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破案、判案讲究两个字：巧、妙。所谓巧，就是破案要有智慧，别出心裁，见人所未见，而且破得不费力气；所谓妙，就是要判词巧妙，显示出官吏的才情文笔。否则，如果靠笨法破案，即使破了，也不能赢得人们的称道。
　　各个朝代对于破案、判案都有自己的要求。有的朝代，甚至将判词列入科举考试的内容。
　　如唐士子通过礼部试，进士及第后，不直接授官，须再通过吏部选官一关，考察身、言、書、判：即要求相貌端正、辞章条理、善书以及判文精妙。
　　后来的宋、明各朝，考选官吏，均试书判。所以，古人的判词一直十分讲究，那些判罪合理而又文采斐然的判词，被称为妙判。妙判一出，往往哄传天下。
　　据载，苏轼通判杭州时，正在处理积案，里正来报说城东街春宵楼出了命案。苏轼一审，才知杀人犯是灵隐寺的出家和尚了然。此人亦通符书音韵，平时喜欢附庸风雅，爱结识名流，与苏轼有一面之交。了然并不抵赖，诚惶诚恐地答道：“贫僧三年前认得李秀奴，后来便逐渐爱上了她，双双发誓，生死相依，永不分离。谁知她爱财不爱人，待贫僧床头金尽，衣衫褴褛，她便不见我了。贫僧一气之下便杀了她。”了然说完了这些话，便将手臂露出让苏轼看，但见皮肤上刺了两行字：“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
　　这真是十分滑稽的事情。苏轼非常气愤地说：“杭州方圆百里饿殍遍地，你个秃驴，不行佛家道德，念经超度众生，反而不绝红尘，贪色杀人，罪不容赦!”随即提起笔来写了这样的一首判词：“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苏轼写完了判词，随即画上一个大大的“斩”字。不料了然竟然哭道：“苏大人害苦了我!”苏轼很奇怪地问道：“杀人偿命，难道本官冤枉了你不成?”了然说：“倒是没有冤枉小僧，只是那判词有点……”苏轼笑着说：“判词怎么了?”了然说：“大人文名满天下。你把判词公布出去，必然哄传天下，小僧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生了。”
　　江盈科的《雪涛谐史》中有一则笑话判词也很妙。嘉靖间一御史，蜀人也，有口才。中贵某，欲讥御史，乃缚一鼠虫，日：“此鼠咬毁余衣服，请御史判罪。”御史判日：“此鼠若问笞杖流徙太轻，问凌迟绞斩太重，下他腐刑。”中贵(太监)知其讥己，然亦服其判断之妙。
　　史上最长的骈体判文，大概非清代老吏于成龙《婚姻不遂之妙判》莫属了。当时，于成龙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冯汝棠的女儿婉姑才貌俱全，喜欢西席钱万青，私许终身，并央媒订了婚嫁。纨绔子弟吕豹变重金贿赂婉姑的婢女，让她进谗离间，以钱财使婉姑的父亲悔了前约。后吕豹变强行迎亲，但等到交拜之际，婉姑突从袖中出利剪刺吕豹变的喉咙，吕豹变经救护得不死。婉姑逃到县里诉告，钱万青亦以悔婚再嫁控冯汝棠到县。于成龙时宰罗城，廉得其情，即飞签拘冯汝棠及吕豹变到堂。一鞫之下，立下一篇长达三百余字的判书。
　　判书文采飞扬，妙语迭出。“男欢女悦，原属恒情，夫唱妇随，斯称良偶。”“初则情传素简，频来问字之书；继则梦稳巫山，竞作偷香之客；以西席之嘉宾，做东床之快婿。”“明月三五，堪谐夙世之欢；花烛一双，永缔百年之好。”
　　也许，以今天的观点看来，文辞是否“美妙”，似乎无关法律的正义。其实，妙文与正理往往是不可分的。只有文理兼妙，方可称得妙判。在中国古人那里，善与美往往是合二为一的事。即便在今天，恐怕二者也不能完全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