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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产生以来，已经24年了，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样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多次回顾和讲述党的历史。
七大会场上悬挂着标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毛泽东总结中共党史经验教训时提出来的口号。毛泽东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七大就是在全党同志对党的24年历史统一认识后召开的。
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党的历史是党自己造出的。党造出自己的历史后，必须记载它，固化它，传承它，此乃为政党存心，是为不忘初心。这是构建中国共产党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辩证法大师黑格尔认为，历史和哲学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追问历史，质疑教条，这是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的必然之举。
中共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先人一鞭，着手总结历史，书写中共“家谱”。中共党员乃至一些高级干部，由于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和各自为战的战争环境，信息闭塞，对党的历史知之甚少，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党史上的許多重大问题似是而非。毛泽东大力带头进行党史的研究与反思，并且把高级干部的党史学习与整风重叠压茬进行，整顿三风与批判党史上的教条宗派、经验宗派互动，实现了党史研究与整风的双促进。研究与学习党史的过程，同时也是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接受史。
国民党的王世杰对周恩来说：“你们怎么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国民党是不会这样搞的。”国民党不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的是“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看窗外流过的光。
中共自1921年成立以来，经历诸多大事，内外关系十分复杂。为研究中共党史，理清是非，观照未来，毛泽东提出一个研究方法，叫“古今中外法”：“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毛泽东说的“古今”，是讲历史和今天的关系。他指出，不研究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等这些历史的节点，就是“古今”。研究“古今”，必须历史地看，联系地看，从过去看过来，看当下的历史现场。无古不成今，今天是从历史发展来的。毛泽东认为，研究“古”是为了“今”：屁股要坐在今天上面，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要以现实为中心，为现实服务。
毛泽东说的“中外”，就是中国与外国、党内与党外的对比、比较，分析客观与主观的因素，内部与外部的联系。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研究“中外”，必须以中国为中心，屁股要坐在中国这里。
“古今中外法”具有一种可贵的历史目光和宽阔视野：历史应该从过去看，从内部看，从外部看，并且把古今中外结合起来看。
毛泽东说，研究党的历史，“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情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把每件事搞清楚，那是历史家的责任，事实上，许多事情历史学家也搞不清楚，能够讲清基本事实已不容易。政治家要在历史研究中抓重点，有研究，有宣教，以方便在思想攻防中嵌入历史，更好地为“今”，即现实服务。
毛泽东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既要抛弃个人恩怨，又要弄清领导责任。
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毛泽东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雷仲坚译）。他一边读，一边对中国革命历史进行反思。他在这本书上写下一两万字的批注。这是他在书本上的自言自语、自家反思。
进驻延安伊始，毛泽东就拿起哲学武器，运用“古今中外法”分析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只是，大张旗鼓地总结党史的时机不到。他“游击”一下，以免孤军深入。他要先站稳脚跟，忍耐着，等待时机，如一只等待出击的猛虎，先把自己的步子放慢。
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看窗外流过的光。
他一直想要揭开党史的“盖子”，弄清其中的是非，但一直没有找到最佳的机会。没想到，还有一位同志也有相同的想法，这就是刘少奇。
1937年5月—6月，中共中央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报告。他说：“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恶劣的传统，从‘八七’会议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肃清。……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
刘少奇的报告在会议上引起激烈争论。张闻天对刘少奇的观点不以为然。博古、凯丰等都表示难以接受刘少奇的观点。有人认为，刘少奇的观点是反共产国际，反中共中央。因为争论激烈，会议一度中断。
刘少奇在1937年2月到3月间给张闻天写了两封万言长信。信中，刘少奇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尖锐批评1927年前后，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左”的错误。他首闯“禁区”：“大革命失败主要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还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十年来是一贯的犯了‘左’倾错误，到现在是成了一种传统。”“我们十年来的错误，一贯是‘左’的。” “为要改变十年的传统，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我觉得必须由你们尽速的发表一个文件，发到各地，这对现在的转变是有帮助的。”这些观点突破了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定论，其实是否定了共产国际的定论;他呼吁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暗示着中央有关领导要为错误承担责任;他指出中共十年来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否定了1927年以来的政治路线。这两封写给张闻天的信中还直率地写道：“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做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 意思是中国还没有成长出来斯大林那样的领袖。 刘少奇的发言体现了他两封信的内容。对大革命失败以来的政治路线进行反思，并且直接地、公开地指出四中全会以后存在着“思想方法哲学方法的错误”，刘少奇是第一人。
刘少奇初试啼声，迥异凡响。毛泽东凝神静听，心中喜欢。刘少奇说出了毛泽东想说还没有说的话。毛泽东助刘少奇一臂之力。他说，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所害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针对有的代表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的问题，他策略性地肯定了党领导革命“有了伟大的成绩”，也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着“某些错误的传统”。由于毛泽东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敏感问题，还肯定了张闻天的一些说法，因此他的意见得到张闻天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
这次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展开的争论，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路还得慢慢走，还得等等后面蹒跚的同志。刘少奇展示了自己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让毛泽东认识了一位反思党史的盟友与战友，启发了毛泽东对十年历史的进一步反思，为毛泽东研究党史、清算十年错误打响了第一枪，也为中共由毛泽东、张闻天的政治结合进入毛泽东、刘少奇的政治结合奠定了基础。
本处急需：一九三0年九月、十月间中共三中全会决议案，及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各一件。在延安同志如有此二文献或其一者，请从速寄交中央秘书长处材料科，当以解放社出版之任何书籍五本奉酬。
1941年5月2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这则“征求文献启事”。这则启事是毛泽东嘱咐刊登的。五本书的奉酬是一笔不小的奖励，征集者的急切心情可见一斑。毛泽东为何急着寻找这些文献？为的是编《六大以来》 ——这是1940年下半年启动的一项党史工程，因为中央保存的文献不齐全，需要紧急征集史料补充。
为什么要编《六大以来》？抗日战争正在进行，延安之外炮火连天，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绞杀正在进行……为什么要在生死存亡的战争状态下编这样一本“党书”？为了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为了给召开七大做准备。
陆续收到的文件堆放在毛泽东的书桌上。胡乔木刚调到毛泽东身边做秘书，他看到毛主席在校对《六大以来》清样，就对毛主席说：“我来干这个吧。”毛主席说：“你这才算找对任务了。”毛泽东还对胡乔木讲如何校对，他说：“校对也称校雠，就是要像对待仇人那样把文章中的错误校出来。”
毛澤东选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他称之为“党书”。“党书”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的文字载体。
《六大以来》1941年12月正式印行，分上下两册，上册是政治性文件，下册是组织性文件，汇集了从1928年6月召开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间的中共历史文献519篇，分为8个专题，每个专题内的文献资料按文件发布时间先后进行排列。全书280多万字。
《六大以来》的出版与学习，厘清了中共党史上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读原始文件，对中高级干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冲击和精神震动。文献往面前一摆，白纸黑字在那里放着，不承认自己有错误的人——比如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承认了错误;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一看，熟悉了历史。许多同志说，通过系统地读“党书”，才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毛泽东说：“……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了武装……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部“党书”的出版，使毛泽东个人对党史的认识变成了全党的共识。
《六大以来》启发了党人，许多同志提出研究党史应该从中共一大开始。毛泽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熟悉党史，也深知党史对于一个政党及它的党员的重要性。他从1942年开始，着手选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这部“党书”也是上下卷，收入文献184篇，于1943年10月在延安印行。
在《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本书的基础上，毛泽东又选编了《两条路线》上下卷，1943年10月印，收入文献137篇。《两条路线》成为中共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主要材料——从此，“路线”这个词流行开来。
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看窗外流过的光。
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在军事斗争、统一战线等方面得到检验，可谓“逢毛必胜，有毛则灵”。革命事业蒸蒸日上，毛泽东的威信越来越高。
王明率先宣传学习毛泽东。1940年5月3日，王明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发表《学习毛泽东》演讲。王明说：“对于青干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他有条有理地讲了五个方面：“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学习毛泽东同志勤于学习的精神”“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王明是中共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全面歌颂毛泽东的。
毛泽东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党史的反思与研究。他早就认识到，遵义会议是在战争环境中召开的，主要解决军事上、组织上的问题，当时来不及清算政治方面的问题。现在不同了，大量地阅读历史文件，从容地思考问题，一些过去来不及思考或没有思考清楚的问题想清楚了。毛泽东认为，不解决“政治路线”不行了，得算一算“历史账”。
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苏维埃末期……‘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毛泽东第一次公开了对这段历史的思考。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尖锐地批评不研究现状、不研究历史、不注意马列主义的应用等坏作风。这实际上是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动员。 1941年9月，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和总结中共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检讨十年内战（1927—1937）后期的路线问题，史称第一次“九月会议”。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共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帷幕，也是揭开历史“盖子”的一次会议。这是毛泽东准备了多年的党史反思“总决战”。
“九月会议”9月10日召开，10月22日结束，实际上只在中间开了五次会议。会议上有28人次发言，有的两次发言，有的三次发言。
9月10日，毛泽东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毛泽东在长期思考并进行充分理论准备的基础上，对党史的一次理清，对错误的一次清算。毛泽东讲话之后，人人发言，人人表态。
中共第五任总书记张闻天第一个检讨。他拥护毛泽东的讲话，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反对主观主义，要做彻底的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瘌痢头给人家看。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要补课。”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他通过阅读党的历史文件和毛泽东的全部著作，对毛主席更加心悦诚服。
中共第四任党的负责人博古诚恳地承认错误。他说，1932年—1935年的错误，自己是主要的负责任人。“遵义会议时，我是公开反对的。后来自己也想到，遵义会议前不仅是军事上的错误，要解决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和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只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党的许多决议是照抄照搬国际的指示。在西安事变后开始感觉这个时期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到重庆后译校《联共党史》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错误有些感觉。这次学习会检查过去错误，感到十分严重和沉痛。现在我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邓发检讨。王稼祥检讨。李维汉检讨。……历史中人解开“历史包袱”，与旧我决裂。从此开始，党的建设中流行一个武器：认错，检讨。这是革命者的自我革命。
会议平稳地进行。毛泽东对苏区后期的否定，大家都知道。正像博古所说，西安事变之后，过来人都有反思，都觉得苏区后期的政治路线是不对的，都觉得毛泽东是对的。
会议本来开得顺风顺水，突然风云变幻，“奇峰”凸起——王明的一个发言成为“炸点”。他在9月12日的发言中，耸人听闻地爆出一个大冷门！
王明说：“我要揭穿一个‘秘密’：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1931年秋我和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
许多人一听，大为震惊。毛泽东等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秘密”。
会议只好暂时休会。
博古被王明推到“非法”的位置上。在休会之后继续召开的会议上，博古回应了王明的“揭发”。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的确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作说明，也确有篡位之嫌，犯这些错误怪不得别人。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政治局是远东局批准的，苏区实行的政策，王明“没有纠正，有些是助长”。
张闻天也被王明牵涉进去，他再次自我批评。他说，当时路线的确错误，临时中央到苏区后也确有篡位问题，但王明当时在共产国际不打电报来纠正也是不对的。况且，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国际批准的。在这些事情上，王明为什么不起作用？
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以及王稼祥、凯丰、邓发等几位政治局候补委员都主动作自我批评，显示了党人无私无畏、自我检讨的革命精神。
王明為了推脱责任而“甩锅”，引起众怒，结果引火上身，聪明反被聪明误。
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找王明谈话，具体了解王明所谓的篡位问题的来龙去脉。毛泽东和任弼时等人还正式向王明提出他在武汉长江局工作时犯有四个方面的错误。王明对于自己的错误，不那么认可。
王明正在郁闷之时，10月初，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质询电，其中提出15个问题，主要是针对皖南事变以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不妥协立场，以及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拒绝斯大林三次要求八路军抽调部队到满蒙交界地与日军作战。这封来电毫不客气，内容跟语气多是批评和指责。毛泽东将这份电报给政治局委员传阅，还专门到王明住所，商讨如何回电季米特洛夫的问题。
王明看到电报，如获至宝，认为自己的历史机会来了。王明回国之后，与毛泽东的“争锋”步步失据，几个回合中，每每败下阵来。此时，他以为找到了一个反败为胜的绝佳机会。天上飘来一朵云，他认为马上就有暴风骤雨。他神神秘秘地对博古说：“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出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意思是说，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吹哨”了，要对中共领导层采取行动了。对权力的窥视和对共产国际意图的揣摩，冲昏了他的头脑。王明一反一年多以来歌颂毛泽东的态度，开始充满自信地挑战毛泽东的方针政策。 绝地反击。10月7日晚，王明对毛泽东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义论左。”“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十二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
王明忘记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十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更不是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博古。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已经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展翅的鲲鹏，正独立而充满自信地迎风高飞。不能不说，王明的认知还停留在从前的认知中，他把共产国际看得太重了，他太不懂得毛泽东了，他也太自信了。
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继续会议。王明掉尾自雄，意气满满地发言。他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張，高调地对毛泽东进行全方位反击。王明在发言中，不谈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而一味地批评共产党的路线：现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与我们的关系均不好，各小党派除救国会等外与我们关系也不好，“我们必须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他提出，应“承认国民党政府的领导”，在阶级斗争中“党不应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他认为他在长江局工作时“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
王明背水一战。他没有想到，他的意见和所持的基本态度，受到所有人的批评。
对王明发出“致命一击”的是王稼祥和任弼时。王明本来是仗着共产国际的电报与毛泽东的“路线”进行一搏，没想到王稼祥和任弼时复述了1940年3月共产国际对他的评价和尖锐批评——
王稼祥发言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是共产国际没有说过不正确的话。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过，你回国要与国内同志弄好，就是他们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任弼时发言说：“我与恩来在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找我们谈话，说到王明同志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主席说过。……在今天书记处会议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等人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同志来了解问题。曼努伊尔斯基问我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的意见？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季米特洛夫说，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表现，他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他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
王稼祥这一枪，任弼时这一枪，使的都是来自共产国际之枪，皆为锁喉之枪。这完全出乎王明的预料，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刚才还立马横枪的王明一下子被挑下马来。言语和胆识如鸟兽散，虚幻中的搏杀利器纷纷落地，孤家寡人的他顿时陷入矮小汗多的惶恐境地。
毛泽东最后发言。他认为，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性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既然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问题，那就准备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一次。
这是毛泽东“伸伸脚”的时候。在10月8日的书记处会议之后，毛泽东加班加点，精心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讲话大纲，准备在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批驳王明。王明被同志们的严厉批评所刺激，一时缓不过劲儿，12日突发心脏病，退出了“战场”。
王明退场了，历史还得反思。10月13日，毛泽东详细地对党史若干热点问题，特别是苏维埃后期“左”倾路线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
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成立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延安及各地也成立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集中精力进行整风学习，为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进行准备。
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看窗外流过的光。
他在编印《六大以来》这部书时，大量的阅读与思想化作洋洋洒洒的文字。他拿起笔，摊开马兰纸，激愤地写了“九篇文章”——读党的历史文献的笔记。
看着那些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害的文件，毛泽东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他选取“左”倾统治时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文献，一篇一批，逐篇批判。他字挟风霜，痛快淋漓地点了王明的名，还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用词尖锐，出语严苛，言多讥弹。这组长达五万多字的文章，气势凌厉、锋芒逼人，集中揭露和批判了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阐明中国革命的正确原则、策略和方法，也消解了当年被抛进“粪坑”的郁闷。
“九篇文章”又名《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来博古承认错误比较诚恳，毛泽东把文章的名字改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这是编辑《六大以来》的副产品，是毛泽东清算六大以来中共历史所得到的启示，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品格，丰富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的“九篇文章”写好后，原本准备给在延安的中央委员看看，讨论一下，后来只给刘少奇和任弼时两人看过。他说：“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容易破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先收起来吧。”
这之后，毛泽东指导整风，指挥打仗，不停地读书、写文章。他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入主北京，把这组文章忘得干干净净。再看到这些文章时，已是1964年春天。毛泽东看到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九篇文章”的原稿照片，想不起来自己曾经写过这些文章。从档案馆找到原稿后，毛泽东确认这是他的文章。1965年，毛泽东产生发表“九篇文章”的念头。他说：“由于年深月久，那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写得太尖锐——不存在了，人们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毛泽东对“九篇文章”进行修改，将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然后把改好的稿子送给中央几位领导传阅。这组文章最终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作为内部文件下发。到了1976年8月，他去世前十几天，又想起这“九篇文章”。他已经无力阅读这么长的文章了，就让人把“九篇文章”读了一遍给他听。 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看窗外流过的光。
“九月会议”之后，毛泽东又写了一组文章，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这组文章讲了16个问题，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封皮上题写了“历史草案”四个字。
“历史草案”与“九篇文章”是“姊妹篇”。“九篇文章”是性情文章，“历史草案”是比较正式的政治辞章;“九篇文章”情绪化色彩浓，“历史草案”理性思考多;“九篇文章”多有个人的嬉笑怒骂，“历史草案”着重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毛泽东花费大量心血写作的“历史草案”与“九篇文章”都没有正式发表。他把“历史草案”搁置下来，作为后来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
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看窗外流过的光。
1941年“九月会议”之后，王明一直称病，不参与工作，不出席会议;张闻天在1942年初组织农村工作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北作农村工作调查，无法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博古分工主管《解放日报》;周恩来常驻重庆，不能参与中央日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领导层进行调整势在必行。还有，1943年3月，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该书着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为独裁统治作理论渲染。中国共产党必须进行有效的应对。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根据刘少奇的提议，书记处进行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至此，毛泽东在全党已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地选出自己的中央领导集体。三人书记处的组成，也意味着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被解除书记处书记职务。
灵机已经触发，弦音已经校准。毛泽东气雄力坚，引领着雄伟的革命乐章。中国革命历史、中国共产党性格、中国共产党文化打上了属于毛泽东的鲜明的、独一无二的烙印。
会后的一天，毛泽东在延河边散步，听到两个小八路唱道：“牛的腿子两边蹬，王子宝刀向右横。西方圣人来辅佐，千军万马下北京！”毛泽东说：“你俩知道我是谁吗？”一个小八路说：“你就是‘王子宝刀向右横’。”一个说：“你是毛主席。”毛泽东在手心上比划着问道：“那‘牛的腿子两边蹬’是什么？”“好嘛，这都不知道？‘朱’总司令呀。”“哈，那‘西方圣人来辅佐’呢？”“马恩列斯嘛……”
王明没有当选为书记处书记，当然不会甘心。他通过苏联驻延安的联络小组，接连不断地向莫斯科“告状”，希望莫斯科对毛泽东的举动进行干涉。
王明没有想到，他等来了共产国际宣布1943年5月22日解散的消息。
在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前的5月20日，莫斯科向毛泽东通知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毛泽东看到这份绝密电报，高兴地说：“早就应该解散了。”在中央政治局研究共产国际解散可能给中共带来的影响时，毛泽东说：“现在可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了。”
以共产国际解散为标志，王明无所依托，一蹶不振。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毛泽东超越同侪，在中国历史的“推背图”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
一切伟大的人物，都是“上帝”的精选——“上帝”是人民，是老百姓。
在一孔面朝延河的窑洞前，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高岗等人在一起议论完工作，有人说起延安流行一个顺口溜：“毛泽东的实际，王明的口才，博古的思想，周恩来的人才。”周恩来一听，连忙摆手：“不妥不妥。”然后，几位领导人就议论起一个顶大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而不是出了个王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
几位革命同志将中共的领袖人物进行了一番比较——
陈独秀与毛泽东。陈独秀是高级知识分子，舌灿莲花，在文化上一枝独秀;毛泽东是知识分子，同时是“农民运动大王”（瞿秋白语），他既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又深谙中国农民，能够联系群众，与农民打成一片，而农民才是中国革命的决定性力量。高举农民，毛泽东是第一人，这也是他高于中共众多领导人、高于国民党领导人之处。
瞿秋白与毛泽东。秋白毕竟是书生，他在文艺上比较内行，在政治上力不从心;毛泽东是书生中的武生，是诗人中的英雄，他在文艺上不外行，善于把政治变成鱼龙漫游的缤纷诗行，在军事上更是独一无二的内行——这个时代是要靠枪杆子说话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的这句话，手握神杖，指点出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基本规律。
向忠发与毛泽东。两人不可比。向忠发萎靡且无气骨、无信仰、无主义。毛泽东天才超迈，巨眼卓识，除了比不上向忠发工人出身这个“金字招牌”，其他哪个方面都胜出向氏，不可以道里计。
博古与毛泽东。一个是几乎没有党内军内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一个是参与建党建军的资深革命者;一个有共产国际的后台背景，一个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会照搬照做;一个是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一个是革命的“老童生”;一个书生意气，不会打仗，一个是游击大师、游击战士;一个的学问是从书本学来的，一个“毕业于丛林大学”（毛泽东语）;一个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一个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一个没有山头也没多少人脉资源，一个有一帮子摸爬滚打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乾坤一摇，两人地位转换，也是历史的必然。
张闻天与毛泽东。张闻天有德有才，有理论优势，但书生气太重，权力感太弱。秀才造反，别说三年不成，就是十年也不成。自古以来打下江山的，没有一个是书呆子。毛泽东爱书但不是书呆子，不爱拿枪但掌握枪杆子，有理论能力，有枪杆子力，有“心之力”，更懂得理论联系实际，有别人学不来的判断力和决断力。
王明与毛泽东。“同源而异派，共树而分条”。王明如芍药，无有傲骨不经霜，毛泽东是梅花，形势俱佳，傲霜斗雪，有冰雪精神;王明洋派十足，唯上唯书，凌空蹈虚，以苏联为手眼，亦步亦趋，毛泽东从中国问题出发，立足中国大地，抓住农民，自具手眼，独辟新境;王明无有天时（他的苏联导师垮台了）、地利（农民的汪洋大海不是他的有利条件）、人和（几乎没有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志），意志也不夠坚毅，毛泽东天时地利人和具备，党内军内人脉旺盛，理论接地气，意志有浩气，文字有生气，性情幽默而有刀枪剑气，还有一股泼辣气。度德量力，王明不中，毛泽东中。 张国焘与毛泽东。两人起步时几乎势均力敌，都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佼佼者。张国焘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被列宁专门接见过的人，算是头角峥嵘之士。他一路春风，惜乎信念不定，一遇波折，信念瓦解，跌荡为下流。毛泽东气象恢弘，身处天崩地解时代，对革命前途葆有坚定的宗教般的信心，力大开山，愚公移山，百折不挠，越战越勇。他比张国焘更熟悉策略，更懂得忍耐，更具远见卓识和奋斗到底的精神。
周恩来与毛泽东。毛泽东是掌舵的，周恩来是划桨的;毛泽东善于战略谋划，周恩来长于战术操作;毛泽东举重若轻，周恩来举轻若重;毛泽东天马行空，周恩来脚踏实地;毛泽东如炽热之夏、冷酷之冬，周恩来如温暖之春。周恩来是辅佐之才，毛泽东是不世出的帅才、全才。天生周恩来，就是让他来做乾坤帮手。
朱德、彭德怀与毛泽东。朱、彭都是赳赳武夫，堂堂丈夫，武有余文不足，勇有余而谋不深，横刀立马有力而运筹帷幄稍弱，能够取人头颅而不能夺人魂魄，可以逐鹿中原或偏霸一方，而不足以问鼎天下。毛泽东文武兼备，更具政治头脑，更善于将将，更善于决胜千里之外。他讳莫如深，其深刻的洞察力、超人的预见力以及对于人群的巨大吸引力，非一般武人可望其项背矣。鼎之轻重，润之问焉。
大家认为：天地元气所钟，中国出了毛泽东，这是人民的精心选择。
延安传说，几位党人议论毛泽东的话最终还是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大笑起来。他拿起一只烟点着，坐到窑洞前面的石凳上吸起来。他凝神静坐，一支烟抽完了，又抽一支。抽完第二支，他说，对毛泽东也要一分为二……
1941年“九月会议”上，王明本来要借势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信心满满地发起向毛泽东的进攻，结果失道寡助，完败下场。他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加上本来就有心脏病，因突然休克住院。
10月12日王明一生病，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就组织延安最好的医务人员为他进行诊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醫院院长傅连璋、美国医生马海德、延安白求恩医院院长王斌、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兼外科主任金茂岳医生等都参加了会诊。金茂岳医生医术比较高，兼任过毛泽东、王明等领导人的保健任务，与专家、医生各方面关系比较好，王明夫人孟庆树的妇科病也是他治愈的，李富春就指定由他具体负责王明的治疗工作。
“10月4日到9日，我和毛泽东在他家里就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发生了争论。因此从1941年10月4日起，我每天至少在他家吃一顿饭。8日，我的胃由于大量失血而变得极不正常，头晕得很厉害，心脏虚弱。医生诊断说，症状很像中毒。9日，我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可是，毛泽东派来他的私人秘书叶子龙，差不多是把我从床上拖到了会上。10日，我就病倒起不来了。”“同时，毛泽东借口必须‘紧急兴建’中央会议大厅和中央办公厅，吩咐李富春立即动工。在离我住的医院十米内，工人日夜不停地爆破采石，震耳欲聋的响声昼夜不停。我根本不能休息，我的病情恶化了。我请求李富春停两天工，或者到别处去爆破，得到的回答是：‘这是毛主席的命令。工一分钟也不能停。’10月14日，李富春和傅连璋（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卫生处处长）到医院来看我，并用汽车把我送到中央医院。金茂岳被指定为主治大夫。”“在医院里，金茂岳给我规定的治疗方式，摧残了我的健康，使我不能出院。”
这是王明三十年后在《中共50年》中的说辞。处处漏洞。毛泽东不可能从10月4日起每天至少让王明在他家里吃一顿饭，更不可能在自己家里给王明下毒。9日那天中央并未开会，叶子龙不可能从床上把王明拖到会上;他所住的中央医院与中央会议大厅（后来称为中央大礼堂）有十几公里的距离……
蔡畅说：“王明是政治病。”王明的病，应该是五分病、五分装——五分政治病、五分身体病。
王明住院后，得知张浩也在中央医院，就去看望张浩。张浩的儿子林汉雄看到四个战士用担架抬着王明走过来时，认出了王明，马上跑回窑洞对张浩说：“王伯伯来了。”张浩冷冷地说：“是王明吗？我不见！”这时，王明的担架已经抬到了窑洞门前。林汉雄拦住担架说：“我爸爸不想见你。”王明以为这是孩子的恶作剧，就隔着厚实的棉布门帘大声地喊道：“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我是特地来看你的。过去的事就算了，不要记在心里。”听到王明这么说，张浩心里更加生气。为什么呢？原来，张浩的堂弟林育南被王明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逮捕后，王明又没有及时组织营救，结果被敌人杀害了。还有，在武汉时期，王明指责张浩从共产国际回到国内时假传圣旨，将“联蒋抗日”传达为“反蒋抗日”。其实，“联蒋抗日”的口号是共产国际根据形势的变化临时修改的，张浩一路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到达瓦窑堡时根本不知道这个提法的改变。想到这些，张浩怒不可遏，隔着门帘大声说：“你这个人，我不想见！”王明吃了个闭门羹，坐在担架上失声痛哭。
王明一直住院，到1942年春天，出现了一个意外。王明在住院期间，服用磺胺消炎药物治疗扁桃腺过敏，发生卡塔尔性黄疸，金茂岳医生用当时医界普遍采用的清泻药物甘汞治疗肝炎。那天，白班护士和夜班护士交接环节出现问题：本来白天已经把药停了，白班护士没有通知夜班护士，本该停服的甘汞没有停服，导致王明出现“慢性汞中毒”的过敏反应。
王明这次“中毒”，纯属意外。
1943年5月，延安流行抓特务。王明、孟庆树夫妇向任弼时和李富春举报说，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蓄意毒害王明。不久，还传出“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的谣言。
此事非同寻常。中共中央立即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克农等亲自参加调查。中央书记处三个书记中的两位——刘少奇、任弼时亲自参与调查，可见重视程度。还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进行审查，专门审查金茂岳。
7月20日，专家组讨论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总结认为：王明在1942年确实曾中毒，导致了肝、肾等病，严重损害了王明的健康，使其病情更加恶化。但这次中毒是医疗事故。在王明中毒事件中，金茂岳、阿洛夫、傅连璋等都是有责任的。特别是王明的主治医生金茂岳，更负有主要的责任。 金茂岳写信申诉：“我再诚恳的向党坦白的（地）讲，我没有一点意思来用药毒害我亲爱的王明同志，也没有受任何人的指示利诱威胁等……”
王明与毛泽东的博弈中，革命实践这一头输了，舌头笔头的博弈也输了。他郁郁不得志，三十年后，在苏联写出《中共50年》，伪造历史，进行人身攻击。其中，他将延安的这起医疗事故浓墨渲染成“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毁他的健康”，一泄怨毒。
王明捏造和四处哄传的毛泽东幕后操作“中毒事件”，已不是正派的政治斗争。王明心中淤积的政治愤懑与仇恨化为毒素，侵漫在他的血液和道德中，他的确“中毒”了。
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看窗外流过的光。
1943年9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第二次“九月会议”。这是1941年九月会议的继续，是中共高层的整风会议。会议断断续续，整风检查与党史学习穿插进行。
王明自1941年“九月会议”之后，基本没有参与工作，嘴却是没有闲着，说了许多不那么符合党性的话——
他对王稼祥说：“毛泽东这个人太厉害，睚眦必报，现在整我们，你过去也反对他，你也跑不了的。”他对博古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心，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面就有文章的。”他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整你的。因为曼努伊尔斯基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听了这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不就是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了。你的教条比我多，我嘛，只是不懂人情世故罢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犯了毛泽东的忌讳。”他对周恩来说：“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你我错误是一样的，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
王明的这些小动作，有背地捣鬼之嫌疑。毛泽东认定，王明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首要，所以，“九月会议”总结党史，重点是批判王明及王明路线。
“九月会议”上对王明等人的批评，通过一些渠道传到了莫斯科。
12月22日，前共产国际总书记、时任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主任的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他说，本不应该干预中国党内事务，但从私人友好感情和关心中国革命的愿望出发，请毛泽东不要减少对日军事行动，不要放弃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不要指控王明和周恩来执行了共产国际倡导的统一战线政策并开展对他们的斗争，应把他们留在党内，尽量利用他们为党工作。不要在党的干部中造成对苏联不信任的情绪，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为康生所实行的清洗办法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是在为国民党效劳。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收到这份嘴里说着“不干预中国党内事务”而实际是“干预中国党内事务”的电报，心中恼火，立即挥笔写下回电。这封电报发出去之后，毛泽东冷静下来，意识到回电的口气不够婉转。他在1月7日上午再次给季米特洛夫发了一封电报，算是对季米特洛夫电报的友好的回应。
“九月会议”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结论，为后来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奠定了扎实基础。随后，中央书记处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开始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毛泽东撰写的“历史草案”基础上起草的。毛泽东亲自领导“决议”的写作，连《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名字都是毛泽东亲自定下来的。《决议》的起草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每一句话都要反复斟酌，因为这涉及对过去一桩桩历史事件的评价。
写出一稿，仍不满意，推倒重来，继续修改。《决议》前后写了三次，大的修改有14次之多。毛泽东像斯大林指导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指导撰写《决议》，亲自修订《决议》。他在主持起草《决议》的时候，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句话后来很醒目地悬挂在七大会场上。
在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进行修改后，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对24年的党史第一次全面总结，这是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
《决议》通过后的第三天——4月23日，中共七大召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立德”“立功”“立言”，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了思想的果实，徘徊在欧罗巴的“幽灵”具有了一个鲜明的东方形象！
如何命名这一思想？
1941年3月，马列学院的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这是“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先导。
1942年2月18日—2月19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第一次提出“毛泽东主义”这个概念并进行了阐释。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中央早在1927年下半年就使用过“毛泽东主义”一词，出现在一份叫《政治纪律议决案》中。在这份文件中，“毛泽东主义”是“军事机会主义”的同义词，是批评毛泽东的。
有个叫叶青（1896—1990）的，也曾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在七大上说：“一个托派分子，过去是共产党员，名叫叶青，他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一个叫做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
1942年7月1日，邓拓为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撰写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不赞成“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命名有些像自立门派，需要慎重。那时候，“远方”的斯大林也未称“斯大林主义”，只是提“列宁—斯大林主义”。毛泽东1943年4月22日写信给中宣部代部长凯丰：“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运动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没有流行起来。
1943年7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同年7月，毛泽东对王稼祥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有‘毛泽东主义’。我没‘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毛泽东认同“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高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提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毛泽东道路。”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郑重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理论上走向成熟。
——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宗立派。一种崭新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开始凝聚党心民心人心。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文化走向成熟。
“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概念。中国共产党文化因毛泽东而立，因毛泽东思想而卓然独立。
（作者有删节。注释略。）
（责任编辑：孙婷）
七大会场上悬挂着标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毛泽东总结中共党史经验教训时提出来的口号。毛泽东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七大就是在全党同志对党的24年历史统一认识后召开的。
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党的历史是党自己造出的。党造出自己的历史后，必须记载它，固化它，传承它，此乃为政党存心，是为不忘初心。这是构建中国共产党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辩证法大师黑格尔认为，历史和哲学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追问历史，质疑教条，这是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的必然之举。
中共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先人一鞭，着手总结历史，书写中共“家谱”。中共党员乃至一些高级干部，由于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和各自为战的战争环境，信息闭塞，对党的历史知之甚少，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党史上的許多重大问题似是而非。毛泽东大力带头进行党史的研究与反思，并且把高级干部的党史学习与整风重叠压茬进行，整顿三风与批判党史上的教条宗派、经验宗派互动，实现了党史研究与整风的双促进。研究与学习党史的过程，同时也是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接受史。
国民党的王世杰对周恩来说：“你们怎么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国民党是不会这样搞的。”国民党不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的是“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用“古今中外法”研究党史
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看窗外流过的光。
中共自1921年成立以来，经历诸多大事，内外关系十分复杂。为研究中共党史，理清是非，观照未来，毛泽东提出一个研究方法，叫“古今中外法”：“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毛泽东说的“古今”，是讲历史和今天的关系。他指出，不研究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等这些历史的节点，就是“古今”。研究“古今”，必须历史地看，联系地看，从过去看过来，看当下的历史现场。无古不成今，今天是从历史发展来的。毛泽东认为，研究“古”是为了“今”：屁股要坐在今天上面，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要以现实为中心，为现实服务。
毛泽东说的“中外”，就是中国与外国、党内与党外的对比、比较，分析客观与主观的因素，内部与外部的联系。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研究“中外”，必须以中国为中心，屁股要坐在中国这里。
“古今中外法”具有一种可贵的历史目光和宽阔视野：历史应该从过去看，从内部看，从外部看，并且把古今中外结合起来看。
毛泽东说，研究党的历史，“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情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把每件事搞清楚，那是历史家的责任，事实上，许多事情历史学家也搞不清楚，能够讲清基本事实已不容易。政治家要在历史研究中抓重点，有研究，有宣教，以方便在思想攻防中嵌入历史，更好地为“今”，即现实服务。
毛泽东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既要抛弃个人恩怨，又要弄清领导责任。
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毛泽东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雷仲坚译）。他一边读，一边对中国革命历史进行反思。他在这本书上写下一两万字的批注。这是他在书本上的自言自语、自家反思。
进驻延安伊始，毛泽东就拿起哲学武器，运用“古今中外法”分析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只是，大张旗鼓地总结党史的时机不到。他“游击”一下，以免孤军深入。他要先站稳脚跟，忍耐着，等待时机，如一只等待出击的猛虎，先把自己的步子放慢。
刘少奇触动“禁区”
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看窗外流过的光。
他一直想要揭开党史的“盖子”，弄清其中的是非，但一直没有找到最佳的机会。没想到，还有一位同志也有相同的想法，这就是刘少奇。
1937年5月—6月，中共中央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报告。他说：“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恶劣的传统，从‘八七’会议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肃清。……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
刘少奇的报告在会议上引起激烈争论。张闻天对刘少奇的观点不以为然。博古、凯丰等都表示难以接受刘少奇的观点。有人认为，刘少奇的观点是反共产国际，反中共中央。因为争论激烈，会议一度中断。
刘少奇在1937年2月到3月间给张闻天写了两封万言长信。信中，刘少奇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尖锐批评1927年前后，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左”的错误。他首闯“禁区”：“大革命失败主要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还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十年来是一贯的犯了‘左’倾错误，到现在是成了一种传统。”“我们十年来的错误，一贯是‘左’的。” “为要改变十年的传统，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我觉得必须由你们尽速的发表一个文件，发到各地，这对现在的转变是有帮助的。”这些观点突破了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定论，其实是否定了共产国际的定论;他呼吁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暗示着中央有关领导要为错误承担责任;他指出中共十年来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否定了1927年以来的政治路线。这两封写给张闻天的信中还直率地写道：“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做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 意思是中国还没有成长出来斯大林那样的领袖。 刘少奇的发言体现了他两封信的内容。对大革命失败以来的政治路线进行反思，并且直接地、公开地指出四中全会以后存在着“思想方法哲学方法的错误”，刘少奇是第一人。
刘少奇初试啼声，迥异凡响。毛泽东凝神静听，心中喜欢。刘少奇说出了毛泽东想说还没有说的话。毛泽东助刘少奇一臂之力。他说，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所害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针对有的代表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的问题，他策略性地肯定了党领导革命“有了伟大的成绩”，也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着“某些错误的传统”。由于毛泽东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敏感问题，还肯定了张闻天的一些说法，因此他的意见得到张闻天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
这次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展开的争论，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路还得慢慢走，还得等等后面蹒跚的同志。刘少奇展示了自己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让毛泽东认识了一位反思党史的盟友与战友，启发了毛泽东对十年历史的进一步反思，为毛泽东研究党史、清算十年错误打响了第一枪，也为中共由毛泽东、张闻天的政治结合进入毛泽东、刘少奇的政治结合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编写“党书”
本处急需：一九三0年九月、十月间中共三中全会决议案，及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各一件。在延安同志如有此二文献或其一者，请从速寄交中央秘书长处材料科，当以解放社出版之任何书籍五本奉酬。
1941年5月2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这则“征求文献启事”。这则启事是毛泽东嘱咐刊登的。五本书的奉酬是一笔不小的奖励，征集者的急切心情可见一斑。毛泽东为何急着寻找这些文献？为的是编《六大以来》 ——这是1940年下半年启动的一项党史工程，因为中央保存的文献不齐全，需要紧急征集史料补充。
为什么要编《六大以来》？抗日战争正在进行，延安之外炮火连天，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绞杀正在进行……为什么要在生死存亡的战争状态下编这样一本“党书”？为了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为了给召开七大做准备。
陆续收到的文件堆放在毛泽东的书桌上。胡乔木刚调到毛泽东身边做秘书，他看到毛主席在校对《六大以来》清样，就对毛主席说：“我来干这个吧。”毛主席说：“你这才算找对任务了。”毛泽东还对胡乔木讲如何校对，他说：“校对也称校雠，就是要像对待仇人那样把文章中的错误校出来。”
毛澤东选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他称之为“党书”。“党书”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的文字载体。
《六大以来》1941年12月正式印行，分上下两册，上册是政治性文件，下册是组织性文件，汇集了从1928年6月召开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间的中共历史文献519篇，分为8个专题，每个专题内的文献资料按文件发布时间先后进行排列。全书280多万字。
《六大以来》的出版与学习，厘清了中共党史上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读原始文件，对中高级干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冲击和精神震动。文献往面前一摆，白纸黑字在那里放着，不承认自己有错误的人——比如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承认了错误;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一看，熟悉了历史。许多同志说，通过系统地读“党书”，才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毛泽东说：“……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了武装……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部“党书”的出版，使毛泽东个人对党史的认识变成了全党的共识。
《六大以来》启发了党人，许多同志提出研究党史应该从中共一大开始。毛泽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熟悉党史，也深知党史对于一个政党及它的党员的重要性。他从1942年开始，着手选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这部“党书”也是上下卷，收入文献184篇，于1943年10月在延安印行。
在《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本书的基础上，毛泽东又选编了《两条路线》上下卷，1943年10月印，收入文献137篇。《两条路线》成为中共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主要材料——从此，“路线”这个词流行开来。
“九月会议”（1941）
——王明的失败
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看窗外流过的光。
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在军事斗争、统一战线等方面得到检验，可谓“逢毛必胜，有毛则灵”。革命事业蒸蒸日上，毛泽东的威信越来越高。
王明率先宣传学习毛泽东。1940年5月3日，王明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发表《学习毛泽东》演讲。王明说：“对于青干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他有条有理地讲了五个方面：“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学习毛泽东同志勤于学习的精神”“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王明是中共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全面歌颂毛泽东的。
毛泽东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党史的反思与研究。他早就认识到，遵义会议是在战争环境中召开的，主要解决军事上、组织上的问题，当时来不及清算政治方面的问题。现在不同了，大量地阅读历史文件，从容地思考问题，一些过去来不及思考或没有思考清楚的问题想清楚了。毛泽东认为，不解决“政治路线”不行了，得算一算“历史账”。
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苏维埃末期……‘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毛泽东第一次公开了对这段历史的思考。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尖锐地批评不研究现状、不研究历史、不注意马列主义的应用等坏作风。这实际上是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动员。 1941年9月，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和总结中共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检讨十年内战（1927—1937）后期的路线问题，史称第一次“九月会议”。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共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帷幕，也是揭开历史“盖子”的一次会议。这是毛泽东准备了多年的党史反思“总决战”。
“九月会议”9月10日召开，10月22日结束，实际上只在中间开了五次会议。会议上有28人次发言，有的两次发言，有的三次发言。
9月10日，毛泽东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毛泽东在长期思考并进行充分理论准备的基础上，对党史的一次理清，对错误的一次清算。毛泽东讲话之后，人人发言，人人表态。
中共第五任总书记张闻天第一个检讨。他拥护毛泽东的讲话，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反对主观主义，要做彻底的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瘌痢头给人家看。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要补课。”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他通过阅读党的历史文件和毛泽东的全部著作，对毛主席更加心悦诚服。
中共第四任党的负责人博古诚恳地承认错误。他说，1932年—1935年的错误，自己是主要的负责任人。“遵义会议时，我是公开反对的。后来自己也想到，遵义会议前不仅是军事上的错误，要解决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和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只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党的许多决议是照抄照搬国际的指示。在西安事变后开始感觉这个时期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到重庆后译校《联共党史》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错误有些感觉。这次学习会检查过去错误，感到十分严重和沉痛。现在我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邓发检讨。王稼祥检讨。李维汉检讨。……历史中人解开“历史包袱”，与旧我决裂。从此开始，党的建设中流行一个武器：认错，检讨。这是革命者的自我革命。
会议平稳地进行。毛泽东对苏区后期的否定，大家都知道。正像博古所说，西安事变之后，过来人都有反思，都觉得苏区后期的政治路线是不对的，都觉得毛泽东是对的。
会议本来开得顺风顺水，突然风云变幻，“奇峰”凸起——王明的一个发言成为“炸点”。他在9月12日的发言中，耸人听闻地爆出一个大冷门！
王明说：“我要揭穿一个‘秘密’：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1931年秋我和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
许多人一听，大为震惊。毛泽东等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秘密”。
会议只好暂时休会。
博古被王明推到“非法”的位置上。在休会之后继续召开的会议上，博古回应了王明的“揭发”。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的确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作说明，也确有篡位之嫌，犯这些错误怪不得别人。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政治局是远东局批准的，苏区实行的政策，王明“没有纠正，有些是助长”。
张闻天也被王明牵涉进去，他再次自我批评。他说，当时路线的确错误，临时中央到苏区后也确有篡位问题，但王明当时在共产国际不打电报来纠正也是不对的。况且，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国际批准的。在这些事情上，王明为什么不起作用？
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以及王稼祥、凯丰、邓发等几位政治局候补委员都主动作自我批评，显示了党人无私无畏、自我检讨的革命精神。
王明為了推脱责任而“甩锅”，引起众怒，结果引火上身，聪明反被聪明误。
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找王明谈话，具体了解王明所谓的篡位问题的来龙去脉。毛泽东和任弼时等人还正式向王明提出他在武汉长江局工作时犯有四个方面的错误。王明对于自己的错误，不那么认可。
王明正在郁闷之时，10月初，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质询电，其中提出15个问题，主要是针对皖南事变以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不妥协立场，以及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拒绝斯大林三次要求八路军抽调部队到满蒙交界地与日军作战。这封来电毫不客气，内容跟语气多是批评和指责。毛泽东将这份电报给政治局委员传阅，还专门到王明住所，商讨如何回电季米特洛夫的问题。
王明看到电报，如获至宝，认为自己的历史机会来了。王明回国之后，与毛泽东的“争锋”步步失据，几个回合中，每每败下阵来。此时，他以为找到了一个反败为胜的绝佳机会。天上飘来一朵云，他认为马上就有暴风骤雨。他神神秘秘地对博古说：“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出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意思是说，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吹哨”了，要对中共领导层采取行动了。对权力的窥视和对共产国际意图的揣摩，冲昏了他的头脑。王明一反一年多以来歌颂毛泽东的态度，开始充满自信地挑战毛泽东的方针政策。 绝地反击。10月7日晚，王明对毛泽东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义论左。”“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十二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
王明忘记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十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更不是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博古。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已经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展翅的鲲鹏，正独立而充满自信地迎风高飞。不能不说，王明的认知还停留在从前的认知中，他把共产国际看得太重了，他太不懂得毛泽东了，他也太自信了。
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继续会议。王明掉尾自雄，意气满满地发言。他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張，高调地对毛泽东进行全方位反击。王明在发言中，不谈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而一味地批评共产党的路线：现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与我们的关系均不好，各小党派除救国会等外与我们关系也不好，“我们必须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他提出，应“承认国民党政府的领导”，在阶级斗争中“党不应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他认为他在长江局工作时“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
王明背水一战。他没有想到，他的意见和所持的基本态度，受到所有人的批评。
对王明发出“致命一击”的是王稼祥和任弼时。王明本来是仗着共产国际的电报与毛泽东的“路线”进行一搏，没想到王稼祥和任弼时复述了1940年3月共产国际对他的评价和尖锐批评——
王稼祥发言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是共产国际没有说过不正确的话。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过，你回国要与国内同志弄好，就是他们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任弼时发言说：“我与恩来在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找我们谈话，说到王明同志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主席说过。……在今天书记处会议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等人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同志来了解问题。曼努伊尔斯基问我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的意见？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季米特洛夫说，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表现，他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他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
王稼祥这一枪，任弼时这一枪，使的都是来自共产国际之枪，皆为锁喉之枪。这完全出乎王明的预料，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刚才还立马横枪的王明一下子被挑下马来。言语和胆识如鸟兽散，虚幻中的搏杀利器纷纷落地，孤家寡人的他顿时陷入矮小汗多的惶恐境地。
毛泽东最后发言。他认为，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性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既然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问题，那就准备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一次。
这是毛泽东“伸伸脚”的时候。在10月8日的书记处会议之后，毛泽东加班加点，精心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讲话大纲，准备在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批驳王明。王明被同志们的严厉批评所刺激，一时缓不过劲儿，12日突发心脏病，退出了“战场”。
王明退场了，历史还得反思。10月13日，毛泽东详细地对党史若干热点问题，特别是苏维埃后期“左”倾路线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
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成立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延安及各地也成立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集中精力进行整风学习，为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进行准备。
“九篇文章”与“历史草案”
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看窗外流过的光。
他在编印《六大以来》这部书时，大量的阅读与思想化作洋洋洒洒的文字。他拿起笔，摊开马兰纸，激愤地写了“九篇文章”——读党的历史文献的笔记。
看着那些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害的文件，毛泽东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他选取“左”倾统治时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文献，一篇一批，逐篇批判。他字挟风霜，痛快淋漓地点了王明的名，还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用词尖锐，出语严苛，言多讥弹。这组长达五万多字的文章，气势凌厉、锋芒逼人，集中揭露和批判了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阐明中国革命的正确原则、策略和方法，也消解了当年被抛进“粪坑”的郁闷。
“九篇文章”又名《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来博古承认错误比较诚恳，毛泽东把文章的名字改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这是编辑《六大以来》的副产品，是毛泽东清算六大以来中共历史所得到的启示，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品格，丰富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的“九篇文章”写好后，原本准备给在延安的中央委员看看，讨论一下，后来只给刘少奇和任弼时两人看过。他说：“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容易破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先收起来吧。”
这之后，毛泽东指导整风，指挥打仗，不停地读书、写文章。他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入主北京，把这组文章忘得干干净净。再看到这些文章时，已是1964年春天。毛泽东看到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九篇文章”的原稿照片，想不起来自己曾经写过这些文章。从档案馆找到原稿后，毛泽东确认这是他的文章。1965年，毛泽东产生发表“九篇文章”的念头。他说：“由于年深月久，那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写得太尖锐——不存在了，人们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毛泽东对“九篇文章”进行修改，将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然后把改好的稿子送给中央几位领导传阅。这组文章最终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作为内部文件下发。到了1976年8月，他去世前十几天，又想起这“九篇文章”。他已经无力阅读这么长的文章了，就让人把“九篇文章”读了一遍给他听。 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看窗外流过的光。
“九月会议”之后，毛泽东又写了一组文章，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这组文章讲了16个问题，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封皮上题写了“历史草案”四个字。
“历史草案”与“九篇文章”是“姊妹篇”。“九篇文章”是性情文章，“历史草案”是比较正式的政治辞章;“九篇文章”情绪化色彩浓，“历史草案”理性思考多;“九篇文章”多有个人的嬉笑怒骂，“历史草案”着重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毛泽东花费大量心血写作的“历史草案”与“九篇文章”都没有正式发表。他把“历史草案”搁置下来，作为后来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
1943年3月
——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看窗外流过的光。
1941年“九月会议”之后，王明一直称病，不参与工作，不出席会议;张闻天在1942年初组织农村工作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北作农村工作调查，无法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博古分工主管《解放日报》;周恩来常驻重庆，不能参与中央日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领导层进行调整势在必行。还有，1943年3月，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该书着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为独裁统治作理论渲染。中国共产党必须进行有效的应对。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根据刘少奇的提议，书记处进行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至此，毛泽东在全党已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地选出自己的中央领导集体。三人书记处的组成，也意味着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被解除书记处书记职务。
灵机已经触发，弦音已经校准。毛泽东气雄力坚，引领着雄伟的革命乐章。中国革命历史、中国共产党性格、中国共产党文化打上了属于毛泽东的鲜明的、独一无二的烙印。
会后的一天，毛泽东在延河边散步，听到两个小八路唱道：“牛的腿子两边蹬，王子宝刀向右横。西方圣人来辅佐，千军万马下北京！”毛泽东说：“你俩知道我是谁吗？”一个小八路说：“你就是‘王子宝刀向右横’。”一个说：“你是毛主席。”毛泽东在手心上比划着问道：“那‘牛的腿子两边蹬’是什么？”“好嘛，这都不知道？‘朱’总司令呀。”“哈，那‘西方圣人来辅佐’呢？”“马恩列斯嘛……”
王明没有当选为书记处书记，当然不会甘心。他通过苏联驻延安的联络小组，接连不断地向莫斯科“告状”，希望莫斯科对毛泽东的举动进行干涉。
王明没有想到，他等来了共产国际宣布1943年5月22日解散的消息。
在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前的5月20日，莫斯科向毛泽东通知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毛泽东看到这份绝密电报，高兴地说：“早就应该解散了。”在中央政治局研究共产国际解散可能给中共带来的影响时，毛泽东说：“现在可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了。”
以共产国际解散为标志，王明无所依托，一蹶不振。
延河传说：“上帝”的精选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毛泽东超越同侪，在中国历史的“推背图”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
一切伟大的人物，都是“上帝”的精选——“上帝”是人民，是老百姓。
在一孔面朝延河的窑洞前，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高岗等人在一起议论完工作，有人说起延安流行一个顺口溜：“毛泽东的实际，王明的口才，博古的思想，周恩来的人才。”周恩来一听，连忙摆手：“不妥不妥。”然后，几位领导人就议论起一个顶大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而不是出了个王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
几位革命同志将中共的领袖人物进行了一番比较——
陈独秀与毛泽东。陈独秀是高级知识分子，舌灿莲花，在文化上一枝独秀;毛泽东是知识分子，同时是“农民运动大王”（瞿秋白语），他既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又深谙中国农民，能够联系群众，与农民打成一片，而农民才是中国革命的决定性力量。高举农民，毛泽东是第一人，这也是他高于中共众多领导人、高于国民党领导人之处。
瞿秋白与毛泽东。秋白毕竟是书生，他在文艺上比较内行，在政治上力不从心;毛泽东是书生中的武生，是诗人中的英雄，他在文艺上不外行，善于把政治变成鱼龙漫游的缤纷诗行，在军事上更是独一无二的内行——这个时代是要靠枪杆子说话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的这句话，手握神杖，指点出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基本规律。
向忠发与毛泽东。两人不可比。向忠发萎靡且无气骨、无信仰、无主义。毛泽东天才超迈，巨眼卓识，除了比不上向忠发工人出身这个“金字招牌”，其他哪个方面都胜出向氏，不可以道里计。
博古与毛泽东。一个是几乎没有党内军内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一个是参与建党建军的资深革命者;一个有共产国际的后台背景，一个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会照搬照做;一个是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一个是革命的“老童生”;一个书生意气，不会打仗，一个是游击大师、游击战士;一个的学问是从书本学来的，一个“毕业于丛林大学”（毛泽东语）;一个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一个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一个没有山头也没多少人脉资源，一个有一帮子摸爬滚打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乾坤一摇，两人地位转换，也是历史的必然。
张闻天与毛泽东。张闻天有德有才，有理论优势，但书生气太重，权力感太弱。秀才造反，别说三年不成，就是十年也不成。自古以来打下江山的，没有一个是书呆子。毛泽东爱书但不是书呆子，不爱拿枪但掌握枪杆子，有理论能力，有枪杆子力，有“心之力”，更懂得理论联系实际，有别人学不来的判断力和决断力。
王明与毛泽东。“同源而异派，共树而分条”。王明如芍药，无有傲骨不经霜，毛泽东是梅花，形势俱佳，傲霜斗雪，有冰雪精神;王明洋派十足，唯上唯书，凌空蹈虚，以苏联为手眼，亦步亦趋，毛泽东从中国问题出发，立足中国大地，抓住农民，自具手眼，独辟新境;王明无有天时（他的苏联导师垮台了）、地利（农民的汪洋大海不是他的有利条件）、人和（几乎没有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志），意志也不夠坚毅，毛泽东天时地利人和具备，党内军内人脉旺盛，理论接地气，意志有浩气，文字有生气，性情幽默而有刀枪剑气，还有一股泼辣气。度德量力，王明不中，毛泽东中。 张国焘与毛泽东。两人起步时几乎势均力敌，都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佼佼者。张国焘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被列宁专门接见过的人，算是头角峥嵘之士。他一路春风，惜乎信念不定，一遇波折，信念瓦解，跌荡为下流。毛泽东气象恢弘，身处天崩地解时代，对革命前途葆有坚定的宗教般的信心，力大开山，愚公移山，百折不挠，越战越勇。他比张国焘更熟悉策略，更懂得忍耐，更具远见卓识和奋斗到底的精神。
周恩来与毛泽东。毛泽东是掌舵的，周恩来是划桨的;毛泽东善于战略谋划，周恩来长于战术操作;毛泽东举重若轻，周恩来举轻若重;毛泽东天马行空，周恩来脚踏实地;毛泽东如炽热之夏、冷酷之冬，周恩来如温暖之春。周恩来是辅佐之才，毛泽东是不世出的帅才、全才。天生周恩来，就是让他来做乾坤帮手。
朱德、彭德怀与毛泽东。朱、彭都是赳赳武夫，堂堂丈夫，武有余文不足，勇有余而谋不深，横刀立马有力而运筹帷幄稍弱，能够取人头颅而不能夺人魂魄，可以逐鹿中原或偏霸一方，而不足以问鼎天下。毛泽东文武兼备，更具政治头脑，更善于将将，更善于决胜千里之外。他讳莫如深，其深刻的洞察力、超人的预见力以及对于人群的巨大吸引力，非一般武人可望其项背矣。鼎之轻重，润之问焉。
大家认为：天地元气所钟，中国出了毛泽东，这是人民的精心选择。
延安传说，几位党人议论毛泽东的话最终还是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大笑起来。他拿起一只烟点着，坐到窑洞前面的石凳上吸起来。他凝神静坐，一支烟抽完了，又抽一支。抽完第二支，他说，对毛泽东也要一分为二……
王明中毒事件
1941年“九月会议”上，王明本来要借势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信心满满地发起向毛泽东的进攻，结果失道寡助，完败下场。他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加上本来就有心脏病，因突然休克住院。
10月12日王明一生病，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就组织延安最好的医务人员为他进行诊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醫院院长傅连璋、美国医生马海德、延安白求恩医院院长王斌、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兼外科主任金茂岳医生等都参加了会诊。金茂岳医生医术比较高，兼任过毛泽东、王明等领导人的保健任务，与专家、医生各方面关系比较好，王明夫人孟庆树的妇科病也是他治愈的，李富春就指定由他具体负责王明的治疗工作。
“10月4日到9日，我和毛泽东在他家里就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发生了争论。因此从1941年10月4日起，我每天至少在他家吃一顿饭。8日，我的胃由于大量失血而变得极不正常，头晕得很厉害，心脏虚弱。医生诊断说，症状很像中毒。9日，我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可是，毛泽东派来他的私人秘书叶子龙，差不多是把我从床上拖到了会上。10日，我就病倒起不来了。”“同时，毛泽东借口必须‘紧急兴建’中央会议大厅和中央办公厅，吩咐李富春立即动工。在离我住的医院十米内，工人日夜不停地爆破采石，震耳欲聋的响声昼夜不停。我根本不能休息，我的病情恶化了。我请求李富春停两天工，或者到别处去爆破，得到的回答是：‘这是毛主席的命令。工一分钟也不能停。’10月14日，李富春和傅连璋（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卫生处处长）到医院来看我，并用汽车把我送到中央医院。金茂岳被指定为主治大夫。”“在医院里，金茂岳给我规定的治疗方式，摧残了我的健康，使我不能出院。”
这是王明三十年后在《中共50年》中的说辞。处处漏洞。毛泽东不可能从10月4日起每天至少让王明在他家里吃一顿饭，更不可能在自己家里给王明下毒。9日那天中央并未开会，叶子龙不可能从床上把王明拖到会上;他所住的中央医院与中央会议大厅（后来称为中央大礼堂）有十几公里的距离……
蔡畅说：“王明是政治病。”王明的病，应该是五分病、五分装——五分政治病、五分身体病。
王明住院后，得知张浩也在中央医院，就去看望张浩。张浩的儿子林汉雄看到四个战士用担架抬着王明走过来时，认出了王明，马上跑回窑洞对张浩说：“王伯伯来了。”张浩冷冷地说：“是王明吗？我不见！”这时，王明的担架已经抬到了窑洞门前。林汉雄拦住担架说：“我爸爸不想见你。”王明以为这是孩子的恶作剧，就隔着厚实的棉布门帘大声地喊道：“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我是特地来看你的。过去的事就算了，不要记在心里。”听到王明这么说，张浩心里更加生气。为什么呢？原来，张浩的堂弟林育南被王明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逮捕后，王明又没有及时组织营救，结果被敌人杀害了。还有，在武汉时期，王明指责张浩从共产国际回到国内时假传圣旨，将“联蒋抗日”传达为“反蒋抗日”。其实，“联蒋抗日”的口号是共产国际根据形势的变化临时修改的，张浩一路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到达瓦窑堡时根本不知道这个提法的改变。想到这些，张浩怒不可遏，隔着门帘大声说：“你这个人，我不想见！”王明吃了个闭门羹，坐在担架上失声痛哭。
王明一直住院，到1942年春天，出现了一个意外。王明在住院期间，服用磺胺消炎药物治疗扁桃腺过敏，发生卡塔尔性黄疸，金茂岳医生用当时医界普遍采用的清泻药物甘汞治疗肝炎。那天，白班护士和夜班护士交接环节出现问题：本来白天已经把药停了，白班护士没有通知夜班护士，本该停服的甘汞没有停服，导致王明出现“慢性汞中毒”的过敏反应。
王明这次“中毒”，纯属意外。
1943年5月，延安流行抓特务。王明、孟庆树夫妇向任弼时和李富春举报说，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蓄意毒害王明。不久，还传出“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的谣言。
此事非同寻常。中共中央立即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克农等亲自参加调查。中央书记处三个书记中的两位——刘少奇、任弼时亲自参与调查，可见重视程度。还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进行审查，专门审查金茂岳。
7月20日，专家组讨论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总结认为：王明在1942年确实曾中毒，导致了肝、肾等病，严重损害了王明的健康，使其病情更加恶化。但这次中毒是医疗事故。在王明中毒事件中，金茂岳、阿洛夫、傅连璋等都是有责任的。特别是王明的主治医生金茂岳，更负有主要的责任。 金茂岳写信申诉：“我再诚恳的向党坦白的（地）讲，我没有一点意思来用药毒害我亲爱的王明同志，也没有受任何人的指示利诱威胁等……”
王明与毛泽东的博弈中，革命实践这一头输了，舌头笔头的博弈也输了。他郁郁不得志，三十年后，在苏联写出《中共50年》，伪造历史，进行人身攻击。其中，他将延安的这起医疗事故浓墨渲染成“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毁他的健康”，一泄怨毒。
王明捏造和四处哄传的毛泽东幕后操作“中毒事件”，已不是正派的政治斗争。王明心中淤积的政治愤懑与仇恨化为毒素，侵漫在他的血液和道德中，他的确“中毒”了。
综摄党史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看窗外流过的光。
1943年9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第二次“九月会议”。这是1941年九月会议的继续，是中共高层的整风会议。会议断断续续，整风检查与党史学习穿插进行。
王明自1941年“九月会议”之后，基本没有参与工作，嘴却是没有闲着，说了许多不那么符合党性的话——
他对王稼祥说：“毛泽东这个人太厉害，睚眦必报，现在整我们，你过去也反对他，你也跑不了的。”他对博古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心，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面就有文章的。”他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整你的。因为曼努伊尔斯基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听了这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不就是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了。你的教条比我多，我嘛，只是不懂人情世故罢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犯了毛泽东的忌讳。”他对周恩来说：“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你我错误是一样的，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
王明的这些小动作，有背地捣鬼之嫌疑。毛泽东认定，王明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首要，所以，“九月会议”总结党史，重点是批判王明及王明路线。
“九月会议”上对王明等人的批评，通过一些渠道传到了莫斯科。
12月22日，前共产国际总书记、时任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主任的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他说，本不应该干预中国党内事务，但从私人友好感情和关心中国革命的愿望出发，请毛泽东不要减少对日军事行动，不要放弃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不要指控王明和周恩来执行了共产国际倡导的统一战线政策并开展对他们的斗争，应把他们留在党内，尽量利用他们为党工作。不要在党的干部中造成对苏联不信任的情绪，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为康生所实行的清洗办法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是在为国民党效劳。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收到这份嘴里说着“不干预中国党内事务”而实际是“干预中国党内事务”的电报，心中恼火，立即挥笔写下回电。这封电报发出去之后，毛泽东冷静下来，意识到回电的口气不够婉转。他在1月7日上午再次给季米特洛夫发了一封电报，算是对季米特洛夫电报的友好的回应。
“九月会议”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结论，为后来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奠定了扎实基础。随后，中央书记处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开始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毛泽东撰写的“历史草案”基础上起草的。毛泽东亲自领导“决议”的写作，连《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名字都是毛泽东亲自定下来的。《决议》的起草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每一句话都要反复斟酌，因为这涉及对过去一桩桩历史事件的评价。
写出一稿，仍不满意，推倒重来，继续修改。《决议》前后写了三次，大的修改有14次之多。毛泽东像斯大林指导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指导撰写《决议》，亲自修订《决议》。他在主持起草《决议》的时候，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句话后来很醒目地悬挂在七大会场上。
在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进行修改后，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对24年的党史第一次全面总结，这是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
《决议》通过后的第三天——4月23日，中共七大召開。
命名：“思想”还是“主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立德”“立功”“立言”，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了思想的果实，徘徊在欧罗巴的“幽灵”具有了一个鲜明的东方形象！
如何命名这一思想？
1941年3月，马列学院的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这是“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先导。
1942年2月18日—2月19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第一次提出“毛泽东主义”这个概念并进行了阐释。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中央早在1927年下半年就使用过“毛泽东主义”一词，出现在一份叫《政治纪律议决案》中。在这份文件中，“毛泽东主义”是“军事机会主义”的同义词，是批评毛泽东的。
有个叫叶青（1896—1990）的，也曾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在七大上说：“一个托派分子，过去是共产党员，名叫叶青，他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一个叫做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
1942年7月1日，邓拓为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撰写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不赞成“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命名有些像自立门派，需要慎重。那时候，“远方”的斯大林也未称“斯大林主义”，只是提“列宁—斯大林主义”。毛泽东1943年4月22日写信给中宣部代部长凯丰：“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运动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没有流行起来。
1943年7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同年7月，毛泽东对王稼祥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有‘毛泽东主义’。我没‘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毛泽东认同“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高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提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毛泽东道路。”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郑重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理论上走向成熟。
——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宗立派。一种崭新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开始凝聚党心民心人心。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文化走向成熟。
“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概念。中国共产党文化因毛泽东而立，因毛泽东思想而卓然独立。
（作者有删节。注释略。）
（责任编辑：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