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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近年来，西部地区农民职业教育得到一定发展，但尚有不足，存在着价值目标未明晰、制度体系欠完善等问题。为此，必须以提高农民可行能力为价值目标，着重从管理体系科学化、保障体系全面化、评价体系制度化三个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关键词】西部地区 农民职业教育 价值目标 可行能力
发展农民职业教育是提高农民可行能力、促进城乡统筹的重要途径。对于农民数量占全国农民比例较高的西部地区来说，发展农民职业教育更是解决“三农”问题、推进西部大开发进程的关键手段。随着“绿色证书工程”、“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阳光工程”等项目的有效开展，西部地区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展、相关制度的初步形成以及教育成果在三大产业中的逐步显现。但是，在取得规模化发展和突破性进步方面，西部农民职业教育依然面临着制约瓶颈和发展困境，集中体现在价值目标和制度设计两大方面，需要做出相应的完善和改进。
西部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困境
价值目标未明晰。价值目标的设定对人类的价值行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①，合理的价值目标的设立，能够促使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更具目的性、自觉性、自主性、选择性以及创造性。综观当前西部农民职业教育，并未存有明确的价值目标。
现有的只是一种普遍的目的倾向，即职业教育多以“增收”为目标，表现为：在理论研究中，学者偏重于农民职业教育的经济意义；在实践中，政府部门更是以其为农民职业教育的中心。笔者认为，这一倾向有失偏颇。
以“增收”为目标的观念，实际上是根源于一种狭隘的贫困观、发展观—将个人的收入或经济状况作为贫困和发展的衡量标准。这种观点以新古典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将贫困纯粹地等同于收入低下，将发展单纯地视作收入的提高，过分强调了经济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这种观念狭隘的范式致使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目标偏向于其物质性作用，偏离其他应有的作用。但是，贫困应当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概念，应当将其理解为个人在社会生存、适应、发展能力上的短缺，发展亦应当对应地理解为这些系统的能力的扩大，收入对于发展来说仅仅具有工具层面的意义。将“增收”作为农民职业教育低层次的目标无可厚非，但不能将其片面地上升为农民职业教育的全部价值目标。
制度体系欠完善。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够为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提供指导，有效地将农民职业教育导入可合理预期的轨道，达到教育效果最优化。笔者认为，目前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缺乏系统的制度设计，主要反映在管理制度、保障制度、评价制度三大方面。
第一，管理制度混乱。政府行政管理上暴露出条块分割、职责不明、统筹不力等问题。同时，政府未实现适当放权，职业教育组织受过多行政限制，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另外，西部行业组织发展甚弱，社会组织对职业教育的外部管理不足，不利于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
第二，保障制度不足。首先，对西部农民的观念改进、农民职业教育的城乡统筹发展等问题都亟待政府的宏观政策进行引导。其次，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不足，且传统的层级划拨资金方式易形成利益链，孳生腐败。最后，西部教育资源不足且利用效益偏低，师资力量薄弱，严重阻碍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
第三，评价制度缺位。西部农民职业教育存在着整体评估缺乏规范性，过程检测评估缺乏信息反馈和连续性等现象。在考核机制上，弹性太大，缺乏准确可行的评价标准；在外部监督上，农民、企业、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无法有效参与评价。
西部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目标
理论基础。西部农民职业教育价值目标的确立需要以科学的贫困观和发展观为基础。笔者意欲引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跳离传统范式，在自由的视角下探讨贫困和发展。森认为“发展可以看作是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②，为具体化这种真实自由，森提出“可行能力”这一概念。可行能力是指一个人“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的活动的组合”③，一个人的可行能力越高，他所拥有的选择其所追求的生活方式的实质自由就越大。
贫困和发展都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全方位的概念，对贫困和发展的实质性衡量应当以可行能力为标准，“有很强的理由用一个人所拥有的可行能力，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来判断其个人的处境。根据这一视角，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④，而发展应当被理解为可行能力的不断拓展。
现实背景。农民职业教育始终以农民为本位，确立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价值目标也必须结合西部农民的生存现状，探索西部农民需要职业教育来改变何种困境。当今社会，西部农民是我国最突出的弱势群体，究其原因在于可行能力贫乏。表现在：
一是经济参与能力低弱。西部农民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处于弱势，集中体现在就业和收入方面。
二是民主能力缺失。受教育程度影响，西部农民接受的政治教育、公民教育少，受生活压力所迫致其无心参与政治生活，受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牵制致其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
三是社会机会不足。在现有的社会制度安排下，西部农民在教育条件、就业机会、公共服务甚至人格尊严方面都备受歧视和排斥，种种社会机会的缺乏和被剥夺使得西部农民在消除自身贫困的积极性上愈发被动。
四是信息获取能力短缺。西部农民受传统观念、地理条件以及基础设施等因素影响而信息获取能力不足。
五是自主发展能力偏低。完全通过政府推动而获得的发展不可能是长远、有效的，发展的原动力在于主体自身，西部农民发展的关键问题还在于自身的自主发展能力的开发。
具体内容。结合上述理论和现实，西部农民最大的问题在于可行能力缺乏。而可行能力的提高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制度安排，农民职业教育正是这些制度安排之一，推行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价值追求就是提高农民可行能力，促进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实质性的提升。 职业教育的最根本意义在于为个体提供谋求自身发展、追求自身幸福的条件和机会。西部农民不应当再是社会地位弱、受尊重程度低的社会边缘化群体，要实现这一点，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价值目标就不应当再单纯地停留于给予农民就业技能、维系其基本生存的“吃饭教育”。
职业教育最核心的目的应当是传授于自主发展的理念和扩展实质自由的能力。通过一份教育、一份工作帮助西部农民参与经济生活，满足其生理与安全需求，并进一步融入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自主地去改变现有权利虚化、平等地位丧失、实质自由被剥夺的状态，平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自由地追求其所珍视的生活方式，从而满足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实现农民的原生性、自发性发展。
西部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完善
管理体系科学化。首先，完善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一方面是统一规划，明晰责任。在中央建立管理农民教育的专门机构，进行统筹规划，明确各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保障西部农民职业教育各项责任的落实。另一方面是转变角色，科学管理。在农民职业教育的管理问题上，政府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管理者角色，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由管制到管理向服务转变，了解农民的实际需求，更多地考虑宏观指导、长远规划和基础建设⑤，在微观上放权，将农民职业教育的部分管理和具体实施转交教育机构和社会组织。
其次，加强教育机构的内部管理。职业教育学校应当针对教学方面的具体管理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课程设计的优化和教师的管理。在课程优化上，必须根据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密切联系来设计课程内容，所提供的培训内容要有利于他们适应产业升级对劳动者素质结构的要求，改变传统的低层次的、单一性的技能培训。⑥在教师管理上，应当注重教师理论素养和实践技能的双重培养和考核，不断优化教师准入制度、在岗培训制度、收入激励机制等，培养“双师型”教师。
最后，鼓励社会组织的外部管理。职业院校及职业教育的发展，必然依附并服务于一定产业及行业。应当明确行业协会在农民职业教育管理中的地位，完善职业教育与产业行业依存的办学体制、教科产相结合的教学体制，以建立合理有效的管理体制。建议让企业参与农民职业教育的管理中，鼓励企业联合开办职业院校，或与职业院校合作办学，以职业教育组织管理者的身份对其发展、改革、管理提供建议，甚至可以派企业管理人员对教育组织进行管理。
保障体系全面化。首先，强化政策引导。其一，政府通过各项政策和宣传进行观念引导，确立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加强各界对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调动政府、社会各界、西部农民自身参与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其二，政府需加快工业反哺农业的步伐，结合西部各地特色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同时刺激西部农业对职业教育需求，形成农民职业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其三，要加大城市支援农村职业教育力度。选派教师、技术人员等入驻农村，建设科技研发中心、农民教育培训基地等；提供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等捐助，改善农村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倡导城市职业院校每年为农村提供一定数量的免费教育。
其次，完善投资机制。一方面，完善政府拨款渠道。在总量上，以立法形式明确国家对农民职业教育的投资比例，同时要求西部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民职业教育的投入；在投资结构上，需注重平衡不同类型、形式、层次的职业教育的投资比例，形成协调发展的局面；在投资方式上，改变现有的层级划拨方式，避免形成利益链，继续探索农民职业教育券、农民学生助学贷款等对农民进行直接投资的制度。另一方面，拓宽资金来源。增加西部农民职业教育供给主体，采取财政、税收、荣誉奖励等各方面的诱导政策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积极投资办学，构建多元化投资机制。
最后，加强资源保障。通过整合教育资源，对西部现行五花八门的农民教育培训项目进行综合评定和分类，强化农民教育精品项目建设，淘汰低水平重复项目，并坚持项目化管理、市场化运作，提高农民教育项目效益；⑦同时，还需建立区域内的教育资源共享网络平台，⑧通过网络平台实现教学资源开放与校校合作，实现对西部的教育资源支持。同时，加强师资建设。
一是扩充教师数量。通过工资待遇、保险制度、社会评价等的提高和完善，吸引师资；对有技能、缺学历的“能工巧匠”提供培训项目，培养其成为优秀教师；完善志愿教师制度，鼓励志愿者参与西部农民职业教育，作为补充师资。
二是建立教师后续培训机制。通过师范院校等对教师实行定期培训，保障教师知识更新速度；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教师攻读学位；规定教师定期参与实践工作，保障教师实践技能更新。
评价体系制度化。首先，构建教育机构准入制度。政府应当对培训机构办学条件进行统一规定，改变西部农民职教培训机构稂莠不齐的现状，整体提高职教机构的办学水平。办学条件的评价主要涉及办学目标、师资队伍、实施设备、专业建设、学习规模和教育投入等内容的评价。教育机构应当以提高农民可行性能力为教育目标；具备一定的专业教学设施设备和实习基地；具有一批高专业素养、高实践技能的教师；具有随产业升级、市场需求变化而调整专业设置的能力；具有稳定的办学资金来源，最好能具有一定的自筹资金的能力。
其次，建立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并将其上升为法律法规加以确认。
一是吸纳行业企业人员、教育专家、政府人员建立权威评估组织，并制定规范的工作标准，以推进国家职业资格评估制度的实施。
二是以内涵指标和动态指标为主优化评估指标体系，重点考察学生满意度、企业满意度等软性指标；三是构建多层级、上下联动职业资格证书管理体系，统一规范全国各类职业资格标准，以推动职业教育向统一化、规范化、终身化方向迈进。
最后，拓展社会主体参评渠道。西部农民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应当鼓励农民个人、企业等其他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农民是职业教育直接参与者、最终利益受体，对于职业教育各方面都最有发言权。政府可以通过实地考察、电话抽查、走访农户等方式听取农民关于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实施方案、组织培训的项目、教育学校的管理方式、培训的质量效果等问题的意见反馈。企业作为用人单位聘用培训后的农民，对职业机构的培训效果有全面直观的了解，理应成为农民职业教育的评价主体之一，应当建立信息反馈机制为企业参评提供渠道。
【作者分别为中央财经大学博士后、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导，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我国西部地区农民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创新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EJA100374】
【注释】
①王筱冬，赵恩泽：“试论价值目标的含义、特征及意义”，《哲学动态》，1990年第8期，第21页。
②③④[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第62页，第85页。
⑤王桂芝：“我国农民职业教育模式初探”，《教育与职业》，2011年第18期，第163页。
⑥黄晓赟，马建富：“基于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建构研究”，《职业技术教育》，2010年第34期，第72页。
⑦林克显：《新农村建设中福建农民教育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
⑧盛阳荣：“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现状、问题与发展策略”，《教育研究》，2009年第8期，第90页。
责编/韩露（实习）
【关键词】西部地区 农民职业教育 价值目标 可行能力
发展农民职业教育是提高农民可行能力、促进城乡统筹的重要途径。对于农民数量占全国农民比例较高的西部地区来说，发展农民职业教育更是解决“三农”问题、推进西部大开发进程的关键手段。随着“绿色证书工程”、“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阳光工程”等项目的有效开展，西部地区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展、相关制度的初步形成以及教育成果在三大产业中的逐步显现。但是，在取得规模化发展和突破性进步方面，西部农民职业教育依然面临着制约瓶颈和发展困境，集中体现在价值目标和制度设计两大方面，需要做出相应的完善和改进。
西部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困境
价值目标未明晰。价值目标的设定对人类的价值行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①，合理的价值目标的设立，能够促使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更具目的性、自觉性、自主性、选择性以及创造性。综观当前西部农民职业教育，并未存有明确的价值目标。
现有的只是一种普遍的目的倾向，即职业教育多以“增收”为目标，表现为：在理论研究中，学者偏重于农民职业教育的经济意义；在实践中，政府部门更是以其为农民职业教育的中心。笔者认为，这一倾向有失偏颇。
以“增收”为目标的观念，实际上是根源于一种狭隘的贫困观、发展观—将个人的收入或经济状况作为贫困和发展的衡量标准。这种观点以新古典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将贫困纯粹地等同于收入低下，将发展单纯地视作收入的提高，过分强调了经济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这种观念狭隘的范式致使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目标偏向于其物质性作用，偏离其他应有的作用。但是，贫困应当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概念，应当将其理解为个人在社会生存、适应、发展能力上的短缺，发展亦应当对应地理解为这些系统的能力的扩大，收入对于发展来说仅仅具有工具层面的意义。将“增收”作为农民职业教育低层次的目标无可厚非，但不能将其片面地上升为农民职业教育的全部价值目标。
制度体系欠完善。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够为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提供指导，有效地将农民职业教育导入可合理预期的轨道，达到教育效果最优化。笔者认为，目前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缺乏系统的制度设计，主要反映在管理制度、保障制度、评价制度三大方面。
第一，管理制度混乱。政府行政管理上暴露出条块分割、职责不明、统筹不力等问题。同时，政府未实现适当放权，职业教育组织受过多行政限制，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另外，西部行业组织发展甚弱，社会组织对职业教育的外部管理不足，不利于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
第二，保障制度不足。首先，对西部农民的观念改进、农民职业教育的城乡统筹发展等问题都亟待政府的宏观政策进行引导。其次，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不足，且传统的层级划拨资金方式易形成利益链，孳生腐败。最后，西部教育资源不足且利用效益偏低，师资力量薄弱，严重阻碍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
第三，评价制度缺位。西部农民职业教育存在着整体评估缺乏规范性，过程检测评估缺乏信息反馈和连续性等现象。在考核机制上，弹性太大，缺乏准确可行的评价标准；在外部监督上，农民、企业、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无法有效参与评价。
西部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目标
理论基础。西部农民职业教育价值目标的确立需要以科学的贫困观和发展观为基础。笔者意欲引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跳离传统范式，在自由的视角下探讨贫困和发展。森认为“发展可以看作是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②，为具体化这种真实自由，森提出“可行能力”这一概念。可行能力是指一个人“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的活动的组合”③，一个人的可行能力越高，他所拥有的选择其所追求的生活方式的实质自由就越大。
贫困和发展都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全方位的概念，对贫困和发展的实质性衡量应当以可行能力为标准，“有很强的理由用一个人所拥有的可行能力，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来判断其个人的处境。根据这一视角，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④，而发展应当被理解为可行能力的不断拓展。
现实背景。农民职业教育始终以农民为本位，确立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价值目标也必须结合西部农民的生存现状，探索西部农民需要职业教育来改变何种困境。当今社会，西部农民是我国最突出的弱势群体，究其原因在于可行能力贫乏。表现在：
一是经济参与能力低弱。西部农民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处于弱势，集中体现在就业和收入方面。
二是民主能力缺失。受教育程度影响，西部农民接受的政治教育、公民教育少，受生活压力所迫致其无心参与政治生活，受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牵制致其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
三是社会机会不足。在现有的社会制度安排下，西部农民在教育条件、就业机会、公共服务甚至人格尊严方面都备受歧视和排斥，种种社会机会的缺乏和被剥夺使得西部农民在消除自身贫困的积极性上愈发被动。
四是信息获取能力短缺。西部农民受传统观念、地理条件以及基础设施等因素影响而信息获取能力不足。
五是自主发展能力偏低。完全通过政府推动而获得的发展不可能是长远、有效的，发展的原动力在于主体自身，西部农民发展的关键问题还在于自身的自主发展能力的开发。
具体内容。结合上述理论和现实，西部农民最大的问题在于可行能力缺乏。而可行能力的提高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制度安排，农民职业教育正是这些制度安排之一，推行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价值追求就是提高农民可行能力，促进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实质性的提升。 职业教育的最根本意义在于为个体提供谋求自身发展、追求自身幸福的条件和机会。西部农民不应当再是社会地位弱、受尊重程度低的社会边缘化群体，要实现这一点，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价值目标就不应当再单纯地停留于给予农民就业技能、维系其基本生存的“吃饭教育”。
职业教育最核心的目的应当是传授于自主发展的理念和扩展实质自由的能力。通过一份教育、一份工作帮助西部农民参与经济生活，满足其生理与安全需求，并进一步融入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自主地去改变现有权利虚化、平等地位丧失、实质自由被剥夺的状态，平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自由地追求其所珍视的生活方式，从而满足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实现农民的原生性、自发性发展。
西部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完善
管理体系科学化。首先，完善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一方面是统一规划，明晰责任。在中央建立管理农民教育的专门机构，进行统筹规划，明确各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保障西部农民职业教育各项责任的落实。另一方面是转变角色，科学管理。在农民职业教育的管理问题上，政府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管理者角色，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由管制到管理向服务转变，了解农民的实际需求，更多地考虑宏观指导、长远规划和基础建设⑤，在微观上放权，将农民职业教育的部分管理和具体实施转交教育机构和社会组织。
其次，加强教育机构的内部管理。职业教育学校应当针对教学方面的具体管理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课程设计的优化和教师的管理。在课程优化上，必须根据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密切联系来设计课程内容，所提供的培训内容要有利于他们适应产业升级对劳动者素质结构的要求，改变传统的低层次的、单一性的技能培训。⑥在教师管理上，应当注重教师理论素养和实践技能的双重培养和考核，不断优化教师准入制度、在岗培训制度、收入激励机制等，培养“双师型”教师。
最后，鼓励社会组织的外部管理。职业院校及职业教育的发展，必然依附并服务于一定产业及行业。应当明确行业协会在农民职业教育管理中的地位，完善职业教育与产业行业依存的办学体制、教科产相结合的教学体制，以建立合理有效的管理体制。建议让企业参与农民职业教育的管理中，鼓励企业联合开办职业院校，或与职业院校合作办学，以职业教育组织管理者的身份对其发展、改革、管理提供建议，甚至可以派企业管理人员对教育组织进行管理。
保障体系全面化。首先，强化政策引导。其一，政府通过各项政策和宣传进行观念引导，确立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加强各界对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调动政府、社会各界、西部农民自身参与西部农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其二，政府需加快工业反哺农业的步伐，结合西部各地特色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同时刺激西部农业对职业教育需求，形成农民职业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其三，要加大城市支援农村职业教育力度。选派教师、技术人员等入驻农村，建设科技研发中心、农民教育培训基地等；提供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等捐助，改善农村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倡导城市职业院校每年为农村提供一定数量的免费教育。
其次，完善投资机制。一方面，完善政府拨款渠道。在总量上，以立法形式明确国家对农民职业教育的投资比例，同时要求西部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民职业教育的投入；在投资结构上，需注重平衡不同类型、形式、层次的职业教育的投资比例，形成协调发展的局面；在投资方式上，改变现有的层级划拨方式，避免形成利益链，继续探索农民职业教育券、农民学生助学贷款等对农民进行直接投资的制度。另一方面，拓宽资金来源。增加西部农民职业教育供给主体，采取财政、税收、荣誉奖励等各方面的诱导政策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积极投资办学，构建多元化投资机制。
最后，加强资源保障。通过整合教育资源，对西部现行五花八门的农民教育培训项目进行综合评定和分类，强化农民教育精品项目建设，淘汰低水平重复项目，并坚持项目化管理、市场化运作，提高农民教育项目效益；⑦同时，还需建立区域内的教育资源共享网络平台，⑧通过网络平台实现教学资源开放与校校合作，实现对西部的教育资源支持。同时，加强师资建设。
一是扩充教师数量。通过工资待遇、保险制度、社会评价等的提高和完善，吸引师资；对有技能、缺学历的“能工巧匠”提供培训项目，培养其成为优秀教师；完善志愿教师制度，鼓励志愿者参与西部农民职业教育，作为补充师资。
二是建立教师后续培训机制。通过师范院校等对教师实行定期培训，保障教师知识更新速度；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教师攻读学位；规定教师定期参与实践工作，保障教师实践技能更新。
评价体系制度化。首先，构建教育机构准入制度。政府应当对培训机构办学条件进行统一规定，改变西部农民职教培训机构稂莠不齐的现状，整体提高职教机构的办学水平。办学条件的评价主要涉及办学目标、师资队伍、实施设备、专业建设、学习规模和教育投入等内容的评价。教育机构应当以提高农民可行性能力为教育目标；具备一定的专业教学设施设备和实习基地；具有一批高专业素养、高实践技能的教师；具有随产业升级、市场需求变化而调整专业设置的能力；具有稳定的办学资金来源，最好能具有一定的自筹资金的能力。
其次，建立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并将其上升为法律法规加以确认。
一是吸纳行业企业人员、教育专家、政府人员建立权威评估组织，并制定规范的工作标准，以推进国家职业资格评估制度的实施。
二是以内涵指标和动态指标为主优化评估指标体系，重点考察学生满意度、企业满意度等软性指标；三是构建多层级、上下联动职业资格证书管理体系，统一规范全国各类职业资格标准，以推动职业教育向统一化、规范化、终身化方向迈进。
最后，拓展社会主体参评渠道。西部农民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应当鼓励农民个人、企业等其他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农民是职业教育直接参与者、最终利益受体，对于职业教育各方面都最有发言权。政府可以通过实地考察、电话抽查、走访农户等方式听取农民关于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实施方案、组织培训的项目、教育学校的管理方式、培训的质量效果等问题的意见反馈。企业作为用人单位聘用培训后的农民，对职业机构的培训效果有全面直观的了解，理应成为农民职业教育的评价主体之一，应当建立信息反馈机制为企业参评提供渠道。
【作者分别为中央财经大学博士后、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导，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我国西部地区农民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创新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EJA100374】
【注释】
①王筱冬，赵恩泽：“试论价值目标的含义、特征及意义”，《哲学动态》，1990年第8期，第21页。
②③④[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第62页，第85页。
⑤王桂芝：“我国农民职业教育模式初探”，《教育与职业》，2011年第18期，第163页。
⑥黄晓赟，马建富：“基于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建构研究”，《职业技术教育》，2010年第34期，第72页。
⑦林克显：《新农村建设中福建农民教育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
⑧盛阳荣：“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现状、问题与发展策略”，《教育研究》，2009年第8期，第90页。
责编/韩露（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