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8年，蜀汉丞相诸葛亮上《出师表》率军北伐。在北伐大军中有一支奇装异服，风俗独特的部队——无当飞军，这支部队英勇善战，翻山越岭如履平地，是蜀汉当时的王牌军。来自南中大姓爨氏家族的爨习就在这支部队中，跟随诸葛亮南征北战，成为一名出色的将领。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南中后，为了稳定后方，大量起用南中士人，把夷人渠帅移置成都为官，扶持以朱提（昭通）孟氏，宁州（曲靖）爨氏为首的“四姓”，可能是出于诸葛亮的政治谋略，人们所熟知的孟获受封御史中丞，成为了一名文官；而爨习则作为无当飞军的领军，征战四方。若干年后，蜀汉灭亡，这些南中大姓回到云南，文官敌不过武将，爨氏家族击败了其他大姓，一统南中。就这样，建宁爨氏崛起，雄踞南中，统治整个云南以及四川，贵州部分地区长达四百多年。


　　爨氏家族的历史悠久，史载是班超、班固的后人，受封于爨地（山西、河北一带）而改姓爨，现今在陕西、河南等地还有爨姓。其中一支在东汉末年迁居益州建宁郡，也就是今天的曲靖一带，依托珠江上游南盘江流域的富饶，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南中大姓。由于远离中原，又逢南北朝乱世，爨氏家族并没有在史书上留下一笔，等到唐朝建立时，爨氏已经如薄西山，很快就被滇西崛起的南诏所灭，一段历史就此湮没。


　　一千年以后，1778年的春天，云南曲靖杨旗田村，一个做豆腐的村民在翻地时挖出了一块石碑，觉得这是块难得的压豆腐的好材料，于是叫村里的乡亲帮忙把石碑搬回了家，而这一压就是74年。改变这块石碑命运的重大转机来自清咸丰二年的某一天。这天，知府邓尔恒在厨房闲逛时，无意中发现豆腐表面有若隐若现的字迹。直觉告诉他，这些字非比寻常。顺藤摸瓜，邓尔恒在杨旗田村的一家豆腐作坊，见到了这块石碑，这块石碑就是现存放于曲靖一中的《爨宝子碑》。
　　其实，早在邓尔恒发现《爨宝子碑》之前，云贵总督阮元就在曲靖发现了另外一块爨氏时代的石碑。清道光六年，刚刚担任云贵总督的阮元，专程来到曲靖的陆良薛官堡。当他穿过村中晒谷场时，被一块用来打稻谷用的石碑所吸引。阮元命人用清水反复冲洗后，上面的字迹逐渐清晰起来，这就是《爨龙颜碑》。 随着两块爨碑的发现，爨氏家族的历史才逐渐清晰起来。南盘江流过滇东高原，既有盘江便利的水利，又有乌蒙丰盛的牧草，形成了独特的农、畜并存的地域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也可以说就是爨文化的基本经济特征。而爨氏家族正是依托于此，建立了地方政权，从西晋咸和八年（333年）爨彪、爨琛任交州刺史起，直至唐天宝南诏灭爨，爨氏父子世袭相传，实际统治云南达400多年。爨氏始终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在爨碑中，按其太守和刺史的官职身份不同，对碑主爨宝子和爨龙颜分别采用了“府君”和“使君”的称呼，这是与当时中原地区的官制称谓相吻合的。由于中原朝廷无力经营南中而导致爨氏雄长云南数百年，但爨氏十数代中，从未出现过割据称王或改元称号的现象。这样，就在中原纷乱的情况下和长达400余年的时期内，始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团结。


　　爨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爨宝子、爨龙颜均在20余岁举秀才，并以文人仕官，凭学识和文治武功登上政治舞台。可见爨氏雄长南中，除通过与当地诸夷通婚联姻加强氏族势力外，爨氏凭借自身与中原文化的渊源优势而取胜。爨氏中原文化之雄厚功底，在两爨碑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两爨碑中，其碑刻集中地体现出东晋、南北朝时期汉字从隶向楷过渡的特点，并大量使用北魏碑文中流行的古体字和俗（异）字。此外，两爨碑为典型的汉碑风格，其碑文采取了前序后铭的汉碑格式，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原文化已深入到云南腹地，成为边疆主体文化之源。爨碑本身文体具有魏晋风范，骈俪酣畅；碑文书法独具一格，在中国书法史上绝无仅有，其书法形体被称为爨体，颇受历代书家所赞赏，康有为称其为“楷隶极则”、“古今正书第一”，评为“神品第一”。
　　珠江流淌了亿万年才被徐霞客发现她的源头，而云南历史上曾经辉煌的爨文化，也是在消失千年以后才被人们重新发现。两块残碑，难以描述400多年的历史，这段往事仿佛已被江水带走，一去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