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汉字表意,妙不可言。同为批评性语言,上对下叫做“教导”、“训示”,而下对上只宜说“希望”、“建议”,在古人则有一个专用词:谏。我不知道外语里有没有含义与之完全同义、准确传神的相应词语,我知道的是,在那谏言路上,留有太多的眼泪和血痕,言路之险胜似沙场。
上古之世,尧舜竖立诽谤木,让百姓公开批评领导,后来,有个邹忌巧妙讽谏,齐王搞了一次“花钱买批评”,成为经典故事。总观言路,以谏获奖的寥若晨星,而因言获罪的却是数不胜数。“文死谏”与“武死战”并提,足见言路之危险程度。明代工部主事何遵上疏谏武宗,帝怒,廷杖四十,越二日而卒。当初何遵草疏时,其家僮抱着主人手臂哭求:“主纵不自计,独不念老亲幼子乎?”言路险恶家僮知,那是对现实和历史的真实反映。
一、谏言的功能和分类
“谏”的本义是规劝君主、尊长,使其改正错误。倡导谏言,要求发谔谔之声,也就等于承认人主及各级官吏并非一贯正确,而是随时都可能出错。而适时的谏言,则正是预设的防错纠错措施。“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晋人贺邵把谏言与国家兴衰及皇帝个人祸福的关系都说透了。但是,由于人性与生俱来的喜誉偏好,再加权力独具的扩张性发酵,使“听忠难,从谀易”成了专制体制下的普遍现象。“忠言逆耳,唯达者能受之”。这样的“达者”素来稀缺,偶尔闪现几个明君贤相,可以容忍乃至主动听取一些谏言,便被传为美谈。
在君主专制条件下,敢于直言殊非易事。《韩非子·说难》将谏诤比喻为触犯龙的逆鳞,招来杀身之祸的几率很高。唐太宗也说:“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
权力场上的强者体悟谏言的好处,多是在被谀辞害苦甚至变为弱者之后。唐代宰相李德裕被贬谪后深有感慨:门下爱我皆如杜岂页,吾无今日。这位杜岂页曾为德裕宾佐,德裕贵盛时,宾客无敢拂逆者,惟岂页数谏正之,故有上述悔悟。
尽管谏言是个好东西,但维护皇上、长官的面子依然是进谏者必须首先考虑的,这从古人对谏言的分类即可看出。
礼有五谏,其名目,在刘向《说苑》里为正谏、降谏、忠谏、戆谏、讽谏;而班固《白虎通》则称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孔子家语》又多了两个名词:谲谏、直谏。此外,尚有大谏、几谏、显谏、切谏、极谏等名目。儒家经典主流道统都力挺讽谏、几谏,明确告诫,“为人臣之礼,不显谏”。说一个几谏的典型:十六国汉刘殷为相,不犯颜忤旨,然因事进规,补益甚多。汉主刘聪每与群臣议政事,殷无所是非;群臣出,殷独留,为聪敷畅条理,商榷事宜,聪未尝不从之。殷常戒子孙曰:“事君当务几谏。凡人尚不可面斥其过,况万乘乎!夫几谏之功,无异犯颜,但不彰君之过,所以为优耳。”刘殷官至侍中、太保、录尚书事,赐剑履上殿,以寿考自终。刘殷的牛气,固然有他的两个女儿为皇后、四个孙女为贵人这一皇亲因素,但在刘聪那个暴君手下能稳坐相位,平安活到自然死亡,毕竟是个奇迹,奇迹源于几谏。
北魏文成帝教诲群臣:“君、父一也。父有过,子何不作书于众中谏之?而于私室屏处谏者,岂非不欲其父之恶彰于外邪!至于事君,何独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岂忠臣所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过,未尝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闻者,允皆无所避。朕知其过而天下不知,可不谓忠乎!”这位拓跋皇帝赞赏面对面,说悄悄话,反对大声讲,忌讳写成小字报,当众暴露最高领导的问题。
班固将五谏和智、仁、礼、信、义五常对应起来,或许有点牵强,但从恁多名目的规定释义中,即不难想见对进谏者的苛求和对纳谏者的体贴入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从爱护出发,选择最恰当的、领导可以接受的方式,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提一些建设性的合理化建议,正如《辞海》对“谲谏”的解释:“谏劝时不直言过失,隐约其词,使之自悟。”最终要表现的则是“善则称君,过则称己”的“臣下之义”。劝人改过的艺术如此深奥,要求如此苛刻,难怪漫漫言路上,只留下东方朔、魏征等屈指可数的成功人士的脚印。
文人骚客有“诗谏”,实际也就是委婉的讽刺诗。《诗·大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基于这种认识,以诗歌的形式对统治者进行劝谏,也就成了一些文人的选择。
汉初诸吕擅权用事,朱虚侯刘章借助酒劲,当众吟了《耕田歌》:“深耕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吕后默然。此谓歌谏。
小混混子刘贺,做了二十七天皇帝即被霍光废黜,直接连累昌邑王群臣二百余人被杀,罪名是“不谏”;其师王式系狱亦当论死,然他辩称“以《诗》三百五篇谏”,乃得减死论。
书法家柳公权有“笔谏”,即借用书法运笔的道理讽喻劝谏。《旧唐书·柳公权传》:“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
与温文尔雅的诗谏、笔谏不同,跟一些文官含泪诉说、动之以情的“泣谏”迥异,武人喜欢兵谏,用枪杆子说话,讲的是“硬道理”。正所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武力是某些强人惟一能听懂的语言。且看最早的兵谏:“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左传·庄公十九年》)。革命起家的武则天,杀李唐龙子龙孙包括她自己的亲生儿子以及元勋功臣,眼睛都不带眨的,堪称铁腕,但她却惧怕兵谏。裴伷先上书女皇,谓“唐家妇”云云,武则天怒,杖之朝堂,长流瀼州。岁余,裴伷先逃归,流北庭,发了财,凭借雄厚财力,养客数百人,打探朝廷事,加之又传出谶言“代武者刘”,立马让女皇神经高度紧张起来,主动采取措施,捐弃前嫌,化解矛盾。
唐末天下大乱,义胜节度使董昌一心称帝,不惜诛杀规劝他的节度副使黄碣及其家八十口,会稽令吴镣并族诛之。可待拳头比他更硬的钱镠将兵三万前来帮“大王改过”时,董昌立即服软认错,并请杨行密居中斡旋。杨致信钱镠称:“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谏,执送同恶,不当复伐之。”
生前谏业未竟,死而不已犹谏,那就只有利用尸体,是为尸谏。
春秋卫国大夫史鳅,病且死,谓子曰:“吾不能进琢伯玉,退弥子瑕。生不能正君,死不能成礼,置尸北堂足矣。”鳅死,灵公往吊丧,其子具言。公曰:“夫子生而进贤,退不肖,死以尸谏,可谓忠矣。”
还有一种悲壮如赴死的进谏——“舆榇”,即带着棺材去献言。其实,为身家性命计,此举似可不必。我这样讲并不违背“圣训”,儒家经典《礼记·曲礼下》:“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实在不听,就离开他!要不,像箕子装疯卖傻,亦不失为保身之道。
按进谏者的身份划分,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职业言官。中国古代有正规的谏官制度。照司马光《谏院题名记》说,古者谏无官,汉始置谏议大夫为谏官。但古老的《逸周书》里设定帝王有四佐,分别是前疑、后丞、左辅、右弼,弼的职责为“廉洁切直,匡过谏邪”,颇类言官。
按古人的政治设计,谏官的作用,第一纠正决策失误,第二弹劾腐败,从而实现某种有限的权力制衡。这就要求谏官们政治上得有风险意识,且个人操守务求清白,“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打铁先得自身硬。人性的弱点,趋利避害的本能,让多数谏官选择了见风使舵、顺旨进言甚至助纣为虐。但是不计个人祸福、忠于职守的言官依然史不绝书,这些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被鲁迅誉为“中国的脊梁”。
唐宪宗曾经对宰相李绛说:谏官多谤讪朝政,我想抓一二人做典型以儆其余。对曰:“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敢发口谏者有几!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删暮减,比得上达,什无二三。”李绛所言不虚。别说“批逆鳞”,就是规谏节度使,也要冒杀头的危险。唐代刘辟得到节度使的任命以后,愈发骄矜,利令智昏,起兵反。推官林蕴极力规劝,刘辟大怒,要杀他;刽子手遵照刘辟授意并未真杀,只在他的脖子上用刀刃磨上几下,欲使他屈服。岂料林蕴竟呵斥行刑之人说:“小子!要杀就杀,我的脖子难道是你的磨刀石吗!”林蕴的硬骨头精神令刘辟由衷叹服:“真是一位忠烈之士啊!"
下面的“言事”发生在后蜀,李起性直,任专司言职的右补阙,宰相李昊尝语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慎默,当为翰林学士。”少说话,就升官,低代价高收益的买卖,戆直的李起居然不买账:“俟无舌,乃不言耳!”
明朝成严为监察御史,弹劾不畏权贵,明成祖尝谕贵戚:“尔辈犯罪,朕或容之,成回子不汝贷也。”成严因为多须大鼻,故被称成“回子”。朱棣倒是会装好人,他明确告诉贵戚:你们干些不法事儿,我可以原谅,可成回子却不会放过的!
第二,各级官吏。一般来说,官员都有进谏的责任,正如北齐给事、黄门侍郎杨愔所言:“畜狗求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狗。”此比喻形象而深刻,养狗不就是图它“叫”吗?现在要是因狗叫了几声便杀掉它,恐怕将来再也没有敢叫的狗了。
唐高宗仪凤元年,有两名军官误斫昭陵柏,罪当除名;皇上特命杀之。大理丞狄仁杰认为二人罪不当死。高宗声言:彼等斫昭陵柏,我不杀则为不孝。仁杰固执不已,上作色,令出,仁杰曰:“犯颜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遇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今以一株柏杀二将军,后代谓陛下为何如矣!”狄仁杰有理有据的谏言,使高宗收回成命,改杀头为流放。狄仁杰所以成功,也因了他高妙的进谏技巧,他为皇上设置了一个“陷阱”:做桀纣还是做尧舜?当然,最主要的是唐高宗性格仁弱,又不怎么犯浑,倘换成秦始皇或高宗长兄李承乾,好啊,你竟敢骂朕,我先把你的头砍了再说!
明建文初,教谕程济上书言某月北方兵起,惠帝认为这不是他可以说的,逮至京城将要杀头,程济大呼曰:请陛下暂时把我囚禁起来,届时我的话不应验,再杀不迟。待燕兵起,就释放了。
胡世宁以南京刑部主事迁江西副使,上疏论宁王朱宸濠反状,这本来是一片忠心,见事早,提醒朝廷防患于未然。讵料却因此获罪,系锦衣狱,论死,最后减死戍辽东,直到朱宸濠伏诛后才免除刑罚。
程、胡两位获罪,是因为他们泄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专制体制下,涉及最高层的权力之争以及人事变动,自来都是严格保密,不容下级和百姓随便言说的。即使已然发生,上峰不让说,你还是不能说。秦始皇死尸都发臭了,赵高仍要求随从们把他当做活人伺候,谁敢说陛下归天了,轻则诬你“造谣”,重则杀头。所有这些无不暴露了当政者的虚弱和卑怯。
第三,百姓。草民话语权本来就少得可怜,再加史官的囿于见闻,致使百姓谏言,史籍非常罕见。
春秋时楚庄王筑层台,工程浩大,劳民伤财,大臣因谏而死者七十二人。有个叫诸御己的农夫辍耕,郑重其事道:我将谏楚王。同耕者说:进谏那是官员们的职分,你一介草民,谏个啥呀?诸御己说:若论耕耘那是比体力的活儿,至于说服人主则是比智力了。诸御己很自信地入见庄王。庄王不但采纳了他的谏言,停建层台,而且明令:“有能入谏者,吾将与为兄弟。”楚人为此编了一首民歌,讴歌诸御己。
北宋末年,国事诪张,太学生陈东上书,请诛六贼,随后又率太学生数百人伏阙为李纲请命,谴责投降派李伯彦等,由此引发了汴京军民十余万人聚集的群体事件。及宋高宗即位,陈东又连续三次上书,言辞直切,群小恨之入骨。恰在此时布衣欧阳澈伏阙上书,奸佞称若不赶快诛杀陈东,恐再次激起群体事件。于是,陈东和欧阳澈惨遭杀害。被拘捕前,陈东对官吏说:“我陈东也!畏死即不敢言,既敢上书,又怎肯逃避一死?”陈东是知识分子、名人,但没戴官帽,自该算民,他敢言气节固可嘉,但用生命来博得一点议政的话语权,那个代价太惨太重太可怕,没有几个人能付得起!
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无官无权,却能与皇帝“零距离”,进言机会多多,每以滑稽谈笑形式道来,效果也好。这就是所谓优人。秦有优人优旃,“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秦始皇一听马上辍止。秦始皇暴戾拒谏是有名的,但优旃却以“笑言”令其接受,这讽谏之术倒是值得那些死谏之臣借鉴。
老百姓更多的谏言便是民谣,这是痛感的歌哭,爆发前的愤怒呐喊!“听民庶之谣吟,问路叟之所忧”,则“天下之心,国家大事,粲然可见”(东汉刘陶语)。
第四,妻子。其谏言用现代话说叫枕头风。
前秦苻坚的妻子张氏有才识,明辨是非。苻坚想出兵攻打东晋,群臣极力劝阻,苻坚不听。张氏劝谏说:听说圣王治理天下,莫不是依顺万物自然的天性,顺从民意,否则就会失败。现在全国上下都认为不是伐晋的时机,陛下却执意伐晋。还有种种怪现象也非出兵的瑞兆,恳请陛下三思。苻坚认为女人不懂行军打仗的事,于是出兵伐晋,结果大败而归,张氏自杀而亡。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洵属中国历史罕见的“亮点”之一,除了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功封凌烟诸臣的努力,有两位女性的谏言也是功不可没。一位是长孙皇后。略举一例,一次唐太宗散朝,怒气冲冲回到后宫,声言早晚非得宰了那个“田舍翁”不可!长孙皇后知是魏征犯颜直谏惹皇上发这么大的火时,立即以“主明臣直”的道理婉言劝慰,很快就使太宗转怒为喜(假如皇后当时吹一股“火上浇油”风,魏征的脑袋或许真就位移了!)。长孙皇后病故,太宗每谓“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一位是徐惠,身份为充容,逝后追封为贤妃。唐太宗晚年,严重滋生骄傲情绪,好大喜功,追求享乐,以致百姓疲敝。徐惠乃上疏进谏。这篇疏文见识超群,文采斐然,其言剀切精诣,其情真切感人,比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毫不逊色。唐太宗毕竟是一代明君,对徐惠的尖锐批评,当即予以奖励。
后汉刘知远想征收百姓的财产犒劳将士。夫人李氏劝谏说:“陛下即位之初,还没有嘉惠百姓的措施,就先剥夺百姓生活的资产,这恐怕不是一位初登帝位的天子顺从民意、造福百姓的做法。臣妾建议陛下使用府库中所有资财来犒赏三军,虽然赏赐不算丰厚,但不会招致百姓怨言。”刘知远纳而照办,朝野额手称庆。
辽天祚帝耶律延禧文妃萧瑟瑟,聪慧娴雅,稳重寡言,善作诗,而且目光远大。她见国事日危,不忘以《咏史》来讽刺延禧,惹得皇帝大怒,从此便与瑟瑟形同陌路。后有仇家诬告萧瑟瑟与闻一起“造反”案,耶律延禧竟信以为真,下令诛杀了萧瑟瑟。温馨的枕头风遇上昏君,酿成血溅鸳鸯枕。
被《明史》称赞“母仪天下,慈德昭彰”的马皇后,对朱元璋多有劝谏。朱皇帝暴烈残忍,屠戮功臣不已,对此,马皇后婉言规劝,使其有所节制,“刀下留人”。知制诰宋濂因长孙宋慎陷入胡惟庸党而获罪,朱元璋要处他极刑。宋濂是明初“文学之首臣”,又是太子的师傅,已告老还乡,与胡党毫无牵涉,但还是被念念不忘政治斗争的朱皇帝给“扩大化”进去了,宋濂命悬一线,幸有马皇后一再劝谏,老朱才赦免了他。
二、皇帝态度是关键
谏言所涉及的关系人,不外以下几方。
第一,老百姓。旧时百姓之声几乎没有直达天听的通道,也很难传进高官的耳膜,只能靠代圣天子牧民的官人做“代言人”,为民请命。那时官员没有什么堂皇说辞,敢于冒丢官乃至掉脑袋危险替百姓说话,凭的就是做人的良知,和爱民如子的父母心。这样的好官还不少呢。且举几例:
后唐庄宗屡出游猎,从骑伤民禾稼,洛阳令何泽伏于丛薄,俟帝至,遮马谏曰:“陛下赋敛既急,今稼穑将成,复蹂践之,使吏何以为理,民何以为生!臣愿先赐死。”皇上如此糟践庄稼,我这个父母官没法当,百姓更没法活,请您先赐我死吧!
北魏太和初,怀州人伊祁苟初三十余人谋反,文明皇太后欲尽诛一城人。三十多人图谋不轨,竟要屠杀全城百姓,你说皇帝他老娘狠不狠?幸亏殿中曹给事中张白泽进谏,以为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诬十室,而况一州!后从之,乃止。
宋代曾会任两浙转运使,适逢旱灾严重,百姓离乡背井,流落他乡求生。可是权臣丁谓非但不体恤民瘼,还大上项目,民工吃不饱饭,尸弃道旁,哀怨近极限,群体爆发随时可能。众官慑于丁谓权势,没有一个提出异议。惟曾会列其状,使罢其役,军民得安。
第二,当事人。即谏言直击对象,利害关系人。利益以至于生死攸关,自会作出激烈反应。
东汉侍中向栩向灵帝上书,抨击宦官。宦官张让便诬告向栩要做张角的内应,于是向栩被处死。郎中张钧上书认为,张角所以能够兴兵作乱,原因都在于十常侍,故应该斩杀十常侍,向百姓谢罪。宦官本是灵帝的亲爱者,张钧“打狗不看主子面”,皇上一声“狂人!”的呵斥,御史循声诬奏张钧信奉黄巾道,遂将他逮捕入狱,拷打致死。
唐太宗高度重视对太子教育,钦点于志宁、孔颖达、张玄素等为东宫佐官,要求他们必须“极谏”李承乾,而不必讲面子。这几位遵旨忠诚履职,还得到过太宗的重奖。怎奈贪恋声色的储副李承乾最讨厌的就是谏言,他坦言:“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并提前付诸实施,先遣刺客二人去刺杀于志宁,刺客目睹于志宁的清寒俭朴,深为震撼,竟不忍杀而止;后又遣人伺机杀张玄素,以大马箠击之,几毙。遇上这样的太子党,最佳选择就是三缄其口。
北宋寇准当了宰相,去请教张讠永,张讠永淡淡说了一句:“《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不解其意,回去读《霍光传》,读到“不学无术”时,会心一笑,说:“此张公谓我也。”应该说,寇准真还有宰相的肚量呢。
比较而言,南宋的宰相史弥远就小肚鸡肠得厉害了。侄儿史守之谏,他就保密,所为不使其知;外甥、太常博士陈埙论政切直,不合史宰相的主旋律,便以“好名”诬之,让他远离庙堂,当地方官去。
讲一个弟谏兄的故事。后汉郑均好黄老,淡泊无欲,清静自守,不慕游宦。兄仲,为县吏,颇受礼遗。均数谏止,不听,即脱身出作。岁余,得数万钱,归以与兄,曰:“钱尽可复得,为坐吏赃,终身捐弃。”兄感其语,遂为廉洁,称清白吏。
第三,执政者也即宰相。宰相是直接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高官,相权仅次于皇权。谏官则对君、相两权有所制约。宰相有权推荐谏官,那很不利于谏官对相权监督。金国礼部尚书梁肃就明确建议,言官应该由皇帝直接任命。权力有一种自我扩张的本能,宰相也不愿受到言官的制约。
唐太宗对执政说:“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苟自不能受谏,安能谏人。”他要求宰相带头“极谏”,也要接受人谏,这倒也符合现代批评的原则。
开元名相宋璟,对一号称“山人”所撰《良宰论》,明确表态:“山人当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宋璟厌恶拍马屁而喜欢谠言,果然宰相气度。
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稳坐相位十几年,除了“应对称旨”,始终与“一人”保持一致,就是千方百计杜绝言路,以立仗马为活教材,教训谏官学会沉默。补阙杜琎不识相,上书言事,第二天就黜为下令。谏言路绝,奸计才不会穿帮。
唐代宗朝,元载为相,恐奏事者攻讦其私,竟请求“百官凡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奏闻”。说白了就是层层审查举报信。对如此明显令皇上“自掩其耳目”、“塞谏争之路”,比李林甫有过之的馊点子,李皇帝居然画了圈。刑部尚书颜真卿因上疏反对元载的动议,亦以“诽谤”罪名贬官。
第四,最关键的是皇帝。在君权、相权和监察权三者中,皇权最重,言官能否起作用,能起多大作用,均取决于皇帝的态度。正如宋儒彭龟年所说:“台谏之士所以能震慑奸宄,唯藉人主听纳其言,假以声势。”
秦始皇焚书坑儒,长子扶苏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恼怒,打发扶苏外出监军。连儿子的谏言都听不进,遑论他人。
汉文帝明令废除法律中的“诽谤罪”和“妖言罪”,理由是此等罪名会使得群臣不敢畅所欲言地批评朝政,皇帝无从得知自己的过失,妨碍吸引远方的贤良之士到朝廷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文帝采纳了一个叫缇萦的小姑娘的建议,废除了惨无人道的肉刑,也有利于犯人改过自新。这件事无论在法制史上还是在纳谏史上,都应该大书一笔的。秦始皇钳制民口、拒谏饰非,导致二世而亡;汉文帝修正法律,保障朝臣批评权,却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隋炀帝公开宣称:“我生性不喜欢别人进谏,如果是达官显贵想进谏以求名,我更不能容忍他。如果是卑贱士人,我还可以宽容些,但决不让他有出头之日,你记住吧!”最高的“封口令”下,哪个还敢多说话?
唐太宗以隋炀帝为鉴,尽量创造进谏的良好氛围,他说:“炀帝多猜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群臣相亲如一体耳。”事随境迁,人随时变。随着形势越来越好,唐太宗的骄傲指数急剧攀升,表现在纳谏的态度上,如魏征所描述的:“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贞观十八年,已变为“有上书不称旨者,或面加穷诘,无不惭惧而退”,这分明是堵言路了;贞观二十二年,病笃的宰相房玄龄在家里对儿子说,皇上征辽的错误决策,“群臣莫敢谏”!
尽管唐太宗的纳谏曲线图是箭头朝下一路跌,然而能做到他那个份上,已经创造了历史,近乎“惟一”了。尤可称道的是,他对谏官作用的充分发挥,作了制度安排:贞观之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诸司皆于正牙奏事,御史弹百官,服豸冠,对仗读弹文;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匿。制度的保障更有力,影响更久远,玄宗名相宋璟,要恢复的就是这个制度;宪宗元和年间,元稹上疏论谏职,援引的也是太宗先例。
唐代名臣、政论大手笔陆贽认为,上下阻塞,言路不畅,因为“九弊”故。所谓九弊,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此三者,臣下之弊也。显见,皇帝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最后,再引述一段皇后的和泪诉说做例证:京城陷,崇祯泣语周后曰:大事去矣!周后顿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看来周后谏言没少说,可刚愎自用的朱皇帝一句也不“纳”,说了也白说。
三、血泪斑斑谏言路
对待谏言的态度,不外采纳或者不纳。
纳本身就是对谏言的认可和正面引导,予以奖励就更是积极鼓励。史载:楚庄王启用直言进谏的士庆为卿相,令朝臣羡慕得不行。有人不服气,经庄王指出他与士庆的差距后,心悦诚服,行动上自觉向士庆看齐。
唐太宗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这么尖锐的批评,李世民不但纳了,立即下令停工,而且奖励张玄素彩二百匹。魏征亦叹玄素“有回天力”。
不纳通常有两种情形。
一是不纳也不怪罪,说了也白说。我读史的印象,谏言百分之五十遭遇“不听”;百分之四十受惩罚;百分之十被纳,其中有少数可能获奖。
二是非但不纳还要问罪,严厉惩处言者。惩罚的手段有:
1.罚俸。
2.贬官、流放。
3.收狱。
4.削籍。限于篇幅,以上四种惩罚实例省略。
5.杖刑。
这种直接拷打的刑罚,有人说始于隋文帝,其实早在东汉就有了。刘宋废帝子业还有一个专司杖刑的“昆仑奴”,可随时奉命执杖。到了隋文帝,可以说是“挥洒自如,说打就打”。经常在朝堂殿庭中杖打官吏,有时一天之内,多达三四人。有一次他恼怒执杖行刑之人下手不狠,就下令将行刑之人斩首。后因大臣一再劝谏,隋文帝好歹下令撤掉殿庭内的杖具,有所处罚,则交有关部门执行。不久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议事,文帝大怒,命令用杖打他,而殿内没有杖具,于是就用马鞭将其打死。
要论规模大、影响广,当推明武宗、明世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两次集体杖刑。武宗要南巡(名为考察调研,实为游玩渔色),百官谏阻,武宗大怒,进谏一百四十六人全部廷杖,杖死十一人,下狱三十九人,远谪十人。嘉靖三年,世宗欲为其父上尊号,百官跪谏,此即所谓“争大礼”。跪谏的二百三十一人中,受廷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十七人;一百四十二人下狱,另有十一人远谪。舒芬、黄嘉宾等好几位领受了两次大杖刑,全怪他们“记说不记打”。
6.侮辱。
北齐天保八年,蝗灾严重。帝问魏尹丞崔叔瓒曰:“何故虫?”叔瓒对曰:“《五行志》云:‘土功不时则蝗虫为灾。’今外筑长城,内修三台,故致灾也。”帝大怒,殴其颊,擢其发,溷中物涂其头。你看,崔叔瓒借灾讽谏,不但没有引起高洋的重视,还白白地挨了一顿嘴巴,被薅了头发,屎尿涂抹了一头。
元朝桑哥为相,苛政残民,中外骚动,廷臣莫敢言。彻里于帝前具陈桑哥奸贪误国害民状,言辞激烈。帝怒,谓其毁诋大臣,命左右批其颊。
刑科给事中陈谔性刚直,弹劾无所避讳。奏事大声如钟,明成祖命令他饿数日,奏对声如故。帝因称其为“大声秀才”。曾因言事忤旨,命坎瘗奉天门,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免后复职。后复忤旨,罚修象房。
7.处死。
主要是砍头,稍显“仁慈”的是赐死。宋太祖立约“誓不诛大臣、言官”,给了台谏官发表异论的某种“安全感”。这几乎是一个特例,更多的时候,言官差不多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言路上血迹斑斑,令人不寒而栗。苏轼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为准备本文,我着实下了一番检索史籍功夫,容我将检索所得按朝代顺序胪列如下:
夏桀昏庸残暴,关龙逢进谏,桀囚而杀之。
商朝梅伯,以谏纣王被“俎醢”而惨死;比干谏纣三日,剖心而亡。
春秋晋国大夫伯宗好直言,每上朝,妻子即规劝他:“您好直言,那些行为不端的人都厌恶您,定会有祸患临身!”最终竟如其妻所言,以直言获罪身亡。
赵高令其婿阎乐率兵入宫灭秦二世。最后胡亥身旁仅有宦者一人侍,不曾离去。二世问:“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敢言敢谏的早都杀光了;我因为胆小不敢说话,才得活到今日!
郑崇,汉哀帝擢为尚书仆射,以谏得罪,被诬下狱,死狱中。
韩歆,为大司徒。其人好直言,无隐讳,光武帝不能容,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竟自杀。刘秀还算是明君,尚且逼杀直言大臣。
东汉宦官用事,白马令李云上书谏诤。桓帝怒,下云北寺狱。五官掾杜众复上书:李云以忠谏获罪,愿与云同日死。帝益怒,下廷尉,皆死。此前,已有李固、杜乔以忠言被诛。
东汉谏议大夫刘陶因向灵帝谏宦官祸国,被诬下狱,闭气而死。
汉灵帝加派田赋,官员赴任前,都得到西园依价交纳,然后才能上任。巨鹿太守司马不忍为此,称病要求解职,不许。司马直在距洛阳不远的孟津,留下一份极谏书,然后自杀。
东晋王豹,以主簿身份谏齐王司马冏,齐王以不忠不义之名杀之,众皆以为冤。
后燕王慕容熙为他的皇后苻氏兴建承华殿,从北门外把土运来,使土的价格上涨到与粮食的价格一样。宿军典军杜静“舆榇”极谏,慕容熙就把他杀了。
十六国前秦苻生初登大位,即“改元寿光”。大臣们劝阻称,未满一年就改元,是不讲礼仪!苻生很生气,知是大臣段纯带头建言,立即把段纯抓来杀死!
苻生荒于淫饮,强太后弟、光禄大夫强平以灾星迭见为由切谏,苻生大怒,即令武士凿其顶而杀之。强太后忧恨而卒。
丞相雷弱儿,性刚直,以仆射赵韵、董荣乱政,每公言于朝,见之常切齿。韵、荣谮之,说丞相“里通外国”,秦王遣卫兵杀弱儿及其九子二十七孙。
南朝宋孝武帝刘骏诏求直言。前庐陵内史周朗响应号召,言事切直,上衔之,使有司奏朗居母丧不如礼,传送宁州,于道杀之。
刘宋沈庆之,征战沙场,戡乱讨逆,屡建奇功,封爵升官,位尊权重。废帝刘子业凶暴无人性,诛戮大臣。沈庆之极言谏争,遂被害。将军百战不曾伤,却因谏言亡,正好印证了“言路之险胜似沙场”。
高浚是北齐文宣帝高洋的三弟,屡次上书切谏,高洋一发狠,即将高浚处死,烧得皮发皆焦,遗骸如炭。尚书右仆射崔暹屡有谏诤,高洋念他是故旧大臣,容忍未动杀机。但崔暹去世后,高洋借吊丧,亲砍崔妻李氏头,用此“回报”已故谏臣。
北齐典御丞李集面谏,曾将高洋比作桀、纣,高洋对其恣意侮辱后,暂寄头项上。不久李集又打算进言,高洋不待他开口,就令将其驱出腰斩。
北齐后主高纬将如晋阳,崔季舒、张雕和文官联名进谏。宠臣韩长鸾诬告谏者“想造反”,后主遂将签名上疏的崔季舒、张雕等六人斩杀,家属流放。
隋炀帝将游江都,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坚,无敢谏者。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奉信郎崔民象上表谏,帝大怒,先解其颐,然后斩之。至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复上表谏,又斩之。真是血染南游路!
北周贺若敦屡建战功而未受赏,发了几句牢骚,竟被逼令自杀。临死前,他特别告诫儿子贺若弼:“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言毕,犹恐其印象不深,便拿起锥子刺破儿子的舌头,强化刺激。贺若弼仅仅对隋炀帝的奢侈稍有异议,便被安上“诽谤朝政”的罪名处死。开国名将最终还是“以舌死”!
唐代权万纪前为齐王李佑长史,见佑非法,常犯颜切谏,不纳。唐太宗深恐这个宝贝儿子不能悔过,屡次诏书训诫之。李佑以为自己被权万纪出卖,遂与一帮宵小之徒合谋射杀万纪并肢解之。
唐高宗欲逊位武则天,中书令郝处俊谏止。武后对此深忌之,只因郝处俊操履无玷,不能害。及其孙郝象贤,女皇随便找个借口就给杀了。象贤临刑,极口骂女皇,揭宫中隐匿。太后命肢解其尸,发其父祖坟,毁棺焚尸。其后,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以免骂出让最高领导寄颜无所的狠话。
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通,作为宰相,因直言反对武承嗣做太子而被害。
李林甫为相,独揽朝政。天宝八载,咸宁太守赵奉璋拟揭发林甫罪状二十余条,被他指使御史台以“妖言”罪逮捕杖杀。
唐僖宗不亲政事,专务游戏,社稷危殆,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谏。上大怒,赐死。
后梁时,燕王刘守光将称帝,将佐多窃议以为不可,守光乃置斧质于庭曰:“敢谏者斩!”孙鹤谏,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斩之。
后唐昭义节度使毛璋所为骄僭,时服赭袍,纵酒为戏,左右有谏者,剖其心而视之。
南唐徐知诰有禅代之志,想把这个信息暗示僚属,便借雪天吟诗说事。徐知诰举杯为令曰:“雪下纷纷,便是白起。”宋齐丘吟道:“着履过街,必须雍齿。”主子号召做白起,乖巧的宋齐丘心领神会,立即响应要做开国封侯的雍齿。徐融意欲挫他们的傲气,遽曰:“明朝日出,争奈萧何?”徐知诰闻之大怒,当夜就把徐融投进江里。本来是以诗进谏,不成想竟要了谏者的命。
南唐李煜继位后终日沉湎声色,内史舍人潘佑屡疏极论时政,激怒李煜。李煜要将潘佑及其好友卫尉卿李平收狱。潘佑闻讯自尽于家中,李平在狱中缢死。三朝元老的廖居素慷慨谏李煜,李煜不为所动。廖居素十分失望,“闭门却食,朝服衣冠,立死井中”。
靖康元年,将作监丞欧阳珣上书朝廷,坚决反对割地求和,力主抗敌。主政宰辅大怒,欲杀害珣未果,乃暗中推荐欧阳珣为割地求和特使,借用金人之火将他烧死。
南宋岳飞蒙冤入狱,布衣刘允升上书讼飞冤,下棘寺以死。
元朝成遵,拜监察御史当年,上书并举劾凡七十余事,执政者恶之,放为地方官。后用事者唆使人诬告成遵受赃,杖死。
明代死于言路者甚多,除两次杖刑死者外,还有:
叶伯巨,平遥县训导。洪武九年诏求直言,叶伯巨响应号召上书,帮助皇帝整风,直言三大弊端。朱皇帝一见意见书,怒火中烧,说这小子离间吾骨肉,我要亲自射死他!因丞相求情,叶伯巨免当朱元璋的活靶子,死在了狱中。
蒋文旭,河南道监察御史。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决定不传位给其他儿子而是传位给孙子朱允炆。这有些不合规矩,蒋文旭冒死进谏,朱皇帝龙颜大怒,赐死。
御史王朴性格鲠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戳之,俾其认错,王朴爱认死理,以为无错可认,卒被戳死!
燕王朱棣起兵,号曰“靖难”,北平人杜奇极谏“当守臣节”,王怒,立斩之。又伴读余逢辰,以故得闻异谋,乘间力谏。兵起,复泣谏,言“君、父两不可负”,亦被杀。
永乐十九年四月,新修的三大殿因雷击起火,化为灰烬。面对天灾,朱棣遵循惯例下诏求直言。礼部主事萧仪的奏本认为:三大殿遭受雷击是因为迁都的缘故。朱棣看过奏本,震怒异常,以“谤君之罪”处死萧仪。
永乐十九年,成祖议亲征。兵部尚书方宾等共议,宜休兵养民,方宾并报告粮饷不足。帝怒,方宾惧,自缢死。朱棣本无意杀方宾,闻其死,反而愈加愤怒,下令戮其尸。
兵部侍郎戴纶,以谏明宣宗狩猎忤旨,下狱。皇帝亲鞫之,戴纶抗辩,触怒明宣宗,立棰死,籍没其家。
明英宗轻信宦官王振言,欲征麓川,翰林侍讲刘球抗疏力谏。王振大怒,逮下诏狱,嘱其爪牙将刘球肢解死。
世宗好神仙,为求不死药,欲令太子监国,他自己要离岗一两年,专职拜神求药。举朝愕不敢言,太仆卿杨最抗疏谏,帝大怒,立下诏狱,重杖未毕而死。
世宗病重时,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尝劾大学士高拱,高拱罢官回乡。后高拱借宦官之力东山再起,胡应嘉知悉,惊吓而亡。
右给事中杨天民上书请立太子。惹得万历帝大怒,谪杨天民为贵州永从典史。不久,帝迫于廷议,始立东宫,而杨天民却得不到平反,幽愤而卒。
周宗建,御史。屡疏直攻魏忠贤,魏阉遂矫诏削籍,下诏狱毒讯,毙于狱。
御史黄尊素,抗疏论劾魏忠贤,被阉党弹劾革职,后捕入狱,酷刑拷打,尊素知狱卒将害己,赋诗一章,遂死。
清太宗皇太极,入关前一再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崇德三年,礼部承政祝世昌上疏说,俘获敌人之妻不可令其为娼妓(此奏疏事先经启心郎孙应时修改过),所言合乎人道。皇太极却大怒,下令将祝世昌发往黑龙江安置,将孙应时处死。
清大理少卿陈紫芝以峭直受到皇帝赏识,同朝多侧目,不久即突然死亡。有传言谓,紫芝一日诣朝房,权臣明珠邀其饮茶,饮之,归遂暴卒。
王鼎,抗英名相。鸦片战争中,他反对投降,怒斥妥协派首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由于道光皇帝妥协求和的主意已定,王鼎在廷谏、哭谏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决心以“尸谏回天听”。他怀揣遗疏,自缢于圆明园。
还有历代的文字狱,实际都是以言获罪。言路丧生加上文字狱罹难的,好像比因贪污而杀头的还要多!高欢的“贪不可反”的高论,比所谓“不诛言官”的圣谕实际执行得要好。和皇帝保持一致,多捞银子少说话——要说就说“皇上英明伟大”,干到光荣离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倘若送得好又说得好,就会边贪边升,青云直上呢!
四、结语
传说中的民主标牌诽谤木,嬗变为昂首望天的华表,炫耀皇家威仪,成了中华文化符号,从内容到形式都远离了草根话语。朱云奋力拽断铁槛,“折槛”遂成直言谏诤典故;后世宫殿正中一间故意不设横槛,名曰“折槛”,就分明是在作秀。“折槛”前,忠直敢言之士不照样前仆后继,血泪斑斑?玩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自来我们就有这个优势。悠久的历史遗存颇丰,随便拈一个披上时装或者古装推出,即可热热闹闹秀一把。“花钱买批评”演了一轮又一轮。揆情度理,主人批评仆人,还要仆人交“批评费”,实在讲不通。
上述所谓美谈即令再美,也是封建的宁馨儿,何况它并不那么美。而今再拿来热炒,近乎“笑谈”矣。站在民主法治的时代制高点上,用现代公民的目光审视历史,就会发现: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超越了所有谏文化的美谈。虽然仍有权势者暗恋“以言治罪”,并不时做出些习惯动作,毕竟不敢公开抓“现反”了。第四传媒互联网为公民提供了现代化的无所不在的“诽谤木”,南京那个最牛房产局长,生是让网民给“谤”倒了。历史的进步是不依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上古之世,尧舜竖立诽谤木,让百姓公开批评领导,后来,有个邹忌巧妙讽谏,齐王搞了一次“花钱买批评”,成为经典故事。总观言路,以谏获奖的寥若晨星,而因言获罪的却是数不胜数。“文死谏”与“武死战”并提,足见言路之危险程度。明代工部主事何遵上疏谏武宗,帝怒,廷杖四十,越二日而卒。当初何遵草疏时,其家僮抱着主人手臂哭求:“主纵不自计,独不念老亲幼子乎?”言路险恶家僮知,那是对现实和历史的真实反映。
一、谏言的功能和分类
“谏”的本义是规劝君主、尊长,使其改正错误。倡导谏言,要求发谔谔之声,也就等于承认人主及各级官吏并非一贯正确,而是随时都可能出错。而适时的谏言,则正是预设的防错纠错措施。“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晋人贺邵把谏言与国家兴衰及皇帝个人祸福的关系都说透了。但是,由于人性与生俱来的喜誉偏好,再加权力独具的扩张性发酵,使“听忠难,从谀易”成了专制体制下的普遍现象。“忠言逆耳,唯达者能受之”。这样的“达者”素来稀缺,偶尔闪现几个明君贤相,可以容忍乃至主动听取一些谏言,便被传为美谈。
在君主专制条件下,敢于直言殊非易事。《韩非子·说难》将谏诤比喻为触犯龙的逆鳞,招来杀身之祸的几率很高。唐太宗也说:“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
权力场上的强者体悟谏言的好处,多是在被谀辞害苦甚至变为弱者之后。唐代宰相李德裕被贬谪后深有感慨:门下爱我皆如杜岂页,吾无今日。这位杜岂页曾为德裕宾佐,德裕贵盛时,宾客无敢拂逆者,惟岂页数谏正之,故有上述悔悟。
尽管谏言是个好东西,但维护皇上、长官的面子依然是进谏者必须首先考虑的,这从古人对谏言的分类即可看出。
礼有五谏,其名目,在刘向《说苑》里为正谏、降谏、忠谏、戆谏、讽谏;而班固《白虎通》则称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孔子家语》又多了两个名词:谲谏、直谏。此外,尚有大谏、几谏、显谏、切谏、极谏等名目。儒家经典主流道统都力挺讽谏、几谏,明确告诫,“为人臣之礼,不显谏”。说一个几谏的典型:十六国汉刘殷为相,不犯颜忤旨,然因事进规,补益甚多。汉主刘聪每与群臣议政事,殷无所是非;群臣出,殷独留,为聪敷畅条理,商榷事宜,聪未尝不从之。殷常戒子孙曰:“事君当务几谏。凡人尚不可面斥其过,况万乘乎!夫几谏之功,无异犯颜,但不彰君之过,所以为优耳。”刘殷官至侍中、太保、录尚书事,赐剑履上殿,以寿考自终。刘殷的牛气,固然有他的两个女儿为皇后、四个孙女为贵人这一皇亲因素,但在刘聪那个暴君手下能稳坐相位,平安活到自然死亡,毕竟是个奇迹,奇迹源于几谏。
北魏文成帝教诲群臣:“君、父一也。父有过,子何不作书于众中谏之?而于私室屏处谏者,岂非不欲其父之恶彰于外邪!至于事君,何独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岂忠臣所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过,未尝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闻者,允皆无所避。朕知其过而天下不知,可不谓忠乎!”这位拓跋皇帝赞赏面对面,说悄悄话,反对大声讲,忌讳写成小字报,当众暴露最高领导的问题。
班固将五谏和智、仁、礼、信、义五常对应起来,或许有点牵强,但从恁多名目的规定释义中,即不难想见对进谏者的苛求和对纳谏者的体贴入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从爱护出发,选择最恰当的、领导可以接受的方式,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提一些建设性的合理化建议,正如《辞海》对“谲谏”的解释:“谏劝时不直言过失,隐约其词,使之自悟。”最终要表现的则是“善则称君,过则称己”的“臣下之义”。劝人改过的艺术如此深奥,要求如此苛刻,难怪漫漫言路上,只留下东方朔、魏征等屈指可数的成功人士的脚印。
文人骚客有“诗谏”,实际也就是委婉的讽刺诗。《诗·大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基于这种认识,以诗歌的形式对统治者进行劝谏,也就成了一些文人的选择。
汉初诸吕擅权用事,朱虚侯刘章借助酒劲,当众吟了《耕田歌》:“深耕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吕后默然。此谓歌谏。
小混混子刘贺,做了二十七天皇帝即被霍光废黜,直接连累昌邑王群臣二百余人被杀,罪名是“不谏”;其师王式系狱亦当论死,然他辩称“以《诗》三百五篇谏”,乃得减死论。
书法家柳公权有“笔谏”,即借用书法运笔的道理讽喻劝谏。《旧唐书·柳公权传》:“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
与温文尔雅的诗谏、笔谏不同,跟一些文官含泪诉说、动之以情的“泣谏”迥异,武人喜欢兵谏,用枪杆子说话,讲的是“硬道理”。正所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武力是某些强人惟一能听懂的语言。且看最早的兵谏:“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左传·庄公十九年》)。革命起家的武则天,杀李唐龙子龙孙包括她自己的亲生儿子以及元勋功臣,眼睛都不带眨的,堪称铁腕,但她却惧怕兵谏。裴伷先上书女皇,谓“唐家妇”云云,武则天怒,杖之朝堂,长流瀼州。岁余,裴伷先逃归,流北庭,发了财,凭借雄厚财力,养客数百人,打探朝廷事,加之又传出谶言“代武者刘”,立马让女皇神经高度紧张起来,主动采取措施,捐弃前嫌,化解矛盾。
唐末天下大乱,义胜节度使董昌一心称帝,不惜诛杀规劝他的节度副使黄碣及其家八十口,会稽令吴镣并族诛之。可待拳头比他更硬的钱镠将兵三万前来帮“大王改过”时,董昌立即服软认错,并请杨行密居中斡旋。杨致信钱镠称:“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谏,执送同恶,不当复伐之。”
生前谏业未竟,死而不已犹谏,那就只有利用尸体,是为尸谏。
春秋卫国大夫史鳅,病且死,谓子曰:“吾不能进琢伯玉,退弥子瑕。生不能正君,死不能成礼,置尸北堂足矣。”鳅死,灵公往吊丧,其子具言。公曰:“夫子生而进贤,退不肖,死以尸谏,可谓忠矣。”
还有一种悲壮如赴死的进谏——“舆榇”,即带着棺材去献言。其实,为身家性命计,此举似可不必。我这样讲并不违背“圣训”,儒家经典《礼记·曲礼下》:“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实在不听,就离开他!要不,像箕子装疯卖傻,亦不失为保身之道。
按进谏者的身份划分,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职业言官。中国古代有正规的谏官制度。照司马光《谏院题名记》说,古者谏无官,汉始置谏议大夫为谏官。但古老的《逸周书》里设定帝王有四佐,分别是前疑、后丞、左辅、右弼,弼的职责为“廉洁切直,匡过谏邪”,颇类言官。
按古人的政治设计,谏官的作用,第一纠正决策失误,第二弹劾腐败,从而实现某种有限的权力制衡。这就要求谏官们政治上得有风险意识,且个人操守务求清白,“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打铁先得自身硬。人性的弱点,趋利避害的本能,让多数谏官选择了见风使舵、顺旨进言甚至助纣为虐。但是不计个人祸福、忠于职守的言官依然史不绝书,这些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被鲁迅誉为“中国的脊梁”。
唐宪宗曾经对宰相李绛说:谏官多谤讪朝政,我想抓一二人做典型以儆其余。对曰:“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敢发口谏者有几!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删暮减,比得上达,什无二三。”李绛所言不虚。别说“批逆鳞”,就是规谏节度使,也要冒杀头的危险。唐代刘辟得到节度使的任命以后,愈发骄矜,利令智昏,起兵反。推官林蕴极力规劝,刘辟大怒,要杀他;刽子手遵照刘辟授意并未真杀,只在他的脖子上用刀刃磨上几下,欲使他屈服。岂料林蕴竟呵斥行刑之人说:“小子!要杀就杀,我的脖子难道是你的磨刀石吗!”林蕴的硬骨头精神令刘辟由衷叹服:“真是一位忠烈之士啊!"
下面的“言事”发生在后蜀,李起性直,任专司言职的右补阙,宰相李昊尝语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慎默,当为翰林学士。”少说话,就升官,低代价高收益的买卖,戆直的李起居然不买账:“俟无舌,乃不言耳!”
明朝成严为监察御史,弹劾不畏权贵,明成祖尝谕贵戚:“尔辈犯罪,朕或容之,成回子不汝贷也。”成严因为多须大鼻,故被称成“回子”。朱棣倒是会装好人,他明确告诉贵戚:你们干些不法事儿,我可以原谅,可成回子却不会放过的!
第二,各级官吏。一般来说,官员都有进谏的责任,正如北齐给事、黄门侍郎杨愔所言:“畜狗求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狗。”此比喻形象而深刻,养狗不就是图它“叫”吗?现在要是因狗叫了几声便杀掉它,恐怕将来再也没有敢叫的狗了。
唐高宗仪凤元年,有两名军官误斫昭陵柏,罪当除名;皇上特命杀之。大理丞狄仁杰认为二人罪不当死。高宗声言:彼等斫昭陵柏,我不杀则为不孝。仁杰固执不已,上作色,令出,仁杰曰:“犯颜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遇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今以一株柏杀二将军,后代谓陛下为何如矣!”狄仁杰有理有据的谏言,使高宗收回成命,改杀头为流放。狄仁杰所以成功,也因了他高妙的进谏技巧,他为皇上设置了一个“陷阱”:做桀纣还是做尧舜?当然,最主要的是唐高宗性格仁弱,又不怎么犯浑,倘换成秦始皇或高宗长兄李承乾,好啊,你竟敢骂朕,我先把你的头砍了再说!
明建文初,教谕程济上书言某月北方兵起,惠帝认为这不是他可以说的,逮至京城将要杀头,程济大呼曰:请陛下暂时把我囚禁起来,届时我的话不应验,再杀不迟。待燕兵起,就释放了。
胡世宁以南京刑部主事迁江西副使,上疏论宁王朱宸濠反状,这本来是一片忠心,见事早,提醒朝廷防患于未然。讵料却因此获罪,系锦衣狱,论死,最后减死戍辽东,直到朱宸濠伏诛后才免除刑罚。
程、胡两位获罪,是因为他们泄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专制体制下,涉及最高层的权力之争以及人事变动,自来都是严格保密,不容下级和百姓随便言说的。即使已然发生,上峰不让说,你还是不能说。秦始皇死尸都发臭了,赵高仍要求随从们把他当做活人伺候,谁敢说陛下归天了,轻则诬你“造谣”,重则杀头。所有这些无不暴露了当政者的虚弱和卑怯。
第三,百姓。草民话语权本来就少得可怜,再加史官的囿于见闻,致使百姓谏言,史籍非常罕见。
春秋时楚庄王筑层台,工程浩大,劳民伤财,大臣因谏而死者七十二人。有个叫诸御己的农夫辍耕,郑重其事道:我将谏楚王。同耕者说:进谏那是官员们的职分,你一介草民,谏个啥呀?诸御己说:若论耕耘那是比体力的活儿,至于说服人主则是比智力了。诸御己很自信地入见庄王。庄王不但采纳了他的谏言,停建层台,而且明令:“有能入谏者,吾将与为兄弟。”楚人为此编了一首民歌,讴歌诸御己。
北宋末年,国事诪张,太学生陈东上书,请诛六贼,随后又率太学生数百人伏阙为李纲请命,谴责投降派李伯彦等,由此引发了汴京军民十余万人聚集的群体事件。及宋高宗即位,陈东又连续三次上书,言辞直切,群小恨之入骨。恰在此时布衣欧阳澈伏阙上书,奸佞称若不赶快诛杀陈东,恐再次激起群体事件。于是,陈东和欧阳澈惨遭杀害。被拘捕前,陈东对官吏说:“我陈东也!畏死即不敢言,既敢上书,又怎肯逃避一死?”陈东是知识分子、名人,但没戴官帽,自该算民,他敢言气节固可嘉,但用生命来博得一点议政的话语权,那个代价太惨太重太可怕,没有几个人能付得起!
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无官无权,却能与皇帝“零距离”,进言机会多多,每以滑稽谈笑形式道来,效果也好。这就是所谓优人。秦有优人优旃,“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秦始皇一听马上辍止。秦始皇暴戾拒谏是有名的,但优旃却以“笑言”令其接受,这讽谏之术倒是值得那些死谏之臣借鉴。
老百姓更多的谏言便是民谣,这是痛感的歌哭,爆发前的愤怒呐喊!“听民庶之谣吟,问路叟之所忧”,则“天下之心,国家大事,粲然可见”(东汉刘陶语)。
第四,妻子。其谏言用现代话说叫枕头风。
前秦苻坚的妻子张氏有才识,明辨是非。苻坚想出兵攻打东晋,群臣极力劝阻,苻坚不听。张氏劝谏说:听说圣王治理天下,莫不是依顺万物自然的天性,顺从民意,否则就会失败。现在全国上下都认为不是伐晋的时机,陛下却执意伐晋。还有种种怪现象也非出兵的瑞兆,恳请陛下三思。苻坚认为女人不懂行军打仗的事,于是出兵伐晋,结果大败而归,张氏自杀而亡。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洵属中国历史罕见的“亮点”之一,除了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功封凌烟诸臣的努力,有两位女性的谏言也是功不可没。一位是长孙皇后。略举一例,一次唐太宗散朝,怒气冲冲回到后宫,声言早晚非得宰了那个“田舍翁”不可!长孙皇后知是魏征犯颜直谏惹皇上发这么大的火时,立即以“主明臣直”的道理婉言劝慰,很快就使太宗转怒为喜(假如皇后当时吹一股“火上浇油”风,魏征的脑袋或许真就位移了!)。长孙皇后病故,太宗每谓“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一位是徐惠,身份为充容,逝后追封为贤妃。唐太宗晚年,严重滋生骄傲情绪,好大喜功,追求享乐,以致百姓疲敝。徐惠乃上疏进谏。这篇疏文见识超群,文采斐然,其言剀切精诣,其情真切感人,比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毫不逊色。唐太宗毕竟是一代明君,对徐惠的尖锐批评,当即予以奖励。
后汉刘知远想征收百姓的财产犒劳将士。夫人李氏劝谏说:“陛下即位之初,还没有嘉惠百姓的措施,就先剥夺百姓生活的资产,这恐怕不是一位初登帝位的天子顺从民意、造福百姓的做法。臣妾建议陛下使用府库中所有资财来犒赏三军,虽然赏赐不算丰厚,但不会招致百姓怨言。”刘知远纳而照办,朝野额手称庆。
辽天祚帝耶律延禧文妃萧瑟瑟,聪慧娴雅,稳重寡言,善作诗,而且目光远大。她见国事日危,不忘以《咏史》来讽刺延禧,惹得皇帝大怒,从此便与瑟瑟形同陌路。后有仇家诬告萧瑟瑟与闻一起“造反”案,耶律延禧竟信以为真,下令诛杀了萧瑟瑟。温馨的枕头风遇上昏君,酿成血溅鸳鸯枕。
被《明史》称赞“母仪天下,慈德昭彰”的马皇后,对朱元璋多有劝谏。朱皇帝暴烈残忍,屠戮功臣不已,对此,马皇后婉言规劝,使其有所节制,“刀下留人”。知制诰宋濂因长孙宋慎陷入胡惟庸党而获罪,朱元璋要处他极刑。宋濂是明初“文学之首臣”,又是太子的师傅,已告老还乡,与胡党毫无牵涉,但还是被念念不忘政治斗争的朱皇帝给“扩大化”进去了,宋濂命悬一线,幸有马皇后一再劝谏,老朱才赦免了他。
二、皇帝态度是关键
谏言所涉及的关系人,不外以下几方。
第一,老百姓。旧时百姓之声几乎没有直达天听的通道,也很难传进高官的耳膜,只能靠代圣天子牧民的官人做“代言人”,为民请命。那时官员没有什么堂皇说辞,敢于冒丢官乃至掉脑袋危险替百姓说话,凭的就是做人的良知,和爱民如子的父母心。这样的好官还不少呢。且举几例:
后唐庄宗屡出游猎,从骑伤民禾稼,洛阳令何泽伏于丛薄,俟帝至,遮马谏曰:“陛下赋敛既急,今稼穑将成,复蹂践之,使吏何以为理,民何以为生!臣愿先赐死。”皇上如此糟践庄稼,我这个父母官没法当,百姓更没法活,请您先赐我死吧!
北魏太和初,怀州人伊祁苟初三十余人谋反,文明皇太后欲尽诛一城人。三十多人图谋不轨,竟要屠杀全城百姓,你说皇帝他老娘狠不狠?幸亏殿中曹给事中张白泽进谏,以为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诬十室,而况一州!后从之,乃止。
宋代曾会任两浙转运使,适逢旱灾严重,百姓离乡背井,流落他乡求生。可是权臣丁谓非但不体恤民瘼,还大上项目,民工吃不饱饭,尸弃道旁,哀怨近极限,群体爆发随时可能。众官慑于丁谓权势,没有一个提出异议。惟曾会列其状,使罢其役,军民得安。
第二,当事人。即谏言直击对象,利害关系人。利益以至于生死攸关,自会作出激烈反应。
东汉侍中向栩向灵帝上书,抨击宦官。宦官张让便诬告向栩要做张角的内应,于是向栩被处死。郎中张钧上书认为,张角所以能够兴兵作乱,原因都在于十常侍,故应该斩杀十常侍,向百姓谢罪。宦官本是灵帝的亲爱者,张钧“打狗不看主子面”,皇上一声“狂人!”的呵斥,御史循声诬奏张钧信奉黄巾道,遂将他逮捕入狱,拷打致死。
唐太宗高度重视对太子教育,钦点于志宁、孔颖达、张玄素等为东宫佐官,要求他们必须“极谏”李承乾,而不必讲面子。这几位遵旨忠诚履职,还得到过太宗的重奖。怎奈贪恋声色的储副李承乾最讨厌的就是谏言,他坦言:“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并提前付诸实施,先遣刺客二人去刺杀于志宁,刺客目睹于志宁的清寒俭朴,深为震撼,竟不忍杀而止;后又遣人伺机杀张玄素,以大马箠击之,几毙。遇上这样的太子党,最佳选择就是三缄其口。
北宋寇准当了宰相,去请教张讠永,张讠永淡淡说了一句:“《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不解其意,回去读《霍光传》,读到“不学无术”时,会心一笑,说:“此张公谓我也。”应该说,寇准真还有宰相的肚量呢。
比较而言,南宋的宰相史弥远就小肚鸡肠得厉害了。侄儿史守之谏,他就保密,所为不使其知;外甥、太常博士陈埙论政切直,不合史宰相的主旋律,便以“好名”诬之,让他远离庙堂,当地方官去。
讲一个弟谏兄的故事。后汉郑均好黄老,淡泊无欲,清静自守,不慕游宦。兄仲,为县吏,颇受礼遗。均数谏止,不听,即脱身出作。岁余,得数万钱,归以与兄,曰:“钱尽可复得,为坐吏赃,终身捐弃。”兄感其语,遂为廉洁,称清白吏。
第三,执政者也即宰相。宰相是直接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高官,相权仅次于皇权。谏官则对君、相两权有所制约。宰相有权推荐谏官,那很不利于谏官对相权监督。金国礼部尚书梁肃就明确建议,言官应该由皇帝直接任命。权力有一种自我扩张的本能,宰相也不愿受到言官的制约。
唐太宗对执政说:“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苟自不能受谏,安能谏人。”他要求宰相带头“极谏”,也要接受人谏,这倒也符合现代批评的原则。
开元名相宋璟,对一号称“山人”所撰《良宰论》,明确表态:“山人当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宋璟厌恶拍马屁而喜欢谠言,果然宰相气度。
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稳坐相位十几年,除了“应对称旨”,始终与“一人”保持一致,就是千方百计杜绝言路,以立仗马为活教材,教训谏官学会沉默。补阙杜琎不识相,上书言事,第二天就黜为下令。谏言路绝,奸计才不会穿帮。
唐代宗朝,元载为相,恐奏事者攻讦其私,竟请求“百官凡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奏闻”。说白了就是层层审查举报信。对如此明显令皇上“自掩其耳目”、“塞谏争之路”,比李林甫有过之的馊点子,李皇帝居然画了圈。刑部尚书颜真卿因上疏反对元载的动议,亦以“诽谤”罪名贬官。
第四,最关键的是皇帝。在君权、相权和监察权三者中,皇权最重,言官能否起作用,能起多大作用,均取决于皇帝的态度。正如宋儒彭龟年所说:“台谏之士所以能震慑奸宄,唯藉人主听纳其言,假以声势。”
秦始皇焚书坑儒,长子扶苏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恼怒,打发扶苏外出监军。连儿子的谏言都听不进,遑论他人。
汉文帝明令废除法律中的“诽谤罪”和“妖言罪”,理由是此等罪名会使得群臣不敢畅所欲言地批评朝政,皇帝无从得知自己的过失,妨碍吸引远方的贤良之士到朝廷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文帝采纳了一个叫缇萦的小姑娘的建议,废除了惨无人道的肉刑,也有利于犯人改过自新。这件事无论在法制史上还是在纳谏史上,都应该大书一笔的。秦始皇钳制民口、拒谏饰非,导致二世而亡;汉文帝修正法律,保障朝臣批评权,却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隋炀帝公开宣称:“我生性不喜欢别人进谏,如果是达官显贵想进谏以求名,我更不能容忍他。如果是卑贱士人,我还可以宽容些,但决不让他有出头之日,你记住吧!”最高的“封口令”下,哪个还敢多说话?
唐太宗以隋炀帝为鉴,尽量创造进谏的良好氛围,他说:“炀帝多猜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群臣相亲如一体耳。”事随境迁,人随时变。随着形势越来越好,唐太宗的骄傲指数急剧攀升,表现在纳谏的态度上,如魏征所描述的:“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贞观十八年,已变为“有上书不称旨者,或面加穷诘,无不惭惧而退”,这分明是堵言路了;贞观二十二年,病笃的宰相房玄龄在家里对儿子说,皇上征辽的错误决策,“群臣莫敢谏”!
尽管唐太宗的纳谏曲线图是箭头朝下一路跌,然而能做到他那个份上,已经创造了历史,近乎“惟一”了。尤可称道的是,他对谏官作用的充分发挥,作了制度安排:贞观之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诸司皆于正牙奏事,御史弹百官,服豸冠,对仗读弹文;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匿。制度的保障更有力,影响更久远,玄宗名相宋璟,要恢复的就是这个制度;宪宗元和年间,元稹上疏论谏职,援引的也是太宗先例。
唐代名臣、政论大手笔陆贽认为,上下阻塞,言路不畅,因为“九弊”故。所谓九弊,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此三者,臣下之弊也。显见,皇帝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最后,再引述一段皇后的和泪诉说做例证:京城陷,崇祯泣语周后曰:大事去矣!周后顿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看来周后谏言没少说,可刚愎自用的朱皇帝一句也不“纳”,说了也白说。
三、血泪斑斑谏言路
对待谏言的态度,不外采纳或者不纳。
纳本身就是对谏言的认可和正面引导,予以奖励就更是积极鼓励。史载:楚庄王启用直言进谏的士庆为卿相,令朝臣羡慕得不行。有人不服气,经庄王指出他与士庆的差距后,心悦诚服,行动上自觉向士庆看齐。
唐太宗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这么尖锐的批评,李世民不但纳了,立即下令停工,而且奖励张玄素彩二百匹。魏征亦叹玄素“有回天力”。
不纳通常有两种情形。
一是不纳也不怪罪,说了也白说。我读史的印象,谏言百分之五十遭遇“不听”;百分之四十受惩罚;百分之十被纳,其中有少数可能获奖。
二是非但不纳还要问罪,严厉惩处言者。惩罚的手段有:
1.罚俸。
2.贬官、流放。
3.收狱。
4.削籍。限于篇幅,以上四种惩罚实例省略。
5.杖刑。
这种直接拷打的刑罚,有人说始于隋文帝,其实早在东汉就有了。刘宋废帝子业还有一个专司杖刑的“昆仑奴”,可随时奉命执杖。到了隋文帝,可以说是“挥洒自如,说打就打”。经常在朝堂殿庭中杖打官吏,有时一天之内,多达三四人。有一次他恼怒执杖行刑之人下手不狠,就下令将行刑之人斩首。后因大臣一再劝谏,隋文帝好歹下令撤掉殿庭内的杖具,有所处罚,则交有关部门执行。不久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议事,文帝大怒,命令用杖打他,而殿内没有杖具,于是就用马鞭将其打死。
要论规模大、影响广,当推明武宗、明世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两次集体杖刑。武宗要南巡(名为考察调研,实为游玩渔色),百官谏阻,武宗大怒,进谏一百四十六人全部廷杖,杖死十一人,下狱三十九人,远谪十人。嘉靖三年,世宗欲为其父上尊号,百官跪谏,此即所谓“争大礼”。跪谏的二百三十一人中,受廷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十七人;一百四十二人下狱,另有十一人远谪。舒芬、黄嘉宾等好几位领受了两次大杖刑,全怪他们“记说不记打”。
6.侮辱。
北齐天保八年,蝗灾严重。帝问魏尹丞崔叔瓒曰:“何故虫?”叔瓒对曰:“《五行志》云:‘土功不时则蝗虫为灾。’今外筑长城,内修三台,故致灾也。”帝大怒,殴其颊,擢其发,溷中物涂其头。你看,崔叔瓒借灾讽谏,不但没有引起高洋的重视,还白白地挨了一顿嘴巴,被薅了头发,屎尿涂抹了一头。
元朝桑哥为相,苛政残民,中外骚动,廷臣莫敢言。彻里于帝前具陈桑哥奸贪误国害民状,言辞激烈。帝怒,谓其毁诋大臣,命左右批其颊。
刑科给事中陈谔性刚直,弹劾无所避讳。奏事大声如钟,明成祖命令他饿数日,奏对声如故。帝因称其为“大声秀才”。曾因言事忤旨,命坎瘗奉天门,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免后复职。后复忤旨,罚修象房。
7.处死。
主要是砍头,稍显“仁慈”的是赐死。宋太祖立约“誓不诛大臣、言官”,给了台谏官发表异论的某种“安全感”。这几乎是一个特例,更多的时候,言官差不多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言路上血迹斑斑,令人不寒而栗。苏轼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为准备本文,我着实下了一番检索史籍功夫,容我将检索所得按朝代顺序胪列如下:
夏桀昏庸残暴,关龙逢进谏,桀囚而杀之。
商朝梅伯,以谏纣王被“俎醢”而惨死;比干谏纣三日,剖心而亡。
春秋晋国大夫伯宗好直言,每上朝,妻子即规劝他:“您好直言,那些行为不端的人都厌恶您,定会有祸患临身!”最终竟如其妻所言,以直言获罪身亡。
赵高令其婿阎乐率兵入宫灭秦二世。最后胡亥身旁仅有宦者一人侍,不曾离去。二世问:“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敢言敢谏的早都杀光了;我因为胆小不敢说话,才得活到今日!
郑崇,汉哀帝擢为尚书仆射,以谏得罪,被诬下狱,死狱中。
韩歆,为大司徒。其人好直言,无隐讳,光武帝不能容,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竟自杀。刘秀还算是明君,尚且逼杀直言大臣。
东汉宦官用事,白马令李云上书谏诤。桓帝怒,下云北寺狱。五官掾杜众复上书:李云以忠谏获罪,愿与云同日死。帝益怒,下廷尉,皆死。此前,已有李固、杜乔以忠言被诛。
东汉谏议大夫刘陶因向灵帝谏宦官祸国,被诬下狱,闭气而死。
汉灵帝加派田赋,官员赴任前,都得到西园依价交纳,然后才能上任。巨鹿太守司马不忍为此,称病要求解职,不许。司马直在距洛阳不远的孟津,留下一份极谏书,然后自杀。
东晋王豹,以主簿身份谏齐王司马冏,齐王以不忠不义之名杀之,众皆以为冤。
后燕王慕容熙为他的皇后苻氏兴建承华殿,从北门外把土运来,使土的价格上涨到与粮食的价格一样。宿军典军杜静“舆榇”极谏,慕容熙就把他杀了。
十六国前秦苻生初登大位,即“改元寿光”。大臣们劝阻称,未满一年就改元,是不讲礼仪!苻生很生气,知是大臣段纯带头建言,立即把段纯抓来杀死!
苻生荒于淫饮,强太后弟、光禄大夫强平以灾星迭见为由切谏,苻生大怒,即令武士凿其顶而杀之。强太后忧恨而卒。
丞相雷弱儿,性刚直,以仆射赵韵、董荣乱政,每公言于朝,见之常切齿。韵、荣谮之,说丞相“里通外国”,秦王遣卫兵杀弱儿及其九子二十七孙。
南朝宋孝武帝刘骏诏求直言。前庐陵内史周朗响应号召,言事切直,上衔之,使有司奏朗居母丧不如礼,传送宁州,于道杀之。
刘宋沈庆之,征战沙场,戡乱讨逆,屡建奇功,封爵升官,位尊权重。废帝刘子业凶暴无人性,诛戮大臣。沈庆之极言谏争,遂被害。将军百战不曾伤,却因谏言亡,正好印证了“言路之险胜似沙场”。
高浚是北齐文宣帝高洋的三弟,屡次上书切谏,高洋一发狠,即将高浚处死,烧得皮发皆焦,遗骸如炭。尚书右仆射崔暹屡有谏诤,高洋念他是故旧大臣,容忍未动杀机。但崔暹去世后,高洋借吊丧,亲砍崔妻李氏头,用此“回报”已故谏臣。
北齐典御丞李集面谏,曾将高洋比作桀、纣,高洋对其恣意侮辱后,暂寄头项上。不久李集又打算进言,高洋不待他开口,就令将其驱出腰斩。
北齐后主高纬将如晋阳,崔季舒、张雕和文官联名进谏。宠臣韩长鸾诬告谏者“想造反”,后主遂将签名上疏的崔季舒、张雕等六人斩杀,家属流放。
隋炀帝将游江都,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坚,无敢谏者。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奉信郎崔民象上表谏,帝大怒,先解其颐,然后斩之。至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复上表谏,又斩之。真是血染南游路!
北周贺若敦屡建战功而未受赏,发了几句牢骚,竟被逼令自杀。临死前,他特别告诫儿子贺若弼:“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言毕,犹恐其印象不深,便拿起锥子刺破儿子的舌头,强化刺激。贺若弼仅仅对隋炀帝的奢侈稍有异议,便被安上“诽谤朝政”的罪名处死。开国名将最终还是“以舌死”!
唐代权万纪前为齐王李佑长史,见佑非法,常犯颜切谏,不纳。唐太宗深恐这个宝贝儿子不能悔过,屡次诏书训诫之。李佑以为自己被权万纪出卖,遂与一帮宵小之徒合谋射杀万纪并肢解之。
唐高宗欲逊位武则天,中书令郝处俊谏止。武后对此深忌之,只因郝处俊操履无玷,不能害。及其孙郝象贤,女皇随便找个借口就给杀了。象贤临刑,极口骂女皇,揭宫中隐匿。太后命肢解其尸,发其父祖坟,毁棺焚尸。其后,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以免骂出让最高领导寄颜无所的狠话。
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通,作为宰相,因直言反对武承嗣做太子而被害。
李林甫为相,独揽朝政。天宝八载,咸宁太守赵奉璋拟揭发林甫罪状二十余条,被他指使御史台以“妖言”罪逮捕杖杀。
唐僖宗不亲政事,专务游戏,社稷危殆,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谏。上大怒,赐死。
后梁时,燕王刘守光将称帝,将佐多窃议以为不可,守光乃置斧质于庭曰:“敢谏者斩!”孙鹤谏,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斩之。
后唐昭义节度使毛璋所为骄僭,时服赭袍,纵酒为戏,左右有谏者,剖其心而视之。
南唐徐知诰有禅代之志,想把这个信息暗示僚属,便借雪天吟诗说事。徐知诰举杯为令曰:“雪下纷纷,便是白起。”宋齐丘吟道:“着履过街,必须雍齿。”主子号召做白起,乖巧的宋齐丘心领神会,立即响应要做开国封侯的雍齿。徐融意欲挫他们的傲气,遽曰:“明朝日出,争奈萧何?”徐知诰闻之大怒,当夜就把徐融投进江里。本来是以诗进谏,不成想竟要了谏者的命。
南唐李煜继位后终日沉湎声色,内史舍人潘佑屡疏极论时政,激怒李煜。李煜要将潘佑及其好友卫尉卿李平收狱。潘佑闻讯自尽于家中,李平在狱中缢死。三朝元老的廖居素慷慨谏李煜,李煜不为所动。廖居素十分失望,“闭门却食,朝服衣冠,立死井中”。
靖康元年,将作监丞欧阳珣上书朝廷,坚决反对割地求和,力主抗敌。主政宰辅大怒,欲杀害珣未果,乃暗中推荐欧阳珣为割地求和特使,借用金人之火将他烧死。
南宋岳飞蒙冤入狱,布衣刘允升上书讼飞冤,下棘寺以死。
元朝成遵,拜监察御史当年,上书并举劾凡七十余事,执政者恶之,放为地方官。后用事者唆使人诬告成遵受赃,杖死。
明代死于言路者甚多,除两次杖刑死者外,还有:
叶伯巨,平遥县训导。洪武九年诏求直言,叶伯巨响应号召上书,帮助皇帝整风,直言三大弊端。朱皇帝一见意见书,怒火中烧,说这小子离间吾骨肉,我要亲自射死他!因丞相求情,叶伯巨免当朱元璋的活靶子,死在了狱中。
蒋文旭,河南道监察御史。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决定不传位给其他儿子而是传位给孙子朱允炆。这有些不合规矩,蒋文旭冒死进谏,朱皇帝龙颜大怒,赐死。
御史王朴性格鲠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戳之,俾其认错,王朴爱认死理,以为无错可认,卒被戳死!
燕王朱棣起兵,号曰“靖难”,北平人杜奇极谏“当守臣节”,王怒,立斩之。又伴读余逢辰,以故得闻异谋,乘间力谏。兵起,复泣谏,言“君、父两不可负”,亦被杀。
永乐十九年四月,新修的三大殿因雷击起火,化为灰烬。面对天灾,朱棣遵循惯例下诏求直言。礼部主事萧仪的奏本认为:三大殿遭受雷击是因为迁都的缘故。朱棣看过奏本,震怒异常,以“谤君之罪”处死萧仪。
永乐十九年,成祖议亲征。兵部尚书方宾等共议,宜休兵养民,方宾并报告粮饷不足。帝怒,方宾惧,自缢死。朱棣本无意杀方宾,闻其死,反而愈加愤怒,下令戮其尸。
兵部侍郎戴纶,以谏明宣宗狩猎忤旨,下狱。皇帝亲鞫之,戴纶抗辩,触怒明宣宗,立棰死,籍没其家。
明英宗轻信宦官王振言,欲征麓川,翰林侍讲刘球抗疏力谏。王振大怒,逮下诏狱,嘱其爪牙将刘球肢解死。
世宗好神仙,为求不死药,欲令太子监国,他自己要离岗一两年,专职拜神求药。举朝愕不敢言,太仆卿杨最抗疏谏,帝大怒,立下诏狱,重杖未毕而死。
世宗病重时,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尝劾大学士高拱,高拱罢官回乡。后高拱借宦官之力东山再起,胡应嘉知悉,惊吓而亡。
右给事中杨天民上书请立太子。惹得万历帝大怒,谪杨天民为贵州永从典史。不久,帝迫于廷议,始立东宫,而杨天民却得不到平反,幽愤而卒。
周宗建,御史。屡疏直攻魏忠贤,魏阉遂矫诏削籍,下诏狱毒讯,毙于狱。
御史黄尊素,抗疏论劾魏忠贤,被阉党弹劾革职,后捕入狱,酷刑拷打,尊素知狱卒将害己,赋诗一章,遂死。
清太宗皇太极,入关前一再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崇德三年,礼部承政祝世昌上疏说,俘获敌人之妻不可令其为娼妓(此奏疏事先经启心郎孙应时修改过),所言合乎人道。皇太极却大怒,下令将祝世昌发往黑龙江安置,将孙应时处死。
清大理少卿陈紫芝以峭直受到皇帝赏识,同朝多侧目,不久即突然死亡。有传言谓,紫芝一日诣朝房,权臣明珠邀其饮茶,饮之,归遂暴卒。
王鼎,抗英名相。鸦片战争中,他反对投降,怒斥妥协派首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由于道光皇帝妥协求和的主意已定,王鼎在廷谏、哭谏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决心以“尸谏回天听”。他怀揣遗疏,自缢于圆明园。
还有历代的文字狱,实际都是以言获罪。言路丧生加上文字狱罹难的,好像比因贪污而杀头的还要多!高欢的“贪不可反”的高论,比所谓“不诛言官”的圣谕实际执行得要好。和皇帝保持一致,多捞银子少说话——要说就说“皇上英明伟大”,干到光荣离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倘若送得好又说得好,就会边贪边升,青云直上呢!
四、结语
传说中的民主标牌诽谤木,嬗变为昂首望天的华表,炫耀皇家威仪,成了中华文化符号,从内容到形式都远离了草根话语。朱云奋力拽断铁槛,“折槛”遂成直言谏诤典故;后世宫殿正中一间故意不设横槛,名曰“折槛”,就分明是在作秀。“折槛”前,忠直敢言之士不照样前仆后继,血泪斑斑?玩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自来我们就有这个优势。悠久的历史遗存颇丰,随便拈一个披上时装或者古装推出,即可热热闹闹秀一把。“花钱买批评”演了一轮又一轮。揆情度理,主人批评仆人,还要仆人交“批评费”,实在讲不通。
上述所谓美谈即令再美,也是封建的宁馨儿,何况它并不那么美。而今再拿来热炒,近乎“笑谈”矣。站在民主法治的时代制高点上,用现代公民的目光审视历史,就会发现: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超越了所有谏文化的美谈。虽然仍有权势者暗恋“以言治罪”,并不时做出些习惯动作,毕竟不敢公开抓“现反”了。第四传媒互联网为公民提供了现代化的无所不在的“诽谤木”,南京那个最牛房产局长,生是让网民给“谤”倒了。历史的进步是不依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