张先生指定的任务,他多次到重庆校场口向熟悉北方生活的人打听,才知道鸽哨声原来是哨子缚在鸽子腿上,气流进去之后发出的声音。用什么代用品可以发出类似声音呢?苦思冥想,终于灵机一动,办法来了。他找来了剧社里仅有的一只破电风扇,将哨子缚在风扇叶子上,风扇一转,就发出了类似的鸽哨声。这一成功,让他喜出望外。如何造成声音的距离感和鸽子在空中盘旋的声音感觉呢?幸好团里的那台风扇虽旧,但是是华生牌,名牌产品,在当时就有了风力强弱的调节装置。他就利用风扇的强弱开关进行调节,一调还真有盘旋感。鸽哨声由远及近、由近及远的感觉又如何造成呢?他又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一根长电线,演出时,他手捧电扇,在幕后从上场门慢慢走到下场门,这样就很自然地形成远近强弱的声音感觉。为了搞好这一鸽哨,他根据张先生的要求,不厌其烦反复试验多遍,终于如愿。所以他大有“文官动动嘴,武官跑断腿”的感慨。
号声,是《北京人》中更为重要的音响。第二幕愫方听到城墙边上的号声,有一种凄凉而又甜蜜的复杂心情。这声音同人物心灵展示息息相关。当时没有录音设备。李天济于是就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找了一个小号兵,每次演出让他当场吹奏。排练时,觉得号声太响,没有距离感,便一层、二层、三层蒙上纱布进行试验,让小号兵站在开幕离上场门不远的地方,为了便于演出时指挥他何时吹,让他站得离门远一点。就这个号声的效果,张骏祥也排了许多遍。
当然,在演出过程中也难免会有一些失误。有一次,李天济买了作效果的爆竹。因为重庆阴雨天多,爆竹有些潮了,他怕演出时放不响,便在后台用火烤了烤。但再怎么烤,演出时在剧情需要响的时候不响,不需要响时又突然响了起来,逗得观众哄堂大笑,把戏的气氛破坏了不少。演出结束后,张骏祥怒气冲冲地走到后台,正要狠狠批评李天济,站在一旁的张瑞芳忙出来讲情,向张先生解释了一下。李天济也乘机向张先生诉说苦衷:“张先生,别的声音,鸽哨声、号声,我都可以在台下试验,这爆竹声,我实在没法先放一遍。”张骏祥一听讲得也在道理,便冷冷地说:“下次不可。”李天济这才免了一顿骂。
张先生毕竟是通情达理的。李天济说:“《北京人》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可以说是大轰动。事后全剧社人员晋升一级,有两个人还加了双工资,一个是演曾皓的沈扬,一个是搞效果的我。”当笔者问李天济先生,你当年为什么能那么认真刻苦地钻研效果?他说:“张先生是我敬佩的专家。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想跟张先生学导演,学点真本领。我一边在干效果,一边注意观察张先生排戏。张先生要求我的效果要紧密地、准确无误地配合人物的情绪,不要慢一拍,慢半拍也不行。而台上角色情绪的变化是十分微妙的,一定要配合默契,才能恰到好处。以后我虽然没当成导演,但跟张先生学排戏的这段经历,对我以后从事电影编剧、电影表演也大有教益”。(后来,李天济先后创作出《小城之春》、《今天我休息》等剧本,成为我国著名的电影剧作家。)
表现了一个受难者的灵魂
一个冬天的深夜,窗外是凛冽的北风,曹禺一个人坐在写字台边,入情地看着一个剧本,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他的心紧紧地被剧中人物的命运所吸引,看到最后,他热泪盈眶,伏在桌上哭泣起来。
这个剧本名叫《安魂曲》,匈牙利剧作家贝勒·巴拉兹作,由焦菊隐根据法文本翻译。在这之前,曹禺翻过原文本,看了第一幕就爱不释手,建议在法国留过学的焦菊隐将它译成中文。焦菊隐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将剧本很快译了出来。曹禺现在看的就是译本的手稿,是焦菊隐托张骏祥先生转给他的。
剧本《安魂曲》,语言优美,用高度的艺术概括表现了莫扎特这位大音乐家可歌可泣的一生。读完之后,曹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鸣,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要扮演莫扎特的愿望。
在将剧本交给张骏祥时,他坦率地说了自己的想法:
“骏祥,剧本译得很好。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本子。我想扮演莫扎特,你看行不行?”
张骏祥愣了一下,然后喜出望外地说:
“那太好了,我正愁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演员呢。你有多年的舞台经验,又有丰富的艺术修养,你演,准能演好!”
“那不一定。我试试看。”
“家宝,真的,你一定能演好。”张骏祥话题一转又回到剧本,“不过,这个剧本如果排起来,你感到怎么样?”
曹禺想了想,说:“文笔很流畅。如果作为演出本,那还要再动一下,台词也还要再口语化一些。”
“对,我也是这样想。看过剧本之后,我就感到作为演出本,一定要动一动。家宝,这件工作你能不能代劳一下。你知道为了组织这个戏的演出,租场子,借演员,我还要做许多事。”
“行,我先修改润色一下,然后再由你改定。”曹禺一口答应。
没多久,排练工作开始了。排练场就在中央青年剧社社址——重庆中一路新华商场后面两大间仓库又兼厂房的房子里。这儿离抗建堂很近,去国泰戏院也不远。地点适中,演职员们来去方便,大家都比较满意。
正式开排第一天,一大早,曹禺就来到那间大仓库。一会儿,人到齐了。导演张骏祥说了声:“诸位,我们开始吧。”
刚才还闹闹嚷嚷的大仓库顿时寂静下来。
张骏祥手里拿着一份名单,音调铿锵地宣布:
“诸位,从今天起,怒吼剧社《安魂曲》剧组正式成立。这儿既是我们的会场,也是我们的排练厅和布景作坊,同时又是我们的饭厅。主角莫扎特由万家宝扮演,莫扎特夫人由张瑞芳扮演……我们这个戏原名《莫扎特》,现在改名《安魂曲》。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呢?大家知道,安魂曲是天主教徒为死人举行弥撒祭时演奏的一种安慰亡魂的歌曲。莫扎特五岁就开始作曲,三十年后,却在孤独与贫困中告别人世,结束了美的追求。他一生留下了众多不朽的杰作,而他最后一个名曲,就是‘安魂曲’。所以我和焦先生都觉得还是译为《安魂曲》较好些。我们选择这个剧本上演,既想传播莫扎特美好的声音,同时,我也想会对今天的观众有所启迪……”
剧中最后王公贵族利用权势,夺走了莫扎特最后一页作品,榨干了莫扎特生命中的全部精华。几个大学生对此愤愤不平,一位大学生对曹禺说:“历史有时真会开玩笑,出现惊人的相似。我们决不允许剧情中的历史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相似地出现。”
继《北京人》之后,《安魂曲》的演出,又一次轰动了山城。开始,张骏祥和曹禺以及演员们都很担心此剧是否能上座。每场演出结束后,前台主任总要来后台向大家报告观众上座情况。当得知上座率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上升时,大家都十分激动。
张骏祥和曹禺注意听取同行们、观众们每一个细小的意见,努力精益求精,戏也演得越来越纯熟。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看了演出之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赶回育才学校,敲钟集合全体学生,向学生们讲他看《安魂曲》的印象,最后说:“这是真正的好戏,千载难遇,不可不看!”
他率领学生徒步一百多里,从北碚附近的草甸子走到山城。到了山城,正赶上《安魂曲》演最后一场,戏票早已销售一空。没有座位,陶行知就同张骏祥商量,让孩子们坐在剧场楼座的石头台阶上观看。谢幕的时侯,张骏祥、曹禺听到楼上两边台阶上发出最热烈的掌声,感动得落下泪来。
著名导演贺孟斧看了演出以后,对张骏祥翘起大拇指,连连说:“张先生,力作!力作!”评论家刘念渠在《新华日报》撰文说:“透过装饰于身上的化妆和服装,曹禺不仅表现了音乐家莫扎特的形象,而且表现了一个受难者的灵魂。”“在莫扎特这个人物中,他注入了自己的感受与体验,注入了自己的生命与灵魂。”赞扬他的表演“使这个人物有了深度。”
莫扎特,这是抗战后期重庆舞台上张骏祥、曹禺、张瑞芳等主创人员通力合作创造出的一个十分出色的艺术形象。一个坚强、乐观、忠于艺术,永远不屈服于黑暗势力压迫的伟大音乐家的形象,在山城人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余韵:珠联璧合导莎剧
1943年冬,张骏祥从成都赶回重庆,找到曹禺。刚刚坐定,就开门见山地说:
“家宝,又要劳驾,帮我一次忙。还要像排《蜕变》、《北京人》那样,赶一赶。”
“什么事,看你这么急?”曹禺笑着问道。
原来,成都有人为了邀著名电影演员金焰出来演戏,想借用航空委员会神鹰剧团的名义,由金焰和白杨主演《罗密欧与朱丽叶》,演出日期定在1943年12月。
“场子都已经定好了,请你务必帮帮忙。”
“好吧。这个戏,我还比较熟。不过,已经有了几个译本了,为什么还要重译呢?”
“那几个译本我都看过,案头看看还可以;舞台表演用,还不太理想。我知道你是‘莎迷’,又懂舞台,译出来一定更适合舞台上演。”张骏祥坦率地说。
“那也不一定。莎翁剧本的原文你是知道的,有许多词现在都很少用了,要将原文的精神准确地译出来,又不失原文韵味可不大容易。不过我可以试试看。”
夜幕沉沉,曹禺埋头书桌。整个世界似乎只剩下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原文和洁白的稿纸。越译,他越惊异于莎士比亚剧作动人的艺术魅力,越感到莎翁笔下的人物血肉丰满,又各有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深感要将剧中的全部诗意和奥妙译出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不过,自己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将译本搞得好一些。每译完一段,他就化作剧中的人物朗诵一遍,有不顺口的句子,不确切的字句,马上修改,不敢有半点懈怠。
这个剧本他实在是太熟了,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曹禺就将《罗密欧与朱丽叶》译完了。
张骏祥收到曹禺的译稿后,当夜通读了一遍,十分满意,立即安排人刻印,并请剧专毕业的李恩杰搞舞美设计,郁风搞服装设计,章超群搞灯光设计,辛汉文搞化妆设计,请著名导演万籁天任舞台监督。为了演好这一台戏,张骏祥组织了一个五十多人的演出班子:由金焰饰罗密欧,白杨饰朱丽叶,沈扬饰凯布,吕恩饰凯布夫人,章曼萍饰朱丽叶的奶妈,周峰饰维洛那亲王,陶金饰班浮柳,阳华饰猛泰,白玲饰猛泰夫人,丁然、张鸿眉、雷南、夏天等人也参加了这次盛大的演出。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30多个剧本中最早翻译为中文的。在曹禺之前,就有田汉、朱生豪、邢云飞等人的译本。由于曹禺有多年的戏剧创作经验和粉墨登场的实践经验,比较起来,他的译本更接近原作,更突出了莎氏原剧色彩明丽、诗意浓郁的特色。在译本中,曹禺增加了许多舞台动作说明,使演员和读者更易了解。搬上舞台时,限于演出条件,更重要的是为了使观众便于接受,张骏祥对译本又作了一些大胆的删节。
1944年元旦,成都街头贴出了醒目的海报,海报的右上方画着主人公罗密欧与朱丽叶拥抱的场面,右下方是两个家族在大街上械斗的情景。
许多市民拥在海报前议论纷纷:
“张骏祥导的戏,一定不错,值得一看。”
“曹禺的《北京人》、《家》听说在山城很轰动。他译的剧本不知怎么样?真想去看看。”
“听说这次是白杨主演朱丽叶。从前只看过她的电影《十字街头》,没看过她演外国戏,我也想去看看。”
一霎时,国民大戏院售票处排起了一条长龙。
演出轰动了蓉城,创造了抗战时期中国莎剧演出的最高水平。成都的观众一下子看到这么多优秀演员的演出,又领略了具有渊博学识和深厚艺术造诣的张骏祥的精湛导演艺术,真是大饱了眼福。曹禺的译本,台词优美,明白流畅,韵味悠长,十分适合上演,使整台戏光彩倍增。
消息传开,重庆、昆明等地纷纷来信来电,邀请神鹰剧团公演此剧。张骏祥欣然同意,打算此剧在重庆演出时请曹禺亲自看一看,一来听听他的意见,二来也是对他辛勤译作的一种答谢。没想到,郁风辛辛苦苦设计制作出来的全部服装被主办人卖掉了。张骏祥和演员们辛辛苦苦排出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除成都外就没能再演。曹禺和张骏祥为此都深感遗憾。
尽管如此,1944年恕吼剧团在成都演出的《柔蜜欧与幽丽叶》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界的一个盛举。直至42年后的1986年,在震惊世界的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的开幕词上,曹禺还深情地宣告“我们有张骏祥导演的‘柔蜜欧与幽丽叶’”,是中国人演莎剧的几个突出的例子之一。
张骏祥导演的话剧《柔蜜欧与幽丽叶》,为张骏祥与曹禺在巴山蜀水结下的深情厚谊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张骏祥的导演成就,与剧作家曹禺休戚相关。以下截取的镜头,生动记录了两位大师的友情。
八仙桌下开始的友谊
1940年初,张骏祥由美国回国,应曹禺之邀来到剧校(以下简称“剧专”)任教。
1936年夏天,张骏祥考取庚款赴美留学生,专攻“戏剧演出”。行前曾到南京新创办的国立戏剧学校参观。因为曹禺是张骏祥清华时的前后同学,校长余上沅便对曹禺说:“家宝,我已去信请他来校执教,至今尚无回音,你能不能再为我催一催?”于是,曹禺又写了一封信,转告剧校翘首盼望他光临的急切愿望。这封信也促成了张骏祥下决心回国执教。
曹禺接到张骏祥从海外归国的信,获悉他已绕道海防转昆明飞到重庆,立即邀请正在重庆一起聚会的凤子到张骏祥下榻的旅馆去接他。
老友重逢,曹禺邀张骏祥去黄家垭的一心饭店。“你来得正巧,今天有重庆戏剧界的朋友请客,借此大家认识认识。”到了一心饭店,张骏祥才知道是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为了开拍《白云故乡》设宴招待文化界有关人士。
曹禺向大家介绍说:“诸位,向大家介绍一位新近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张骏祥先生。他是我的同学,赴美专攻戏剧。”
接着,曹禺一一向骏祥介绍在座的朋友:
“这位是司徒慧敏先生,《白云故乡》的导演。这是本片女主角凤子小姐。这是郭沫若先生,阳翰笙先生,马彦祥先生……”
张骏祥第一次同这么多文艺界同仁及左翼文艺界前辈相识,十分激动,也十分感激好友曹禺的热心引见。
宴会上,曹禺告诉张骏祥,剧校已迁往江安。从重庆回江安,轮船挤得惊人,船票十分难买,托人费力才买到两张统舱票(这种票没有固定舱位,随地摊开铺盖即可睡觉)。
拿着这样的两张票,曹禺感到很为难,上了船便设法同船上的管理人员商议,花了些钱,才取得了两个人在餐厅的一张八仙桌下面睡觉的权利。餐厅很小,总共只摆得下两张桌子。到开饭的时候,他们两人还得在餐厅外面等。到晚上两人只能将就在八仙桌下,同被而睡。曹禺苦笑着对张骏祥说:“骏祥,真太委屈你了。”
“家宝,太感谢你了,看你忙得这一头汗,快擦擦吧。”张骏祥递一块手帕给曹禺。
入夜,曹禺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初春的嘉陵江还有阵阵寒意,被子不大,他将一大半盖在骏祥身上,自己只盖了一小半。他想,骏祥在国外学了不少戏剧知识,从导演到舞台美术,从舞台照明到剧场设计,满腔热忱要报效祖国,想不到一入国内,竟睡在八仙桌下,太对不住他了。
月光如水,清澈地洒在两个久久未能入睡的青年身上。江轮疾驶向前,在滚滚的江面上荡起阵阵波浪……
半个世纪后,张骏祥回忆起这段往事还满怀深情地说:“曹禺对我的友谊,我是永远忘不了的。我和他的友谊,可以说就是从那张八仙桌下面开始的。每次想起来,总感到无比的温暖,觉得这是人一生中难得的美好的事。”
江安城赶排《蜕变》
到四川江安后,曹禺将张骏祥安排在与他家同一条街的一家居住。两人异常亲密,出则结伴,一天三顿饭都在曹禺家吃。他们常常纵论天下大事,切磋戏剧艺术,有说不完的话。曹禺告诉骏祥,他有个计划,想在抗战胜利后,由他、作霖(佐临)和骏祥三个人带上一批学生,在上海办个莫斯科小剧院式的小剧场。
“我们学好戏,演好戏,说老百姓要说的话,你看如何?”曹禺问骏祥。
“这太好了,这正是我孜孜以求的目标。可惜作霖不在这儿,不然我们可以具体商量商量了。”
“是吗,真不凑巧。原先他们夫妇也在这儿任教,因为韵之(即丹尼)要生孩子,绕道回上海了。同你走的路线不同,错过了,不然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谈谈说说就带劲了。”
一天晚饭后,曹禺同骏祥谈起“七七”事变以来自己的感受,向他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他在长沙听徐特立报告时的激动心情,和见到徐特立勤务兵的深刻印象。他说:“骏祥,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深极了。你想,一个年过五十的老人,一讲就是五六个钟头。我现在还记得他讲的题目是‘抗战必胜,日本必败’。内容精彩极了。会场里掌声一阵又一阵,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激动人心的报告。第二天,听小勤务员告诉我,老人待他亲如父子,晚上帮他盖被子,还教他识字。真感动人。官兵之间这么融洽,这是我闻所未闻的。一连好几天,我都没睡好觉。一上床,脑子里出现的就是徐特立、小勤务员这两个人的形象。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样的老人,我非写出来不可。”
张骏祥仔细地听曹禺讲,直到他讲完徐特立的事迹,才认真地对曹禺说:“家宝,你既有这样的触动,为什么不写下来?”
“我是想写。打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积累有关的素材。还有,在重庆的时候,有一件事也让我激动不已。在一张小报上,我看到了白求恩事迹的报道。一个外国人,万里迢迢赶到中国,援助我们抗战,这种精神真是太崇高了。”
曹禺越说越兴奋,张骏祥也越听越有兴趣。最后,他直截了当地对曹禺说:
“这样吧,家宝,你赶快写。这个戏就交给我排,就作为我回国后排的第一个大戏。”
“交给你排,我一百个放心。我再琢磨琢磨,写个大纲再同你聊。”
接连几天,曹禺陷入紧张的构思之中。
1940年2月初曹禺快要构思完毕,正准备进入写作阶段,接到妇女工作队的邀请,赴重庆作劳军公演。学校决定四月赴渝公演,演出两个现成的大戏,一个是顾一樵先生的《岳飞》,一个是余上沅与王思曾先生合作的《从军乐》。余上沅觉得一次旅行公演,带两个戏太少了,希望曹禺把正在酝酿的新戏赶写出来。在朋友们信任的催促下,曹禺推托不过,只好答应赶一赶。
曹禺家吃饭,原先有曹禺、郑秀、女儿万黛和张骏祥四个人,现在又加了一个帮着刻钢版的学生季紫剑。每天总是饭碗一丢,师生两个便干了起来。往常,饭前饭后曹禺与张骏祥总要谈谈天,自从《蜕变》排演任务确定之后,一个忙排练的事,一个要赶写剧本,谁也顾不上聊天了。
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张骏祥一进门就对曹禺说:“家宝,你的第二幕第一段没有写好。第一幕梁专员虽未出场,但他的形象已在观众心中立起来了。可现在第二幕一开幕,医院还是同第一幕一样疲疲遢遢,没有生气,这样到第三幕来一个彻底改变,就缺少一个过渡。”
“这一层我倒没有想到。骏祥,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补救一下?”曹禺感到张骏祥讲得有理,便问道。
“现在大改也来不及了,你能不能加一场戏,”张骏祥一边想一边说,“气氛要显示出梁专员来后医院工作作风上有所转变,节奏、速度也比以前要快一些。”
两人边吃边谈,饭吃完了,修改方案也商议妥了。曹禺说:“下午我就动手改。”
张骏祥感到曹禺今天讲话的声音瓮声瓮气,便问:“家宝,你今天是不是病了?”
正在收拾碗筷的航嫂插了一句:“万先生今天睡了一上午,有点发烧了。”
“噢——下午你还是休息吧,明天改也行,下午我再将第一幕多排几遍。”
“不,不,这点小病不碍事。”曹禺漫不经心地摆了摆手。
午饭后,曹禺叫季紫剑将钢板准备好,又开始干了起来。
到吃晚饭时,曹禺将改好的稿子递给张骏祥:“骏祥,你看看,这样改,行不行?”张骏祥一看,曹禺将第二幕的布置作了重新描写。诊断室内不再是乱七八糟。墙上半洋式的大窗,悬挂着的是洁净的白布窗帷,旧书桌上,铺着一条白布,很整齐地放着文件;医院的人们已经开始按时上班,准时办公了;人们工作、说话的节奏也明显加快,面貌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
“好!改得好。家宝,你不愧是大家,笔头来得真快!”
3月初,三个戏的排演均有了眉目。余上沅派校工张贵先至重庆接洽租国泰戏院,并筹备其他事宜,准备4月公演。4月份,正是重庆各剧团争演话剧的旺季,场租费特别贵。经张贵等几次磋商,戏院经理同意4月1日起租借十二天,租金需一千元。因金额巨大,张贵等不敢擅自拍板。
3月下旬的一天黄昏,下着绵绵细雨,余上沅收到张贵拍来的急电,请示定夺。因为事情紧迫,剧校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会上,曹禺说:“三台戏均已排练就绪,如果不演,损失更大。”
张骏祥说:“张贵他们所定的时间还是比较适宜的,不致影响后面的教学。”
最后,众人商定忍痛签订合同。
散会时,已半夜二时。曹禺和张骏祥一同回家。
“家宝,你的本子我又琢磨了一下,排下来还嫌长了些,我想再删几段。”张骏祥征求曹禺的意见。
“你尽管大胆地删,本子到了你手里,由你做主。”
“我的剧本《小城故事》你看完了没有,觉得如何?”
“看完了。真不错。有几个小地方,我在本子旁边用铅笔画了画。我想把它推荐给巴金,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小城故事》是张骏祥创作的一个大型话剧,前几天曹禺就看过了。他敬佩地说:“骏祥,你又搞导演,又搞舞美设计,还抽空写剧本,精力真充沛。我不如你。”
“哪儿的话。我不如你,不像你那么专一。我东摸摸,西摸摸,一样也不精。”
两个好友同撑一把伞,在雨中谈谈说说,漫步在濛濛的雨夜。
8月24日,江安的江边码头驶出了三只木船,沿着嘉陵江顺流而下。这一段川江,江面不宽,水也比较枯浅,但仍然是湍急地曲折迂回,波翻浪滚地向前奔流。在船工的紧张号子声中,三只木船随着水流像箭一般急驶而下。
这次《蜕变》的首演,梁公仰由蔡松龄扮演,丁大夫由沈蔚德扮演。他们两位都是剧校的青年教师。其余角色均由二年级学生担任。张骏祥利用空隙时间帮助演员分析研究角色思路的层次和转折,尤其对重点场面,更是一丝不苟地帮助演员理解、体会。他辅导沈蔚德说:“第四幕丁大夫阳台上的一段讲演,一定要注意人物情感的起伏和变化。声调的抑扬,字音的轻重快慢,哪里宜停顿,哪里应流畅,都要字斟句酌。”有时,张骏祥亲自作示范表演,使演员获益不少。
工作之余,师生们做各种游戏以消永昼,并编写“水上新闻”传阅,内容诙谐百出,足慰旅途寂寥。在船工疲劳时,同学们也帮助划桨,三条木船互相竞赛。第一天到泸州;第二天到合江;第三天一天竟行了二百七十里,直达江津;第四天中午就隐隐绰绰看见山城了。
张骏祥与曹禺望着浓雾中时隐时现的山城,隐隐有些担心:《蜕变》在重庆公演的命运会怎样呢?……
一场轩然大波
剧校大队人马于3月28日傍晚抵达剧院;后因租费太贵,迁至长江浴室楼上清唱书场旧址。剧组全体在日新餐室集体包伙。张骏祥、曹禺与师生们居住偏僻小城一年之久,已习惯于僻壤宁静的生活。这次重来陪都,恍同隔世。大街上车水马龙,令人眼花缭乱;市场嘈杂,扰人心绪。
一天傍晚,曹禺正在日新餐室用餐,季紫剑从外面进来,说:“万先生,门外有人找您。”曹禺一看,原来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戏剧组的编辑胡绍轩。
“郑先生,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万先生,”胡绍轩看了看四周,然后请曹禺到大门边说话。原来,胡绍轩新近调到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工作。他告诉曹禺,他到职后负责初审的第一个剧本就是《蜕变》。
“您的这个戏我非常喜欢,我初审签署的意见是‘照原稿通过’。谁知戏剧审查委员会6名委员开会时,把我的意见否决了,责备我没有看出问题。”
“他们说这个剧本有什么问题?”曹禺急忙问。
“他们说:第一,剧中第一幕那个乌烟瘴气、贪污腐化的后方医院为什么要写成是‘省立’的?这不是影射整个政府的行政机构吗?第二,省立医院院长的小老婆外号为什么偏要叫‘伪组织’?第三,丁大夫的儿子丁昌为什么要唱《游击队之歌》?而且随战地服务团到西北?那不明明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吗?第四,剧中人物的一个小道具——丁大夫欢送抗日战士伤愈重返前线时挥动的小肚兜,为什么偏偏是红色的?”
听了胡绍轩转告的这几条意见,曹禺、张骏祥哭笑不得,默然无语:怎么办?遵命改,就要牵一发动全身,失去原意;如果不改,就会“不得上演”。
“万先生,我先给您透个风,您赶快找人疏通。要不然这个戏就演不成了。”胡绍轩急着要走,最后说。
“好,好,谢谢您。我同余校长再商量一下。”
过了一会儿,余上沅回来了。曹禺将刚得知的情况说了一遍,余上沅气愤了:“还有这样的事?太岂有此理了!不管他,我们排我们的。看看他们明天怎么正式对我们说。”
第二天,“戏剧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下来了,同胡绍轩透露的几乎一模一样,并且明确宣布:“不作修改,不得上演!”
师生们闻讯,群情激愤。
“不是说宣传抗战是天经地义、理直气壮的吗?怎么这么好的戏也不让演?”一个同学气愤地说。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咱们就不改,看他怎么样!”
“算了,算了,排了一个月,算咱们白干!”
“我看,万先生,我们还是要据理力争,必要的时候,作些让步,尽量争取上演吧。”季紫剑同学向万先生建议道。
曹禺觉得季紫剑的话有道理,便同余上沅、张骏祥商量:“这么办,你们看如何?咱们再同当局交涉,作一些让步:就将省立伤员医院,改成受公家津贴的私人开的医院;‘伪组织’这个外号也不提;演出时一面嘴说‘这个’,一面用动作——一手竖起小指来表示她是秦院长的小老婆,你们看如何?”
“受公家津贴的私人开的医院,这根本不像台词嘛!又累赘,又拗口。”张骏祥不满意地说。
“我也觉得这么改疙里疙瘩。不过,咱们第一幕第二场先这么唬弄唬弄他们,过后还照演咱们的。”曹禺说。
“好吧,事已至此,就这么办吧。”张骏祥显得无可奈何。
“那么,家宝,又要辛苦你了,将本子改一改,再送上去。通过了咱们就如期公演。”余上沅说。
油印修改本送上去了。因为通了关节,很快退回本子,回复道:“可以,就照审查过的本子演。不过,公演之前,还要审查演出。”
师生们憋着一肚皮气,根据修改本,又重新排了一遍。
一天晚上,审查演出开始。一间空空荡荡大屋里,靠墙放了一张长条木桌,上面放着一些茶杯、烟灰缸。长桌后面,坐着六个审查委员老爷,有的似笑非笑带着一副油腔滑调的样子,有的板着脸,一副假正经的神情,手里拿着一本油印本《蜕变》,有一个瘦子戴着副眼镜,斜眼看人,专向女学生身上瞄。
余上沅、曹禺、张骏祥在长桌后面一旁陪着。
长桌前一大块空地就是学生们演出的地方。尽管审查老爷们搭着“三堂会审”的架子,但学生们却一点也不买账。演出场地一无布景,二无灯光,只有几张桌椅、台阶和一些简单的道具,演员们既不化妆,也不穿剧中人物服装。
“张先生,怎么没有布景。”一个审查老爷阴阳怪气地问导演道。
“时间太匆促,来不及置景。”张骏祥冷冷地说。
“演员们怎么不穿服装,不化妆?”又一个审查老爷问道。
“油彩涨价了,为了节省一点开支,这次我们出来开支十分窘迫。”余上沅回答说。
“再说,你们主要是看看内容,化妆不化妆无所谓。”张骏祥又补充了一句。
几句话回得几位审查老爷无言答对。
演员们憋着一肚子气演出,脸上毫无表情,只是上场、下场和走走位置,冷冰冰地背背台词,既无戏的情绪,也无戏的气氛,就这么一幕又一幕地唬弄。
渐渐地审查老爷们也觉察到了:这是消极抵制。但他们也不好说什么。于是只好懒懒地打呵欠,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变得呆头呆脑起来。有个瘦子忍不住下意识地咂咂嘴,仿佛吃了什么苦药似的。一个胖子后来干脆伏在桌上呼噜呼噜打起鼾来了。瘦子用手推了他半天,他这才强打起精神往下看。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几个小时,审查演出就算通过了。
4月15日,《蜕变》在国泰戏院举行首场演出。开演之前,曹禺、张骏祥来到后台看望师生。只见扮演梁专员的蔡松龄还在反复琢磨着梁专员的台词,其他同学也都沉浸在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气氛之中。演出时,满台高涨的抗战热情深深地吸引了全场观众,尤其是两位主人公的表演更让观众感受到时代的气息。第三幕,医院治疗伤员急需要的蚊帐、药品,温宗书副院长强调客观困难,迟迟不予解决,梁公仰闻讯,拍案而起,怒目而视,像一只雄鹰逼视一只猥琐的病鸡,滚雷似地一口气说出了一大段话:
“怎么叫不可能?你从上面一时领不来,你就找省内医药管理处;省内医药管理处要不来,你该找动员委员会;动员委员会弄不来,你要找人民团体;人民团体找不来,你该求殷实商家;殷实商家借不来,你再托人写文章在报纸上喊。要!要!要我们的蚊帐!卡车!金鸡纳霜!哪怕这三件东西你要从地里面挖出来,你得完全办到,你才算完!”
这段台词,经张骏祥的点拨,蔡松龄念的时候,用传统戏曲的快板或垛字板一样急促有力的节奏吐出,真如一阵滚雷在观众耳边轰响,震得人不由得不惊醒振奋起来。尤其是说到最后一句话时,蔡松龄用两只有力的大手,伸开钢钳似的十指,自下而上一抓,真像从地上能挖出无限宝藏似的。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由于张骏祥精心的导演,蔡松龄的出色表演,在重庆舞台上出色地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带有农民气质的、朴素、慈祥而又果断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借旧宅开排《北京人》
三幕话剧《北京人》虽说是曹禺为了支持中央青年剧社赶写出来的,却绝非匆促的应景之作,曹禺撰写此剧十分认真,前后写了十稿。剧本的构思、酝酿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张骏祥1940年在江安执教那一年,天天和曹禺生活在一起,连一天三顿都搭伙在曹禺家里(即江安张乃赓的那个住宅里,曹禺住的是楼上楼下两间屋)。关于《北京人》这个戏的构思和写作,两个人谈得很多。对曹禺在这个戏里准备写什么、怎么写,张骏祥了如指掌。张骏祥先生在50年后,同笔者谈起《北京人》的剧作时,认为“曹禺在这个戏里,有力地揭露了他从小就亲身感觉到的封建家庭的腐朽、没落和顽固,对于那种令人窒息的、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哭不能哭、喊不能喊的牢狱深恶痛绝,对在这个制度下无辜牺牲的人寄予无限的同情。应该说,他是流着眼泪唱这个家庭的挽歌的。剧中塑造的几个人物文清、愫方、曾皓等写得十分成功。我看应该说是中国话剧史上塑造得最好的形象中的几个。”
排戏地点选哪儿呢?张骏祥想最好物色一个没落地主的半荒芜的旧宅,好让这些年轻的演员们领略一下封建世胄家庭的古老气氛。反复考虑,感到重庆市郊盘溪石家最合适。石家有一个地主庄园,主人的一个儿子就是剧专的第三届毕业生石永国。张骏祥将石永国找来了,对他说:“石永国,我们排《北京人》想占用你家大花厅用一用,行不行?”
“这个,恐怕我爹不同意。”石永国面有难色。
“不要紧,你就说我们是排戏,决不损坏你们家一件东西。况且,你又是剧校的学生,老师、同学你都熟悉,你就给你爹爹介绍介绍,鼓动鼓动嘛!”
“那,我去试试看。”石永国说。
“不是试试看,要一定争取能去。”张骏祥又叮嘱了一句。
果然,石老太爷起初不乐意“戏班子”到他家来排戏,但禁不住儿子软磨硬说,又碍于是儿子的老师、同学、同事,不便薄人家的面子。加上听儿子介绍说,写本子的曹禺很有学问,是南开、清华的高材生,现在各地讲演、教书,是个名流;“提线子的”(导演)张骏祥还出过洋,留美回国不久,能说外国话,便勉强同意了。不过,他又给儿子叮嘱了几句:“你要给张先生讲明,排戏归排戏,屋子里的东西可一件不能损坏,这都是祖宗留下的产业!”
儿子欣喜地说:“知道,坏不了。”
一天,曹禺从沙坪坝的石门过江来到盘溪石家,看望正在排练的师生。一看,这座大花厅还真有曾家的味儿。古色古香的楠木雕花桌椅,吊穗子的宫灯,沿窗是一列书橱,里面装满了线装书,案子上摆着笔筒画砚,瓷器古董,真像个古玩店。
曹禺笑着对张骏祥说:“骏祥,亏你有办法,居然在四川找到了一个曾家!”
张骏祥刚招呼曹禺坐定,石永国从边门跑了过来:“张先生,万先生,我爹听说万先生来了,特地来看看你们。”
说话间,一位六十多岁头发斑白的老翁拄着拐杖,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张骏祥、曹禺忙迎了上去。
“爹!这就是张先生、万先生。”石永国介绍说。
“久仰久仰。老朽久闻万先生的大作《雷雨》、《日出》,誉满海内外,今日一睹风采,幸甚幸甚。”石老太爷同曹禺、张骏祥拉了拉手,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话,将周围的年轻人都逗乐了。
曹禺忙说:“老先生,谢谢您借给我们这么好的地方。”
张骏祥也说:“石老先生,以后欢迎您常来看我们排戏,给我们多多指点。”
“岂敢岂敢,老朽乃昏聩之人,老眼昏花,不敢班门弄斧。”
寒暄了几句,老头似乎得到了满足,就在石永国的搀扶下,颤颤悠悠地走了出去。
他前脚刚走,扮演曾皓的沈扬忙尾随其后,模仿他的老态龙钟的步伐,一手作扶拐杖的动作,一手捋捋胡须,也跟着一步一步地走,嘴里还用漏风的声音说:“岂敢岂敢,老朽乃昏聩之人,老眼昏花,不敢班门弄斧。”
他的动作、念白学得维妙维肖,引起在场演员哄堂大笑。一见张先生与万先生送罢老人返回了,这才收住了笑。
“现在继续排练,开始吧!”
张先生一声令下,舞台监督将小锣敲了一下。演员们顿时各就各位,作好了开排的准备。
“剧务来了没有?”
“来了。”刘厚生应道。
“效果来了没有?”
“我在。”李天济把手举了一下。
接着,张骏祥一个一个点名。点完名,他宣布几条纪律:从开排起,效果、剧务每次都要跟着,全体演员不论这场戏有没有你,均需到场。
“张先生,我们过去在剧团排戏是排到谁谁才来,不排到你的戏你就可以做自己的事。这样不是可以节省时间吗?”一位从剧团来的演员不满地问道。
“那是过去。我排戏要搞正规化,整个一台戏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没有排到自己的戏,也应该坐在旁边看着整个戏的进行。这一条,不论主角、配角,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张骏祥斩钉截铁地说。
要求之严,演员们背后开玩笑,给张骏祥偷偷起了一个“雅号”:“法西斯导演”。
抓音响一丝不苟
排演时,张骏祥对剧务的要求也相当严格。有些剧校如四川省立戏剧学校(校长熊佛西)没有剧务这一教学内容,许多人是从张先生那儿开始学到的。张先生要求剧务不仅要管演出的总务,更要负责一些艺术方面的工作,作场记。在每一页剧本下面附一张白纸,记录演员动作,导演对语言节奏、舞台调度的要求。在张先生的训练下,有的剧校毕业生经过剧务工作的锻炼,以后便能胜任副导演、导演的工作。
《北京人》的剧务,起初张骏祥让剧校毕业生张家浩担任。张家浩是张骏祥亲自培养、十分喜爱的学生。在剧校任教时,一次班上分三组排小品,有一组排得很差,张先生很生气,批评道:“怎么搞的,排成这个样子,这像个什么?”张家浩顿时站出来说:“张先生,不怪他们演得不好,这是我排的,我排得不好。”张骏祥见这个学生敢于承担责任、不文过饰非,留下了好的印象。以后在接触中,又发现这个学生能干、肯负责。因此,他到中央青年剧社任社长后,就写信要他到剧社工作。此时,张家浩已留在江安国立戏剧学校任助教。接到张先生的信,要不要到重庆去?张家浩举棋不定,便同他敬重的曹禺先生商议。曹禺说:“当然应该去中青剧社,跟着张先生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于是张家浩毅然决定去重庆工作。此时,《北京人》已由剧校学生季紫剑刻印出一、二幕。油印本出来后,委托季紫剑邮寄两份,一份给正在沙坪坝的巴金,一份给远在香港的萧乾。另外,让张家浩带了几十本捎给张骏祥。
正在“等米下锅”的张骏祥和剧组成员,一见家浩捎来了剧本,尽管还缺第三幕,仍感喜出望外,立即开始了排练工作。张骏祥分派家浩担任剧务,认为他一定能胜任这一工作。不料,排练时,张骏祥发现家浩工作不如以前那么认真负责(此时张家浩正谈恋爱),大为生气。一天,他当众宣布将张家浩撤换下来,让他负责前台工作,以观后效。剧务工作由另一位剧校毕业生刘厚生担任。50年后,张家浩回忆起这段往事,对张骏祥先生严肃认真、不徇私情的精神表示无限敬佩。张骏祥先生直到年过八旬,也仍十分喜爱这位已近七旬的老学生,时常邀他叙旧,可见两人深厚的情谊。
负责效果、道具的李天济对张骏祥先生的严格也印象极深。他说:“张骏祥先生批评人是很厉害的,我也被他批评过。但是他批评得再怎么凶,我也服,因为他批评得对,而且他确确实实是在搞艺术,是有真水平的艺术家。”负责效果的除了李天济,还有肖锡荃。肖锡荃这时已是师长辈,另有所好,不大过问这一工作,具体的设计要靠李天济去做。《北京人》的效果特别复杂,鸽哨声、台钟声、乌鸦叫声、水车吱扭声、瞎子算命的铜锣声……各种声响犹如一个不出场的角色,起着营造环境气氛、烘托人物心情的重要作用,不可等闲视之。张骏祥对各种声响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李天济问:“这些效果具体如何做?”张骏祥说:“怎么做?你自己开动脑筋,大胆放手搞。”比如鸽哨声,如何制作?这就是一个大难题。曹禺在《北京人》公演时,专程到重庆抗建堂来观看,除了对导演处理、演员表演十分满意之外,对效果的成功制作和运用也大加赞赏。这次演出的鸽哨声确实处理得别具一格:上场门鸽哨的临近声,中间来回的盘旋声,下场门鸽子飞远了鸽哨的消逝声,都十分逼真。声音嘹亮悦耳,让观众想象到天际有五六只鸽子一齐在飞,犹如充满了青春的欢笑。演出结束后,曹禺向张骏祥提出到后台看一看鸽哨声是怎么做出来的。于是,张骏祥向曹禺介绍了李天济,这也是李天济第一次见到曹禺。他向曹禺介绍了制作方法,曹禺很赞赏。待曹禺走后,李天济用四川话对旁边的人开玩笑地说:“这个龟儿子,原来是会写不会做啊!他哪里晓得,他写上那么几句,我做这玩意,要花多少心血唷!”
原来李天济是江苏镇江人,长期生活在南方,从未听过鸽哨声。为了完成张先生指定的任务,他多次到重庆校场口向熟悉北方生活的人打听,才知道鸽哨声原来是哨子缚在鸽子腿上,气流进去之后发出的声音。用什么代用品可以发出类似声音呢?苦思冥想,终于灵机一动,办法来了。他找来了剧社里仅有的一只破电风扇,将哨子缚在风扇叶子上,风扇一转,就发出了类似的鸽哨声。这一成功,让他喜出望外。如何造成声音的距离感和鸽子在空中盘旋的声音感觉呢?幸好团里的那台风扇虽旧,但是是华生牌,名牌产品,在当时就有了风力强弱的调节装置。他就利用风扇的强弱开关进行调节,一调还真有盘旋感。鸽哨声由远及近、由近及远的感觉又如何造成呢?他又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一根长电线,演出时,他手捧电扇,在幕后从上场门慢慢走到下场门,这样就很自然地形成远近强弱的声音感觉。为了搞好这一鸽哨,他根据张先生的要求,不厌其烦反复试验多遍,终于如愿。所以他大有“文官动动嘴,武官跑断腿”的感慨。
号声,是《北京人》中更为重要的音响。第二幕愫方听到城墙边上的号声,有一种凄凉而又甜蜜的复杂心情。这声音同人物心灵展示息息相关。当时没有录音设备。李天济于是就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找了一个小号兵,每次演出让他当场吹奏。排练时,觉得号声太响,没有距离感,便一层、二层、三层蒙上纱布进行试验,让小号兵站在开幕离上场门不远的地方,为了便于演出时指挥他何时吹,让他站得离门远一点。就这个号声的效果,张骏祥也排了许多遍。
当然,在演出过程中也难免会有一些失误。有一次,李天济买了作效果的爆竹。因为重庆阴雨天多,爆竹有些潮了,他怕演出时放不响,便在后台用火烤了烤。但再怎么烤,演出时在剧情需要响的时候不响,不需要响时又突然响了起来,逗得观众哄堂大笑,把戏的气氛破坏了不少。演出结束后,张骏祥怒气冲冲地走到后台,正要狠狠批评李天济,站在一旁的张瑞芳忙出来讲情,向张先生解释了一下。李天济也乘机向张先生诉说苦衷:“张先生,别的声音,鸽哨声、号声,我都可以在台下试验,这爆竹声,我实在没法先放一遍。”张骏祥一听讲得也在道理,便冷冷地说:“下次不可。”李天济这才免了一顿骂。
张先生毕竟是通情达理的。李天济说:“《北京人》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可以说是大轰动。事后全剧社人员晋升一级,有两个人还加了双工资,一个是演曾皓的沈扬,一个是搞效果的我。”当笔者问李天济先生,你当年为什么能那么认真刻苦地钻研效果?他说:“张先生是我敬佩的专家。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想跟张先生学导演,学点真本领。我一边在干效果,一边注意观察张先生排戏。张先生要求我的效果要紧密地、准确无误地配合人物的情绪,不要慢一拍,慢半拍也不行。而台上角色情绪的变化是十分微妙的,一定要配合默契,才能恰到好处。以后我虽然没当成导演,但跟张先生学排戏的这段经历,对我以后从事电影编剧、电影表演也大有教益”。(后来,李天济先后创作出《小城之春》、《今天我休息》等剧本,成为我国著名的电影剧作家。)
表现了一个受难者的灵魂
一个冬天的深夜,窗外是凛冽的北风,曹禺一个人坐在写字台边,入情地看着一个剧本,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他的心紧紧地被剧中人物的命运所吸引,看到最后,他热泪盈眶,伏在桌上哭泣起来。
这个剧本名叫《安魂曲》,匈牙利剧作家贝勒·巴拉兹作,由焦菊隐根据法文本翻译。在这之前,曹禺翻过原文本,看了第一幕就爱不释手,建议在法国留过学的焦菊隐将它译成中文。焦菊隐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将剧本很快译了出来。曹禺现在看的就是译本的手稿,是焦菊隐托张骏祥先生转给他的。
剧本《安魂曲》,语言优美,用高度的艺术概括表现了莫扎特这位大音乐家可歌可泣的一生。读完之后,曹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鸣,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要扮演莫扎特的愿望。
在将剧本交给张骏祥时,他坦率地说了自己的想法:
“骏祥,剧本译得很好。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本子。我想扮演莫扎特,你看行不行?”
张骏祥愣了一下,然后喜出望外地说:
“那太好了,我正愁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演员呢。你有多年的舞台经验,又有丰富的艺术修养,你演,准能演好!”
“那不一定。我试试看。”
“家宝,真的,你一定能演好。”张骏祥话题一转又回到剧本,“不过,这个剧本如果排起来,你感到怎么样?”
曹禺想了想,说:“文笔很流畅。如果作为演出本,那还要再动一下,台词也还要再口语化一些。”
“对,我也是这样想。看过剧本之后,我就感到作为演出本,一定要动一动。家宝,这件工作你能不能代劳一下。你知道为了组织这个戏的演出,租场子,借演员,我还要做许多事。”
“行,我先修改润色一下,然后再由你改定。”曹禺一口答应。
没多久,排练工作开始了。排练场就在中央青年剧社社址——重庆中一路新华商场后面两大间仓库又兼厂房的房子里。这儿离抗建堂很近,去国泰戏院也不远。地点适中,演职员们来去方便,大家都比较满意。
正式开排第一天,一大早,曹禺就来到那间大仓库。一会儿,人到齐了。导演张骏祥说了声:“诸位,我们开始吧。”
刚才还闹闹嚷嚷的大仓库顿时寂静下来。
张骏祥手里拿着一份名单,音调铿锵地宣布:
“诸位,从今天起,怒吼剧社《安魂曲》剧组正式成立。这儿既是我们的会场,也是我们的排练厅和布景作坊,同时又是我们的饭厅。主角莫扎特由万家宝扮演,莫扎特夫人由张瑞芳扮演……我们这个戏原名《莫扎特》,现在改名《安魂曲》。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呢?大家知道,安魂曲是天主教徒为死人举行弥撒祭时演奏的一种安慰亡魂的歌曲。莫扎特五岁就开始作曲,三十年后,却在孤独与贫困中告别人世,结束了美的追求。他一生留下了众多不朽的杰作,而他最后一个名曲,就是‘安魂曲’。所以我和焦先生都觉得还是译为《安魂曲》较好些。我们选择这个剧本上演,既想传播莫扎特美好的声音,同时,我也想会对今天的观众有所启迪……”
剧中最后王公贵族利用权势,夺走了莫扎特最后一页作品,榨干了莫扎特生命中的全部精华。几个大学生对此愤愤不平,一位大学生对曹禺说:“历史有时真会开玩笑,出现惊人的相似。我们决不允许剧情中的历史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相似地出现。”
继《北京人》之后,《安魂曲》的演出,又一次轰动了山城。开始,张骏祥和曹禺以及演员们都很担心此剧是否能上座。每场演出结束后,前台主任总要来后台向大家报告观众上座情况。当得知上座率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上升时,大家都十分激动。
张骏祥和曹禺注意听取同行们、观众们每一个细小的意见,努力精益求精,戏也演得越来越纯熟。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看了演出之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赶回育才学校,敲钟集合全体学生,向学生们讲他看《安魂曲》的印象,最后说:“这是真正的好戏,千载难遇,不可不看!”
他率领学生徒步一百多里,从北碚附近的草甸子走到山城。到了山城,正赶上《安魂曲》演最后一场,戏票早已销售一空。没有座位,陶行知就同张骏祥商量,让孩子们坐在剧场楼座的石头台阶上观看。谢幕的时侯,张骏祥、曹禺听到楼上两边台阶上发出最热烈的掌声,感动得落下泪来。
著名导演贺孟斧看了演出以后,对张骏祥翘起大拇指,连连说:“张先生,力作!力作!”评论家刘念渠在《新华日报》撰文说:“透过装饰于身上的化妆和服装,曹禺不仅表现了音乐家莫扎特的形象,而且表现了一个受难者的灵魂。”“在莫扎特这个人物中,他注入了自己的感受与体验,注入了自己的生命与灵魂。”赞扬他的表演“使这个人物有了深度。”
莫扎特,这是抗战后期重庆舞台上张骏祥、曹禺、张瑞芳等主创人员通力合作创造出的一个十分出色的艺术形象。一个坚强、乐观、忠于艺术,永远不屈服于黑暗势力压迫的伟大音乐家的形象,在山城人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余韵:珠联璧合导莎剧
1943年冬,张骏祥从成都赶回重庆,找到曹禺。刚刚坐定,就开门见山地说:
“家宝,又要劳驾,帮我一次忙。还要像排《蜕变》、《北京人》那样,赶一赶。”
“什么事,看你这么急?”曹禺笑着问道。
原来,成都有人为了邀著名电影演员金焰出来演戏,想借用航空委员会神鹰剧团的名义,由金焰和白杨主演《罗密欧与朱丽叶》,演出日期定在1943年12月。
“场子都已经定好了,请你务必帮帮忙。”
“好吧。这个戏,我还比较熟。不过,已经有了几个译本了,为什么还要重译呢?”
“那几个译本我都看过,案头看看还可以;舞台表演用,还不太理想。我知道你是‘莎迷’,又懂舞台,译出来一定更适合舞台上演。”张骏祥坦率地说。
“那也不一定。莎翁剧本的原文你是知道的,有许多词现在都很少用了,要将原文的精神准确地译出来,又不失原文韵味可不大容易。不过我可以试试看。”
夜幕沉沉,曹禺埋头书桌。整个世界似乎只剩下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原文和洁白的稿纸。越译,他越惊异于莎士比亚剧作动人的艺术魅力,越感到莎翁笔下的人物血肉丰满,又各有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深感要将剧中的全部诗意和奥妙译出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不过,自己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将译本搞得好一些。每译完一段,他就化作剧中的人物朗诵一遍,有不顺口的句子,不确切的字句,马上修改,不敢有半点懈怠。
这个剧本他实在是太熟了,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曹禺就将《罗密欧与朱丽叶》译完了。
张骏祥收到曹禺的译稿后,当夜通读了一遍,十分满意,立即安排人刻印,并请剧专毕业的李恩杰搞舞美设计,郁风搞服装设计,章超群搞灯光设计,辛汉文搞化妆设计,请著名导演万籁天任舞台监督。为了演好这一台戏,张骏祥组织了一个五十多人的演出班子:由金焰饰罗密欧,白杨饰朱丽叶,沈扬饰凯布,吕恩饰凯布夫人,章曼萍饰朱丽叶的奶妈,周峰饰维洛那亲王,陶金饰班浮柳,阳华饰猛泰,白玲饰猛泰夫人,丁然、张鸿眉、雷南、夏天等人也参加了这次盛大的演出。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30多个剧本中最早翻译为中文的。在曹禺之前,就有田汉、朱生豪、邢云飞等人的译本。由于曹禺有多年的戏剧创作经验和粉墨登场的实践经验,比较起来,他的译本更接近原作,更突出了莎氏原剧色彩明丽、诗意浓郁的特色。在译本中,曹禺增加了许多舞台动作说明,使演员和读者更易了解。搬上舞台时,限于演出条件,更重要的是为了使观众便于接受,张骏祥对译本又作了一些大胆的删节。
1944年元旦,成都街头贴出了醒目的海报,海报的右上方画着主人公罗密欧与朱丽叶拥抱的场面,右下方是两个家族在大街上械斗的情景。
许多市民拥在海报前议论纷纷:
“张骏祥导的戏,一定不错,值得一看。”
“曹禺的《北京人》、《家》听说在山城很轰动。他译的剧本不知怎么样?真想去看看。”
“听说这次是白杨主演朱丽叶。从前只看过她的电影《十字街头》,没看过她演外国戏,我也想去看看。”
一霎时,国民大戏院售票处排起了一条长龙。
演出轰动了蓉城,创造了抗战时期中国莎剧演出的最高水平。成都的观众一下子看到这么多优秀演员的演出,又领略了具有渊博学识和深厚艺术造诣的张骏祥的精湛导演艺术,真是大饱了眼福。曹禺的译本,台词优美,明白流畅,韵味悠长,十分适合上演,使整台戏光彩倍增。
消息传开,重庆、昆明等地纷纷来信来电,邀请神鹰剧团公演此剧。张骏祥欣然同意,打算此剧在重庆演出时请曹禺亲自看一看,一来听听他的意见,二来也是对他辛勤译作的一种答谢。没想到,郁风辛辛苦苦设计制作出来的全部服装被主办人卖掉了。张骏祥和演员们辛辛苦苦排出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除成都外就没能再演。曹禺和张骏祥为此都深感遗憾。
尽管如此,1944年恕吼剧团在成都演出的《柔蜜欧与幽丽叶》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界的一个盛举。直至42年后的1986年,在震惊世界的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的开幕词上,曹禺还深情地宣告“我们有张骏祥导演的‘柔蜜欧与幽丽叶’”,是中国人演莎剧的几个突出的例子之一。
张骏祥导演的话剧《柔蜜欧与幽丽叶》,为张骏祥与曹禺在巴山蜀水结下的深情厚谊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