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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南部遭受大规模有组织的恐怖袭击让世界惊愕不已。此次恐怖袭击具有民族分离组织与恐怖极端组织合流的典型特征，同时也具有武装叛乱的特点，其背后的根源不仅与菲律宾长期存在的摩洛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伊斯兰国”从中东向东南亚渗透和扩散的产物，值得有关国家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2017年5月中下旬，在英国和埃及发生恐怖袭击的同时，东南亚的菲律宾和印尼等国也相继遭遇恐怖袭击，尤其以菲律宾极端组织与“伊斯兰国”合流制造的恐怖袭击最为引人注目，其实施者为极端组织“穆特组织”（Maute Group，也译为“毛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武装。此次恐怖袭击具有民族分离组织与恐怖极端组织合流的典型特征，同时也具有武装叛乱的特点，其背后的根源不仅与菲律宾长期存在的摩洛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伊斯兰国”从中东向东南亚渗透和扩散的产物。伴随“伊斯兰国”组织在中东开始走向穷途末路，其通过向世界各地扩散建立分支组织，实施本土化策略，或将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武装——从民族分离组织到宗教极端组织
菲律宾的民族分离组织由来已久，但其经分化而产生宗教极端组织则主要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事情。“摩洛民族解放阵线”（TheMoroNationalLiberationFront）是菲律宾最大的民族分离组织。1978年，“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与马科斯政府和解后，其中一支脱离该组织成立了“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The MoroIslamic Liberation Front），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最大的民族分离组织和宗教极端组织。但是，“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内部围绕如何处理与菲律宾政府的关系发生多次分裂，由此产生了摩洛伊斯兰自由斗士（Moro Islamic FreedomFighters）、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Bangsamoro Islamic FreedomFighters）、“穆特组织”等极端组织，它们打着伊斯兰的旗号，试图建立所谓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并与境内外极端势力勾结，策动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
“穆特组织”的创始人是穆特兄弟，他们的父亲曾经担任过“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高级官员。2012年10月7日，“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与阿基诺政府达成和平协议。2013年，穆特兄弟因为反对“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与阿基诺政府和解而另立门户，这就是“穆特组织”的缘起。“穆特组织”成立后继续在菲律宾南部从事反政府活动，其目标是建立所谓的独立“伊斯兰国家”。该组织成立后，制造了多起炸弹袭击和绑架勒索案，但是其影响力远逊于阿布沙耶夫武装，并不引人注目。2016年11月24日，“穆特组织”曾占领了棉兰老岛的布提镇，菲律宾政府在随后六天的行动中击毙了该组织11名极端分子，这时“穆特组织”才引起菲律宾政府的重视。
阿布沙耶夫武装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在苏禄群岛、巴西兰岛和塔威塔威群岛等地从事分裂活动，有资料认为该组织是塔利班的菲律宾分支。该组织有20多年与菲政府武装斗争的经验，同时与棉兰老岛地区的诸多反政府武装有盘根错节的联系。阿布沙耶夫武装创始人为阿布杜拉加克·让加拉尼（AbdurajakJanjalani），主要成员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学生，其政治目标是在菲南部建立实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阿布杜拉加克·让加拉尼在1998年被击毙，他的弟弟、思想更加极端且本身就是炸弹专家的卡达菲·让加拉尼（Khadafyy Janjalani）继任，其制造恐怖活动的能力有所增强。2000年4月23日，该组织在马来西亚的沙巴东海岸劫持了21名游客，使其声名大噪。此外，该组织还策划和实施了多起造成重大伤亡的恐袭事件，其中就包括2002年震惊世界的印尼巴厘岛爆炸案。但是其实力也在随后政府的多次反恐行动中损失惨重，人员也从鼎盛时期的4000人下降到今天的几百人。
在最近的恐怖袭击事件中，“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武装聯手行动，一度控制了马拉维市的大部分区域，其原因在于二者目标接近并都受到“伊斯兰国”的影响。一方面，这两个组织有共同的政治诉求，双方都主张采用极端暴力手段建立所谓“伊斯兰国家”。另一方面，域外的极端势力为它们牵线搭桥，促进了它们的合流。以前，这两个极端组织都获得了“基地”组织在人员和资金上的支持，并安排其人员到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接受培训。“伊斯兰国”兴起后，它们又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在资金、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获得了“伊斯兰国”的支持，“伊斯兰国”甚至直接派炸弹专家予以支持，这也是“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武装在最近的恐怖袭击和叛乱行动中颇具战斗力的原因所在。
菲律宾恐怖袭击事件的复杂根源及影响
多年来，菲律宾政府多次在南部地区清剿民族分离组织和极端分子，取得了重大的战果，但是由于族群矛盾和宗教冲突、经济与社会发展落后等问题长期存在，加之“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域外极端势力不断渗透，导致菲律宾南部地区成为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的大本营，并不断发起具有武装叛乱性质的恐怖袭击。
族群矛盾和经济发展落后导致菲律宾南部局势长期动荡，构成了滋生极端组织的肥沃土壤。在民族构成上，菲律宾85%以上的人口属于比萨扬人、他加禄人、伊洛克人、比科尔人、卡加延人等，宗教信仰主要为天主教，但历史上棉兰老岛的居民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米南加保人，并一直存在独立的政权。近代以来，南部穆斯林一直为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而斗争。在菲律宾独立后，中央政府数次爆发与棉兰老岛分离势力的冲突，族群矛盾在冲突中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族群隔阂也不断加深。
在宗教上，菲律宾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徒占其人口的80%，其余大多是在棉兰老岛及其周围聚集的穆斯林。在西班牙、美国和日本殖民时期，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持续了几百年。菲律宾独立后，政府和棉兰老岛的穆斯林武装之间持续了20多年的冲突，造成大约12万人丧生。在最近的恐怖袭击事件中，天主教教堂成为“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武装攻击的对象，天主教牧师和教徒也成为主要的绑架对象，进一步凸显了南部地区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矛盾。 南部穆斯林族群内部的矛盾也十分复杂，民族分离组织的内部也发生了多次分裂。在20世纪90年代，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与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而阿布沙耶夫武装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则表示强烈反对，并继续谋求以恐怖暴力手段在南部地区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穆特组织”的成立也具有相似的原因。
此外，长期的战乱使南部地区安全环境十分恶化，加上交通不便，通信不发达等原因，使南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成为政治和经济上的边缘地带，进而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菲律宾政府族际整合政策和民族和解政策的失败，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矛盾，并呈现出民族矛盾日趋宗教化的趋势。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实施了以民族同化为核心的族际整合政策，试图将南部地区的穆斯林永久地整合到主体民族中，但始终都不成功，导致穆斯林族群与天主教徒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后来，菲律宾政府改变策略，转而承认穆斯林族群政治诉求的合法性，并尝试推动民族和宗教和解。在马科斯执政时期，政府试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部的穆斯林问题，并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签订和解协议，但不久后双方便再起冲突。1996年9月，拉莫斯政府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达成协议，菲政府做出退让，同意在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巴西兰省（伊莎贝拉市除外）、南拉瑙省、苏禄省、塔威塔威省、马京达瑙省和马拉维市地方建立了“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但是和平协议的签订和穆斯林自治区的建立并没有完全解决双方的矛盾，新出现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继续与政府对抗，并策划了多起针对天主教徒的恐怖袭击事件。埃斯特拉达执政时期，政府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签署了《关于推动棉兰老和平进程协议》，但仍未能结束武装冲突。2012年4月25日，“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宣布与菲律宾政府和解，但是“摩洛伊斯兰自由斗士”等一些武装组织拒不承认协议，继续通过恐怖暴力手段从事反政府活动，谋求建立实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并把矛头指向天主教和天主教徒。从外部因素来看，域外极端组织的渗透使菲律宾民族分离组织和宗教极端思想相结合，不仅增强了它们制造恐怖袭击事件的能力，而且促进了其宗教极端化进程。
在“伊斯兰国”出现前，“基地”组织就极力宣传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蛊惑菲律宾的民族分离组织通过暴力“圣战”与政府对抗。“伊斯兰国”出现后，其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和“建国”目标对菲律宾的民族分离组织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伊斯兰国”积极向菲律宾的极端组织传授暴力思想、作战技术和经验，促进了宗教极端组织与菲律宾本土民族分离组织的合流。
此外，“伊斯兰国”还在东南亚地区设立了多个恐怖训练营，为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极端分子提供思想指导和专业培训，进一步使“伊斯兰国”成为东南亚极端组织的支持者和效忠对象。“伊斯兰国”产生不久，“穆特组织”、阿布沙耶夫武装与“摩洛伊斯兰自由斗士”都宣布效忠于“伊斯兰国”组织。在最近的恐怖袭击中，“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武装在劫持人质后，竖起了“伊斯兰国”特有的黑旗，事实上是在宣誓它们与“伊斯兰国”的联系以及“伊斯兰国”在东南亚的存在。“伊斯兰国”也迅速宣布对事件负责，旨在为“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武装提供舆论支持。
菲律宾的极端组织选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出访中东和欧洲之际发动恐怖袭击也绝非偶然。此次恐怖袭击发生之际，恰逢特朗普相继访问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意大利和梵蒂冈。特朗普在沙特发表讲话，高调宣示美国的反恐政策，同时倡导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亚伯拉罕宗教之间实现和解，共同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扩张。因此，此次菲律宾恐怖袭击事件具有针对美国反恐政策调整的强烈意味。与此同时，埃及的基督教科普特教徒遭到恐怖袭击，作为典型基督教国家的英国发生曼彻斯特恐怖袭击，都有“伊斯兰国”通过恐怖袭击挑衅美国和西方，显示自身存在的图谋。
在此次菲律宾恐怖袭击事件中，“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武装一改单独作战的传统，采取密切配合的作战方式，充分体现了菲律宾民族分离组织之间及其与域内外极端组织合流的特点。极端组织占领了马拉维市的大部分城区，且绑架数百人作为人质，制造全城遭受恐怖袭击的浩大声势，进而放大恐怖效应，凸显了菲律宾南部地区反恐形势的严峻性。
几百年来，菲律宾南部地区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之間虽然冲突不断，但是基本上没有超过国内冲突的范畴。但是，此次恐怖袭击事件不仅具有菲律宾与邻国极端分子相互勾连的特点，而且与印尼、埃及和英国等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具有明显的同步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邻国极端分子的参与，凸显了东南亚地区恐怖极端分子的跨国联动；极端组织试图复制“伊斯兰国”的“建国”模式，则体现了“伊斯兰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渗透及其对该地区极端组织的领导和整合能力。有资料表明，部分菲律宾和印尼极端分子已经放弃奔赴伊拉克和叙利亚，转而寻求在棉兰老岛地区发动“圣战”。
总之，菲律宾民族分离组织日趋宗教极端化，极端组织跨国活动能力增强，“伊斯兰国”在东南亚组织的渗透，都表明东南亚或将成为国际反恐斗争的一个主战场，这也是东南亚国家、东盟以及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从维护中国与东盟友好合作、周边环境稳定及“一带一路”建设安全环境的角度出发，加强中国与东盟、东南亚国家的反恐合作也将变得更加迫切。
2017年5月中下旬，在英国和埃及发生恐怖袭击的同时，东南亚的菲律宾和印尼等国也相继遭遇恐怖袭击，尤其以菲律宾极端组织与“伊斯兰国”合流制造的恐怖袭击最为引人注目，其实施者为极端组织“穆特组织”（Maute Group，也译为“毛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武装。此次恐怖袭击具有民族分离组织与恐怖极端组织合流的典型特征，同时也具有武装叛乱的特点，其背后的根源不仅与菲律宾长期存在的摩洛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伊斯兰国”从中东向东南亚渗透和扩散的产物。伴随“伊斯兰国”组织在中东开始走向穷途末路，其通过向世界各地扩散建立分支组织，实施本土化策略，或将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武装——从民族分离组织到宗教极端组织
菲律宾的民族分离组织由来已久，但其经分化而产生宗教极端组织则主要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事情。“摩洛民族解放阵线”（TheMoroNationalLiberationFront）是菲律宾最大的民族分离组织。1978年，“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与马科斯政府和解后，其中一支脱离该组织成立了“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The MoroIslamic Liberation Front），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最大的民族分离组织和宗教极端组织。但是，“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内部围绕如何处理与菲律宾政府的关系发生多次分裂，由此产生了摩洛伊斯兰自由斗士（Moro Islamic FreedomFighters）、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Bangsamoro Islamic FreedomFighters）、“穆特组织”等极端组织，它们打着伊斯兰的旗号，试图建立所谓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并与境内外极端势力勾结，策动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
“穆特组织”的创始人是穆特兄弟，他们的父亲曾经担任过“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高级官员。2012年10月7日，“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与阿基诺政府达成和平协议。2013年，穆特兄弟因为反对“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与阿基诺政府和解而另立门户，这就是“穆特组织”的缘起。“穆特组织”成立后继续在菲律宾南部从事反政府活动，其目标是建立所谓的独立“伊斯兰国家”。该组织成立后，制造了多起炸弹袭击和绑架勒索案，但是其影响力远逊于阿布沙耶夫武装，并不引人注目。2016年11月24日，“穆特组织”曾占领了棉兰老岛的布提镇，菲律宾政府在随后六天的行动中击毙了该组织11名极端分子，这时“穆特组织”才引起菲律宾政府的重视。
阿布沙耶夫武装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在苏禄群岛、巴西兰岛和塔威塔威群岛等地从事分裂活动，有资料认为该组织是塔利班的菲律宾分支。该组织有20多年与菲政府武装斗争的经验，同时与棉兰老岛地区的诸多反政府武装有盘根错节的联系。阿布沙耶夫武装创始人为阿布杜拉加克·让加拉尼（AbdurajakJanjalani），主要成员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学生，其政治目标是在菲南部建立实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阿布杜拉加克·让加拉尼在1998年被击毙，他的弟弟、思想更加极端且本身就是炸弹专家的卡达菲·让加拉尼（Khadafyy Janjalani）继任，其制造恐怖活动的能力有所增强。2000年4月23日，该组织在马来西亚的沙巴东海岸劫持了21名游客，使其声名大噪。此外，该组织还策划和实施了多起造成重大伤亡的恐袭事件，其中就包括2002年震惊世界的印尼巴厘岛爆炸案。但是其实力也在随后政府的多次反恐行动中损失惨重，人员也从鼎盛时期的4000人下降到今天的几百人。
在最近的恐怖袭击事件中，“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武装聯手行动，一度控制了马拉维市的大部分区域，其原因在于二者目标接近并都受到“伊斯兰国”的影响。一方面，这两个组织有共同的政治诉求，双方都主张采用极端暴力手段建立所谓“伊斯兰国家”。另一方面，域外的极端势力为它们牵线搭桥，促进了它们的合流。以前，这两个极端组织都获得了“基地”组织在人员和资金上的支持，并安排其人员到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接受培训。“伊斯兰国”兴起后，它们又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在资金、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获得了“伊斯兰国”的支持，“伊斯兰国”甚至直接派炸弹专家予以支持，这也是“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武装在最近的恐怖袭击和叛乱行动中颇具战斗力的原因所在。
菲律宾恐怖袭击事件的复杂根源及影响
多年来，菲律宾政府多次在南部地区清剿民族分离组织和极端分子，取得了重大的战果，但是由于族群矛盾和宗教冲突、经济与社会发展落后等问题长期存在，加之“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域外极端势力不断渗透，导致菲律宾南部地区成为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的大本营，并不断发起具有武装叛乱性质的恐怖袭击。
族群矛盾和经济发展落后导致菲律宾南部局势长期动荡，构成了滋生极端组织的肥沃土壤。在民族构成上，菲律宾85%以上的人口属于比萨扬人、他加禄人、伊洛克人、比科尔人、卡加延人等，宗教信仰主要为天主教，但历史上棉兰老岛的居民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米南加保人，并一直存在独立的政权。近代以来，南部穆斯林一直为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而斗争。在菲律宾独立后，中央政府数次爆发与棉兰老岛分离势力的冲突，族群矛盾在冲突中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族群隔阂也不断加深。
在宗教上，菲律宾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徒占其人口的80%，其余大多是在棉兰老岛及其周围聚集的穆斯林。在西班牙、美国和日本殖民时期，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持续了几百年。菲律宾独立后，政府和棉兰老岛的穆斯林武装之间持续了20多年的冲突，造成大约12万人丧生。在最近的恐怖袭击事件中，天主教教堂成为“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武装攻击的对象，天主教牧师和教徒也成为主要的绑架对象，进一步凸显了南部地区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矛盾。 南部穆斯林族群内部的矛盾也十分复杂，民族分离组织的内部也发生了多次分裂。在20世纪90年代，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与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而阿布沙耶夫武装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则表示强烈反对，并继续谋求以恐怖暴力手段在南部地区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穆特组织”的成立也具有相似的原因。
此外，长期的战乱使南部地区安全环境十分恶化，加上交通不便，通信不发达等原因，使南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成为政治和经济上的边缘地带，进而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菲律宾政府族际整合政策和民族和解政策的失败，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矛盾，并呈现出民族矛盾日趋宗教化的趋势。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实施了以民族同化为核心的族际整合政策，试图将南部地区的穆斯林永久地整合到主体民族中，但始终都不成功，导致穆斯林族群与天主教徒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后来，菲律宾政府改变策略，转而承认穆斯林族群政治诉求的合法性，并尝试推动民族和宗教和解。在马科斯执政时期，政府试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部的穆斯林问题，并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签订和解协议，但不久后双方便再起冲突。1996年9月，拉莫斯政府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达成协议，菲政府做出退让，同意在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巴西兰省（伊莎贝拉市除外）、南拉瑙省、苏禄省、塔威塔威省、马京达瑙省和马拉维市地方建立了“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但是和平协议的签订和穆斯林自治区的建立并没有完全解决双方的矛盾，新出现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继续与政府对抗，并策划了多起针对天主教徒的恐怖袭击事件。埃斯特拉达执政时期，政府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签署了《关于推动棉兰老和平进程协议》，但仍未能结束武装冲突。2012年4月25日，“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宣布与菲律宾政府和解，但是“摩洛伊斯兰自由斗士”等一些武装组织拒不承认协议，继续通过恐怖暴力手段从事反政府活动，谋求建立实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并把矛头指向天主教和天主教徒。从外部因素来看，域外极端组织的渗透使菲律宾民族分离组织和宗教极端思想相结合，不仅增强了它们制造恐怖袭击事件的能力，而且促进了其宗教极端化进程。
在“伊斯兰国”出现前，“基地”组织就极力宣传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蛊惑菲律宾的民族分离组织通过暴力“圣战”与政府对抗。“伊斯兰国”出现后，其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和“建国”目标对菲律宾的民族分离组织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伊斯兰国”积极向菲律宾的极端组织传授暴力思想、作战技术和经验，促进了宗教极端组织与菲律宾本土民族分离组织的合流。
此外，“伊斯兰国”还在东南亚地区设立了多个恐怖训练营，为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极端分子提供思想指导和专业培训，进一步使“伊斯兰国”成为东南亚极端组织的支持者和效忠对象。“伊斯兰国”产生不久，“穆特组织”、阿布沙耶夫武装与“摩洛伊斯兰自由斗士”都宣布效忠于“伊斯兰国”组织。在最近的恐怖袭击中，“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武装在劫持人质后，竖起了“伊斯兰国”特有的黑旗，事实上是在宣誓它们与“伊斯兰国”的联系以及“伊斯兰国”在东南亚的存在。“伊斯兰国”也迅速宣布对事件负责，旨在为“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武装提供舆论支持。
菲律宾的极端组织选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出访中东和欧洲之际发动恐怖袭击也绝非偶然。此次恐怖袭击发生之际，恰逢特朗普相继访问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意大利和梵蒂冈。特朗普在沙特发表讲话，高调宣示美国的反恐政策，同时倡导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亚伯拉罕宗教之间实现和解，共同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扩张。因此，此次菲律宾恐怖袭击事件具有针对美国反恐政策调整的强烈意味。与此同时，埃及的基督教科普特教徒遭到恐怖袭击，作为典型基督教国家的英国发生曼彻斯特恐怖袭击，都有“伊斯兰国”通过恐怖袭击挑衅美国和西方，显示自身存在的图谋。
在此次菲律宾恐怖袭击事件中，“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武装一改单独作战的传统，采取密切配合的作战方式，充分体现了菲律宾民族分离组织之间及其与域内外极端组织合流的特点。极端组织占领了马拉维市的大部分城区，且绑架数百人作为人质，制造全城遭受恐怖袭击的浩大声势，进而放大恐怖效应，凸显了菲律宾南部地区反恐形势的严峻性。
几百年来，菲律宾南部地区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之間虽然冲突不断，但是基本上没有超过国内冲突的范畴。但是，此次恐怖袭击事件不仅具有菲律宾与邻国极端分子相互勾连的特点，而且与印尼、埃及和英国等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具有明显的同步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邻国极端分子的参与，凸显了东南亚地区恐怖极端分子的跨国联动；极端组织试图复制“伊斯兰国”的“建国”模式，则体现了“伊斯兰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渗透及其对该地区极端组织的领导和整合能力。有资料表明，部分菲律宾和印尼极端分子已经放弃奔赴伊拉克和叙利亚，转而寻求在棉兰老岛地区发动“圣战”。
总之，菲律宾民族分离组织日趋宗教极端化，极端组织跨国活动能力增强，“伊斯兰国”在东南亚组织的渗透，都表明东南亚或将成为国际反恐斗争的一个主战场，这也是东南亚国家、东盟以及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从维护中国与东盟友好合作、周边环境稳定及“一带一路”建设安全环境的角度出发，加强中国与东盟、东南亚国家的反恐合作也将变得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