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代人都会妄自菲薄：今天，法国哲学和思想衰落了，全人类的思想，都倒退了。
　　是的，大师们的确陨落了。抬头仰视，他们高悬在星空，闪烁光芒。俯首大地，是日常的平庸，人间多寂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康德与福柯的警世之言：我们没有权利鄙视我们所处的时代。
　　在重视当下的法国，我们会发现，哲学的土壤，依然被浇灌，思想的种子，依然在萌芽。

高师的暗淡

　　对于米歇尔·福柯而言，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也许不是个美好的地方。
　　经过了一次灰不溜秋的复读后，1924年，福柯以第七名的成绩，考进了高师哲学系。但他日子过得苦闷，对学校集体生活厌恶至极。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用刀片自残，多次尝试自杀。甚至还发生过更荒唐的事情：他手持匕首，追赶同学。
　　巴黎高是个怎样的地方？
　　自由、混乱、毫无规则可言，近乎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根据《巴黎高师史》一书记载：高师之所以是高师，是因为在这个学校里毫无纪律可言。校规吗？什么校规？校规逐渐放宽，放宽到半透明、透明抽象的地步了。
　　高师的学生们，热衷于攀爬到屋顶，叼着烟斗，举行晚会、聊天、唱歌、散步、喝咖啡、撩妹。课程全部是选修，学生想读就读，不想读就不读。学生中充满了恶作剧、打架斗殴和思想争执。让-保罗·萨特当年还拿着水枪，射击那些半夜从宴会上归来，追求资产阶级情调的学生。

　　高师之所以是高师，是因为在这个学校里毫无纪律可言。

　　这里被人们称作“戴莱姆修道院”（拉伯雷《巨人传》），是精神绝对自由的理想王国，是知识分子的冒险乐园，是激昂而混乱的思想论坛。两百年来，这所小学校，牢牢地坚守着这样的光荣传统。
　　巴黎高师几乎与法兰西共和国同龄，它也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为了培养法国杰出的的教师人才而设立。而它更为重要的目的，是把臣民变为公民，并培育出科学巨匠和精神领袖。
　　巴黎高师哲学系前系主任克劳德·安贝尔曾谈道：“在19世纪末，高师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科学与文学。然后文学爆炸了，扩散到各个学科，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也一样，尤其在战后，哲学向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艺术史，甚至认知科学等方向扩散。”
　　两百多年来，巴黎高师俨然是“法国思想家的摇篮”。翻开法兰西共和国的哲学与思想史，高师人的身影无处不在，包括以《创造进化论》掀起了全国“柏格森热”的亨利·伯格森、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埃米尔·涂尔干，以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罗曼·罗兰。
　　二战后，这块圣地更是群星璀璨—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享誉当代世界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雷蒙·阿隆，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还有“当代最光彩夺目的思想家”之一米歇尔·福柯。
　　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从解构主义到其他各种后现代主义，这里诞生的“主义”令人目不暇接。某种程度上，继古希腊哲学、启蒙时期的德国哲学之后，高师可谓是人类第三个哲学阶段的主力军。
　　正在苦悶当中的福柯也许不会想到，他和同时期的学生们即将走完巴黎高师最后的黄金时期。后来，新世纪的人类开始惋惜，福柯、德里达等出自高师的大师们相继陨落了，高师似乎也逐渐平庸。
　　放眼全人类，21世纪，正是个不断告别大师的时代;新世纪里，各种主义黯淡收场。如今，活跃着的巴丢、瓜塔里、奈格里，都难免昙花一现。
　　就连当今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之一、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对当今的知识分子教育体制也颇有微词。在一次采访中，齐泽克被记者叫了声教授。这位到处担任访问教授的“教授”不开心了，振聋发聩地回怼：“你全家都是教授。”

高考哲学题

　　思想的力量不是技术，不是一经创造，就会闪烁光芒，不似口号一经提出，就能影响万千。有时候，思想更多要放在历史的维度里，才会显影、成型。
　　新智慧、新思想的孕育，往往是悄无声息的。哲学的土壤是否枯竭，也许不是看闪耀的群星，而是回归基础的平民教育。哲学的生命力，不在大师，也许在公民教育与启蒙。
　　毫无疑问，哲学家需要接受教育。思想的能力，不可能凭空产生，也必须经过训练。今天，在法国人心中，训练公民的心智、启迪思想与智慧，最好也是最初的训练工具，依然是哲学。
　　2018年法国高考，80万名高中生中，有60万名学生必须参加哲学考试。考生必须在4小时内完整回答一个问题。考题画风是这样的：文化能否让我们更具人性？所有真理都是终极真理吗？如果国家不存在，我们是否会更自由？我们是否必须寻求真理？
　　这种待遇绝非文科生独享，社会经济科、理科、工科的高中生也必须面对。工科生也得论述“经验会不会骗人？”理科生要探讨“欲望是否为我们缺点的表征？”这些让中国研究生都大脑空白的命题，却是法国中学生的日常训练。 　　当这些考题被公布后，法国各家报章杂志、电视广播皆会邀请学者、专家，来对考题进行分析与评论。全社会的热情投入，可谓蔚为大观。
　　法国的哲学教学起步于1809年，逐渐发展成一门必修学科。哲学家Victor Cousin在担任法国教育部长时，以黑格尔辩证哲学为基础，发展了沿用至今的教育形式与精神内核—哲学论说文。它要求学生们关注思想启蒙的历史，但也不可避免会流于观念化和教条化。

　　2018年法国高考，80万名高中生中，有60万名学生必须参加哲学考试。

　　随后20年，这个科目转向新康德主义，成为一门发展认知理性的严格科学。对学生的考验也变了，不再停留于知识的重建，而是要培养判断能力，核验理智的成熟度。
　　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Anatole de Monzie，于1925年提出《哲学教学指示》，从中可一窥法国哲学基础教育的秘密。他表达了一种意愿，将公民从政府的各项监护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以自主的方式进行选择，脱离舒适圈独立思考，敢于创造属于自己的规则。
　　当然，基础教育只是一个缩影和切片，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当今法国人对哲学的痴迷与热爱。平民化的咖啡馆加哲学的模式，在法国遍地开花，并延伸到医院、监狱和乡村，绽放出思辨的火花。
　　哲学没有沦为课堂和书本的教条，而是被广泛地实践着。一个普通法国人的思维里，面对逻辑和思想，最常想的是：实践中可行，但理论上是否可行呢？

思想的种子

　　2014年，中国台湾南港高中的一名教师，受法国哲学教育的精神吸引，决定开展一场教学实验。她发起了一个面向高三学生的国际人文实验班，设立了一些哲学主题，诸如美与丑、得与施、对与错、罪与罚、善与恶、同与异、有与无、自由与责任，意图让哲学教育来浇灌台湾当前的教育土壤。
　　但她发现，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发言，沉默的原因是，想法太过于一致：“我的想法跟他的一样，他已经讲了，我就不用讲了。”此外，学生阅读匮乏导致词汇不足，难以支撑他们的表达，大多数人说：“我有想法，不知道怎么表达。”
　　更为核心的是，学生们不敢和别人有不同的意见。学生是在追求标准答案的教育体制中长大，是非题、选择题、填空题，充斥了学生的全部学习生涯，标准答案主导下，没人愿意冒“犯错”的风险。
　　某种程度上，哲学是一场冒险。偏离一种安全的、整齐划一的认知框架，对学生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思想风险。
　　事实上，在法国，哲学也只在高三成为必修科目。但对他们而言，一年的哲學学习和考试，如同一场思想的“成人礼”。
　　虽然只有一年必修课，但如果到了18岁才学习哲学思辨，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宣称：“太晚了！”
　　哲学的种子，也必须在儿童阶段种下，这就是近年来兴起的全新理念—儿童哲学。
　　该理念由美国人马修·李普曼提出，却由法国巴黎应用哲学院主席奥斯卡·伯尼菲等人引入了法国，并发扬光大。他们发现，在幼儿园里做哲学教育是可行的，四岁的儿童，就具备参与哲学思辨的能力。这种理念会鼓励孩子—只要你可以说话，你就可以思考！
　　儿童哲学不是将哲学概念教给儿童，而是构建一种辩论、提问、倾听和统整答案的艺术。法国实践儿童哲学已经20多年，如今它已经成为一门系统的关于提问与回答的艺术。
　　与之配套，奥斯卡等人也大量组织思维训练工作坊，培养儿童哲学的教师队伍。如今，全法国的儿童哲学咖啡馆高达200多家，很多幼儿园都配备了儿童哲学工作坊。
　　巴黎的儿童哲学教育机构Les Petites Lumières，时常进入二三十所学校去办工作坊，八九岁的孩子，辩论着“什么是人类”“我是谁”这样的问题。
　　而随着世界局势越来越动荡，恐怖主义频繁袭击欧洲，越来越多的孩子被送去工作坊。他们开始谈论什么是战争与和平、什么是生死，由此开启一场认知的冒险之旅。
　　很难说，这样的哲学教育会培养多少大师，但那本身就不是它的初衷与目的。它践行着来自孟德斯鸠的那句名言：自由地判断应是公民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