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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企改革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事件。该改革背后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原来的公有制企业转变为非公有制企业。文章主要探讨的是改革后非公有制企业的效率问题以及就业问题。非公有制企业在效率方面确实比原来的国有企业更优，不仅如此，改革后的非公有制企业对就业非但没有负面影响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就业。
关键词：非公有制；效率；就业；国有企业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我国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一直不佳，1997年甚至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国有企业亏损和补贴成为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重要原因（林毅夫等，2002）。地方政府直接感受到了低效国企造成的痛苦，从而认为国企改制是唯一的出路。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大规模的改制在1995年后才展开，当时中央提出的政策是“抓大放小”。改制便来自于该政策的“放小”部分，它通常是企业民营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代名词。
改制最初在农村地区更为普遍，乡镇企业纷纷民营，成为最具活力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随后，城市的改制逐渐兴起，总共经历了两波浪潮。在第一波浪潮中，改制遵循最初顺德和诸城的模式，采用职工全员持股的方式。然而，第二波改革很快开始，顺德和诸城放弃了原有模式，转而采取股份集中或管理层收购的新模式。上世纪90年代末，人们开始普遍认为，改制需要允许管理层持大股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转型。因此，管理层收购成了第二波改制的主要模式。国有企业改制成民营成为企业改革的关键，而“国退民进”则成了许多城市的改制口号。
但是，作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改制后的民营企业效率如何，相对于未改制的国有企业，它们的效率表现真的更好吗？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改制因为伴随着大规模的国企职工下岗和失业而广受批评。那么，民营企业这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到底又会给就业带来何种影响呢？本文试图就以上两个问题给出合适的解释。
二、理论框架
与非公有制企业不同，作为与“资本雇佣劳动”体制的对立，公有制企业选择了“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将一切物质资本和财务资本都归“公有”。公有制的法权体系规定全部生产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宣布个人不拥有任何生产性资源的合法权力。消除了个人产权的公有制企业，合乎逻辑地实现了一切资源归公。个人不但不能充当公有企业财务资本和其它物质资本的最终委托人，而且无法凭借其自身拥有的人力资源，通过选择与公有制企业订立的市场合约、作为要素所有者进入企业合约。公有制企业的非市场合约性，从根本上消除了保证企业效率的一种机制：市场校正企业出错。企业出错的原因，是企业要事先通过合约把各种资源组织进企业，并经过一个企业过程（由企业家和其它代理人指挥）将产品和服务生产出来，再通过市场销售。在这个市场过程中，不确定性常常将企业和企业家事先的战略计划连同其调整应变的全部努力击败。为了对付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家才能是最重要的，能够充分有效激励企业家才能的制度即由企业家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更是重要的。只有市场能够校正企业和企业家的出错，其基本机制就是自由的、可竞争的合约选择。当一种合约在市场竞争中显现为不合算或相对不合算时，资源可以向别的地方流动。资源所有者为其选择承担责任的约束下，所有市场合约最终都将受到生存检验，即我们常说的硬预算约束。公有制企业消除了企业的市场合约基础，同时就把市场校正企业和企业家出错的机制也消除了。更严重的问题是，在产权选择合约的权力被根本禁锢的场合，公有制企业甚至无从知道出错的发生。即便公有制企业从宏观上“掌握”了体系不能发出的信号，从而知道资源的利用效率极低，它也对微观层面上提高节约效率无能为力，因为各种进入退出机制在公有制体系里全被消除了。
上述分析让我们明白了国有企业改制可能带来的效率改进。在非公有制经济下，基于个人合法产权的基础，任何集合起来的组织可以最终追溯到组成集合体的个人。硬预算约束不仅可以让非公有企业更具效率，它还会直接淘汰那些相对效率低下的企业，让资源流向回报率更高的地方。当我们预期改制后的非公有制企业将更有效率的时候，国有企业改制对就业的影响将变得不确定。改制硬化的企业预算约束给了它更强的利润动机，因而会促使他们降低劳动成本，从而进行裁员（Shleifer and Vishny，1994）。改制后的非公有制企业所有者可能更善于管理，从而提高企业的营销和创新能力，使企业进入新的市场。这样，企业产出将会增加，并且当产出增加效应占主导地位时，改制后的非公企业将带来产出增加。
三、实证分析
（一）非公有制企业效率
改制后的非公有制企业能否获得成功还需要通过效率的检验。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需要考虑如何衡量企业效率，以及选取何种企业的样本。郎咸平用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作样本，提出国企的表现并不比民企企业糟糕（李开发，2006）。但我们都知道这些国企都是大型企业，且在相应领域有相当大的垄断力量。选用有偏的样本会扭曲国企和民企的整体比较。本文选取的样本来自IFC在2002年的一项调查，包含11座城市的683家企业样本，来评估改制后的非公有制企业的效率表现。我们选取了三个效率指标比较样本中的公有和非公有企业：资产回报率、人均销售额以及投资额。表1展示了比较结果
从表1可以看到，改制企业比未改制企业在资产回报率和人均销售额两方面表现得更好。特别是未改制企业在抽样时期平均而言年年亏损，但改制企业则显示正的平均回报。然而，在新投资方面，改制企业和未改制企业区别不大。这表明改制企业的更优秀表现并非来自新投资，而是来自效率的改进。表2展示了比较结果。
表2比较了民营改制企业和完全国有企业的情况。若伴有民营，改制的效果在资产回报率方面有所提高，但对人均销售额的影响差异不大。此外，民营改制企业的投资比完全国有企业的更少。这进一步增强了先前的结论，即改制企业的效率改进并非来自更多的投资，而是来自更有效率地利用现有的人力、设备和技术。我们还可以看到，改制对资产回报率有显著的正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在改制后逐年增加。要使改制有效提高利润率，显然必须经历一个学习过程。其次，改制对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甚至可能有负向影响。这一结果为民营改制企业在收益率上的更佳表现提供一个解释，即这些企业节约成本的意愿比传统国企更强。正如上一部分我们的分析，非公有制企业在面临硬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将会更具效率。
（二）改制后的非公有制企业就业
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国企的雇佣人数是增加的，但自1996年起便开始下降。集体企业的雇佣人数早在1992年起便开始下降。1998年是国企就业下降最大的一年，一年之内2000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到2004年，国企部门的就业比1995年减少了40%。从1995年到2004年间，国企部门消减了4550万个工作岗位，集体部门则消减了2250万个；也就是说，10年间共有6800万人需要在民营部门寻找工作，而民营部门的扩张确实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表3和表4对比了改制企业和未改制企业的就业情况。表3展示了比较结果。
表3的一个结果尤为值得关注。下岗职工占未改制国企职工总数的33%，但只占改制国企职工的17%。另一方面，在职职工占未改制国企职工总数的44%，而在改制国企的比例达到65%。这一比较表明，失业和下岗是由于改制国企裁减职工造成的。总所周知，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隐形失业问题，这显然不是有效利用人力的办法。表4表明，改制企业的确比传统国企表现更佳。该表显示的样本是1995-2001年间的下岗和解雇职工总人数。未改制国企的下岗职工比例仍比改制企业明显更高（69%和29%）。因此，即使改制企业在改制时裁减了更多职工，它们在改制后累计下岗职工要少得多，这也就意味着，从长期来看，改制有助于改善就业。
参考文献：
[1]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赵晓.竞争、公共选择和制度变迁[C].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1999.
[3]姚洋.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高旻，重庆市节能技术服务中心；付海，重庆市巴南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关键词：非公有制；效率；就业；国有企业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我国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一直不佳，1997年甚至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国有企业亏损和补贴成为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重要原因（林毅夫等，2002）。地方政府直接感受到了低效国企造成的痛苦，从而认为国企改制是唯一的出路。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大规模的改制在1995年后才展开，当时中央提出的政策是“抓大放小”。改制便来自于该政策的“放小”部分，它通常是企业民营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代名词。
改制最初在农村地区更为普遍，乡镇企业纷纷民营，成为最具活力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随后，城市的改制逐渐兴起，总共经历了两波浪潮。在第一波浪潮中，改制遵循最初顺德和诸城的模式，采用职工全员持股的方式。然而，第二波改革很快开始，顺德和诸城放弃了原有模式，转而采取股份集中或管理层收购的新模式。上世纪90年代末，人们开始普遍认为，改制需要允许管理层持大股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转型。因此，管理层收购成了第二波改制的主要模式。国有企业改制成民营成为企业改革的关键，而“国退民进”则成了许多城市的改制口号。
但是，作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改制后的民营企业效率如何，相对于未改制的国有企业，它们的效率表现真的更好吗？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改制因为伴随着大规模的国企职工下岗和失业而广受批评。那么，民营企业这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到底又会给就业带来何种影响呢？本文试图就以上两个问题给出合适的解释。
二、理论框架
与非公有制企业不同，作为与“资本雇佣劳动”体制的对立，公有制企业选择了“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将一切物质资本和财务资本都归“公有”。公有制的法权体系规定全部生产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宣布个人不拥有任何生产性资源的合法权力。消除了个人产权的公有制企业，合乎逻辑地实现了一切资源归公。个人不但不能充当公有企业财务资本和其它物质资本的最终委托人，而且无法凭借其自身拥有的人力资源，通过选择与公有制企业订立的市场合约、作为要素所有者进入企业合约。公有制企业的非市场合约性，从根本上消除了保证企业效率的一种机制：市场校正企业出错。企业出错的原因，是企业要事先通过合约把各种资源组织进企业，并经过一个企业过程（由企业家和其它代理人指挥）将产品和服务生产出来，再通过市场销售。在这个市场过程中，不确定性常常将企业和企业家事先的战略计划连同其调整应变的全部努力击败。为了对付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家才能是最重要的，能够充分有效激励企业家才能的制度即由企业家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更是重要的。只有市场能够校正企业和企业家的出错，其基本机制就是自由的、可竞争的合约选择。当一种合约在市场竞争中显现为不合算或相对不合算时，资源可以向别的地方流动。资源所有者为其选择承担责任的约束下，所有市场合约最终都将受到生存检验，即我们常说的硬预算约束。公有制企业消除了企业的市场合约基础，同时就把市场校正企业和企业家出错的机制也消除了。更严重的问题是，在产权选择合约的权力被根本禁锢的场合，公有制企业甚至无从知道出错的发生。即便公有制企业从宏观上“掌握”了体系不能发出的信号，从而知道资源的利用效率极低，它也对微观层面上提高节约效率无能为力，因为各种进入退出机制在公有制体系里全被消除了。
上述分析让我们明白了国有企业改制可能带来的效率改进。在非公有制经济下，基于个人合法产权的基础，任何集合起来的组织可以最终追溯到组成集合体的个人。硬预算约束不仅可以让非公有企业更具效率，它还会直接淘汰那些相对效率低下的企业，让资源流向回报率更高的地方。当我们预期改制后的非公有制企业将更有效率的时候，国有企业改制对就业的影响将变得不确定。改制硬化的企业预算约束给了它更强的利润动机，因而会促使他们降低劳动成本，从而进行裁员（Shleifer and Vishny，1994）。改制后的非公有制企业所有者可能更善于管理，从而提高企业的营销和创新能力，使企业进入新的市场。这样，企业产出将会增加，并且当产出增加效应占主导地位时，改制后的非公企业将带来产出增加。
三、实证分析
（一）非公有制企业效率
改制后的非公有制企业能否获得成功还需要通过效率的检验。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需要考虑如何衡量企业效率，以及选取何种企业的样本。郎咸平用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作样本，提出国企的表现并不比民企企业糟糕（李开发，2006）。但我们都知道这些国企都是大型企业，且在相应领域有相当大的垄断力量。选用有偏的样本会扭曲国企和民企的整体比较。本文选取的样本来自IFC在2002年的一项调查，包含11座城市的683家企业样本，来评估改制后的非公有制企业的效率表现。我们选取了三个效率指标比较样本中的公有和非公有企业：资产回报率、人均销售额以及投资额。表1展示了比较结果
从表1可以看到，改制企业比未改制企业在资产回报率和人均销售额两方面表现得更好。特别是未改制企业在抽样时期平均而言年年亏损，但改制企业则显示正的平均回报。然而，在新投资方面，改制企业和未改制企业区别不大。这表明改制企业的更优秀表现并非来自新投资，而是来自效率的改进。表2展示了比较结果。
表2比较了民营改制企业和完全国有企业的情况。若伴有民营，改制的效果在资产回报率方面有所提高，但对人均销售额的影响差异不大。此外，民营改制企业的投资比完全国有企业的更少。这进一步增强了先前的结论，即改制企业的效率改进并非来自更多的投资，而是来自更有效率地利用现有的人力、设备和技术。我们还可以看到，改制对资产回报率有显著的正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在改制后逐年增加。要使改制有效提高利润率，显然必须经历一个学习过程。其次，改制对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甚至可能有负向影响。这一结果为民营改制企业在收益率上的更佳表现提供一个解释，即这些企业节约成本的意愿比传统国企更强。正如上一部分我们的分析，非公有制企业在面临硬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将会更具效率。
（二）改制后的非公有制企业就业
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国企的雇佣人数是增加的，但自1996年起便开始下降。集体企业的雇佣人数早在1992年起便开始下降。1998年是国企就业下降最大的一年，一年之内2000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到2004年，国企部门的就业比1995年减少了40%。从1995年到2004年间，国企部门消减了4550万个工作岗位，集体部门则消减了2250万个；也就是说，10年间共有6800万人需要在民营部门寻找工作，而民营部门的扩张确实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表3和表4对比了改制企业和未改制企业的就业情况。表3展示了比较结果。
表3的一个结果尤为值得关注。下岗职工占未改制国企职工总数的33%，但只占改制国企职工的17%。另一方面，在职职工占未改制国企职工总数的44%，而在改制国企的比例达到65%。这一比较表明，失业和下岗是由于改制国企裁减职工造成的。总所周知，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隐形失业问题，这显然不是有效利用人力的办法。表4表明，改制企业的确比传统国企表现更佳。该表显示的样本是1995-2001年间的下岗和解雇职工总人数。未改制国企的下岗职工比例仍比改制企业明显更高（69%和29%）。因此，即使改制企业在改制时裁减了更多职工，它们在改制后累计下岗职工要少得多，这也就意味着，从长期来看，改制有助于改善就业。
参考文献：
[1]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赵晓.竞争、公共选择和制度变迁[C].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1999.
[3]姚洋.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高旻，重庆市节能技术服务中心；付海，重庆市巴南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