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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五星红旗还没有在天安门前升起的时候，1949年7月2日，为配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由全国文代会举办的“艺术作品展览会”，即“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在北京艺专开幕，展出1943年至1949年间各类美术作品604件，其中一部分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美术创作。显然，处于筹建时期的新中国，在当时还不能为这个为了开国的展览进行专门创作，却为新中国以全国性美术展览带动美术创作开了先河，并成为新中国美术创作的时代特色之一，凝聚成新中国美术创作传统。此后，全国性的美术展览、各类画种的专门展览、各种纪念性的专题展览，都成为推动20世纪中后期中国美术创作的主要力量。
在1955年“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出现了关山月《新开发的公路》、周昌谷《两个羊羔》、董希文《春到西藏》、艾中信《通往乌鲁木齐》、吴作人《画家齐白石》等作品。在1956年“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会”上，出现了陆俨少《教妈妈识字》、刘子久《为祖国寻找资源》、方增先《粒粒皆辛苦》、汤文选《说什么我也要入社》、黎雄才《武汉防汛图》、潘天寿《灵岩涧一角》等作品。而同年10月“第二届全国版画展览”，也出现了王琦《晚归》等一批承续延安风格的作品，以及黄永玉另类的《阿诗玛》插图等一批具有时代新意的创作，表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以后各个时期的展览中都有不少精品力作，其中1980年“全国青年美展”还出现了罗中立的《父亲》。以全国性美术展览推动美术创作，形成新中国美术创作的规范，从全国美协到各省市自治区美协，从组织发动到组织创作，都在一呼百应的过程中表现出体制的优势。全国美展已经先后举办12届，形成13个展区的超大规模，展出作品数以千计，而收件作品则以万计。需要看到的是，与全国美展相应的各地美术展览，同样也促进地方美术创作，发现并培养了新人。
1949年11月26日，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发布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是经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圈阅同意的一次集体创作活动。在这个“开展新年画工作”的历史时期内，新年画表现新中国不断出现的新题材，创作出无数不同于旧年画的新年画，全国绝大多数画家都参与了创作，美术院校中还开设专门的新年画创作课程。在这一创作时期，新中国开创了通过美术创作拓展新题材的方式，时政类、农村类、工业类、生活类、新风类等不同题材的“创作”，也就具有不同于过去的时代特点。以集中的方式推动旧年画和旧文艺改造，推展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美术创作，成为新中国美术创作的时代特色之二。尽管后来这种创作方式的推展，再也没有政府主管部门的文件，也没有如此全国性的超大规模，可是，不同时期与现实时政相关的创作，产生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作品。与创作相关的评奖，也发生在新年画创作活动伊始，并成为一种激励形式而得到传承。这一时期创作的新年画，代表作有1950年获得第一届全国年画评奖甲等奖的李琦《农民和拖拉机》、古一舟《劳动换来光荣》、安林《毛主席大阅兵》，以及1952年获得第二届年画评奖一等奖的林岗《群英会上的赵桂兰》。
新中国美术创作的时代特色之三，是以博物馆的需要组织的专门创作。1951年初，正在筹建中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指示，开始筹备纪念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开启以博物馆为主体的组织创作新模式。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油画《开国大典》，后来，董希文完成新中国美术史上这一重要名作，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无与伦比且妇孺皆知的最重要的作品。此后，1959年、1964年、1972年国家持续组织专门创作。这四次有组织、大规模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涌现一批新中国美术史经典作品——罗工柳《地道战》、王盛烈《八女投江》、詹建俊《狼牙山五壮士》、石鲁《转战陕北》、叶浅予《北平解放》、靳尚谊《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侯一民《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艾中信《夜渡黄河》、钟涵《延河边上》等，都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今悬挂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内，每年为数以百万计观众欣赏。这种方式的延续与发展，是2009年9月完成的由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主持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的102件作品全部由中国美术馆收藏；2016年历时五年完成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全部作品归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以博物馆为主体的组织创作，也创造了世界博物馆史上的特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收藏体系，不仅为国家积累了一批代表时代的重要作品，丰富展览和陈列，同时还联系了美术家，满足了社会和公众需求。
新中国美术创作的特色，造就新中国美术的高原与高峰，那些不同時期创作的作品，成为新中国美术经典，同时形成新中国美术创作传统。无疑，不管是方式和方法，还是规模和影响，新中国美术创作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具有不可比性。同样是反映时代、表现时代，新中国美术创作更具有时代特征。其公众性表现，从新年画创作，到中国画改造、版画转型以及油画民族化，在深耕基层的创作中反映公众诉求，表现出强烈的人民性，因此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众多美术创作簇拥的时代高原上，不同画种所表现出的时代新风，又联结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因此，基础雄厚的高原上的时代高峰，成为新中国美术的时代景观。
在1955年“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出现了关山月《新开发的公路》、周昌谷《两个羊羔》、董希文《春到西藏》、艾中信《通往乌鲁木齐》、吴作人《画家齐白石》等作品。在1956年“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会”上，出现了陆俨少《教妈妈识字》、刘子久《为祖国寻找资源》、方增先《粒粒皆辛苦》、汤文选《说什么我也要入社》、黎雄才《武汉防汛图》、潘天寿《灵岩涧一角》等作品。而同年10月“第二届全国版画展览”，也出现了王琦《晚归》等一批承续延安风格的作品，以及黄永玉另类的《阿诗玛》插图等一批具有时代新意的创作，表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以后各个时期的展览中都有不少精品力作，其中1980年“全国青年美展”还出现了罗中立的《父亲》。以全国性美术展览推动美术创作，形成新中国美术创作的规范，从全国美协到各省市自治区美协，从组织发动到组织创作，都在一呼百应的过程中表现出体制的优势。全国美展已经先后举办12届，形成13个展区的超大规模，展出作品数以千计，而收件作品则以万计。需要看到的是，与全国美展相应的各地美术展览，同样也促进地方美术创作，发现并培养了新人。
1949年11月26日，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发布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是经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圈阅同意的一次集体创作活动。在这个“开展新年画工作”的历史时期内，新年画表现新中国不断出现的新题材，创作出无数不同于旧年画的新年画，全国绝大多数画家都参与了创作，美术院校中还开设专门的新年画创作课程。在这一创作时期，新中国开创了通过美术创作拓展新题材的方式，时政类、农村类、工业类、生活类、新风类等不同题材的“创作”，也就具有不同于过去的时代特点。以集中的方式推动旧年画和旧文艺改造，推展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美术创作，成为新中国美术创作的时代特色之二。尽管后来这种创作方式的推展，再也没有政府主管部门的文件，也没有如此全国性的超大规模，可是，不同时期与现实时政相关的创作，产生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作品。与创作相关的评奖，也发生在新年画创作活动伊始，并成为一种激励形式而得到传承。这一时期创作的新年画，代表作有1950年获得第一届全国年画评奖甲等奖的李琦《农民和拖拉机》、古一舟《劳动换来光荣》、安林《毛主席大阅兵》，以及1952年获得第二届年画评奖一等奖的林岗《群英会上的赵桂兰》。
新中国美术创作的时代特色之三，是以博物馆的需要组织的专门创作。1951年初，正在筹建中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指示，开始筹备纪念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开启以博物馆为主体的组织创作新模式。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油画《开国大典》，后来，董希文完成新中国美术史上这一重要名作，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无与伦比且妇孺皆知的最重要的作品。此后，1959年、1964年、1972年国家持续组织专门创作。这四次有组织、大规模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涌现一批新中国美术史经典作品——罗工柳《地道战》、王盛烈《八女投江》、詹建俊《狼牙山五壮士》、石鲁《转战陕北》、叶浅予《北平解放》、靳尚谊《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侯一民《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艾中信《夜渡黄河》、钟涵《延河边上》等，都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今悬挂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内，每年为数以百万计观众欣赏。这种方式的延续与发展，是2009年9月完成的由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主持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的102件作品全部由中国美术馆收藏；2016年历时五年完成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全部作品归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以博物馆为主体的组织创作，也创造了世界博物馆史上的特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收藏体系，不仅为国家积累了一批代表时代的重要作品，丰富展览和陈列，同时还联系了美术家，满足了社会和公众需求。
新中国美术创作的特色，造就新中国美术的高原与高峰，那些不同時期创作的作品，成为新中国美术经典，同时形成新中国美术创作传统。无疑，不管是方式和方法，还是规模和影响，新中国美术创作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具有不可比性。同样是反映时代、表现时代，新中国美术创作更具有时代特征。其公众性表现，从新年画创作，到中国画改造、版画转型以及油画民族化，在深耕基层的创作中反映公众诉求，表现出强烈的人民性，因此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众多美术创作簇拥的时代高原上，不同画种所表现出的时代新风，又联结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因此，基础雄厚的高原上的时代高峰，成为新中国美术的时代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