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来到东区大渡口街已是多年后。凝视着曾见证三线建设的历史风云、几代攀枝花人购物消费的中心商业区，黄明安思绪万千。
　　在近期的旧城改造中，大渡口街迎来了以“渡口记忆”为主题的改造升级，其中，黄明安等三线建设者熟悉的老邮局，以“修旧如旧”的方式保留。作为攀枝花第一个电报电话机构，三线建设者对家的思念从这里启航。
　　从邮局出发，一封封家书把冰冷的钢城捂热，让工厂冒起来一缕缕烟。如果说老邮局见证了老一辈建设者“不想孩子不想家，不出铁水不回家”的三线精神，那么相隔百米、数位国家领导人来攀视察时曾居住的“十三幢”则是这种精神的发源地，在几代攀枝花人的浸润中孕育出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攀钢精神，呈现出如今崭新的城市名片——英雄攀枝花。

“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50年前，怀揣着一颗爱国心，黄明安的父亲、30来岁的鞍钢业务骨干黄德山辗转九天，从辽宁鞍山只身来到川滇交界的“渡口”。等待他的，除了金沙江汹涌的水浪、偶发的泥石流和滑坡，还有攀钢轨梁厂内热火朝天的生产线。
　　这背后，是中西部地区正在进行的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鉴于当时波云诡谲的国际时局，毛泽东曾反复强调攀枝花的重要性，“攀枝花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钢铁厂的问题，是战略问题。”
　　尽管这里每年夏天都在经历一场和“焚风”的消耗战，一年当中只有雨季和旱季，旱季滴雨不见，雨季山洪咆哮，但在荒凉的攀西大断裂带上，人们却发现了矿产76种，包括全国20%的铁、63%的钒和93%的钛，以及铬、钴等多种稀贵金属。
　　响应毛主席号召，数十万年轻人带着一腔热血与抱负而来。1966年，早期建设者之一、攀枝花原市委书记秦万祥，在请战书上写下决心：“亲爱的党啊，请你相信我吧，让我到大西南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火红年代，激情勃发。尽管当时无电、无路、无住房，但随着三线建设者的到来，深山里奏响了一首首奋进曲。机器轰鸣中，一座钢城逐渐呈现于人们的面前。法国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曾形象地把人比作一颗芦苇，意指在面对自然魄力或工业机器时，人类显得脆弱渺小。但在攀枝花，个体的能量被无限地放大，三线建设者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创造出一座工业城市，背后蕴含的是一个时代的家国情怀。
　　“冶建工人志气大呀，肩扛人抬建铁塔呀！”为了争分夺秒抢时间，厂区的设计与厂房、家属区的修建并行，当时冶金部五公司派出先遣部队到这修路、盖房，董贵昌便是其中之一。多年后，他仍清晰记得团队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横跨铁索木板的渡口老桥，往山上运送建筑材料，协助电力工人建好铁塔。仅半年多后，几十栋整齐划一的干打垒房拔地而起，办公室、职工宿舍、卫生所等一应俱全。

　　实际上，为满足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和最基本的生活诉求而建的干打垒或席棚子并不美观，也很难做到舒适，但对于黄德山和其同事沙寿家来说，能有个遮风避雨的住所已是满足。
　　可恶劣的自然环境往往具有惊人的破坏力。有一年，连日来的暴雨导致山洪暴发， 攀钢职工沙寿家的席棚子不幸被山洪冲垮。沙寿家儿子沙方石回忆，“我们出来时只有两对箱子，父母为了安全，就把我和弟弟一人放一个箱子里头。那个水就漂，我们就哭，母亲跟着哭。”
　　几个月下来，身体结实的黄德山也因无法适应南方的生活，在设备检修岗位上日渐憔悴。眼看着不喜吃辣的黄德山胃口一天天变小，有同事给其妻子马凤娥去了信。
　　黄明安回忆，收到信的母亲坚定地辞去了餐馆工作，带着他和弟弟远赴异乡。到攀后的马凤娥注意到，许多北方人都吃不惯米饭，于是她每天凌晨两三点便起床为工人做面食，在食堂一干就是几十年，大家亲切地称她“马姨”。
　　“家人在哪，家就在哪。”即便生活再艰苦，黄明安与父母、弟弟还是在金沙江畔扎了根。在此后的工作中，父亲黄德山坚持创新创造，还自己设计并改造了推钢机。由于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他被评为“攀枝花市先进个人”。在黄德山与同事的努力下，具有年产110万吨轧材能力的轨梁厂于1974年投产，从出铁到成材，仅用了4年时间。

一根接力棒，一段新使命

　　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向前。林立的烟囱、轰鸣的机声、上下班的滚滚人流，仿佛一夜间凝固——曾铸就无数辉煌的攀钢，在从计划向市场转型中，一度遭遇困境。

　　随着攀枝花后代们的传承与坚守，发端于三线建设时期的攀钢精神早已被攀枝花人浸在心里，融入当下，形成英雄攀枝花的城市文化底色。

　　1978年后，攀钢投产8年连续亏损，除轨梁材和少量线材外几乎没有其他钢材产品，一度被同行戏称为“钢坯公司”。
　　“难道中国西部最大的钢铁企业只是个生产初级产品的‘钢坯公司’？”这样的自我质疑不仅存在于黄德山、沙寿家等众多员工心中，也在攀钢原董事长赵忠玉心中留下了一道疤。
　　为改变企业的落后现状，赵忠玉等人大胆推动改革，攀钢二三期工程陆续开展。从“钢坯公司”转变为“钢材企业”后，攀钢又拥有了国内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其中以轨梁厂万能轧机生产线为代表。 　　上世纪九十年代，接过父母手中接力棒的黄明安，逐渐成长为轨梁厂万能轧机生产线的轴承班班长。“当时我们的主轧线工艺和设备引进了德国技术，但他们设计的轧辊轴承使用到一定辊径后就自行报废不能再利用。”如果无法做到循环利用，就需不断地采购新轴承，可这无益于企业的降本增效计划。眼看着这一难题迫在眉睫，黄明安暗下决心要改变现状。
　　经过反复地查看图纸、与父亲及同事探讨、向专家请教，黄明安不到三天就独立设计并制作了一套“万能生产线轴承拆除装置”。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他试验了一番，没想到轴承还真就拆除了。
　　至今，该装置共拆除轴承193套，将轴承的使用再延长了三到四个周期，累计直接创经济效益1505.4万元。当被问及为何想到这个点子时，黄明安只是笑着说：“当工人要当好工人，这也是延续父母的荣光。”
　　“全国70%的高铁钢轨从这里启航。”攀钢综合部工作人员高欢介绍。走进黄明安曾工作过的攀钢钒轨梁厂万能生产线，一股硬核的重工业风扑面而来。每七分钟，便有一根浑身通红的矩形钢坯似火龙般，从加热炉翻滚而出。经过水与火的淬炼，钢坯越轧越长、越轧越细，最终成为精品钢轨。
　　而这精品铸成的背后离不开轨梁厂首席工程师陶功明主导的钢轨规格自动补偿技术，它使攀钢万能生产线的高速钢轨通长尺寸波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但若没有“攀一代”赵忠玉等人的引领，或许就没有陶功明等后辈的成绩。1992年，刚毕业的陶功明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正在陶功明犹豫是否到攀钢工作之际，他灵机一动给时任攀钢董事长赵忠玉写了封信。让他意外的是，赵忠玉竟亲笔回复，欢迎他到厂里体会。
　　在厂区浓厚的创新创造氛围中，一进厂的陶功明就开始泡车间，一泡就是27年。目前，陶功明已经取得发明专利授权15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近40项。“这些技术成果，仅仅是攀钢锻造钢轨民族品牌的一个缩影。”陶功明说，自1975年轨梁厂生产的第一支钢轨下线后，无论多么艰难，攀钢对创造世界领先水平的追寻从未停歇。

传承路上，延续英雄荣光

　　当“攀二代”们兢兢业业打造民族品牌时，一场全球化的去产能行动早已拉开帷幕。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指出，国家在四川布局的一大批重要产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奠定了四川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作为国家三线建设重点布局的工业城市，攀枝花承载着共和国最初的强国梦。
　　如今，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新的攀钢，集中精力转型钒钛业务，钒产品、钛精矿等产能产量居全国第一，含钒超长百米钢轨助力中国高铁跑出世界速度。
　　受父亲与爷爷的影响，黄明安的女儿黄丹毕业后也到了攀钢。由于表现突出、工作能力强，黄丹入厂不到两年便被调到了攀钢集团。在同事的印象中，她简单朴素、踏实上进，给人一种清新扑面的感觉。
　　沙寿家的孙子沙晋平也受到老一辈激励，在攀钢吊车最繁忙的轨梁厂负责70多台吊车的维护检修，被工友们称为“吊车医生”。“老一辈三线建设者把对国家的那份情怀，从爷爷传递给了父亲，现在又传递给了我。”沙晋平说，“攀三代”们只有不忘来时路，未来才能越走越远。

　　在无数个像沙寿家、黄德山这样的普通家庭的精心呵护下，攀枝花从“不毛之地”变得充满创造力。仅去年1至11月，攀钢海绵钛产量位居全国第一;高钛型高炉渣提钛项目突破了全工序产业化关键技术，将大幅度提高攀枝花钛资源利用率;高端钛及钛合金集成技术研发，将满足我国航空航天及海洋工程需求。如今，勇攀高峰的攀枝花正抢抓机遇，建设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见证三线建设的历史风云，一度繁华的大渡口街早已刻上了岁月的烙印。但攀枝花市文物局局长张洪春认为，只要人们一看到“十三幢”的“红砖房”、老邮局的“绿墙”等记忆符号，就能回忆起三线建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到一批批建设者“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攀钢精神。
　　时间的刻度，清晰记录走过的路。随着攀枝花后代们的传承与坚守，发端于三线建设时期的攀钢精神早已被攀枝花人浸在心里，融入当下，形成英雄攀枝花的城市文化底色。如今，攀枝花人不论身在何方，都能骄傲地说一句：“生于斯长于斯，是一件多么自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