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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在延安，一篇演讲预测了一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所有历程。神奇的是，经过八年抗战之后，人们发现，历史的演变竟一一应验了这篇演讲最初的预测。
1938年5月，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10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继沦陷，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让很多人感到迷惘。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营垒内就一直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又出现“再战必亡”的论调。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是他们中突出的代表。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普通民众。
速胜论的观点也有相当市场。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一战取胜后，《大公报》又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
这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也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人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200万正规军上，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
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延安抗日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讲演。
大胆的预测成为现实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预测抗日战争将经历防御、相持、反攻三个发展阶段，指出中国抗战必胜的总趋势。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
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他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
“《论持久战》创造了世界军事理论上一个崭新的体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史研究专家张宏志研究员这样评价。“历史演变完完全全应验了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的预测，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史也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预测来发展的。”
张宏志告诉本刊记者，随着对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自己对“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的观点也是百分之百的认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张宏志用了很长的时间研究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他得出的结论是：抗日游击战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没有抗日游击战，就没有中共的地位；没有抗日游击战，中国的抗战就不能坚持。抗日游击战不但完成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任务，而且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成了主宰中国历史的大政党。而所有这些，都是在毛泽东当年的《论持久战》思想指导下所产生的。
中共力量在游击战中成长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抗日战争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时指出，“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正是依靠游击战而发展壮大起来的。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5年内，日军不再占领新的地区，而在于保守已经占领的地方，特别是在占领武汉后，侵华日军战略重心从进攻进入保守。虽然此时日军并未停止对国民党的战争，但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已经移至敌后。
在此阶段，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逐渐地成长起来，最终成了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而担负的抗战任务也是越来越艰巨。
张宏志根据日军兵力配置将相持阶段的的战场状况分为5个阶段：
1938年11月至1939年9月，此时日军总兵力增至38个师团，八路军、新四军20多万人抗击着日军25.5个师团，相当于日军总兵力的67%，而国民党305个师220多万人抗击着日军其余33%的兵力。
1939年10月至1940年5月，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打了几个漂亮的胜战，打疼了侵华日军，其中黄土岭大战击毙了日军阿部规秀中将，鲁柏山战役歼灭日军一个大队1000多人，大队长以下全被歼灭。
1940年6月至1940年12月，八路军增至40万人，新四军增至10万人，中共领导的50万人的抗日力量先后进行了百团大战等大的战役，逼迫日军从54个县开始撤退。当年8月20日至12月5日进行的百团大战中，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大队长以上官员19名，毙伤日军大队长以下官兵20636名，毙伤伪军5153名，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需品。张宏志这样评价百团大战：破坏了日军的囚笼政策，破坏了日蒋谈判，阻止了蒋介石的投降活动。张宏志说，从日本战史资料显示，1940年7月，蒋介石曾和日方秘密达成备忘录，主题就是“中日和平”。日本人称：“就在中日和平出现一线曙光时，中共突然发起了百团大战”。
1941年至1942年，日军总兵力37个师团，八路军、新四军共抗击日军66%的兵力。到1942年，由于日军的经济封锁，敌后战场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1943年，日军总兵力32个师团，而在敌后战场上，主要还是依靠中共领导的三大主力抗击日寇，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此时由于经济极度困难，吃盐用火都成问题，应验了毛泽东所指的“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在这一年内，中共兵力约30万人反扫荡抗击日军23.5个师团，占到日军总数的73%。
《论持久战》也影响了国民党
一位外国记者曾经这样评论《论持久战》：“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研究员张宏志认为，《论持久战》当时在全国对各党派都有政治影响，对抗战内部各阶级各派别各政治团体都起到了指导作用，
国民党虽然在军事理论上不予吸收，但客观历史上也是从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走过来的。
曾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仁身边工作过的程思远先生，在他的《我的回忆》中披露了这样一个情况：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1938年4月17日，国民党高官卫立煌从前线返回内地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军民的热情欢迎。毛泽东就合作抗战等问题同他广泛交谈。
那次延安之行对卫立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陪他同行的秘书赵荣声后来回忆道：“自此以后，卫立煌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些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文章。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细读毛泽东同志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不但对于卫立煌的‘速胜论’、‘唯武器论’等顽症有很好的疗效”，而且使“卫立煌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有所理解、有所同情了”。
1944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即毛泽东预测的“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从此，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始收复根据地，打伪军，占县城，仅上半年就收复27座县城。随着根据地的扩大，供给足了，军队开始大发展。最终，经过八年抗战，中共领导的军队由最初的3万人的抗日游击队成长为120万人的正规军。
1938年5月，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10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继沦陷，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让很多人感到迷惘。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营垒内就一直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又出现“再战必亡”的论调。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是他们中突出的代表。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普通民众。
速胜论的观点也有相当市场。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一战取胜后，《大公报》又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
这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也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人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200万正规军上，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
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延安抗日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讲演。
大胆的预测成为现实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预测抗日战争将经历防御、相持、反攻三个发展阶段，指出中国抗战必胜的总趋势。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
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他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
“《论持久战》创造了世界军事理论上一个崭新的体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史研究专家张宏志研究员这样评价。“历史演变完完全全应验了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的预测，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史也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预测来发展的。”
张宏志告诉本刊记者，随着对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自己对“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的观点也是百分之百的认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张宏志用了很长的时间研究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他得出的结论是：抗日游击战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没有抗日游击战，就没有中共的地位；没有抗日游击战，中国的抗战就不能坚持。抗日游击战不但完成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任务，而且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成了主宰中国历史的大政党。而所有这些，都是在毛泽东当年的《论持久战》思想指导下所产生的。
中共力量在游击战中成长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抗日战争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时指出，“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正是依靠游击战而发展壮大起来的。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5年内，日军不再占领新的地区，而在于保守已经占领的地方，特别是在占领武汉后，侵华日军战略重心从进攻进入保守。虽然此时日军并未停止对国民党的战争，但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已经移至敌后。
在此阶段，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逐渐地成长起来，最终成了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而担负的抗战任务也是越来越艰巨。
张宏志根据日军兵力配置将相持阶段的的战场状况分为5个阶段：
1938年11月至1939年9月，此时日军总兵力增至38个师团，八路军、新四军20多万人抗击着日军25.5个师团，相当于日军总兵力的67%，而国民党305个师220多万人抗击着日军其余33%的兵力。
1939年10月至1940年5月，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打了几个漂亮的胜战，打疼了侵华日军，其中黄土岭大战击毙了日军阿部规秀中将，鲁柏山战役歼灭日军一个大队1000多人，大队长以下全被歼灭。
1940年6月至1940年12月，八路军增至40万人，新四军增至10万人，中共领导的50万人的抗日力量先后进行了百团大战等大的战役，逼迫日军从54个县开始撤退。当年8月20日至12月5日进行的百团大战中，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大队长以上官员19名，毙伤日军大队长以下官兵20636名，毙伤伪军5153名，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需品。张宏志这样评价百团大战：破坏了日军的囚笼政策，破坏了日蒋谈判，阻止了蒋介石的投降活动。张宏志说，从日本战史资料显示，1940年7月，蒋介石曾和日方秘密达成备忘录，主题就是“中日和平”。日本人称：“就在中日和平出现一线曙光时，中共突然发起了百团大战”。
1941年至1942年，日军总兵力37个师团，八路军、新四军共抗击日军66%的兵力。到1942年，由于日军的经济封锁，敌后战场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1943年，日军总兵力32个师团，而在敌后战场上，主要还是依靠中共领导的三大主力抗击日寇，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此时由于经济极度困难，吃盐用火都成问题，应验了毛泽东所指的“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在这一年内，中共兵力约30万人反扫荡抗击日军23.5个师团，占到日军总数的73%。
《论持久战》也影响了国民党
一位外国记者曾经这样评论《论持久战》：“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研究员张宏志认为，《论持久战》当时在全国对各党派都有政治影响，对抗战内部各阶级各派别各政治团体都起到了指导作用，
国民党虽然在军事理论上不予吸收，但客观历史上也是从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走过来的。
曾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仁身边工作过的程思远先生，在他的《我的回忆》中披露了这样一个情况：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1938年4月17日，国民党高官卫立煌从前线返回内地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军民的热情欢迎。毛泽东就合作抗战等问题同他广泛交谈。
那次延安之行对卫立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陪他同行的秘书赵荣声后来回忆道：“自此以后，卫立煌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些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文章。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细读毛泽东同志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不但对于卫立煌的‘速胜论’、‘唯武器论’等顽症有很好的疗效”，而且使“卫立煌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有所理解、有所同情了”。
1944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即毛泽东预测的“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从此，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始收复根据地，打伪军，占县城，仅上半年就收复27座县城。随着根据地的扩大，供给足了，军队开始大发展。最终，经过八年抗战，中共领导的军队由最初的3万人的抗日游击队成长为120万人的正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