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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晒娃”导致的信息泄露，还是社交软件、智能产品有意无意的信息搜集与交易，抑或是电视节目中对“童星”的打造和推广，“开发”幼儿隐私已经张开了饥饿的嘴，悄无声息地侵蚀着儿童的人格权利。
“晒”出来的烦恼
“喂，倩倩妈妈，您好，我是李老师，我们机构有适合4岁孩子的英语课程，就在阳光幼儿园附近，您带宝宝来试听一下吧。”记不清是多少次，刘女士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有点烦躁地挂断电话，她转头打开微信朋友圈，发布了早上送倩倩上幼儿园时在园所大门口拍摄的照片，并配上文字：“中班了，适应集体生活的倩倩，让老母亲放心不少。”殊不知，恰是这看似平常的行为，泄露了孩子的个人信息。
许多家长都有被推销电话骚扰的经历。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英表示，当对方准确说出幼儿的姓名、住址和兴趣爱好等信息时，实际上已经涉及幼儿隐私这一重要问题。家长一方面不堪其扰，另一方面又乐于在朋友圈、微博、抖音等各种网络平台“晒娃”，开通了幼儿隐私泄露的“光明大道”。
家庭亲子APP亲宝宝曾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000多名家长中，有78%的家长认为自己注重保护孩子隐私;13%的家长认为自己一般注重;仍然有9%的家长竟然认为孩子没有隐私。
而自认注重孩子隐私保护的这78%受调查者，很可能是“自我感觉”太过良好了。同次调查的另一组数据呈现，有90%以上的家长曾在公开社交网络晒过娃;76%的家长“晒”过孩子裸照;52%的家长公开过孩子大名;69%的“晒娃”标注过地址;44%的家长在接送孩子时标出过和地址、路线相关的信息。在分享过程中，孩子的生日、住址甚至身体隐私的信息，一目了然。
看似琐碎的信息“晒”多了，经过“有心人”的拼凑，便能对幼儿的情况了如指掌。此前一则报道显示，家住大连市李家街道锦霞社区的王女士遇到了一件可怕的事。一名男子拿着照片到她家找孩子，可是照片上的孩子分明是王女士的儿子。经过王女士回忆，怀疑是自己平日经常在朋友圈“晒娃”，讓不法之徒有了可乘之机。实际上，通过社交网络上的拍照内容、时间、地点等信息推断出孩子的家庭基本情况并不难，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不法分子掌握的信息越多，孩子被拐卖的可能性越大。
抛开安全隐患考虑，成年人似乎忘记了孩子也会有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是否愿意面对昔日被公开的个人信息呢？更有甚者，为了博取关注将恶搞幼儿的段子制成小视频传播，在教育理念和价值观的传递上值得推敲。“这是对孩子的一种伤害。并不是因为孩子小，他就没有人格尊严，没有隐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表示，“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认为孩子是父母的附属品，这涉及现代社会观念中未成年人隐私权和家长监护权的关系问题。相比于其他人，有时候的确是监护人更容易将孩子的隐私暴露出来。”
郭开元告诉记者，随着孩子的人格独立和权利意识趋于健全，部分孩子会对父母的类似行为表示质疑。不久前，上海市闵行区一名小学生有关加强家长微信朋友圈健康“晒娃”的家庭教育建议，入选该区十大优秀提案。这名小学生给出了明确的数据：有六成小学生认为家长“晒娃”要征得自己的同意，足见孩子对未经同意的隐私曝光的敏感程度。
儿童媒介素养状况调研报告显示，13-14岁的“00后”中有17.5%遭遇过网络恶搞，近两成的初中生曾遭受过网络欺凌。大多数父母没有意识到的是，自己在社交网络公开的照片，很有可能成为孩子日后遭受网络凌霸的素材。
形同虚设的“监护人同意”
如今，儿童“触网”年龄越来越低。根据Quest Mobile发布的数据，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之后，0-6岁儿童已经超过1亿人。这些伴随屏幕成长的“网络原住民”，从小就习惯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来娱乐与学习。
34岁的林女士发现，不少短视频平台、视频网站都有着诸如“青少年模式”或者“监护人同意”的提示。作为一个5岁男孩的妈妈，她发现这些提醒很容易被儿子小手一点，自己还来不及看清具体内容，便被轻松略过。
林女士的体验并非个案。主流的视频平台均推出了上述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条款，主旨也相似，即未成年人用户在注册该产品前，需要阅读上述协议与政策，征得家长的同意。但网站并没有匹配真实有效的年龄申报与验证机制，导致监护人丧失了决定权。郭开元表示，在儿童个人信息保护中，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则。“但由于网络并非面对面的交流，存在虚拟性，怎样判断监护人已经知道并同意了，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一些验证机制很容易规避。”
头部互联网企业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措施多集中于游戏的防沉迷领域，而对信息搜集的态度显得模棱两可。特别是在《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出台前，没有针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位阶和效力较高的法律规定，使得这些行为处于缺少监管的游离地带，滋生出灰色的经济链。
电子游戏、社交软件、智能机器人……有意无意地通过信息交易的方式牟取利益。各地儿童信息泄露事件屡见不鲜，一些平台通过返利等各种小恩小惠，引诱监护人踏入填报孩子隐私信息的“陷阱”。杭州公安网警部门曾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利用网络买卖儿童接种疫苗信息及家长联系方式多达370万条个人信息，几乎与浙江全省0-6岁打过疫苗的儿童数量相当。现实生活中，过度采集及使用幼儿信息的情况比比皆是，特别是近年来迅猛发展的教育类APP，频频被曝出存在违规收集用户信息的情况。这些APP几乎都带有记录信息、追踪位置的功能，并且大多数作为下载的强制性条款，成了窃取儿童隐私的“重灾区”。
此次《规定》从立法位阶看属部门规章，效力虽然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但属于大法律的范畴。有学者认为，《规定》的出台充实了我国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法律依据，也对应着教育主管部门上半年集中监管规范各种教育类APP的不合规操作行为。郭开元提示，伴随《规定》的实施，散布或者不正当使用儿童信息的行为明确属于违法行为;同时，在可操作性层面，《规定》依然面临着法律执行机制的挑战。 持相似观点的业内人士不在少数。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陆峰分析，《规定》的出台对在线教育行业影响大不大，关键要看执法力度。目前，一些线上交互平台和教育类APP在注册时需要填写性别、出生日期、姓名等信息，这就需要后续进一步明确哪些信息属于必须收集的儿童个人信息。出台《规定》只是第一步，执行层面需要相关部门配合起来，配套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相关的标准规范、实施细则、操作指南等。
值得关注的是，《规定》对作为被保护对象的儿童没有进行年龄细分，这也成为落地过程里可以完善的内容。“0-14岁儿童的差异很大，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行为。在个人信息网络保护方面，有必要进行进一步区分。”郭开元说。
造“童星”不能以牺牲隐私为代价
当幼儿隐私成为大众娱乐的“甜点”，是否令人不寒而栗？不少人还记得热播一时的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充分开发“萌娃经济”之时，迎来了“限童令”的一声棒喝。其中，第四季的23岁“实习爸爸”董力和4岁“女儿”阿拉蕾，这对互不相识的“临时父女”组合赚足了眼球，却惹来了关于消费幼儿隐私的大量争议。
节目中，有不少孩子半裸洗澡或是睡觉的镜头。一些相处片段更引发讨论，如小女孩穿着宽大的衣服，半露著肩，天真无邪地说“你搞得定我吗”，在截图和网络传播中完全“变了味”。节目组的官方宣传中，打着炒作CP的“擦边球”。《爸爸回来了》是已经停播的另一档亲子节目，曾播出过男演员吴尊给3岁女儿洗澡的镜头。画面中，孩子不着寸缕，尽管后期处理给孩子敏感部位打上了马赛克，但依然露出了胸脯甚至部分臀部。
为何亲子节目在面对幼儿隐私时，分寸拿捏得如此不当？归根结底，是全社会在法治和观念层面，都未能深刻认识到对幼儿隐私进行特殊保护的重要性。分析指出，“我来给你当爸爸”游戏本身，就是给幼儿一种不良示范，容易让幼儿对陌生人毫无防备之心，被引诱和威胁，甚至根本就不明白那些侵犯的举动意味着什么。
人类性行为研究者茱迪斯·雷斯曼在谈论打击儿童色情制品时说道：“儿童会模仿，成人社会说男人喜欢什么女人，儿童就会去模仿，我们把这些图像和动作给他们看，他们就会去做。”不管对于男孩还是女孩，“陌生人扮演父亲”都是不恰当的导向，不尊重幼儿隐私的画面也会给恋童癖留下素材。如果制作方利用这样的网络文化来炒作吸金，情况就变得更加危险，需要坚决痛斥和制止。幼儿心智发育尚不成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与加入演艺事业的成年人有着本质不同。“童星经济”不能以牺牲孩子的隐私为代价，这是不容突破的底线。
隐私是幼儿的权利。父母对待孩子秘密的态度至关重要，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心理世界。孩子再小，也有不能轻易暴露的秘密。王海英指出，公布幼儿的身心发展情况、公开议论幼儿家庭状况，都会让幼儿感受到来自同伴或成人异样的眼光，影响幼儿心理健康和人格发育。“保护孩子的隐私就是尊重和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如果隐私长期被人侵犯，因表达能力有限，幼儿愤怒和委屈的情绪长期被压抑后，就会转入潜意识，容易使幼儿产生自卑感，性格变得内向。”父母不但要给孩子的小秘密圈出“自留地”，还应当扮演好小秘密的守护者。
“家长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寻找适当的时机，结合具体事件，向幼儿渗透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相关知识。”王海英给出建议，“让幼儿知道自己及家长的姓名、家庭住址、家长电话等重要的个人信息，不能告诉陌生人，帮助幼儿树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成年人不要“拿走”孩子的隐私，更无权消费孩子的隐私。郭开元坦言，对儿童的网络保护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立法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并且不可能穷尽细节。我们需要提高整个社会对保护儿童的敏感度，特别是加强监护人的法治观念，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呼吁企业在面对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关系的平衡时，将基本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伦理摆在更高的位置，从行业规范推广开始加强自律，并从技术角度积极探索。结合AI人脸识别的身份认证技术，社会能够在儿童隐私保护上跨出更大的步伐。
“晒”出来的烦恼
“喂，倩倩妈妈，您好，我是李老师，我们机构有适合4岁孩子的英语课程，就在阳光幼儿园附近，您带宝宝来试听一下吧。”记不清是多少次，刘女士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有点烦躁地挂断电话，她转头打开微信朋友圈，发布了早上送倩倩上幼儿园时在园所大门口拍摄的照片，并配上文字：“中班了，适应集体生活的倩倩，让老母亲放心不少。”殊不知，恰是这看似平常的行为，泄露了孩子的个人信息。
许多家长都有被推销电话骚扰的经历。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英表示，当对方准确说出幼儿的姓名、住址和兴趣爱好等信息时，实际上已经涉及幼儿隐私这一重要问题。家长一方面不堪其扰，另一方面又乐于在朋友圈、微博、抖音等各种网络平台“晒娃”，开通了幼儿隐私泄露的“光明大道”。
家庭亲子APP亲宝宝曾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000多名家长中，有78%的家长认为自己注重保护孩子隐私;13%的家长认为自己一般注重;仍然有9%的家长竟然认为孩子没有隐私。
而自认注重孩子隐私保护的这78%受调查者，很可能是“自我感觉”太过良好了。同次调查的另一组数据呈现，有90%以上的家长曾在公开社交网络晒过娃;76%的家长“晒”过孩子裸照;52%的家长公开过孩子大名;69%的“晒娃”标注过地址;44%的家长在接送孩子时标出过和地址、路线相关的信息。在分享过程中，孩子的生日、住址甚至身体隐私的信息，一目了然。
看似琐碎的信息“晒”多了，经过“有心人”的拼凑，便能对幼儿的情况了如指掌。此前一则报道显示，家住大连市李家街道锦霞社区的王女士遇到了一件可怕的事。一名男子拿着照片到她家找孩子，可是照片上的孩子分明是王女士的儿子。经过王女士回忆，怀疑是自己平日经常在朋友圈“晒娃”，讓不法之徒有了可乘之机。实际上，通过社交网络上的拍照内容、时间、地点等信息推断出孩子的家庭基本情况并不难，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不法分子掌握的信息越多，孩子被拐卖的可能性越大。
抛开安全隐患考虑，成年人似乎忘记了孩子也会有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是否愿意面对昔日被公开的个人信息呢？更有甚者，为了博取关注将恶搞幼儿的段子制成小视频传播，在教育理念和价值观的传递上值得推敲。“这是对孩子的一种伤害。并不是因为孩子小，他就没有人格尊严，没有隐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表示，“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认为孩子是父母的附属品，这涉及现代社会观念中未成年人隐私权和家长监护权的关系问题。相比于其他人，有时候的确是监护人更容易将孩子的隐私暴露出来。”
郭开元告诉记者，随着孩子的人格独立和权利意识趋于健全，部分孩子会对父母的类似行为表示质疑。不久前，上海市闵行区一名小学生有关加强家长微信朋友圈健康“晒娃”的家庭教育建议，入选该区十大优秀提案。这名小学生给出了明确的数据：有六成小学生认为家长“晒娃”要征得自己的同意，足见孩子对未经同意的隐私曝光的敏感程度。
儿童媒介素养状况调研报告显示，13-14岁的“00后”中有17.5%遭遇过网络恶搞，近两成的初中生曾遭受过网络欺凌。大多数父母没有意识到的是，自己在社交网络公开的照片，很有可能成为孩子日后遭受网络凌霸的素材。
形同虚设的“监护人同意”
如今，儿童“触网”年龄越来越低。根据Quest Mobile发布的数据，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之后，0-6岁儿童已经超过1亿人。这些伴随屏幕成长的“网络原住民”，从小就习惯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来娱乐与学习。
34岁的林女士发现，不少短视频平台、视频网站都有着诸如“青少年模式”或者“监护人同意”的提示。作为一个5岁男孩的妈妈，她发现这些提醒很容易被儿子小手一点，自己还来不及看清具体内容，便被轻松略过。
林女士的体验并非个案。主流的视频平台均推出了上述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条款，主旨也相似，即未成年人用户在注册该产品前，需要阅读上述协议与政策，征得家长的同意。但网站并没有匹配真实有效的年龄申报与验证机制，导致监护人丧失了决定权。郭开元表示，在儿童个人信息保护中，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则。“但由于网络并非面对面的交流，存在虚拟性，怎样判断监护人已经知道并同意了，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一些验证机制很容易规避。”
头部互联网企业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措施多集中于游戏的防沉迷领域，而对信息搜集的态度显得模棱两可。特别是在《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出台前，没有针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位阶和效力较高的法律规定，使得这些行为处于缺少监管的游离地带，滋生出灰色的经济链。
电子游戏、社交软件、智能机器人……有意无意地通过信息交易的方式牟取利益。各地儿童信息泄露事件屡见不鲜，一些平台通过返利等各种小恩小惠，引诱监护人踏入填报孩子隐私信息的“陷阱”。杭州公安网警部门曾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利用网络买卖儿童接种疫苗信息及家长联系方式多达370万条个人信息，几乎与浙江全省0-6岁打过疫苗的儿童数量相当。现实生活中，过度采集及使用幼儿信息的情况比比皆是，特别是近年来迅猛发展的教育类APP，频频被曝出存在违规收集用户信息的情况。这些APP几乎都带有记录信息、追踪位置的功能，并且大多数作为下载的强制性条款，成了窃取儿童隐私的“重灾区”。
此次《规定》从立法位阶看属部门规章，效力虽然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但属于大法律的范畴。有学者认为，《规定》的出台充实了我国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法律依据，也对应着教育主管部门上半年集中监管规范各种教育类APP的不合规操作行为。郭开元提示，伴随《规定》的实施，散布或者不正当使用儿童信息的行为明确属于违法行为;同时，在可操作性层面，《规定》依然面临着法律执行机制的挑战。 持相似观点的业内人士不在少数。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陆峰分析，《规定》的出台对在线教育行业影响大不大，关键要看执法力度。目前，一些线上交互平台和教育类APP在注册时需要填写性别、出生日期、姓名等信息，这就需要后续进一步明确哪些信息属于必须收集的儿童个人信息。出台《规定》只是第一步，执行层面需要相关部门配合起来，配套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相关的标准规范、实施细则、操作指南等。
值得关注的是，《规定》对作为被保护对象的儿童没有进行年龄细分，这也成为落地过程里可以完善的内容。“0-14岁儿童的差异很大，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行为。在个人信息网络保护方面，有必要进行进一步区分。”郭开元说。
造“童星”不能以牺牲隐私为代价
当幼儿隐私成为大众娱乐的“甜点”，是否令人不寒而栗？不少人还记得热播一时的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充分开发“萌娃经济”之时，迎来了“限童令”的一声棒喝。其中，第四季的23岁“实习爸爸”董力和4岁“女儿”阿拉蕾，这对互不相识的“临时父女”组合赚足了眼球，却惹来了关于消费幼儿隐私的大量争议。
节目中，有不少孩子半裸洗澡或是睡觉的镜头。一些相处片段更引发讨论，如小女孩穿着宽大的衣服，半露著肩，天真无邪地说“你搞得定我吗”，在截图和网络传播中完全“变了味”。节目组的官方宣传中，打着炒作CP的“擦边球”。《爸爸回来了》是已经停播的另一档亲子节目，曾播出过男演员吴尊给3岁女儿洗澡的镜头。画面中，孩子不着寸缕，尽管后期处理给孩子敏感部位打上了马赛克，但依然露出了胸脯甚至部分臀部。
为何亲子节目在面对幼儿隐私时，分寸拿捏得如此不当？归根结底，是全社会在法治和观念层面，都未能深刻认识到对幼儿隐私进行特殊保护的重要性。分析指出，“我来给你当爸爸”游戏本身，就是给幼儿一种不良示范，容易让幼儿对陌生人毫无防备之心，被引诱和威胁，甚至根本就不明白那些侵犯的举动意味着什么。
人类性行为研究者茱迪斯·雷斯曼在谈论打击儿童色情制品时说道：“儿童会模仿，成人社会说男人喜欢什么女人，儿童就会去模仿，我们把这些图像和动作给他们看，他们就会去做。”不管对于男孩还是女孩，“陌生人扮演父亲”都是不恰当的导向，不尊重幼儿隐私的画面也会给恋童癖留下素材。如果制作方利用这样的网络文化来炒作吸金，情况就变得更加危险，需要坚决痛斥和制止。幼儿心智发育尚不成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与加入演艺事业的成年人有着本质不同。“童星经济”不能以牺牲孩子的隐私为代价，这是不容突破的底线。
隐私是幼儿的权利。父母对待孩子秘密的态度至关重要，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心理世界。孩子再小，也有不能轻易暴露的秘密。王海英指出，公布幼儿的身心发展情况、公开议论幼儿家庭状况，都会让幼儿感受到来自同伴或成人异样的眼光，影响幼儿心理健康和人格发育。“保护孩子的隐私就是尊重和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如果隐私长期被人侵犯，因表达能力有限，幼儿愤怒和委屈的情绪长期被压抑后，就会转入潜意识，容易使幼儿产生自卑感，性格变得内向。”父母不但要给孩子的小秘密圈出“自留地”，还应当扮演好小秘密的守护者。
“家长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寻找适当的时机，结合具体事件，向幼儿渗透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相关知识。”王海英给出建议，“让幼儿知道自己及家长的姓名、家庭住址、家长电话等重要的个人信息，不能告诉陌生人，帮助幼儿树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成年人不要“拿走”孩子的隐私，更无权消费孩子的隐私。郭开元坦言，对儿童的网络保护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立法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并且不可能穷尽细节。我们需要提高整个社会对保护儿童的敏感度，特别是加强监护人的法治观念，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呼吁企业在面对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关系的平衡时，将基本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伦理摆在更高的位置，从行业规范推广开始加强自律，并从技术角度积极探索。结合AI人脸识别的身份认证技术，社会能够在儿童隐私保护上跨出更大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